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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河南农业战线涌现出两位县委书记的优秀典型：一位是带领群众防风固沙、治理盐碱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另一位就是带领群众修建“人工天河”红旗渠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当年焦裕禄病逝在岗位上，其典型事迹经过广泛宣传早已家喻户晓，而杨贵在其事迹还没有来得及广泛宣传时就被打成“走资派”，后来又一波三折。所以，尽管国内外参观过人间奇迹红旗渠的人不少，但真正了解杨贵的人却并不多。杨贵是红旗渠的决策者和指挥者，为了红旗渠，他付出了很多很多。
誓把林县河山重安排
林县是太行山东麓一个山高坡陡、沟壑纵横、石厚土薄的贫瘠山区。这里十年九旱，水贵如油。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在革命战争时期作出重大贡献和牺牲的林县人民，虽然在政治上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但在物质生活上仍然承受着干旱缺水的煎熬。
1953年秋天，林县又遭大旱，井塘干涸，水库见底，别说挑水抗旱，就是人畜饮水都十分困难。在这个节骨眼上，林县县委书记因病住院，安阳地委便先后两次派杨贵带工作组到林县帮助工作。在林县，杨贵亲眼看到了干旱缺水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痛苦，亲身感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迫切希望改变恶劣生存环境的强烈愿望。面对那一片片干裂的土地、一张张干渴的面孔，杨贵心急如焚。
1954年，杨贵任林县县委书记。为了及时得到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解决林县干旱缺水这个老大难问题，他在主持起草的《中共林县县委1954年山区工作意见》中，分析了当时林县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提出“和自然灾害作斗争，逐步实现林县水利化”的具体目标与措施。这个报告递上去后立即引起中共中央、中南局、省委、地委等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使杨贵更加坚定了带领全县干部群众战天斗地，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信心。
为了迅速解决缺水问题，改变山区贫穷落后面貌，杨贵决心带领林县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挖山泉寻找地下水，打旱井、修渠道、修水库蓄住天上水。在杨贵等人带领下，全县各村男女老少齐上阵，从1954年年末到1956年年底，两年时间里，全县共打出旱井5000多口。谁料天不下雨，旱井根本储不上水。杨贵意识到单靠打旱井、挖山泉无法带领林县人民走出缺水困境。为此，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以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在必要和可能时再兴建大型水利工程的方针，决定在林县淅河开凿一条淅河渠，先把林县中部淅河流域的人民从干渴中解放出来；然后将南谷洞在抗日时期曾修过的一段渠全部修完；并同时上马淇北渠和淇南渠。从1955年到1957年，先后修建了淇河渠、淅河渠、天桥断渠、抗日渠等渠道和黄华、曲山、元家口等水库，使全县水浇地扩大到16万亩。
1956年秋，杨贵专门组织全县干部群众进行了山区前途大讨论，在全县人民面前立下了“头可断，血可流，不建设好林县不罢休！”的铿锵誓言；1957年，杨贵在中共林县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苦战五年，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报告，在全县人民面前提出了“5年基本改变、10年彻底改变林县贫困落后的旧面貌”的奋斗目标。他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百折不回的精神，这种带领干部群众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决心，这种彻底解决林县缺水难题的豪情壮志，大大鼓舞了全县人民发展水利事业的积极性，也大大激发了全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的冲天干劲。
由于财力有限，淅河渠第一期工程完工后一度停工。杨贵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决定采取“谁受益，谁负担”的办法，于1957年12月12日复工续建淅河渠。为了鼓舞群众修渠热情，杨贵建议，把淅河渠命名为“英雄渠”。在修建“英雄渠”的过程中，杨贵等县委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始终奋战在工程第一线，在他们的带领下，广大修渠民工热情奔放，干劲冲天。从动工到通水仅用了短短4个月零18天。
根据中央水利建设要“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办为主，大中型相结合”的方针，杨贵和县委决定采取疏堵相结合（即上游修水库，下游疏通河道）的办法，在林县境内的淅河、淇河、露水河等河流上修建要子街、弓上和南谷洞三座水库。杨贵心想，只要建成这三座水库，加上已经修好的几条渠道和其他水利设施，就可以形成纵贯全县的南、北、中三个水利灌溉体系，基本结束林县“水缺贵如油”的历史。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1958年底到1959年麦收后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旱灾，使林县境内的淇河、淅河、露水河以及发源于林县中部林虑山下的洹河全部断流，已经建成的渠道无水可引，水库无水可蓄，不但大秋作物下不了种，而且人畜饮水也陷入困境，很多村庄的群众又不得不翻山越岭远道取水。在当时那种“挖山泉、打水井，没水可取；挖旱池、打旱井，没水可蓄；修水渠、建水库，没水可引”的情况下，杨贵等人认识到，要彻底解决林县缺少的难题，唯一的办法只有走出林县，去寻找新的水源。
引漳入林战太行
1959年6月11日，杨贵主持召开县委书记处会议，对全县水利建设远景规划进行了新的分析和研究。并决定立即组织调查组兵分三路，分别溯漳河、淇河、淅河而上到山西境内寻找新水源。6月13日，杨贵和县委书记处书记周绍先带着一个调查组冒着酷暑、沿着崎岖的山路溯漳河一路西行，当进入与林县交界的山西平顺县石城公社地界时，峡谷中巨浪冲天，震耳欲聋。当他了解到这条河水源充足，流量比较稳定，常年流量为每秒25立方米左右，即使是枯水期也有每秒10立方米左右时，高兴得跳了起来。得到第一手资料的杨贵通过与其他两个调查组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比较，做出了引漳入林的初步设想。
1959年10月4日，杨贵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就引漳入林工程的可行性等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深入细致的实地勘测分析，在上级有关领导的积极支持下，中共林县县委于10月10日正式做出了引漳入林这个20世纪中国水利史上的重大决策。接着，杨贵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对引漳入林工程的有利条件、存在困难及其相应的措施进一步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1960年2月6日，当远在外地开会的杨贵得到山西省委正式来信同意引漳入林的消息后，立即电告主持县委工作的常务副书记李运宝做好动员准备工作，尽快开工。2月10日，李运宝代表林县县委主持召开了全县引漳入林誓师大会，宣布了动员令。2月11日，以县委领导为先导的3.7万名修渠大军扛着工具、挑着行李向巍巍太行山挺进。
住房不够，他们就住山崖、垒石庵、挖窑洞、搭席棚。一时芦席告罄，杨贵当机立断，立即号召全体机关干部抽出自己家的芦席支援工地。当县委书记床上的芦席抽出来后，各单位数千张芦席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工地。工具缺少自己带，坏了自己修。钢钎短了改成手把钻，抬杆断了改成洋镐把。缺少炸药，他们就用国家分配用于农业生产的硝氨造；没有石灰，就地取材就地烧炼；缺少水泥，用土窑代替高炉自己生产。
在修筑拦河坝时，面对奔腾咆哮的浊漳河，修渠民工在杨贵等人的指挥下，冒着严寒，一个个跳进冰冷刺骨的急流，手拉手、肩并肩，拦起一道道人墙，岸上的人抬的抬、背的背、扛的扛，经过80多天的日夜奋战，终于逼着浊漳河流进了红旗渠源隧洞。面对“猴子不敢上，禽鸟不敢沾”的石子山，杨贵组织几十名青年突击队员用麻绳捆住身子，系到石子山腰，悬在半空抡锤扶钎打炮眼，终于轰开了石子山这个阻挡红旗渠去路的拦路虎。
为突破鹦鹉崖险关，在杨贵的亲自带领下，干部群众一起顶班劳动，一起挥锤扶钎，不知换了多少根钢钎，磨损了多少柄铁锤。在一声声巨响中，险堑瘫痪了，石头酥软了，只见震开的崖壁裂缝中悬挂着一块块摇摇欲坠的碎石。为了确保在崖壁下面施工人员的安全，杨贵立即组织任羊成等12名排险勇士用绳子拴住身体，带着锤、钎、钩、撬等工具，顺着大绳飞下悬崖，硬是冒着生命危险一块一块地把那些松动的石块钩落下来。
青年洞是红旗渠的咽喉工程。由于这里全部是绛紫色石英砂石，坚硬如钢，施工十分困难。一锤打下去只能打出一个小小的白点，半天也打不出一个炮眼，工程进度相当缓慢。留下来担任攻坚任务的300多名青年一天干下来，不管手有多疼，脚有多麻，肚子有多饿，从没有一个人叫过一声苦。他们通过采取“瓦缸炮”、“三角炮”、“平台炮”、“立炮”等爆破新技术，终于从坚硬的岩石上凿通了红旗渠上规模最大的一个隧洞——“青年洞”。
在杨贵的指挥和带领下，英雄的林县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从1960年2月至同年10月，短短8个月时间，拦住了奔腾不羁的浊漳河水，凿通了王家庄安全洞，炸翻了飞沙走石的石子山，斩断了登山更比上天难的太岁峰，制服了横空而立的鹦鹉崖，穿过峭壁凌空的老虎嘴，红旗渠沿着太行山腰一路横穿崇山峻岭，飞跃峡谷险滩，蜿蜒到了林县境内。红旗渠总干渠第一期工程首战告捷后，杨贵又带领林县人民一鼓作气，穿过狼牙山，凿通“青年洞”完成红旗渠总干渠从河口到木家庄的第二期，紧接着又完成把南谷洞水库的水引到分水岭的第四期，从1962年10月20日到1964年12月1日，凿通盘阳洞，越过“皇后沟”，跨过喜怒无常的浊河，终于完成红旗渠总干渠的最后一期工程。1964年12月，红旗渠总干渠全线一次放水成功，林县人民千百年想水、盼水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接着，林县人民在杨贵的带领下又在分水岭以下修建了3条干渠、７条分干渠、51条支渠。到1969年7月，勤劳勇敢的林县人民在杨贵的率领下，经过10年艰苦奋战，终于建成了一条总长1500余公里，灌溉面积54万亩的人工天河，彻底改变了林县干旱缺水的旧面貌。
抱定红旗不放手
修建红旗渠是林县人民盼望了几辈子的大好事，也是为彻底解决林县人民缺水问题而向大自然发起的一场大战役。作为红旗渠的决策者和指挥者，他深知：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杨贵和林县人民不仅要战胜各种各样的困难，而且还要经受住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
开工之初，由于缺乏经验，急于求成，现场指挥者们对工程的艰巨性估计不足。近四万名修渠大军摆在七八十公里长的渠线上实行全线出击，战线拉得太长。一方面领导、劳力分散，指挥很不方便，关键部位的艰巨工程拿不下来；另一方面，技术力量不足，工程技术人员在百里渠线上疲于奔命，很多技术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民工又看不懂图纸，漫山打眼放炮，有的挖错了渠线，有的炸坏了渠底，不但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工程质量和安全也难以保证，以致工程进展十分缓慢。
为了加快速度，保证质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改变全线出击造成的被动局面，1960年3月6日至7日，中共林县引漳入林委员会在任村公社盘阳村召开了扩大会议，杨贵作了《要多快好省地完成引漳入林任务》的报告。他首先指出引漳入林工程的艰巨性，要求大家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然后他建议调整战略，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把工程分成两段，首先完成渠首至河口，即20公里长的山西段；然后再完成河口至坟头岭段。这样，既可以缩短影响山西当地群众的时间，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又有利于加快山西段的成功通水，鼓舞士气。最后杨贵提议，把引彰入林工程命名为红旗渠。他认为，红旗是革命的象征、胜利的象征，把引漳入林工程命名为红旗渠，就在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心中树立起一面旗帜。
1960年10月17日，红旗渠总干渠第二期工程河口至木家庄全线开工。可是，由于全国大面积持续的自然灾害，加上“大跃进”以来的瞎指挥和浮夸风等方面的原因，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粮食紧张和严重经济困难。11月，中共中央通知全国实行“百日休整”，要求基本建设项目全线下马。杨贵本着实事求是精神，从林县当时的实际出发，统筹兼顾，灵活决策。他认为，全国各地出现经济困难和粮食紧张是客观事实，但林县还有几千万斤储备粮。红旗渠二期工程的关键是开凿600米长的隧洞，工程虽然艰巨，但用人并不多。因此，杨贵建议，中央指示要执行，但红旗渠工程绝不能停。因此决定让绝大多数民工11月底回生产队休整，留下几百名青壮劳动力来继续啃这个硬骨头。这样就把在狼牙山开凿隧洞的艰巨任务交给了300多名男女青年（后将此隧洞命名为“青年洞”）。
“百日休整”半年后，杨贵和县委常委们商量向红旗渠增加劳力，尽快凿通“青年洞”，并向二期工程全线扩展。当时，有的领导担心县委擅自决定红旗渠上马会有闪失。杨贵顶住压力，力排众议，作出了《关于红旗渠续建工程秋前施工方案的决定》，将红旗渠建设民工增加到6200人。
然而，随着红旗渠的步步延伸，杨贵和县委却面临着来自上面更大的政治压力。因为有人向上面反映，说林县群众没饭吃，把树皮都剥光了。还说林县县委不顾群众死活，还在继续大搞红旗渠建设，比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挖运河还要苛刻。于是就有领导认为杨贵这样做是与中央“百日休整”指示唱对台戏，是“死官僚”，是“死抱着红旗不放”。后来在一次地委扩大会议上，杨贵大胆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他指出林县缺水情况相当严重，目前还有16万人翻山越岭担水吃；声明绝大部分民工早已按上面的指示下山休整，只留下300多人修青年洞；林县县社队三级还有几千万斤储备粮，广大群众生活虽然比较艰苦，但还不至于吃树皮。何况修红旗渠是符合人民意愿和要求的，广大群众修渠的积极性都非常高。有关领导听后，立即派工作组到林县进行实地调查。当了解到杨贵所说的都是实情后，对杨贵领导林县人民战天斗地、重新安排林县山河的革命精神作了充分肯定。
为了尽快实现总干渠通水，在总干渠第二期工程竣工后，杨贵及时改变了整体施工方案，即先干第四期工程，将南谷洞水库的水尽早送到坟头岭以南地区，使盼水的群众和干涸的土地尽快喝上水。结果南谷洞水库的水提前两年送到分水岭，全县又有近30万亩旱地得到灌溉，人畜饮水问题得到了解决。有了水，山上的树也青了，地里的庄稼也绿了，广大人民继续修建红旗渠的劲头更足了。
可是，红旗渠总干渠第二期工程以来，资金遇到了严重困难。恰好这时有一笔国家下拨款（380万元），是用来赔偿“大跃进”运动中“一平二调”给集体和群众造成的损失的。在退赔各社以及农户180万元后，剩下的部分作为县财政资金暂时存入了银行。为了不使红旗渠工程停工，杨贵和县委常委研究决定动用这笔资金以解燃眉之急。结果又有人说，林县县委违反财政纪律，随意动用专项存款用于红旗渠建设。
红旗渠总干渠正式通水后，杨贵和林县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典型。可是，就在向全省地县委书记介绍红旗渠建设经验，筹备修建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描绘“一渠十带”宏伟蓝图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5月，刚部署好红旗渠配套工程的开工，杨贵就接到上级指示，要他到广州开会。会议期间，他从与会人员那里获悉北京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会议一结束，他急匆匆赶回林县，又一头扑到了红旗渠配套工程上。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短短三个月之后，“文化大革命”这场“疾风暴雨”便迅速刮到了红旗渠畔。他这个地委副书记、县委第一书记一夜之间竟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人们还没来得及了解事态发展的来龙去脉时，杨贵就因为红旗渠的关系，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
1967年6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几位记者路见不平，联名写信给周总理反映杨贵与红旗渠的情况，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指示河南省委保护杨贵。这样，1968年4月，林县成立革委会时，杨贵又被任命为林县武装部长兼革命委员会主任。伴随着他的复出，被“文革”耽误了两年的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才得以复工建设和完成。
红旗渠是一渠水、一渠粮、一渠电、一渠社会主义的蜜，红旗渠是林县人民的生命水、幸福源。林县人民不会忘记当年那位时刻关心他们疾苦，时刻惦记着如何帮助他们实现有水喝、有水用、有水浇地这一百年梦想的好书记。杨贵是红旗渠英雄模范的杰出代表，杨贵那种“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想敢干，实事求是”的精神，是红旗渠精神的浓缩。这种精神至今仍然是激励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
（责编 韵 心）
誓把林县河山重安排
林县是太行山东麓一个山高坡陡、沟壑纵横、石厚土薄的贫瘠山区。这里十年九旱，水贵如油。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在革命战争时期作出重大贡献和牺牲的林县人民，虽然在政治上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但在物质生活上仍然承受着干旱缺水的煎熬。
1953年秋天，林县又遭大旱，井塘干涸，水库见底，别说挑水抗旱，就是人畜饮水都十分困难。在这个节骨眼上，林县县委书记因病住院，安阳地委便先后两次派杨贵带工作组到林县帮助工作。在林县，杨贵亲眼看到了干旱缺水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痛苦，亲身感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迫切希望改变恶劣生存环境的强烈愿望。面对那一片片干裂的土地、一张张干渴的面孔，杨贵心急如焚。
1954年，杨贵任林县县委书记。为了及时得到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解决林县干旱缺水这个老大难问题，他在主持起草的《中共林县县委1954年山区工作意见》中，分析了当时林县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提出“和自然灾害作斗争，逐步实现林县水利化”的具体目标与措施。这个报告递上去后立即引起中共中央、中南局、省委、地委等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使杨贵更加坚定了带领全县干部群众战天斗地，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信心。
为了迅速解决缺水问题，改变山区贫穷落后面貌，杨贵决心带领林县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挖山泉寻找地下水，打旱井、修渠道、修水库蓄住天上水。在杨贵等人带领下，全县各村男女老少齐上阵，从1954年年末到1956年年底，两年时间里，全县共打出旱井5000多口。谁料天不下雨，旱井根本储不上水。杨贵意识到单靠打旱井、挖山泉无法带领林县人民走出缺水困境。为此，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以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在必要和可能时再兴建大型水利工程的方针，决定在林县淅河开凿一条淅河渠，先把林县中部淅河流域的人民从干渴中解放出来；然后将南谷洞在抗日时期曾修过的一段渠全部修完；并同时上马淇北渠和淇南渠。从1955年到1957年，先后修建了淇河渠、淅河渠、天桥断渠、抗日渠等渠道和黄华、曲山、元家口等水库，使全县水浇地扩大到16万亩。
1956年秋，杨贵专门组织全县干部群众进行了山区前途大讨论，在全县人民面前立下了“头可断，血可流，不建设好林县不罢休！”的铿锵誓言；1957年，杨贵在中共林县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苦战五年，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报告，在全县人民面前提出了“5年基本改变、10年彻底改变林县贫困落后的旧面貌”的奋斗目标。他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百折不回的精神，这种带领干部群众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决心，这种彻底解决林县缺水难题的豪情壮志，大大鼓舞了全县人民发展水利事业的积极性，也大大激发了全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的冲天干劲。
由于财力有限，淅河渠第一期工程完工后一度停工。杨贵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决定采取“谁受益，谁负担”的办法，于1957年12月12日复工续建淅河渠。为了鼓舞群众修渠热情，杨贵建议，把淅河渠命名为“英雄渠”。在修建“英雄渠”的过程中，杨贵等县委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始终奋战在工程第一线，在他们的带领下，广大修渠民工热情奔放，干劲冲天。从动工到通水仅用了短短4个月零18天。
根据中央水利建设要“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办为主，大中型相结合”的方针，杨贵和县委决定采取疏堵相结合（即上游修水库，下游疏通河道）的办法，在林县境内的淅河、淇河、露水河等河流上修建要子街、弓上和南谷洞三座水库。杨贵心想，只要建成这三座水库，加上已经修好的几条渠道和其他水利设施，就可以形成纵贯全县的南、北、中三个水利灌溉体系，基本结束林县“水缺贵如油”的历史。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1958年底到1959年麦收后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旱灾，使林县境内的淇河、淅河、露水河以及发源于林县中部林虑山下的洹河全部断流，已经建成的渠道无水可引，水库无水可蓄，不但大秋作物下不了种，而且人畜饮水也陷入困境，很多村庄的群众又不得不翻山越岭远道取水。在当时那种“挖山泉、打水井，没水可取；挖旱池、打旱井，没水可蓄；修水渠、建水库，没水可引”的情况下，杨贵等人认识到，要彻底解决林县缺少的难题，唯一的办法只有走出林县，去寻找新的水源。
引漳入林战太行
1959年6月11日，杨贵主持召开县委书记处会议，对全县水利建设远景规划进行了新的分析和研究。并决定立即组织调查组兵分三路，分别溯漳河、淇河、淅河而上到山西境内寻找新水源。6月13日，杨贵和县委书记处书记周绍先带着一个调查组冒着酷暑、沿着崎岖的山路溯漳河一路西行，当进入与林县交界的山西平顺县石城公社地界时，峡谷中巨浪冲天，震耳欲聋。当他了解到这条河水源充足，流量比较稳定，常年流量为每秒25立方米左右，即使是枯水期也有每秒10立方米左右时，高兴得跳了起来。得到第一手资料的杨贵通过与其他两个调查组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比较，做出了引漳入林的初步设想。
1959年10月4日，杨贵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就引漳入林工程的可行性等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深入细致的实地勘测分析，在上级有关领导的积极支持下，中共林县县委于10月10日正式做出了引漳入林这个20世纪中国水利史上的重大决策。接着，杨贵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对引漳入林工程的有利条件、存在困难及其相应的措施进一步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1960年2月6日，当远在外地开会的杨贵得到山西省委正式来信同意引漳入林的消息后，立即电告主持县委工作的常务副书记李运宝做好动员准备工作，尽快开工。2月10日，李运宝代表林县县委主持召开了全县引漳入林誓师大会，宣布了动员令。2月11日，以县委领导为先导的3.7万名修渠大军扛着工具、挑着行李向巍巍太行山挺进。
住房不够，他们就住山崖、垒石庵、挖窑洞、搭席棚。一时芦席告罄，杨贵当机立断，立即号召全体机关干部抽出自己家的芦席支援工地。当县委书记床上的芦席抽出来后，各单位数千张芦席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工地。工具缺少自己带，坏了自己修。钢钎短了改成手把钻，抬杆断了改成洋镐把。缺少炸药，他们就用国家分配用于农业生产的硝氨造；没有石灰，就地取材就地烧炼；缺少水泥，用土窑代替高炉自己生产。
在修筑拦河坝时，面对奔腾咆哮的浊漳河，修渠民工在杨贵等人的指挥下，冒着严寒，一个个跳进冰冷刺骨的急流，手拉手、肩并肩，拦起一道道人墙，岸上的人抬的抬、背的背、扛的扛，经过80多天的日夜奋战，终于逼着浊漳河流进了红旗渠源隧洞。面对“猴子不敢上，禽鸟不敢沾”的石子山，杨贵组织几十名青年突击队员用麻绳捆住身子，系到石子山腰，悬在半空抡锤扶钎打炮眼，终于轰开了石子山这个阻挡红旗渠去路的拦路虎。
为突破鹦鹉崖险关，在杨贵的亲自带领下，干部群众一起顶班劳动，一起挥锤扶钎，不知换了多少根钢钎，磨损了多少柄铁锤。在一声声巨响中，险堑瘫痪了，石头酥软了，只见震开的崖壁裂缝中悬挂着一块块摇摇欲坠的碎石。为了确保在崖壁下面施工人员的安全，杨贵立即组织任羊成等12名排险勇士用绳子拴住身体，带着锤、钎、钩、撬等工具，顺着大绳飞下悬崖，硬是冒着生命危险一块一块地把那些松动的石块钩落下来。
青年洞是红旗渠的咽喉工程。由于这里全部是绛紫色石英砂石，坚硬如钢，施工十分困难。一锤打下去只能打出一个小小的白点，半天也打不出一个炮眼，工程进度相当缓慢。留下来担任攻坚任务的300多名青年一天干下来，不管手有多疼，脚有多麻，肚子有多饿，从没有一个人叫过一声苦。他们通过采取“瓦缸炮”、“三角炮”、“平台炮”、“立炮”等爆破新技术，终于从坚硬的岩石上凿通了红旗渠上规模最大的一个隧洞——“青年洞”。
在杨贵的指挥和带领下，英雄的林县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从1960年2月至同年10月，短短8个月时间，拦住了奔腾不羁的浊漳河水，凿通了王家庄安全洞，炸翻了飞沙走石的石子山，斩断了登山更比上天难的太岁峰，制服了横空而立的鹦鹉崖，穿过峭壁凌空的老虎嘴，红旗渠沿着太行山腰一路横穿崇山峻岭，飞跃峡谷险滩，蜿蜒到了林县境内。红旗渠总干渠第一期工程首战告捷后，杨贵又带领林县人民一鼓作气，穿过狼牙山，凿通“青年洞”完成红旗渠总干渠从河口到木家庄的第二期，紧接着又完成把南谷洞水库的水引到分水岭的第四期，从1962年10月20日到1964年12月1日，凿通盘阳洞，越过“皇后沟”，跨过喜怒无常的浊河，终于完成红旗渠总干渠的最后一期工程。1964年12月，红旗渠总干渠全线一次放水成功，林县人民千百年想水、盼水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接着，林县人民在杨贵的带领下又在分水岭以下修建了3条干渠、７条分干渠、51条支渠。到1969年7月，勤劳勇敢的林县人民在杨贵的率领下，经过10年艰苦奋战，终于建成了一条总长1500余公里，灌溉面积54万亩的人工天河，彻底改变了林县干旱缺水的旧面貌。
抱定红旗不放手
修建红旗渠是林县人民盼望了几辈子的大好事，也是为彻底解决林县人民缺水问题而向大自然发起的一场大战役。作为红旗渠的决策者和指挥者，他深知：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杨贵和林县人民不仅要战胜各种各样的困难，而且还要经受住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
开工之初，由于缺乏经验，急于求成，现场指挥者们对工程的艰巨性估计不足。近四万名修渠大军摆在七八十公里长的渠线上实行全线出击，战线拉得太长。一方面领导、劳力分散，指挥很不方便，关键部位的艰巨工程拿不下来；另一方面，技术力量不足，工程技术人员在百里渠线上疲于奔命，很多技术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民工又看不懂图纸，漫山打眼放炮，有的挖错了渠线，有的炸坏了渠底，不但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工程质量和安全也难以保证，以致工程进展十分缓慢。
为了加快速度，保证质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改变全线出击造成的被动局面，1960年3月6日至7日，中共林县引漳入林委员会在任村公社盘阳村召开了扩大会议，杨贵作了《要多快好省地完成引漳入林任务》的报告。他首先指出引漳入林工程的艰巨性，要求大家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然后他建议调整战略，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把工程分成两段，首先完成渠首至河口，即20公里长的山西段；然后再完成河口至坟头岭段。这样，既可以缩短影响山西当地群众的时间，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又有利于加快山西段的成功通水，鼓舞士气。最后杨贵提议，把引彰入林工程命名为红旗渠。他认为，红旗是革命的象征、胜利的象征，把引漳入林工程命名为红旗渠，就在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心中树立起一面旗帜。
1960年10月17日，红旗渠总干渠第二期工程河口至木家庄全线开工。可是，由于全国大面积持续的自然灾害，加上“大跃进”以来的瞎指挥和浮夸风等方面的原因，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粮食紧张和严重经济困难。11月，中共中央通知全国实行“百日休整”，要求基本建设项目全线下马。杨贵本着实事求是精神，从林县当时的实际出发，统筹兼顾，灵活决策。他认为，全国各地出现经济困难和粮食紧张是客观事实，但林县还有几千万斤储备粮。红旗渠二期工程的关键是开凿600米长的隧洞，工程虽然艰巨，但用人并不多。因此，杨贵建议，中央指示要执行，但红旗渠工程绝不能停。因此决定让绝大多数民工11月底回生产队休整，留下几百名青壮劳动力来继续啃这个硬骨头。这样就把在狼牙山开凿隧洞的艰巨任务交给了300多名男女青年（后将此隧洞命名为“青年洞”）。
“百日休整”半年后，杨贵和县委常委们商量向红旗渠增加劳力，尽快凿通“青年洞”，并向二期工程全线扩展。当时，有的领导担心县委擅自决定红旗渠上马会有闪失。杨贵顶住压力，力排众议，作出了《关于红旗渠续建工程秋前施工方案的决定》，将红旗渠建设民工增加到6200人。
然而，随着红旗渠的步步延伸，杨贵和县委却面临着来自上面更大的政治压力。因为有人向上面反映，说林县群众没饭吃，把树皮都剥光了。还说林县县委不顾群众死活，还在继续大搞红旗渠建设，比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挖运河还要苛刻。于是就有领导认为杨贵这样做是与中央“百日休整”指示唱对台戏，是“死官僚”，是“死抱着红旗不放”。后来在一次地委扩大会议上，杨贵大胆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他指出林县缺水情况相当严重，目前还有16万人翻山越岭担水吃；声明绝大部分民工早已按上面的指示下山休整，只留下300多人修青年洞；林县县社队三级还有几千万斤储备粮，广大群众生活虽然比较艰苦，但还不至于吃树皮。何况修红旗渠是符合人民意愿和要求的，广大群众修渠的积极性都非常高。有关领导听后，立即派工作组到林县进行实地调查。当了解到杨贵所说的都是实情后，对杨贵领导林县人民战天斗地、重新安排林县山河的革命精神作了充分肯定。
为了尽快实现总干渠通水，在总干渠第二期工程竣工后，杨贵及时改变了整体施工方案，即先干第四期工程，将南谷洞水库的水尽早送到坟头岭以南地区，使盼水的群众和干涸的土地尽快喝上水。结果南谷洞水库的水提前两年送到分水岭，全县又有近30万亩旱地得到灌溉，人畜饮水问题得到了解决。有了水，山上的树也青了，地里的庄稼也绿了，广大人民继续修建红旗渠的劲头更足了。
可是，红旗渠总干渠第二期工程以来，资金遇到了严重困难。恰好这时有一笔国家下拨款（380万元），是用来赔偿“大跃进”运动中“一平二调”给集体和群众造成的损失的。在退赔各社以及农户180万元后，剩下的部分作为县财政资金暂时存入了银行。为了不使红旗渠工程停工，杨贵和县委常委研究决定动用这笔资金以解燃眉之急。结果又有人说，林县县委违反财政纪律，随意动用专项存款用于红旗渠建设。
红旗渠总干渠正式通水后，杨贵和林县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典型。可是，就在向全省地县委书记介绍红旗渠建设经验，筹备修建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描绘“一渠十带”宏伟蓝图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5月，刚部署好红旗渠配套工程的开工，杨贵就接到上级指示，要他到广州开会。会议期间，他从与会人员那里获悉北京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会议一结束，他急匆匆赶回林县，又一头扑到了红旗渠配套工程上。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短短三个月之后，“文化大革命”这场“疾风暴雨”便迅速刮到了红旗渠畔。他这个地委副书记、县委第一书记一夜之间竟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人们还没来得及了解事态发展的来龙去脉时，杨贵就因为红旗渠的关系，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
1967年6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几位记者路见不平，联名写信给周总理反映杨贵与红旗渠的情况，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指示河南省委保护杨贵。这样，1968年4月，林县成立革委会时，杨贵又被任命为林县武装部长兼革命委员会主任。伴随着他的复出，被“文革”耽误了两年的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才得以复工建设和完成。
红旗渠是一渠水、一渠粮、一渠电、一渠社会主义的蜜，红旗渠是林县人民的生命水、幸福源。林县人民不会忘记当年那位时刻关心他们疾苦，时刻惦记着如何帮助他们实现有水喝、有水用、有水浇地这一百年梦想的好书记。杨贵是红旗渠英雄模范的杰出代表，杨贵那种“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想敢干，实事求是”的精神，是红旗渠精神的浓缩。这种精神至今仍然是激励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
（责编 韵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