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葛洪所著《神仙传》载有“杏林”一说。三国时期有位名医叫董奉，字君异，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与当时的张仲景、华佗号称“建安三神医”。董奉少年学医，信奉道教，曾任侯官县小吏，晚年隐居庐山下。他为当地的老百姓诊病疗疾，从不索取报酬，只有一个要求：每当治好一个重病患者，就让病愈者在山坡上栽杏树五棵;每当治好一个轻病患者，就让病愈者在山坡上栽杏树一棵。董奉医术高超、医德高尚，赠医送药，不取分文，闻讯前来求治的病人越来越多。光阴荏苒，年复一年，病愈者栽下的杏树也愈来愈多。十余年后，庐山一带的杏树已郁然成林，多达十万余株。
　　董奉在这片郁郁葱葱的杏林中建了一座简易仓房。每逢杏熟之时，董奉以榜示人：凡是到此买杏者，每一器谷易一器杏，自行取去，不必通报。董奉每年以杏换得粮食，用来帮助生活贫困的老弱贫病及在外旅行没有川资之人。董奉去世后，人们在庐山上建有董奉馆;在福建长乐有一座山被称为董奉山。一生行医，一生奉献，身后无它，只有一座十万余株杏花灿烂的山林。唐王维曾有诗赞曰“董奉杏成林，陶潜菊盈把”。从此，董奉的名字与杏林联系在一起，名垂青史。“杏林”从此成为中医界和中华传统医学的代名词。医家以名列“杏林中人”为荣。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立名者，行之极也。”立名，无可厚非，也有助于激发“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的高远理想，最终以知促行，在天地间做出一番益人益己益世的事业。然而，求名心切必作伪，求利心重必趋邪。名利，人之所欲，长久的名利时间自会分辨出来，无论作伪还是趋邪，终将短命，只会博人一笑。
　　不留乃留。董奉行医，不收分文，没有留下万贯家财，十万株杏林却让董奉的名字不朽。看来，人生于世，留什么是一个大问题。
　　清刘大櫆在《游万柳堂记》中感叹：“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于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作者最后感慨：“人世富贵之光荣，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
　　一个园子是这样，个人富贵升降是这样，即使泱泱大国又会如何？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传述了一个“寸草为標”的故事：据说康熙皇帝留下的规矩，宫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少了一根也不行，这就叫“寸草为标”。但是没有想到，康熙皇帝留下的干草棍虽然一根也没少，而康熙留下的长满青草的土地被儿孙们送给“与国”的，却要以成千上万平方公里计。
　　秦始皇建立大秦帝国，想以自己“始”，子子孙孙永远当皇帝，“无穷匮也”，结果二世而终;康熙大帝建立了大清帝国，“寸草为标”，希望江山永固。他们都是一世枭雄，都想把自己创立的江山“留”下去，结果只是一厢情愿。倒是那些忘我的人，一心为民的人，只知奉献不求索取的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名字与天地同在，长留世道人间。“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不废江河万古流。看来，留什么也是一种智慧。真正长留天地间的，是世道人心，是一种专门利人的精神传承，是一种民胞物与的大爱情怀。其他的身外之物，流水落花春去也，无可奈何，都是靠不住的东西。不信，可以读读《好了歌》！
　　图：付业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