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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21年，是唐穆宗的长庆元年。正是初夏时节，朝廷的一件科场大案爆发，很多大人物的赏春心情被厚厚阴云遮住。本来，春闱放榜已经公布了当年的进士及第名单，奔走相告的家庭与士子们准备着各种方式庆贺，专门的机构也早早把山珍海味备齐，曲江会、杏林宴，这都是人们熟知的盛况。
开始还是小道消息，有人向皇帝揭露了今年新科进士的家庭背景，考试舞弊与暗箱操作的结论不难得出。不久，小道消息被朝廷的正式决定证实。穆宗皇帝决定对三十三名中的十四名进行重新测试，原来的礼部侍郎钱徽靠边站，中书舍人王起和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等人临危受命，出面主持复试。考试结果不出意外，四人勉强过关，准予及第，十名被刷下。
出面揭发弊案的是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他此前也担任过宰相。他有机会当面向穆宗揭发这次弊案。穆宗十分重视，立刻征求身边的大臣意见，元稹、李绅和李德裕都参与了讨论，而他们的观点与段文昌一致，认为钱徽接受请托，所试不公。复试证实了这些推测，钱徽贬官外地。这就是著名的长庆科场案。
科举考试中的子弟请托问题，由此被暴露出来。唐朝后期的重要政治现象从而进入历史的视野，而牛李党争也就此拉开序幕。有人后来揭发说，段文昌之所以揭发是因为他自己的请托没有被接受，而支持揭发的元稹等人也有自己的政治诉求。这是否属于政治斗争中两派人马之间的“泥水战”已经不清楚，但更清楚的事实是，在朝为官的子弟更有请托的机会，更有可能在科场竞争中占据优势。一时之间，子弟问题成为科举与政治焦点。
科举制作为从社会上选拔政治人才的制度创始于隋炀帝，在唐朝大放光彩，尤其在唐朝的中后期，几乎是朝廷重要官员的出身必由之路。在唐朝的青年才俊中，“进士及第”是人生的第一个重要梦想。当年唐太宗看见举子纷纷走入朝廷的考场十分兴奋，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阵之内。天下英雄尽为朝廷所用，自然值得皇帝高兴，尤其是在摆脱“九品中正制”士族垄断选举的弊端之后。
但是，如今科举制正在发生黑暗中的转变，当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勾结考试官员，为自己的子弟或裙带关系谋取不正当利益，弄虚作假，暗箱操作。作为沟通天下与朝廷的通途，科举制正在变得狭窄，正在成为权贵小集团的政治服务器。专家研究，长庆元年弊案中的权贵子弟，占据所有及第人数的50%，权贵与普通人家的比重当然远远不成比例。
科举制的这种变化是可怕的，不仅正在远离制度设计的初衷，也会给朝廷带来显而易见的危害。考试成绩正因为具有客观性，才能够摆脱人际关系的干扰，为国家选拔人才，为贫寒子弟提供晋升机会。但是，如果考试作弊，制度的公正性立刻丧失。考试过程中的作弊危害公正性，子弟请托，利用权力来作弊，更加危害公正性。由此，朝廷的公正信誉便会大受损伤，进而导致社会对朝廷丧失信心，引发朝廷的信任危机。对于朝廷和皇帝而言，事关朝廷的公信力，显然不能等闲视之，皇帝立刻采取行动。
长庆元年，唐穆宗采取的行动取得了良好效果，打击权贵子弟的请托行为，维护科举制度的公正性，也赢得了社会的喝彩。子弟请托是权力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打击腐败从来都是政府挽救社会信心的正道。王起在这次打击科场弊案中成长起来，终其一生，他都是以维护科场正义而名垂史册，而他的起伏升降，也成了科场正邪的风向标。
科举录取的标准，唐朝的概念叫做“才学”。长庆二年、三年，王起主持朝廷的科场工作，历史记载“得士尤精”。到文宗大和年间，这个传统得到保持，权贵子弟不仅录取很少，有的子弟甚至不敢参加科考，因为担心社会舆论的怀疑与讨伐。但是，利用手中权力谋取不正当权益，是权贵集团的习惯或者“本性”。他们毕竟有机会，有经验，更有耐心。有人会主张官宦子弟更适合做官，应该优先录取弟子等等。于是，研究者发现，到文宗后期和武宗之初，所谓“子弟”的录取名额有了增加的趋势，子弟请托再次抬头。
不过，反对请托的社会力量依然强大。会昌三年（843），84岁的王起被再次请出，主持朝廷的贡举。这背后，就是反对请托的社会舆论发挥了巨大作用，而朝廷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只好请王起出山，以代表朝廷的决心。有历史记载说，在王起主持贡举期间，“凡有亲戚在朝者，不得应举。远人得路，皆相庆贺。”这种政策十分绝对，明显对官宦子弟产生新的不公平，但是却获得社会的热烈响应和坚决支持。这证明在贡举问题上的对立十分严重，而朝廷的政策，也体现了朝廷的政治态度。会昌三年的科考，及第的进士均无显赫家世。这一科放榜后引起极大的震动，当时人写诗猛赞：“再辟文场无枉路，两开金榜绝冤人。”
但是，王起并没有因此而继续工作下去，下一年，他便到外地做官去了。而会昌五年，立刻发生了科场弊案，主持这一年贡举的陈商，一次录取七名权贵子弟，被举报后复试，证明这些权贵子弟果然没有才學。这七人的录取被取消，陈商也受到处分。
牛李党争时期，两党彼此监督，当政一方比较谨慎，在野一方努力搜证，所以子弟请托受到限制。到宣宗时期，两党的斗争趋于平静，而子弟请托再也不能引起重视了。大中七年（853）崔瑶主持科举考试，“以贵要自恃，不畏外议。榜出，率皆权豪子弟”。大中九年（855），沈询主持科考，公然将录取名额分给自家亲戚，朝野上下竟无一人反对。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此前的武宗时代，一定会掀起轩然大波。当社会对朝廷的正义立场不再怀抱希望的时候，政治的危机远比抗争激烈更严重。
至此，权贵把持科举，子弟请托充斥科场。科举腐败终于畅行无阻了，唐朝距离自己的墓场也不再遥远。一个名叫黄巢的寒门士子数次参加科举均未能及第，愤而写下“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诗句。黄巢是个象征，他对腐败的科举彻底失去了信心，那意味着更多的人对唐朝失去了信心。
离开科场的黄巢，走上了另一个战场，他放下纸笔拿起刀枪。他不再祈求唐朝给予他们公平，他想创造一个新的公平正义。谁会想到，黄巢离去的背影，带走的竟然是唐朝的魂灵。
（摘自腾讯大家）
开始还是小道消息，有人向皇帝揭露了今年新科进士的家庭背景，考试舞弊与暗箱操作的结论不难得出。不久，小道消息被朝廷的正式决定证实。穆宗皇帝决定对三十三名中的十四名进行重新测试，原来的礼部侍郎钱徽靠边站，中书舍人王起和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等人临危受命，出面主持复试。考试结果不出意外，四人勉强过关，准予及第，十名被刷下。
出面揭发弊案的是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他此前也担任过宰相。他有机会当面向穆宗揭发这次弊案。穆宗十分重视，立刻征求身边的大臣意见，元稹、李绅和李德裕都参与了讨论，而他们的观点与段文昌一致，认为钱徽接受请托，所试不公。复试证实了这些推测，钱徽贬官外地。这就是著名的长庆科场案。
科举考试中的子弟请托问题，由此被暴露出来。唐朝后期的重要政治现象从而进入历史的视野，而牛李党争也就此拉开序幕。有人后来揭发说，段文昌之所以揭发是因为他自己的请托没有被接受，而支持揭发的元稹等人也有自己的政治诉求。这是否属于政治斗争中两派人马之间的“泥水战”已经不清楚，但更清楚的事实是，在朝为官的子弟更有请托的机会，更有可能在科场竞争中占据优势。一时之间，子弟问题成为科举与政治焦点。
科举制作为从社会上选拔政治人才的制度创始于隋炀帝，在唐朝大放光彩，尤其在唐朝的中后期，几乎是朝廷重要官员的出身必由之路。在唐朝的青年才俊中，“进士及第”是人生的第一个重要梦想。当年唐太宗看见举子纷纷走入朝廷的考场十分兴奋，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阵之内。天下英雄尽为朝廷所用，自然值得皇帝高兴，尤其是在摆脱“九品中正制”士族垄断选举的弊端之后。
但是，如今科举制正在发生黑暗中的转变，当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勾结考试官员，为自己的子弟或裙带关系谋取不正当利益，弄虚作假，暗箱操作。作为沟通天下与朝廷的通途，科举制正在变得狭窄，正在成为权贵小集团的政治服务器。专家研究，长庆元年弊案中的权贵子弟，占据所有及第人数的50%，权贵与普通人家的比重当然远远不成比例。
科举制的这种变化是可怕的，不仅正在远离制度设计的初衷，也会给朝廷带来显而易见的危害。考试成绩正因为具有客观性，才能够摆脱人际关系的干扰，为国家选拔人才，为贫寒子弟提供晋升机会。但是，如果考试作弊，制度的公正性立刻丧失。考试过程中的作弊危害公正性，子弟请托，利用权力来作弊，更加危害公正性。由此，朝廷的公正信誉便会大受损伤，进而导致社会对朝廷丧失信心，引发朝廷的信任危机。对于朝廷和皇帝而言，事关朝廷的公信力，显然不能等闲视之，皇帝立刻采取行动。
长庆元年，唐穆宗采取的行动取得了良好效果，打击权贵子弟的请托行为，维护科举制度的公正性，也赢得了社会的喝彩。子弟请托是权力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打击腐败从来都是政府挽救社会信心的正道。王起在这次打击科场弊案中成长起来，终其一生，他都是以维护科场正义而名垂史册，而他的起伏升降，也成了科场正邪的风向标。
科举录取的标准，唐朝的概念叫做“才学”。长庆二年、三年，王起主持朝廷的科场工作，历史记载“得士尤精”。到文宗大和年间，这个传统得到保持，权贵子弟不仅录取很少，有的子弟甚至不敢参加科考，因为担心社会舆论的怀疑与讨伐。但是，利用手中权力谋取不正当权益，是权贵集团的习惯或者“本性”。他们毕竟有机会，有经验，更有耐心。有人会主张官宦子弟更适合做官，应该优先录取弟子等等。于是，研究者发现，到文宗后期和武宗之初，所谓“子弟”的录取名额有了增加的趋势，子弟请托再次抬头。
不过，反对请托的社会力量依然强大。会昌三年（843），84岁的王起被再次请出，主持朝廷的贡举。这背后，就是反对请托的社会舆论发挥了巨大作用，而朝廷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只好请王起出山，以代表朝廷的决心。有历史记载说，在王起主持贡举期间，“凡有亲戚在朝者，不得应举。远人得路，皆相庆贺。”这种政策十分绝对，明显对官宦子弟产生新的不公平，但是却获得社会的热烈响应和坚决支持。这证明在贡举问题上的对立十分严重，而朝廷的政策，也体现了朝廷的政治态度。会昌三年的科考，及第的进士均无显赫家世。这一科放榜后引起极大的震动，当时人写诗猛赞：“再辟文场无枉路，两开金榜绝冤人。”
但是，王起并没有因此而继续工作下去，下一年，他便到外地做官去了。而会昌五年，立刻发生了科场弊案，主持这一年贡举的陈商，一次录取七名权贵子弟，被举报后复试，证明这些权贵子弟果然没有才學。这七人的录取被取消，陈商也受到处分。
牛李党争时期，两党彼此监督，当政一方比较谨慎，在野一方努力搜证，所以子弟请托受到限制。到宣宗时期，两党的斗争趋于平静，而子弟请托再也不能引起重视了。大中七年（853）崔瑶主持科举考试，“以贵要自恃，不畏外议。榜出，率皆权豪子弟”。大中九年（855），沈询主持科考，公然将录取名额分给自家亲戚，朝野上下竟无一人反对。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此前的武宗时代，一定会掀起轩然大波。当社会对朝廷的正义立场不再怀抱希望的时候，政治的危机远比抗争激烈更严重。
至此，权贵把持科举，子弟请托充斥科场。科举腐败终于畅行无阻了，唐朝距离自己的墓场也不再遥远。一个名叫黄巢的寒门士子数次参加科举均未能及第，愤而写下“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诗句。黄巢是个象征，他对腐败的科举彻底失去了信心，那意味着更多的人对唐朝失去了信心。
离开科场的黄巢，走上了另一个战场，他放下纸笔拿起刀枪。他不再祈求唐朝给予他们公平，他想创造一个新的公平正义。谁会想到，黄巢离去的背影，带走的竟然是唐朝的魂灵。
（摘自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