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格林尼治时间4月13日13时，欧洲累计确诊新冠肺炎人数超过94万，近8万人死亡。
　　作为全球贸易的重要一环，欧盟面临在疫情变量下重振经济的挑战。

产业链布局引发供需两端受打击

　　当地时间2月1日深夜对于欧盟来说是一个普通的夜晚，对于华裔风险投资人陈叠来说却有些特别。
　　这是英国自1月31日“脱欧”以来的第一天，陈叠在伦敦度过了她的第一个加班夜。
　　由于缺乏包括口罩在内的医用物资，她在网络上忙碌着，试图寻找一切购买口罩的途径，结果却并不如意。陈叠和她负责的基金会开始考虑收购欧洲本土口罩生产厂的可行性，她想到此前曾放弃购买的一个不良债券组合中就有一家医疗急救用品厂商。拨通视频电话后，曾经负债累累的厂商告诉陈叠，此前滞销的产品已在两天时间内全部售出，设置在海外的分公司位于中国厦门，无法立刻解决陈叠团队目前的需求。
　　陈叠马上联系其他几家欧洲厂商，结果显示，其医用物资厂房都位于亚洲。虽然英国已于1月31日脱离欧盟，但仍处于过渡期，仍受欧盟规则的约束。英国在此次口罩物资匮乏事件中的缩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盟成员国的困境。
　　“长期以来，由于欧洲在20世纪的互联网革命与计算机革命中步伐稍缓，导致欧洲现阶段在一定程度上过度依赖制造业。在全球化背景下，欧盟比较依赖于全球产业链布局。欧洲是现代工业文明发源地，处于产业链顶端的精密仪器、电子、化工等传统制造业都是其强项。处于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低端部分则被欧盟转移至海外，其中就包括口罩在内的低端制造业。”疫情对欧盟产业链产生了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前期亚洲发生疫情时，对包括汽车零部件在内的供应链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生产中间产品的原材料往往来自欧洲等地，经加工后将制成品销往欧洲市场。后期欧盟疫情蔓延迅速，导致需求端无法购入制成品。
　　经历供应端受打击的欧盟如今正经历自身需求端受打击，使本已放缓的经济脚步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再度蹒跚。
　　崔洪建表示，如果欧盟内部无法巩固并开放单一市场，成员国之间不对供应链和产业链提供保障，欧盟经济恐将进一步下滑。欧盟需要尽力维护供应链与产业链，最大程度保留基本的经济生产活动。

发展经济是欧盟成立“初心”

　　欧盟的前身是欧共体。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均在欧洲爆发，欧洲人既希望解决和平问题，同时也希望恢复战后经济。1952年，在主观人为设计因素和客观历史驱动影响下，西欧六国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启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
　　联合制造业，统一市场和经济，西欧六国从一体化中得到的好处吸引着新成员加入。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东欧瓦解，西欧向东欧扩张，欧共体实现从传统经济到政治再到安全的扩张后，其潜在的经济职能不足以满足其外在需求，欧盟应运而生，成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组织，同时也是欧洲大陆经济实力最强的超国家经济体。
　　欧盟成立后，在经济上形成了内部单一市场，发行统一货币，加快资本、技术、货物、商品、人员流通，在欧盟范围内实现了“浓缩的全球化”，给欧洲经济带来了倍增效应。
　　在此基础上，欧盟国家启动了《欧盟宪法条约》，想寻求一种超国家体制，来解决他们作为单个国家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扩大和保护成员国利益。但由于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存在认知分歧，导致该投票在法国等国家遭遇失败，欧盟从经济向政治扩张的跑步变成了走步，并寻求宪法以外的替代机制。
　　崔洪建表示，尽管欧盟在政治和安全方面有需求，但在防务问题上始终未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除了欧盟之外，战后的欧洲超国家组织北约一直是美国用来控制欧洲安全的工具，尽管欧盟曾提过安全、欧洲军团、防务能力建设，但始终绕不过北约的关卡。

“货币 财政”两大举措救盟

　　欧盟在疫情初期管理缺位有哪些方面原因？
　　“在疫情到来之前，处于发展阶段中的欧盟并不具有公共卫生权力，很多权能仍在各国的地方政府手中。欧盟只有ECPC这类提供辅助性服务功能的机构，为成员国提供研究、数据分析、通报，欧盟本身没有权能介入其中，如果介入，相当于干涉成員国内政。”
　　崔洪建告诉本刊记者，另一方面，欧盟并未做好应对疫情的准备。2019年选出的新一届欧委会对疫情的反应相对迟钝。欧委会上任之初制定了包括对内发展经济、对外参与更多大国博弈的一系列战略。疫情初期，上述战略仍是欧盟的工作重点。
　　疫情暴发后，欧盟从初期平均两周一次例会提速到一周一次。“介入疫情后的欧盟给自己定了4个目标。”崔洪建说。
　　首先，加强联合合作，由ECPC来协调成员国的疫苗研究与开发。
　　其次，力促各成员国之间在统一防御方案上达成一致。尽管各成员国采取了大体相似的措施，有的国家关闭了边境，有的国家居家隔离，但步骤并不协调，导致防控效果参差不齐。
　　第三，疫情导致欧盟暴露了缺乏医疗物资生产线的现状，由于欧盟淘汰了包括口罩在内的附加值低的产业，为避免成员国之间再度出现争夺医疗物资的现象，减轻该现象对欧盟的声誉和信誉造成的影响，欧盟着力协调医疗物资。
　　第四，为成员国提供货币和财政支持。截至记者发稿前，欧洲央行已推出1200亿资产购买计划，为向包括受2009年债务危机影响导致至今债务水平仍居高不下的疫情重灾区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提供信心。在财政方面，为确保抗疫期间的资金和财政充足，同时给市场和社会释放信心，避免经济受到过大压力。欧盟提供了宽松的财政措施。一方面确保防疫不受资金影响，另一方面避免防疫给社会带来经济负担。欧盟此前规定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超过3%的红线有所松动，崔洪建表示，该措施意在为欧盟给各成员国政府松绑，使各国可以跟进并推出自救措施。目前，德国已计划投入超过8000亿欧元新债务，该金额已超过德国去年GDP总量的23%，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也在跟进。 　　“疫情持续时间、各国经济承压能力以及欧盟能够提供的政策工具都是疫情对经济造成影响的决定性因素。如果钱多，但花得不好，影响就大。反之，钱不多，但花得好，影响则相对小。经济结构上自给自足的能力强，这样的国家受影响相对小，经济结构依赖开放性市场，一旦多国边境关闭，则受影响较大。”崔洪建告訴记者。

5400亿欧元应急抗疫

　　有关资料显示，在疫情发生前的民调里，在几次涉欧投票中，意大利人对欧盟的支持率都高居各成员国前列，但欧盟在疫情前期并未给予意大利援助与支持。
　　作为欧盟老牌成员国，意大利过去十年受债务危机影响巨大，截至2019年，意大利政府的债务高达GDP的130%。
　　在意大利，当地百姓认为债务危机源自加入欧元区，但并不反对欧盟。2018年，意大利极右翼政党在大选中得票率很高，该政党主张反对欧盟。疫情发生之初，意大利向欧盟提出给予帮助的请求并未得到欧盟响应，导致反对欧盟的声音更大。为安抚意大利情绪，修补双方关系，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代表欧盟向意大利道歉。
　　作为此次疫情的欧盟重灾区，意大利最早发生疫情的地区位于该国北部经济发达的地区米兰。尽管意大利最早采取了“封城”措施，但只是关闭了一些经营性、娱乐性场所，并未限制人员流动，加之疫情短期内并未暴发导致政府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对疫情产生了误判，待疫情暴发后出现了医疗挤兑，加之意大利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数的20%—25%，导致后期死亡率居高不下。从另一种程度来讲，意大利的情况为欧盟成员国敲响了警钟。
　　“当初赠中国4万只口罩，现在中国回赠数百万只”，当地时间3月24日，意大利外长迪马约在接受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对世界多个国家对意大利的援助表示感谢。
　　在谈到中国援助时，他说当初嘲笑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人们，现在应该承认，对于这份友谊的投入让意大利有能力治病救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意大利受欧债危机影响巨大，迫切需要吸引外资以拉动本国经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疫情前为意大利提供了从基建领域拉动经济的机遇。疫情后，未来中东欧国家可能会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与中国加强合作以恢复经济。
　　“作为世界三大经济体之一的欧盟本身具有很高的消费能力，受疫情影响导致经济陷入停滞状态，生产和消费活动停止后，会影响进出口及投资，不仅会影响欧洲自身经济，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这是这次疫情最麻烦的事情。”冯仲平指出，相对恢复经济而言，欧盟及其成员国目前最紧迫的任务都是保民生、保就业，与此同时成员国之间必须相互帮助及支持。
　　但在面对恢复经济的具体举措上，各成员国之间仍有各自的考量。如何看待欧盟成员国在重振经济方面提出发行“新冠债券”的分歧？冯仲文对本刊记者表示，由于欧盟南北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政策不同，如果以欧元区名义发行共同债券，可能需要经济较发达的北欧国家做担保，之所以未能得到德国等国支持在于后者担心此笔债务或将由于意、西等国的经济状况不了了之。
　　4月9日，欧盟各国财长就5400亿欧元援助计划达成一致，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
　　据了解，这笔来之不易的援助资金由三部分组成，其中欧洲稳定机制中的欧元救援基金将提供2400亿欧元贷款，欧盟委员会“SURE”短时工作计划将投入1000亿欧元资金，欧洲投资银行针对企业贷款提供2000亿欧元保障基金。另外，欧盟还有一项用于经济复苏的重建基金计划，目前尚未公布资金来源和数额。德国总理默克尔称，欧盟援助计划是里程碑式的举措，标志着欧盟成员国对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采取了统一而坚定的对策，成员国能够借助援助计划应对失业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面对民粹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的国际形势，新冠肺炎疫情更像一个加速剂，作为“浓缩的全球化”的欧盟，能否团结一致应对危机，不仅事关5亿欧洲人的未来，对于全球化的世界来说，也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