“知识不能改变命运，不过，拆迁可以！”这句话虽然是一句网上流传的戏谑之语，却极为残酷地揭示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生存现状。的确，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大都会节节攀升的房价带动下，举国上下陷入了一场房地产业的狂欢。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工程不断摧毁着传统的都市地标，代之以钢筋混凝土与玻璃幕墙构成的后现代城市景观。当代中国人不得不指着一片陌生的风景，呢喃着“这是我当年住过的地方”，却再也找不到通往故乡的小径。可以说，整个中国的面貌都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升斗小民在通货膨胀中不断缩水的工资，让他们面对以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房价时只能陷入深深的绝望。太多太多的年轻人不得不挤出全家几代人的积蓄，再“赌上”几百万的贷款和此后二三十年的光阴，才能在大城市中获得立锥之地。相较之下，知识与学历能够换取的东西真是太少太少。于是，房子与房价牵连着无数中国人的希冀、命运与苦痛，成了当代中国人生活的重心与支柱。随便走进中国的大街小巷，市井百姓要么暗自得意自己早早下手，趁房价飙升前买下一套甚至几套房子；要么在沮丧懊悔的情绪中，抱怨自己没有及时出手买房；要么则身处城乡接合部的陋室里，期盼着拆迁带来的巨额补偿金。
　　毫无疑问，城市改造、房价飙升以及拆迁补偿等现象，是中国当下最重要的社会景观，一位敏感而有抱负的小说家自然不会将这一题材轻易放过。张玲玲的中篇小说《平安里》就是这样的作品。这部作品以一个名为“平安里”的老旧社区为中心，通过描写陈菊英、朱荣棋、戴淑芬、陆爱华、秦志娟等小人物于企盼拆迁中度过的十二年光阴，展现了一代中国人在城市改造进程中经历的焦灼、无奈、狂喜与辛酸。
　　应该说，这样的题材本身并不算特别新鲜。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刘心武就在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中，写出侯家十余口人挤在一间十六平米的陋室里，因无数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引起的种种口角与纷争，刻画了生活空间的逼仄如何让人的心灵空间变得狭小而丑陋。只不过在刘心武这类乐于通过小说创作指点江山的作家来说，他更愿意将作品中那些对生活细节的描写当作一个入口，迅速过渡到对现代化进程的歌颂之中。于是，在作家滔滔不绝的议论里，现代化成了当代中国唯一的出路，似乎只要能够高速推进城市改造，曾经有过的烦恼、争执、痛苦与无奈就将烟消云散，狭隘卑琐的市井百姓也终将变得高尚大度起来。
　　而对于年轻一代的张玲玲而言，她虽然同样描写狭小空间下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刻薄，为改变命运而生发出的对拆迁的种种企盼，但却显然无意去宏观地思考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也不愿用小说创作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进程，更没有对于人性的乐观期待。作家真正试图在《平安里》中做的，是用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垒筑起一座人生的牢笼，再把她的人物放置在里面，细细玩味其中蕴含的哲理与意味。之所以这篇小说会给读者这种感觉，主要是因为张玲玲选择了一种很有特色的叙述方式。从总体来看，这篇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叙事，不动声色地讲述人物的遭遇和内心活动。不过随着情节的不断推进，叙述者经常会“跳”出来品评人物，面对读者发表一番有关人生的感喟。例如，小说描写陈菊英在丈夫去世后家境沦落，儿子学习也不太好，只能去苏北一家厨师学校上学，自己的心胸越来越狭窄，性格也逐渐变得尖酸刻薄时，会突然插入一些叙述者的点评和感慨：
　　所以陈菊英在陈先生去世后的生活，十分黯淡无光。她很少谈论大武（指陈菊英的儿子——引者注），也很少谈论房子和自己，她只谈论旁人，她本来没有那么刻薄——过得好，谁不宽容？善良是要优越感来帮衬的。陈先生在的时候，陈菊英也善良的呀，但贫穷消磨自尊的同时，也会消磨掉气性与柔软，只余下愤懑。
　　在有些时候，叙述者不仅会根据人物的命运变化、人生遭际发出相应的感喟，而且还会去暗示情节之后的发展走向。例如，戴淑芬的女儿芳娣第一次走进平安里，被这里贫穷破败的景象震惊了，小说家在此处写道：“芳娣被母亲戳开的平安里一角世事吓了一跳。她自小在农村长大，也很少目睹这样穷困的景象，她更没想到的，尘世这一张帷幕，帷幕之后的才可称之为惊人，到了后来，劫难嚣嚣，一定会落在她身上。”在此之后，小说果然描写了芳娣不断被继父朱荣棋性骚扰，对平安里的生活感到异常绝望。
　　毫无疑问，张玲玲对自己笔下的这类议论与感喟是非常得意的，要不，它们怎么会在叙述中大量出现呢？读者甚至会觉得，小说家是以欣赏和玩味的态度，看着笔下的人物被生活的洪流所裹挟，困在破败狭小的平安里动弹不得，并从中品出一些貌似深刻的有关人生的哲理与意味。因此，张玲玲在小说中发表一番议论之后，常常于笔端流露出一些富有诗意的意象，每每令读者印象深刻。例如，小说家在感慨要不是丈夫英年早逝，陈菊英的命运可能会有所不同时，就写道：“如果陈先生不那么早走，也不至于需要在这里面熬。熬一味苦情的中药。”而小说在描写李卫国因为鄙视自己的妻子陆爱华，下了班总是留在办公室里不爱回家时，则发出了这样一段议论：“李卫国最鄙薄的偏是陆爱华和自己——自己居然找了这样一个女人。所以回家也故意很迟，在办公室里面磨磨蹭蹭，把时间拉得无限长，像是黄昏时分太阳照进房间的影。”这就使得《平安里》整体上是在描写都市贫民的生活，显得压抑而寒酸，但字里行间却不时飘溢出淡淡的诗意。两相对比之下形成的反差，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特色之一。
　　因此，小说《平安里》真正的特色并不在于麻将桌上的种种闲言碎语，贫寒境遇下人性的变异，市井百姓对于房子的狂热与企盼，拆迁对于普通人命运的种种煎熬，这些其实早就被很多作家书写过了。细细想来，这篇小说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还真就是那些不断打断叙事进程的议论与感喟。这才是小说《平安里》的精华与精彩所在。不过如果吹毛求疵一些，读到上文提到的那几段引文，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玩味人生的叙事态度，这种将生命感喟转化为意象的创作方式，其实不断让人想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张爱玲。在那位当年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作家的笔下，对人物的言谈、举止、内心活动的玩味揣摩和妙语点评，常常令读者会心一笑。而张爱玲笔下那一系列异常精彩的意象，如屏风上在岁月与灰尘的侵蚀下变得黯淡破败的刺绣云雀；悄悄地走上楼梯，一步步“走进没有光的所在”的少女长安，更是令人过目不忘。在这里，意象的创设与情节的走向、人物的命运等交相辉映，构成了极为妥帖的对应关系，是张爱玲作品最为华美的段落，作家的才情与智慧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体现在这些地方。
　　显然，张玲玲对于张爱玲是颇为倾心的，因此在小说写法上不时地流露出那位前辈作家的影子。不过，或许是由于作家涉世未深，尚未获得足够的阅历以洞悉人性的幽微曲折，这就使得她笔下的那些感喟和意象虽然非常精彩，也展露出了足够的才华，但却多少显得有些稚嫩。毕竟，张爱玲那苍凉与华美同在的文笔，那烛照心灵幽暗所在的笔触，都是特殊的战争年代与独特的个人禀赋相互激发的产物，可遇而不可求。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张玲玲不把平安里刻画成一个封闭的牢笼、再细细品味那些贫寒生活中蕴含的人生哲理，而是将平安里视为激烈变革的中国社会的一个开放性的节点，串联起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或许能够使作品不再局限在人性内部兜圈子，获得更为开阔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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