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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烁刺眼的户外头灯被临时绑在晾衣杆上，新买的大音箱里奏出节奏生猛的电子乐，这个迷幻的家让王老板头晕目眩。他自己开的农家小旅馆变成了临时夜店，数百个老外在小天井互相搭讪、跳舞。
“听不大习惯，太闹了。”王老板说。他的老伴穿着苗族传统服装，很害羞地笑着往后躲闪，一个老外正拼命想把她拉进舞池。
如果不是为期三天的国际攀岩交流大会，这个苗语意为“圣地”的格凸河地区不会如此热闹。
从10月27日开始，600多攀岩选手聚集在这个小城，其中十分之一都是圈内知名的国际顶级高手。这几天，农家客栈人满为患，小学教室变成临时客房，草坪上搭起数十个帐篷。
格凸河地区所在的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已举办过多届全国攀岩大赛，但规模都无法与此次相比。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民们对背包客和攀岩装备早已见怪不怪，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原生态的生活习惯。景区里甚至见不到兜售纪念品的小贩。
对于一个正在寻找出口的贫困山区而言，利用山地资源吸引一帮不太在乎物质条件的人前来，可能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遍布全省的山地资源，为什么我们不去开发？”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石灰岩山应该被炸掉，然后修路。而对于攀岩者来说，这些山体是天赐宝地。
三年前，法国高山向导Oliver Balma在紫云格凸河村口看到这里的石灰岩，就“挪不动脚了”。作为“中国登山高级人才培训班”的教练。他受自己的学员、贵州体育局员工甘小川及其领导之邀，带领整个培训班到格凸河进行实地训练。在村口，Oliver Balma对甘小川说，“这里一眼望过去就有上千条可以开发的线路。”
两周时间，Oliver带领学员在景区附近的岩壁开发了38条线路。在那之前，中国登山协会攀岩攀冰部主任丁祥华曾建议,格凸河地区可以把“国家级攀岩公园和世界级攀岩圣地”作为发展目标。当地政府也曾试图开辟攀岩路线并组织小型比赛。但Oliver直到的到来，才第一次大规模开发了当地的岩壁资源。
“山地户外运动大省”是多山的贵州省一直以来的发展目标。早在2004年成立省登山协会之前，贵州省体育局就有大力发展山地和户外运动的思路。“从体育来说，我们不和别人攀比。贵州既然有优质的、遍布全省的山地资源，为什么我们不去开发？”贵州省体育局局长蔡国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6年，致力于培訓“欧洲高山向导”的中国登山高级人才培训班准备在全国范围内招收学员。首批名额给了西藏、青海、四川、新疆等山地资源丰富的省区，并不包括贵州。贵州登山协会得知后，努力争取了一个名额，贵州体育局员工甘小川才有机会成为首届8个学员之一。
局领导通过甘小川邀请培训班教练Oliver带领学员到格凸河地区实地训练。正是这次邀请，让Oliver看到了使自己“震惊”的地貌。在协助开发了38条线路之后，他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法国同学、法国攀索公司活动的执行总监Erwan。这才有了今年10月27日600多人的聚会—— 攀索岩上之旅在这里举办。这个世界顶级的攀岩盛事自2002年开始以来，首次进入亚洲。
在此之前，该活动执行总监Erwan考察过许多地方，唯独对格凸河地区的自然岩壁资源和人文特色非常满意，“这里跟别的地方不一样，能让外国人记住‘这是中国’。他们很在意这一点。”中国登山协会攀岩攀冰部主任丁祥华这样解释。
当贫困县遇见户外体育
1999年春节，丁祥华第一次背着绳子去广西阳朔攀岩。他一边往上爬，一边发现下面公路上的车纷纷停下来观察自己，当地人好奇地冲他喊：“上面有什么动物或者宝藏么？”
12年之后的格凸河地区，这次国际攀岩交流大会的现场也有很多当地人围观。但他们早已知道，这是个时尚的运动项目。曾经的几届攀岩比赛，对当地算是个启蒙。除此之外，当地还有着“土产攀岩”——为了掏燕窝、采草药，一些苗族先民练就了徒手攀爬绝壁的技艺，被称为“蜘蛛人”。
如今，当地的“蜘蛛人”只剩下五六个。罗登明就是其中之一。2003年格凸河景区开发，掏燕窝被禁止。他攀爬岩壁只是为了向游客表演，表演费与景区三七分成。在旅游旺季，罗登明一个月能赚到1500块左右。
不表演的时候，他的身份是景区门口一家农家旅馆的老板兼厨子。人们会在进店吃饭时大声叫嚷：“蜘蛛侠呢？”他便笑容可掬地小跑过来，拿着炒勺，腰上还系着围裙：“在炒菜呢。”
虽然有着如此奇特的传统，但与现代攀岩项目相比，两者毕竟存在极大差异。如果不去看攀岩选手炫目的设备和斑斓的帐篷，格凸河地区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山地贫困县。
这里只有几家餐馆，而且菜式简单。很多攀岩者宁愿选择自己用户外炊具做饭。但这个季节，连水果也很难买到。
对于当地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物资缺乏等“非常原生态”的状况，岩友们开始大都觉得这些“无所谓”，因为“玩户外的人都喜欢自然的东西”，岩壁已足以让他们“非常兴奋、非常享受”。但在连续攀爬几天后，一些在住处无法洗澡的人还是叫苦不迭。
格凸河地区所在的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是安顺市最偏远的县城，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据官方提供的数据，这里2010年农民人均收入是3123元。几年前，格凸河地区的基础设施甚至比现在还要糟糕数倍：景区门口根本没有楼房和农家院，只有光秃秃的土坡。“我们那时做活动都会很注重规模，不能给当地造成负担。”甘小川说。
这一次，即便法国的主办方公司为此出资近40万欧元，省、市一级也大力支持，但要在这样一个地方举办大型活动，仍然十分困难：英语接待能力成为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最终只好从安顺市调来翻译。但十几个开放式的攀岩区域无法周全照看，安全问题仍让当地担心。为了解决通讯、电力、公安、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短缺问题，地方政府不得不在十多天时间里成立了15个工作组。400名干部被调动起来。
实际上，这是一个当地求之不得的机会。600名攀岩高手汇聚于此，可想而知，这些顶级高手在圈内的口口相传将对格凸小城产生怎样的推动作用。利用山地资源的时尚体育之路似乎开始明朗。但这里毕竟仍贫困且封闭，一切尝试都刚刚开始。
“整个格凸河景区的接待上限仅为250人，而这次来了五六百人，”紫云县副县长刘廷洪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接待能力差，基础设施也差。我们压力非常非常大。”
从天而降的新机会
10年甚至20年之后，格凸可能会从贫困小城变成“国家级攀岩公园、世界级攀岩圣地”。这是丁祥华的预计。作为中国登山协会攀岩攀冰部主任，他觉得如果由中国登山协会配合贵州政府工作，每年循序渐进地开发一些线路，一点点把人气做旺，他的这个设想就能实现。
他没想到，商业资本的力量如此强大。开发攀岩项目的商业公司Petzl看好这里后，短短2年时间，格凸河地区的攀登线路被拓展到300余条，还在一年内拉来了这么多名世界级攀岩高手。“从这个角度来讲，这里很幸运。”丁祥华说。
对中国自然岩壁开发历程而言，像这次这样由商业力量牵头参与开发的方式尚属首次。这被当地归结为“紫云格凸河模式”。
在1980年代的中国，攀岩运动最早是以全国竞赛形式存在的。1990年代以后，第一批民间攀岩爱好者才缓慢出现。他们首先选择了广西桂林阳朔县，由此，阳朔成为了第一个由民间岩友发起并开发的攀岩区域。一两年后，一些攀岩爱好者在北京白河地区开线。另外，几个很执著的岩友在昆明西山附近开发了300多条线路。
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的自然岩壁的开发主要集中在此三处。最初，当地政府对此似乎并不热心。
转变是从河南新乡开始的。2010年，新乡万仙山景区开始密集的线路开发，当地政府走上前台。“那里1996年就做过一次全国锦标赛，现在成立了景区，也有很多去人去那里攀岩，政府就觉得这个文章可以做一做。”丁祥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丁祥华看来，这种由当地政府主导并出资，由中国登山协会调集国家开线队规划开发的模式是一种高效的方法。而与此相比，他更乐于看到此次格凸河地区所形成的模式：国际公司为了做活动，出资召集世界上最优秀的开发线路团队集中开发。政府出资少，线路质量高。这对于多山的贫困县来说，求之不得。
“同一片岩壁，如果线路的走向不同，其安全性、攀登起来的愉悦性和观赏性都是不一样的，”丁祥华说，“对当地政府来说，这次活动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绝佳机会。”
作为格凸地区的榜样，阳朔经过十余年的开发，攀岩已经改变了当地的旅游生态。曾经到此一游的普通景点已经成为国内发展最好的攀岩基地之一。甚至有人在当地开了酒吧、旅店，常住下来。有些当地居民已经会讲些英语，有当地年轻人甚至成为职业攀岩运动员。
格凸河也许正在仿效阳朔曾走过的道路。此次国际攀岩交流大会主办公司的执行总监Erwan跟很多人表示，自己打算在这里租个房子，把内部条件弄得“跟国际接轨”。目前，省体育局已经就攀岩者未来的购票方式与当地政府达成初步意向。贵阳直达紫云、并通往昆明的高速公路预计明年年底将会开通，到那时，从贵阳抵达这里的时间将节省一半。
不过，起步很早的阳朔在开发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当地的俱乐部和百姓在对攀岩者收费的问题上产生了利益冲突；去年情况再次升级，外部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势力也介入其中。丁祥华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当地政府不作为。
“对于格凸河下一步如何开发，现在我们必须要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其中不仅包括做好活动、带动百姓致富，当然也包括可持续发展问题，”贵州省体育局局长蔡国祥说，“这些都是政府必须面临的课题。”
“听不大习惯，太闹了。”王老板说。他的老伴穿着苗族传统服装，很害羞地笑着往后躲闪，一个老外正拼命想把她拉进舞池。
如果不是为期三天的国际攀岩交流大会，这个苗语意为“圣地”的格凸河地区不会如此热闹。
从10月27日开始，600多攀岩选手聚集在这个小城，其中十分之一都是圈内知名的国际顶级高手。这几天，农家客栈人满为患，小学教室变成临时客房，草坪上搭起数十个帐篷。
格凸河地区所在的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已举办过多届全国攀岩大赛，但规模都无法与此次相比。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民们对背包客和攀岩装备早已见怪不怪，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原生态的生活习惯。景区里甚至见不到兜售纪念品的小贩。
对于一个正在寻找出口的贫困山区而言，利用山地资源吸引一帮不太在乎物质条件的人前来，可能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遍布全省的山地资源，为什么我们不去开发？”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石灰岩山应该被炸掉，然后修路。而对于攀岩者来说，这些山体是天赐宝地。
三年前，法国高山向导Oliver Balma在紫云格凸河村口看到这里的石灰岩，就“挪不动脚了”。作为“中国登山高级人才培训班”的教练。他受自己的学员、贵州体育局员工甘小川及其领导之邀，带领整个培训班到格凸河进行实地训练。在村口，Oliver Balma对甘小川说，“这里一眼望过去就有上千条可以开发的线路。”
两周时间，Oliver带领学员在景区附近的岩壁开发了38条线路。在那之前，中国登山协会攀岩攀冰部主任丁祥华曾建议,格凸河地区可以把“国家级攀岩公园和世界级攀岩圣地”作为发展目标。当地政府也曾试图开辟攀岩路线并组织小型比赛。但Oliver直到的到来，才第一次大规模开发了当地的岩壁资源。
“山地户外运动大省”是多山的贵州省一直以来的发展目标。早在2004年成立省登山协会之前，贵州省体育局就有大力发展山地和户外运动的思路。“从体育来说，我们不和别人攀比。贵州既然有优质的、遍布全省的山地资源，为什么我们不去开发？”贵州省体育局局长蔡国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6年，致力于培訓“欧洲高山向导”的中国登山高级人才培训班准备在全国范围内招收学员。首批名额给了西藏、青海、四川、新疆等山地资源丰富的省区，并不包括贵州。贵州登山协会得知后，努力争取了一个名额，贵州体育局员工甘小川才有机会成为首届8个学员之一。
局领导通过甘小川邀请培训班教练Oliver带领学员到格凸河地区实地训练。正是这次邀请，让Oliver看到了使自己“震惊”的地貌。在协助开发了38条线路之后，他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法国同学、法国攀索公司活动的执行总监Erwan。这才有了今年10月27日600多人的聚会—— 攀索岩上之旅在这里举办。这个世界顶级的攀岩盛事自2002年开始以来，首次进入亚洲。
在此之前，该活动执行总监Erwan考察过许多地方，唯独对格凸河地区的自然岩壁资源和人文特色非常满意，“这里跟别的地方不一样，能让外国人记住‘这是中国’。他们很在意这一点。”中国登山协会攀岩攀冰部主任丁祥华这样解释。
当贫困县遇见户外体育
1999年春节，丁祥华第一次背着绳子去广西阳朔攀岩。他一边往上爬，一边发现下面公路上的车纷纷停下来观察自己，当地人好奇地冲他喊：“上面有什么动物或者宝藏么？”
12年之后的格凸河地区，这次国际攀岩交流大会的现场也有很多当地人围观。但他们早已知道，这是个时尚的运动项目。曾经的几届攀岩比赛，对当地算是个启蒙。除此之外，当地还有着“土产攀岩”——为了掏燕窝、采草药，一些苗族先民练就了徒手攀爬绝壁的技艺，被称为“蜘蛛人”。
如今，当地的“蜘蛛人”只剩下五六个。罗登明就是其中之一。2003年格凸河景区开发，掏燕窝被禁止。他攀爬岩壁只是为了向游客表演，表演费与景区三七分成。在旅游旺季，罗登明一个月能赚到1500块左右。
不表演的时候，他的身份是景区门口一家农家旅馆的老板兼厨子。人们会在进店吃饭时大声叫嚷：“蜘蛛侠呢？”他便笑容可掬地小跑过来，拿着炒勺，腰上还系着围裙：“在炒菜呢。”
虽然有着如此奇特的传统，但与现代攀岩项目相比，两者毕竟存在极大差异。如果不去看攀岩选手炫目的设备和斑斓的帐篷，格凸河地区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山地贫困县。
这里只有几家餐馆，而且菜式简单。很多攀岩者宁愿选择自己用户外炊具做饭。但这个季节，连水果也很难买到。
对于当地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物资缺乏等“非常原生态”的状况，岩友们开始大都觉得这些“无所谓”，因为“玩户外的人都喜欢自然的东西”，岩壁已足以让他们“非常兴奋、非常享受”。但在连续攀爬几天后，一些在住处无法洗澡的人还是叫苦不迭。
格凸河地区所在的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是安顺市最偏远的县城，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据官方提供的数据，这里2010年农民人均收入是3123元。几年前，格凸河地区的基础设施甚至比现在还要糟糕数倍：景区门口根本没有楼房和农家院，只有光秃秃的土坡。“我们那时做活动都会很注重规模，不能给当地造成负担。”甘小川说。
这一次，即便法国的主办方公司为此出资近40万欧元，省、市一级也大力支持，但要在这样一个地方举办大型活动，仍然十分困难：英语接待能力成为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最终只好从安顺市调来翻译。但十几个开放式的攀岩区域无法周全照看，安全问题仍让当地担心。为了解决通讯、电力、公安、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短缺问题，地方政府不得不在十多天时间里成立了15个工作组。400名干部被调动起来。
实际上，这是一个当地求之不得的机会。600名攀岩高手汇聚于此，可想而知，这些顶级高手在圈内的口口相传将对格凸小城产生怎样的推动作用。利用山地资源的时尚体育之路似乎开始明朗。但这里毕竟仍贫困且封闭，一切尝试都刚刚开始。
“整个格凸河景区的接待上限仅为250人，而这次来了五六百人，”紫云县副县长刘廷洪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接待能力差，基础设施也差。我们压力非常非常大。”
从天而降的新机会
10年甚至20年之后，格凸可能会从贫困小城变成“国家级攀岩公园、世界级攀岩圣地”。这是丁祥华的预计。作为中国登山协会攀岩攀冰部主任，他觉得如果由中国登山协会配合贵州政府工作，每年循序渐进地开发一些线路，一点点把人气做旺，他的这个设想就能实现。
他没想到，商业资本的力量如此强大。开发攀岩项目的商业公司Petzl看好这里后，短短2年时间，格凸河地区的攀登线路被拓展到300余条，还在一年内拉来了这么多名世界级攀岩高手。“从这个角度来讲，这里很幸运。”丁祥华说。
对中国自然岩壁开发历程而言，像这次这样由商业力量牵头参与开发的方式尚属首次。这被当地归结为“紫云格凸河模式”。
在1980年代的中国，攀岩运动最早是以全国竞赛形式存在的。1990年代以后，第一批民间攀岩爱好者才缓慢出现。他们首先选择了广西桂林阳朔县，由此，阳朔成为了第一个由民间岩友发起并开发的攀岩区域。一两年后，一些攀岩爱好者在北京白河地区开线。另外，几个很执著的岩友在昆明西山附近开发了300多条线路。
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的自然岩壁的开发主要集中在此三处。最初，当地政府对此似乎并不热心。
转变是从河南新乡开始的。2010年，新乡万仙山景区开始密集的线路开发，当地政府走上前台。“那里1996年就做过一次全国锦标赛，现在成立了景区，也有很多去人去那里攀岩，政府就觉得这个文章可以做一做。”丁祥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丁祥华看来，这种由当地政府主导并出资，由中国登山协会调集国家开线队规划开发的模式是一种高效的方法。而与此相比，他更乐于看到此次格凸河地区所形成的模式：国际公司为了做活动，出资召集世界上最优秀的开发线路团队集中开发。政府出资少，线路质量高。这对于多山的贫困县来说，求之不得。
“同一片岩壁，如果线路的走向不同，其安全性、攀登起来的愉悦性和观赏性都是不一样的，”丁祥华说，“对当地政府来说，这次活动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绝佳机会。”
作为格凸地区的榜样，阳朔经过十余年的开发，攀岩已经改变了当地的旅游生态。曾经到此一游的普通景点已经成为国内发展最好的攀岩基地之一。甚至有人在当地开了酒吧、旅店，常住下来。有些当地居民已经会讲些英语，有当地年轻人甚至成为职业攀岩运动员。
格凸河也许正在仿效阳朔曾走过的道路。此次国际攀岩交流大会主办公司的执行总监Erwan跟很多人表示，自己打算在这里租个房子，把内部条件弄得“跟国际接轨”。目前，省体育局已经就攀岩者未来的购票方式与当地政府达成初步意向。贵阳直达紫云、并通往昆明的高速公路预计明年年底将会开通，到那时，从贵阳抵达这里的时间将节省一半。
不过，起步很早的阳朔在开发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当地的俱乐部和百姓在对攀岩者收费的问题上产生了利益冲突；去年情况再次升级，外部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势力也介入其中。丁祥华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当地政府不作为。
“对于格凸河下一步如何开发，现在我们必须要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其中不仅包括做好活动、带动百姓致富，当然也包括可持续发展问题，”贵州省体育局局长蔡国祥说，“这些都是政府必须面临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