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法制改革之后，中国法律开始西化，传统法律制度中的大部分内容走入了历史洪流。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传统法律在激烈的东西法律文化碰撞中保留了下来，赦宥制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大赦是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绝非一般人想象的“罪犯一律释放”那么简单。有趣的是，从赦宥制度诞生之日起，古人对它的争鸣从未断绝，可谓争论千载，许多历史名人都卷入其中，令人回味无穷。

何谓大赦

　　早在上古时期，中国的统治者就知道运用赦宥的手段来治理国家。《尚书·舜典》云，“眚灾肆赦”。《尚书·吕刑》则有“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之说。在历史上，赦宥制度的内容非常丰富，“大赦”只是赦免制度中的一种，意为释放全国的各类犯罪者。因其覆盖地域和惠及对象最为广泛，故而最为世人所熟知。其实，古人深知大赦对国家的影响极为深远，不能轻易使用。在“大赦”之外，还有“曲赦”“德音”等多种赦宥形式。所谓“曲赦”，是指针对某一地区罪犯进行赦免。例如某地面临天灾、战乱，为了安抚民情，可以专门针对此地罪犯进行赦免。所谓“德音”，则是对重刑犯予以减刑，对轻罪者予以释放，并不是一律赦免。
　　古代大赦有着非常庄严的仪式，当时人们认为“天鸡星动，当有赦”，故而大赦又有“金鸡放赦”之称。以唐朝为例，大赦那一天，武库令要在皇宫门外右侧设立金鸡和鼓乐。金鸡放置于长竿之上，竿长七丈，鸡高四尺，黄金饰首。金鸡口衔七尺绛幡，放在一个大彩盘上，用绳子作为牵引。皇帝通常要出席大赦典礼，此外参加的人员还包括百官、群众代表和京师地区的囚徒。当大理寺卿和京师地区的囚徒到达现场后，有司官员开始击鼓。击鼓至一千声时，即公开宣读大赦诏书，然后现场释放京师的囚徒。紧接着，朝廷把赦书写在绢上，颁行至各地方实施。典礼结束后，小孩子们便可以爬上长竿抢夺金鸡首，朝廷会花钱买下鸡首作为胜利者的奖励。诗仙李白曾被流放夜郎，写下了“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的名句，既抒发了诗人的凄凉寂寞渴望赦免之情，也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历史典故。
　　从李白的诗句中不难想象，当时有多少人在盼着朝廷大赦。那么，朝廷启动大赦的条件都有哪些呢？古人有过精辟概括，“始受命则赦，改年号则赦，获珍禽奇兽则赦，河水清则赦，刻章玺则赦，立皇后则赦，建太子则赦，生皇孙则赦，平叛乱则赦，开境土则赦，遇灾异则赦，有疾病则赦，郊祀天地则赦，行大典礼则赦”。根据民国学者徐式圭的统计，从秦孝文王到明崇祯帝的一千八百八十年中，朝廷共进行大赦九百七十三次，平均每两年零十个月就会大赦一次。其中，因改年号一百零三次，新君即位八十九次，各类祭祀一百四十次，立太子三十七次，立皇后十八次，生皇子十四次，御疾疾愈十五次，罪己九次，星变十四次，日食四次，与民更始十四次，兵乱旱饥十六次，地震五次，等等。

争论千载

　　自古以来，国家制定刑法的目的在于惩罚罪犯，维护社会稳定。对于积极改过自新的罪犯给予减刑，尚有较为充足的道理。但是像大赦这般将犯人统统予以释放，还是引起了太多人的不满。早在赦宥诞生的先秦时期，就有人对此进行了强烈批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就明确提出“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谓威淫。社稷将危，国家偏威”。到了汉魏之际，儒家的仁政思想受到官方推崇，赦免次数也日渐增多，其面临的批评也更为激烈。西汉名臣匡衡以“凿壁借光”的典故流芳百世，汉元帝时期他就曾上疏皇帝，痛陈赦宥之弊。他说，“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观其失而制其宜，故动之而和，绥之而安。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侥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
　　东汉开国名将吴汉，功勋卓著，病危之时，光武帝刘秀亲自前往探视，问他有什么话要讲。吴汉答道，“臣愚无所知识，惟愿陛下慎无赦而已”。蜀汉开国君臣刘备与诸葛亮，更是一对坚定的反赦宥主义者。诸葛亮曾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也”！刘备去世后，诸葛亮辅佐后主刘禅，执掌蜀汉军政大权达十一年之久，他只是循例在刘禅即位之时大赦一次，把慎赦的法律理念落到实处。而曹魏、孙吴和诸葛亮死后的蜀汉，都大量进行赦免，与诸葛亮执政形成鲜明对比。
　　唐太宗李世民是公认的仁义明君，却也反对滥赦，他曾对群臣说，“吾闻语曰：一岁再赦，好人喑哑。吾有天下未尝数赦者，不欲诱民于幸免也”。不过，英明的唐太宗并非完全拒绝使用赦免，他非常善于运用赦免来教化百姓。贞观六年，唐太宗亲自检查刑狱工作，发现有三百九十名死刑犯。太宗可怜这些罪犯即将与亲人阴阳两隔，于是下令暂放这些囚犯回家与亲人团聚，待明年秋天再返京行刑。到了第二年秋天，这些死囚“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唐太宗非常高兴，下令赦免了这些人的死罪，留下了千古佳话。贞观八年，贤明的长孙皇后病笃，医药全然无效，太子李承乾秘密请示母后，希望通过大赦来祈福治病。长孙皇后断然拒绝道，“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房玄龄将此事上奏唐太宗，太宗与群臣听罢莫不唏嘘。满朝文武都请求大赦，唐太宗接受了群臣建议。长孙皇后听说此事后坚辞不肯，太宗皇帝只好作罢。

十恶不赦

　　大赦天下的弊端如此之多，历代名人对此都有批判，为什么统治者仍要进行大赦呢？这其中当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考量，但更为关键的原因是，随着法律文明不断进步，大赦制度愈发完善，不是所有的犯罪者在大赦时都能得到释放，大量的罪犯并不在大赦范围之内，大赦的社会危害性已大大降低。今天的人们常用“十恶不赦”来形容犯罪者之罪大恶极，其实在中国古代，确实存在十项公认的重大罪名。这些犯罪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挑战当时人们的道德伦理底线，此类犯罪者不在大赦之列。
　　所谓“十恶”，源于《北齐律》的“重罪十条”，隋唐时期改为“十恶”。《唐律疏议》在开篇就罗列了“十恶”的具体罪名，特别说明“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这十条重罪分别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在《唐律疏议》的“疏议”部分，对这十项罪名进行了非常详尽的立法解释。例如“谋大逆”，指的是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恶逆”，指的是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不道”，指的是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肢解人，造畜蛊毒、厌魅。“不孝”指的是咒骂祖父母、父母;供养有阙;在父母丧期嫁娶作乐;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等。《唐律疏议》明文规定，“诸犯十恶……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这就是所谓“十恶不赦”的来历。除了“十恶不赦”，许多皇帝都还在大赦诏书中把贪官污吏明确排除在大赦范围之外，得到了史家和百姓的拥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宪法》确立了特赦制度。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国家针对战争时期的战犯进行过七次特赦。历史证明，赦宥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何更好地规范和实施特赦，是法律人面临的重要课题。凝聚无数先贤智慧和汗水的古代赦宥制度，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今天的人们仔细品味和研究。
　　编辑：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