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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士绅，张謇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思图强而忧愤，在清政府一次又一次让他痛心疾首之后，状元投身商海，一步步探索，践行自下而上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地方自治的救国方略
1894年4月24日凌晨，紫禁城万籁俱寂，太和殿外伫立着等待宣召的十名新科进士。他们神情肃穆，但内心却无比兴奋与焦灼。状元，这是何等的荣耀？多少人梦寐以求！焉能不激动万分？午门钟鼓齐鸣，传胪大典开始。皇帝平常礼仪上的中和韶乐，重大礼节专用的丹陛大乐，同时奏响。
年已不惑的张謇，心潮起伏。他十六岁时一举考中秀才，意气风发，立志科举成名。然而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中道辍学，当了十年的幕僚。虽然此后也顺利中举，但一连四次在最高层的会试中的败落，却不禁使他心灰意懒，加之饱看宦海之险恶，科举之腐败，他已对功名利禄渐生厌倦。此次进京会考，实是父命难违……
“一甲一名，张謇……”
似乎从遥远的旷野传来一声悠扬的喧呼，张謇浑身一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迎来一束束欣羡杂以嫉妒和失望的目光时，他的脑海已是一片空白。
一年之后的冬天，在长江北岸的通州城里，人们沸沸扬扬地议论着一个爆炸性新闻：洋鬼子的奇技淫巧将在通州出现，大生纱厂即将成立，而主事者竟然是新科状元张謇！
创办大生纱厂
话说张謇状元及第，入了翰林院不久，老父逝世，遂匆匆回籍奔丧守制，这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俯首屈膝签定城下之盟，九州大地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国耻家痛使新科状元悲愤交加，苦苦思索着人生之路和救国救民的真谛。他决定走实业救国道路，立志要在南通创办纱厂。
绅领商办
有人对张謇的决定暗中生疑：甲午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商品与资本输出，向中国大量倾销棉纱，上海等地纱价不断下跌；此时办纱厂有利可图吗？南通向来闭塞，不比江南市场环境好，在这里办厂，能立得住脚吗？
这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张謇也并非轻举妄动之辈。他在南通做了周详的考察。虽然目前棉纱市场疲软，但是南通一带机纱市场前景看好，这里洋纱尚未充斥，而织户众多，棉纱需求广阔，且南通广大的剩余劳动力可为纱厂提供充裕而廉价的产业后备军。
但张謇不曾料到，贵为状元，下海办事业竟是如此艰辛。
传统士绅，高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素以清高自命，转而经商，退居四民之末，这其中观念的转变首先就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张謇是奉旨办厂，受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委派经办商务。但他从一开始就决意将纱厂办成商办工厂，因为洋务运动期间创设的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大多宣告失败。张謇希望能摆脱腐败的官僚体制的直接干预。
张骞将他的纱厂取名为“大生”，寓意“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他希望以通州为基地，通过发展新工业，从家乡走向全国，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大生纱厂由通州、上海各三名董事即“通沪六董”协商认办，预定招股六千共六十万两白银。但招股不易，不久两名董事知难而退，相继辞职。纯粹商办的方案遂成泡影。
退而求其次，办厂方案改为官商合办。但是在这种经营方式下，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随时有可能受到官府的直接干预与控制，腐败与垄断随时会侵蚀企业的机体，因此商民纷纷反对。左右为难之际，张謇在张之洞、刘坤一的帮助下，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那就是“绅领商办”。
上海商务局将搁置在黄埔江畔多年的进口机器折价25万两，以官股的形式出让给大生纱厂，到期领取官利，官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纱厂仍用商办形式经营。以张謇为首的士绅在其中的作用是，“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通官商之邮”，也就是说，通过开明绅士的威望与影响，取得官府的间接支持和保护，沟通官与商之间的联系。
这一方面有效地避免了官府的消极干预，同时也避免了纯粹商办企业羸弱无助的缺陷。对于大生纱厂而言，由于张謇的作用，“绅领商办”无疑优越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与纯粹商办，不啻为一种有效的经营方式，既具备了商办企业独立经营的优势，在某些方面又能获得来自官府的特权。
应该说，这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悲哀，但又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就某种程度而言，“绅领商办”是张謇对民族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一种贡献，毕竟，它是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中国早期企业形式基础上的创新与进步。
志比城坚
经营模式虽已确立，但实际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却远远超过想象。绅领商办的形式虽然一般商人乐于接受，但资金的筹措仍非常有限，通州本地资金甚微，而上海商界对通州办厂似乎有些不屑一顾。地方官员，虽然对新科状元以礼相待，空头承诺不少，实际的支持并不多，有的通州地方官吏还暗中阻挠。当时资本稀缺，融资成本高昂。好不容易筹集了6万现金，1897年12月开始在通州城北的乱坟荒野上建造厂基，筑路架桥，雇工、材料、运输等开支浩繁，很快便花销一空。张謇只得赶赴上海再筹资金。此时，这位纱厂创办人，只能依靠卖字得来的旅费狼狈启程。
张謇四处奔走，足迹广涉江苏、上海、安徽、江西、湖北各地，周旋于官衙之间，游说商民之中，就像化缘的和尚，遇庙必拜，逢人作揖，费尽唇舌。大生纱厂装机建厂、试机开车，每走一步，都极艰难，张謇随时都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在此期间，风言风语不断传来，讥讽有之；叹惋有之。张謇面临沉重的压力，修建厂房进展缓慢，有人冷眼旁观，幸灾乐祸，恨不能见它立即夭折；厂房建成，有人冷言冷语：“厂囱虽高，何时出烟？”试机之后，人们仍然怀疑：“引擎虽动，何时出纱？”
直到1899年4月，纱厂正式开车出纱，流言蜚语才不攻自破。而为了早日出纱，取信于人，张謇是将价值8万两的棉花转运上海出卖才解决了开车出纱的燃眉之急。开车之后，资金告罄，无力续购棉花。张謇又一次四处奔走求援。大生纱厂筹建至此，张謇的状元光环与社会关系网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然而此时也如同强驽之末，软弱无力。张謇为之心力交瘁。为了大生纱厂，这位状元公为此付出的心血不知是当年应考的多少倍。 将近五年了，数不清有多少次碰壁。在走投无路之际，张謇也考虑过辞职，甚至求助于贷款条件苛刻的外国资本。此时，张謇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至不能有花纺纱，则停车闭厂，以还股东。”也就是说，在最大限度内加快资金周转，使纱厂拼着一口气，度过生死之关。如实在行不通，则就生死由天了。
天无绝人之路，张謇的得力助手沈燮均把自己布庄的资金全部接济了大生纱厂，终于使张謇的背水一战成功，总算立住了阵脚。1899年夏，棉纱行情一直看涨。在通海地区，小农家庭手工制作的土纱越来越受到机纱的排挤，织户纷纷改用机纱。市场上，十二支纱的价格，批发达65两，零售达67两，大生纱厂的产品，初一投放市场就很快畅销。纱厂的资金周转逐渐宽松，收购原料，就地进行，源源不断。
张謇信心倍增。这位士大夫出身的企业家，亲手制定了一套完整而新颖的管理制度。他拟定的“厂约”，是中国民族企业早期比较完整的治厂章程。
厂内凡执事者概称先生，摒弃传统的老爷称谓，这在当时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厂约实行明确的分工，责任落实到人，考核奖惩严明，杜绝彼此推诿；总理的职责是：“通官商之情，规便益之利，去妨碍之弊。酌定章程，举错董事，稽察进退，考核功过，等差赏罚。”；推行技术管理，确保产品质量。同时，高薪延聘英国技术人员为总工程师，保证机器设备的正常运转。
开车不久的八月，产品就供不应求，纱尚未纺出，已预购一空。投产第一年，获利银12万两，第二年获利银15万两。大生纱厂的成功，并没有使张謇陶醉而止步不前，他的气魄更宏伟，目光更远大。
创建大生企业集团
当历史跨入二十世纪时，张謇挟大生一役初战告捷的余勇，又先后创建一系列以大生为轴心的企业群。1900年，张謇筹建通海垦牧公司，决心将海门荒滩建设成良棉基地，为纱厂供应原料。垦牧公司在集股筹资方面，较当年大生纱厂的创建相对顺利，到1901年7月集股已达14万元，顺利开工。但是，早期中国民族企业家的命运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如果说大生纱厂是如履薄冰地走过来，那么，垦牧公司则是在狂风骤雨中拼搏出来的。
与人争，与天斗
垦牧公司一开始就处于与传统势力相对立的位置。在海门荒滩上，蓄草煎盐的粗放生产方式，只能生产质量低劣的海盐。但盐为专卖商品，官吏能契以寻租，贪污受贿，从中渔利。这样一块肥肉他们怎愿轻易放弃呢？张謇花了整整八年时间，多方奔波，才将种种人为障碍逐一排除，将其宏大计划一步步向前推进。
垦牧公司的建设不仅要与人相争，而且要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拼搏。把辽阔的海涂荒滩化为良田，谈何容易？海滩盐碱地，先要蓄淡，继要种青，方能杀碱。这就需要兴修水利，筑路修堤，开渠平地，工程十分艰巨。1905年夏天，数千民工不畏艰险，建成七条长堤、开挖了部分河渠，开垦了7000亩土地，但不幸在一场大风暴中全部化为乌有，牧场羊群也悉数散亡。
狂风巨潮使不少股东纷纷撤资而去，但张謇坚定不移，他总结经验，继续前行。五十多岁的人了，还一如既往，和青壮年一样，顶风寒，冒酷暑，坐着一辆独轮小车，在崎岖不平的垦区颠簸而行，在芦苇丛中艰难跋涉。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酷暑天，海涛汹涌，巨大的海潮挟狂风之威，如巨龙翻滚，疯狂地冲击着海堤。张謇不顾左右的苦劝，以有病之躯，“出入于狂风急浪之中，与骇浪惊涛相搏”。他踉踉跄跄巡视工地，指挥民工加固堤岸，抢险救灾。
近十年的苦心经营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1910年，千里斥卤瘠土变成了膏腴良田，耕地面积达3万多亩。昔日的荒滩上建起了繁忙的村镇，六七千应募而来的劳动者，在此组成了一个新型的农工商一体的小区。垦牧公司向世人显示了骄人的成就，为大生纱厂提供价廉质优的棉花。
在此期间，张謇又创设了一系列企业：1902年开办大兴面厂，利用纱厂的剩余动力磨粉，供应纱厂浆纱和工人食用；同年开办广生榨油公司，利用纱厂轧花棉籽制油自用；次年设大隆皂厂，以充分利用油厂的下脚料；为有效地解决运输瓶颈，1904年创立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和南通天生港轮埠，此后还建成泽生水利公司、大中通运公司、外江三轮公司、船闸公司等；1906年设立资生铁厂，专为大生纱厂修配机件；其他如染织考工所，是为纱厂发展服务的实验与研究机构，懋生房地产公司是为各厂职工修建商品房；1907年在崇明久隆镇开设大生二厂。
自下而上的救国方略
张謇马不停蹄地投资办厂，一步一步实现他的实业发展宏愿，同时这也与他的政治理想紧密相关。19世纪20世纪之交，爱国志士在动荡不安的中国社会发动各种各样的变革与改良运动。张謇搏击于商海之中，也热情地关注和参与着政治变革，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
戊戍变法期间，适逢张謇进京，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之中。随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苦难的华夏大地，连年动荡不安。张謇忧日甚。作为传统士绅，他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思图强而忧愤；作为实业家，他更加务实地探索救国之途。在清政府一次又一次让他痛心疾首之后，他用自己的实践走上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救国之路。他意识到只有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才是真理，自上而下的道路失败，他逐渐清晰地形成了一条地方自治的救国方略。
按照他的设想，先在通州大办实业，发展经济，扶植教育，走出一条富强之路，然后推广到江苏省，进而扩展到全国。中华之振兴，指日可待矣。应该说，这个设想既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保守主张，也不同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的激进理想；这是他从事实业逐渐摸索到的道路，其独到见解有重要历史地位。
另一方面，中国早期民族企业所处市场环境的滞后，在通州地区尤为突出，也迫使张謇不得不分散出击，通过多方投资为大生等企业营造一个较好的市场环境。在通州这个尚为封闭的经济地域中，张謇及其大生纱厂如同鹤立鸡群，卓立于小农经济的土壤里，因此，无论从原料到运输各个环节，乃至雇工的食宿等细节，张謇都是在孤军奋战，荜露蓝缕地为建设自身的市场环境努力。或者说，他通过企业集团内部的指令性安排，来弥补市场环境的不足。 这位勇往直前的开拓者，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非凡的谋略，终于建立了以纱厂为轴心的规模庞大的大生资本集团。辛亥革命以后，民族工业的处境略有改善，大生纱厂的发展逐渐加快。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内部争霸战争为中国民族工业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宽松环境与发展良机。大生纱厂迎来了它的鼎盛春秋。1917年大生纱厂纯利76万两，1922年更高达263万两。至1921年，大生集团的支柱第一、第二两个纱厂，资本接近370万两，历年纯利累计共达1660余万两。
在鼎盛时期，张謇扩张实业的激情也进一步膨胀。1914年创办大生三厂，并计划继续建立六个纱厂，但只有大生八厂建成，其他或停留于一纸计划，或耗巨资后流产。1918年筹建淮海银行，此后又陆续创办大达轮船公司、大昌纸厂等多家企业。同时，盐垦企业系统也迅速扩建了十数家公司，至1920年，投入资本共计2000多万元，占地面积400多万亩，垦殖土地70多万亩。
在短短数年，分散资金投入多家企业，超过了张謇与大生纱厂的合理负荷，急于求成，虽然一度业绩辉煌，但无形中也种下了苦果。
根据以实业养教育、以教育促实业的宏大设想，在大生纱厂立稳脚根后，张謇便大张旗鼓地开始教育投资。1902年创办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随后陆续成立了从幼儿园到专科学校各级教育机构及公益事业机构。1920年又成立综合性的南通大学。
如此骄人的成就，使张謇及其企业集团足以傲视于世。年逾古稀的张謇虽然激情高昂，也难免偏离其一贯的冷静与稳健，但他并没有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1920年正值辉煌颠峰时，他仍然不忘谆谆告诫：“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致失败，即失败亦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
不幸而言中。这位盖世英杰，虽然能够先后在学界与商界都取得当时登峰造极的成就，但在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时代，他仍然无法摆脱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悲壮历史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列强发动对华经济扩张狂潮，而此时中国国内军阀连年混战，国民经济凋敝残破。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庞大的大生资本集团内部潜在的种种危机终于一并爆发出来，不可收拾。此时，年迈的张謇无力回天，只能眼巴巴地坐视自己苦心经营三十多年的企业集团轰然崩溃。而这位“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不久也在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
现代夸父
大概在人类混沌初开之时，有一位追赶太阳的英雄，名叫夸父。为了实现自己的追求，他爬山涉水，奋力奔跑，永不停歇地追逐太阳。后来，他口渴难忍，一气喝干渭水、黄河，也无济于事，仍然继续前进。临终之前，他放下手中的拐杖，用自己的脂膏血肉浸润之，滋生了一片桃林（即邓林），延绵广布数千里。
中国古代的这个神话故事，本来的寓意是讥讽夸父不自量力。但后来，夸父为了伟大的理想而竭尽全力，不达目的誓不甘休的坚强毅力，为人们所称颂不已。夸父的追求虽然没有实现，但他用血肉之躯惠泽后世，更为人们所敬仰推崇。陶渊明有诗赞曰：“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张骞是又一位夸父。他的宏大设想，不无知识分子理想化的浓厚色彩，恨不能通过无止境的实业计划，一夜之间改善中国的市场环境，改变国弱民穷的悲惨命运。他也像夸父一样，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呕心沥血，百折不挠。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他不可避免要走向失败。
张謇立志以通州为试点，以近代企业为龙头，振兴经济，地方自治，救国救民，走出一条适应全国富强之路。他排除种种艰难险阻，探索创新；他开创绅领商办的独特模式，成功创建大生纱厂；他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大型垦牧公司，继而开设了一系列近代化的企业，形成了农、牧、工、商一体化的大生企业集团。这在当时是一种创举，其中的艰辛困苦，不一而足。施展浑身解数，竭尽其杰出的商业才华，创造辉煌的成就，但最终张謇还是没有走出历史的遗憾。
以一个状元的身份，张謇一改象牙塔里清高腐儒的形象，义无反顾勇赴商海，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千古绝唱。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路先锋，他对实业矢志不逾的追求，他对商业实践的可贵贡献，留给了后人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他在南通的实业成就与教育成就，更为地方经济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泽被当世，功在身后，张謇不愧为一位伟大的商界夸父。（本案例故事，由作者根据史料为基础创作）
1894年4月24日凌晨，紫禁城万籁俱寂，太和殿外伫立着等待宣召的十名新科进士。他们神情肃穆，但内心却无比兴奋与焦灼。状元，这是何等的荣耀？多少人梦寐以求！焉能不激动万分？午门钟鼓齐鸣，传胪大典开始。皇帝平常礼仪上的中和韶乐，重大礼节专用的丹陛大乐，同时奏响。
年已不惑的张謇，心潮起伏。他十六岁时一举考中秀才，意气风发，立志科举成名。然而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中道辍学，当了十年的幕僚。虽然此后也顺利中举，但一连四次在最高层的会试中的败落，却不禁使他心灰意懒，加之饱看宦海之险恶，科举之腐败，他已对功名利禄渐生厌倦。此次进京会考，实是父命难违……
“一甲一名，张謇……”
似乎从遥远的旷野传来一声悠扬的喧呼，张謇浑身一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迎来一束束欣羡杂以嫉妒和失望的目光时，他的脑海已是一片空白。
一年之后的冬天，在长江北岸的通州城里，人们沸沸扬扬地议论着一个爆炸性新闻：洋鬼子的奇技淫巧将在通州出现，大生纱厂即将成立，而主事者竟然是新科状元张謇！
创办大生纱厂
话说张謇状元及第，入了翰林院不久，老父逝世，遂匆匆回籍奔丧守制，这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俯首屈膝签定城下之盟，九州大地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国耻家痛使新科状元悲愤交加，苦苦思索着人生之路和救国救民的真谛。他决定走实业救国道路，立志要在南通创办纱厂。
绅领商办
有人对张謇的决定暗中生疑：甲午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商品与资本输出，向中国大量倾销棉纱，上海等地纱价不断下跌；此时办纱厂有利可图吗？南通向来闭塞，不比江南市场环境好，在这里办厂，能立得住脚吗？
这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张謇也并非轻举妄动之辈。他在南通做了周详的考察。虽然目前棉纱市场疲软，但是南通一带机纱市场前景看好，这里洋纱尚未充斥，而织户众多，棉纱需求广阔，且南通广大的剩余劳动力可为纱厂提供充裕而廉价的产业后备军。
但张謇不曾料到，贵为状元，下海办事业竟是如此艰辛。
传统士绅，高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素以清高自命，转而经商，退居四民之末，这其中观念的转变首先就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张謇是奉旨办厂，受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委派经办商务。但他从一开始就决意将纱厂办成商办工厂，因为洋务运动期间创设的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大多宣告失败。张謇希望能摆脱腐败的官僚体制的直接干预。
张骞将他的纱厂取名为“大生”，寓意“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他希望以通州为基地，通过发展新工业，从家乡走向全国，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大生纱厂由通州、上海各三名董事即“通沪六董”协商认办，预定招股六千共六十万两白银。但招股不易，不久两名董事知难而退，相继辞职。纯粹商办的方案遂成泡影。
退而求其次，办厂方案改为官商合办。但是在这种经营方式下，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随时有可能受到官府的直接干预与控制，腐败与垄断随时会侵蚀企业的机体，因此商民纷纷反对。左右为难之际，张謇在张之洞、刘坤一的帮助下，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那就是“绅领商办”。
上海商务局将搁置在黄埔江畔多年的进口机器折价25万两，以官股的形式出让给大生纱厂，到期领取官利，官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纱厂仍用商办形式经营。以张謇为首的士绅在其中的作用是，“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通官商之邮”，也就是说，通过开明绅士的威望与影响，取得官府的间接支持和保护，沟通官与商之间的联系。
这一方面有效地避免了官府的消极干预，同时也避免了纯粹商办企业羸弱无助的缺陷。对于大生纱厂而言，由于张謇的作用，“绅领商办”无疑优越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与纯粹商办，不啻为一种有效的经营方式，既具备了商办企业独立经营的优势，在某些方面又能获得来自官府的特权。
应该说，这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悲哀，但又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就某种程度而言，“绅领商办”是张謇对民族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一种贡献，毕竟，它是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中国早期企业形式基础上的创新与进步。
志比城坚
经营模式虽已确立，但实际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却远远超过想象。绅领商办的形式虽然一般商人乐于接受，但资金的筹措仍非常有限，通州本地资金甚微，而上海商界对通州办厂似乎有些不屑一顾。地方官员，虽然对新科状元以礼相待，空头承诺不少，实际的支持并不多，有的通州地方官吏还暗中阻挠。当时资本稀缺，融资成本高昂。好不容易筹集了6万现金，1897年12月开始在通州城北的乱坟荒野上建造厂基，筑路架桥，雇工、材料、运输等开支浩繁，很快便花销一空。张謇只得赶赴上海再筹资金。此时，这位纱厂创办人，只能依靠卖字得来的旅费狼狈启程。
张謇四处奔走，足迹广涉江苏、上海、安徽、江西、湖北各地，周旋于官衙之间，游说商民之中，就像化缘的和尚，遇庙必拜，逢人作揖，费尽唇舌。大生纱厂装机建厂、试机开车，每走一步，都极艰难，张謇随时都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在此期间，风言风语不断传来，讥讽有之；叹惋有之。张謇面临沉重的压力，修建厂房进展缓慢，有人冷眼旁观，幸灾乐祸，恨不能见它立即夭折；厂房建成，有人冷言冷语：“厂囱虽高，何时出烟？”试机之后，人们仍然怀疑：“引擎虽动，何时出纱？”
直到1899年4月，纱厂正式开车出纱，流言蜚语才不攻自破。而为了早日出纱，取信于人，张謇是将价值8万两的棉花转运上海出卖才解决了开车出纱的燃眉之急。开车之后，资金告罄，无力续购棉花。张謇又一次四处奔走求援。大生纱厂筹建至此，张謇的状元光环与社会关系网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然而此时也如同强驽之末，软弱无力。张謇为之心力交瘁。为了大生纱厂，这位状元公为此付出的心血不知是当年应考的多少倍。 将近五年了，数不清有多少次碰壁。在走投无路之际，张謇也考虑过辞职，甚至求助于贷款条件苛刻的外国资本。此时，张謇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至不能有花纺纱，则停车闭厂，以还股东。”也就是说，在最大限度内加快资金周转，使纱厂拼着一口气，度过生死之关。如实在行不通，则就生死由天了。
天无绝人之路，张謇的得力助手沈燮均把自己布庄的资金全部接济了大生纱厂，终于使张謇的背水一战成功，总算立住了阵脚。1899年夏，棉纱行情一直看涨。在通海地区，小农家庭手工制作的土纱越来越受到机纱的排挤，织户纷纷改用机纱。市场上，十二支纱的价格，批发达65两，零售达67两，大生纱厂的产品，初一投放市场就很快畅销。纱厂的资金周转逐渐宽松，收购原料，就地进行，源源不断。
张謇信心倍增。这位士大夫出身的企业家，亲手制定了一套完整而新颖的管理制度。他拟定的“厂约”，是中国民族企业早期比较完整的治厂章程。
厂内凡执事者概称先生，摒弃传统的老爷称谓，这在当时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厂约实行明确的分工，责任落实到人，考核奖惩严明，杜绝彼此推诿；总理的职责是：“通官商之情，规便益之利，去妨碍之弊。酌定章程，举错董事，稽察进退，考核功过，等差赏罚。”；推行技术管理，确保产品质量。同时，高薪延聘英国技术人员为总工程师，保证机器设备的正常运转。
开车不久的八月，产品就供不应求，纱尚未纺出，已预购一空。投产第一年，获利银12万两，第二年获利银15万两。大生纱厂的成功，并没有使张謇陶醉而止步不前，他的气魄更宏伟，目光更远大。
创建大生企业集团
当历史跨入二十世纪时，张謇挟大生一役初战告捷的余勇，又先后创建一系列以大生为轴心的企业群。1900年，张謇筹建通海垦牧公司，决心将海门荒滩建设成良棉基地，为纱厂供应原料。垦牧公司在集股筹资方面，较当年大生纱厂的创建相对顺利，到1901年7月集股已达14万元，顺利开工。但是，早期中国民族企业家的命运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如果说大生纱厂是如履薄冰地走过来，那么，垦牧公司则是在狂风骤雨中拼搏出来的。
与人争，与天斗
垦牧公司一开始就处于与传统势力相对立的位置。在海门荒滩上，蓄草煎盐的粗放生产方式，只能生产质量低劣的海盐。但盐为专卖商品，官吏能契以寻租，贪污受贿，从中渔利。这样一块肥肉他们怎愿轻易放弃呢？张謇花了整整八年时间，多方奔波，才将种种人为障碍逐一排除，将其宏大计划一步步向前推进。
垦牧公司的建设不仅要与人相争，而且要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拼搏。把辽阔的海涂荒滩化为良田，谈何容易？海滩盐碱地，先要蓄淡，继要种青，方能杀碱。这就需要兴修水利，筑路修堤，开渠平地，工程十分艰巨。1905年夏天，数千民工不畏艰险，建成七条长堤、开挖了部分河渠，开垦了7000亩土地，但不幸在一场大风暴中全部化为乌有，牧场羊群也悉数散亡。
狂风巨潮使不少股东纷纷撤资而去，但张謇坚定不移，他总结经验，继续前行。五十多岁的人了，还一如既往，和青壮年一样，顶风寒，冒酷暑，坐着一辆独轮小车，在崎岖不平的垦区颠簸而行，在芦苇丛中艰难跋涉。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酷暑天，海涛汹涌，巨大的海潮挟狂风之威，如巨龙翻滚，疯狂地冲击着海堤。张謇不顾左右的苦劝，以有病之躯，“出入于狂风急浪之中，与骇浪惊涛相搏”。他踉踉跄跄巡视工地，指挥民工加固堤岸，抢险救灾。
近十年的苦心经营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1910年，千里斥卤瘠土变成了膏腴良田，耕地面积达3万多亩。昔日的荒滩上建起了繁忙的村镇，六七千应募而来的劳动者，在此组成了一个新型的农工商一体的小区。垦牧公司向世人显示了骄人的成就，为大生纱厂提供价廉质优的棉花。
在此期间，张謇又创设了一系列企业：1902年开办大兴面厂，利用纱厂的剩余动力磨粉，供应纱厂浆纱和工人食用；同年开办广生榨油公司，利用纱厂轧花棉籽制油自用；次年设大隆皂厂，以充分利用油厂的下脚料；为有效地解决运输瓶颈，1904年创立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和南通天生港轮埠，此后还建成泽生水利公司、大中通运公司、外江三轮公司、船闸公司等；1906年设立资生铁厂，专为大生纱厂修配机件；其他如染织考工所，是为纱厂发展服务的实验与研究机构，懋生房地产公司是为各厂职工修建商品房；1907年在崇明久隆镇开设大生二厂。
自下而上的救国方略
张謇马不停蹄地投资办厂，一步一步实现他的实业发展宏愿，同时这也与他的政治理想紧密相关。19世纪20世纪之交，爱国志士在动荡不安的中国社会发动各种各样的变革与改良运动。张謇搏击于商海之中，也热情地关注和参与着政治变革，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
戊戍变法期间，适逢张謇进京，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之中。随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苦难的华夏大地，连年动荡不安。张謇忧日甚。作为传统士绅，他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思图强而忧愤；作为实业家，他更加务实地探索救国之途。在清政府一次又一次让他痛心疾首之后，他用自己的实践走上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救国之路。他意识到只有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才是真理，自上而下的道路失败，他逐渐清晰地形成了一条地方自治的救国方略。
按照他的设想，先在通州大办实业，发展经济，扶植教育，走出一条富强之路，然后推广到江苏省，进而扩展到全国。中华之振兴，指日可待矣。应该说，这个设想既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保守主张，也不同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的激进理想；这是他从事实业逐渐摸索到的道路，其独到见解有重要历史地位。
另一方面，中国早期民族企业所处市场环境的滞后，在通州地区尤为突出，也迫使张謇不得不分散出击，通过多方投资为大生等企业营造一个较好的市场环境。在通州这个尚为封闭的经济地域中，张謇及其大生纱厂如同鹤立鸡群，卓立于小农经济的土壤里，因此，无论从原料到运输各个环节，乃至雇工的食宿等细节，张謇都是在孤军奋战，荜露蓝缕地为建设自身的市场环境努力。或者说，他通过企业集团内部的指令性安排，来弥补市场环境的不足。 这位勇往直前的开拓者，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非凡的谋略，终于建立了以纱厂为轴心的规模庞大的大生资本集团。辛亥革命以后，民族工业的处境略有改善，大生纱厂的发展逐渐加快。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内部争霸战争为中国民族工业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宽松环境与发展良机。大生纱厂迎来了它的鼎盛春秋。1917年大生纱厂纯利76万两，1922年更高达263万两。至1921年，大生集团的支柱第一、第二两个纱厂，资本接近370万两，历年纯利累计共达1660余万两。
在鼎盛时期，张謇扩张实业的激情也进一步膨胀。1914年创办大生三厂，并计划继续建立六个纱厂，但只有大生八厂建成，其他或停留于一纸计划，或耗巨资后流产。1918年筹建淮海银行，此后又陆续创办大达轮船公司、大昌纸厂等多家企业。同时，盐垦企业系统也迅速扩建了十数家公司，至1920年，投入资本共计2000多万元，占地面积400多万亩，垦殖土地70多万亩。
在短短数年，分散资金投入多家企业，超过了张謇与大生纱厂的合理负荷，急于求成，虽然一度业绩辉煌，但无形中也种下了苦果。
根据以实业养教育、以教育促实业的宏大设想，在大生纱厂立稳脚根后，张謇便大张旗鼓地开始教育投资。1902年创办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随后陆续成立了从幼儿园到专科学校各级教育机构及公益事业机构。1920年又成立综合性的南通大学。
如此骄人的成就，使张謇及其企业集团足以傲视于世。年逾古稀的张謇虽然激情高昂，也难免偏离其一贯的冷静与稳健，但他并没有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1920年正值辉煌颠峰时，他仍然不忘谆谆告诫：“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致失败，即失败亦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
不幸而言中。这位盖世英杰，虽然能够先后在学界与商界都取得当时登峰造极的成就，但在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时代，他仍然无法摆脱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悲壮历史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列强发动对华经济扩张狂潮，而此时中国国内军阀连年混战，国民经济凋敝残破。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庞大的大生资本集团内部潜在的种种危机终于一并爆发出来，不可收拾。此时，年迈的张謇无力回天，只能眼巴巴地坐视自己苦心经营三十多年的企业集团轰然崩溃。而这位“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不久也在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
现代夸父
大概在人类混沌初开之时，有一位追赶太阳的英雄，名叫夸父。为了实现自己的追求，他爬山涉水，奋力奔跑，永不停歇地追逐太阳。后来，他口渴难忍，一气喝干渭水、黄河，也无济于事，仍然继续前进。临终之前，他放下手中的拐杖，用自己的脂膏血肉浸润之，滋生了一片桃林（即邓林），延绵广布数千里。
中国古代的这个神话故事，本来的寓意是讥讽夸父不自量力。但后来，夸父为了伟大的理想而竭尽全力，不达目的誓不甘休的坚强毅力，为人们所称颂不已。夸父的追求虽然没有实现，但他用血肉之躯惠泽后世，更为人们所敬仰推崇。陶渊明有诗赞曰：“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张骞是又一位夸父。他的宏大设想，不无知识分子理想化的浓厚色彩，恨不能通过无止境的实业计划，一夜之间改善中国的市场环境，改变国弱民穷的悲惨命运。他也像夸父一样，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呕心沥血，百折不挠。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他不可避免要走向失败。
张謇立志以通州为试点，以近代企业为龙头，振兴经济，地方自治，救国救民，走出一条适应全国富强之路。他排除种种艰难险阻，探索创新；他开创绅领商办的独特模式，成功创建大生纱厂；他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大型垦牧公司，继而开设了一系列近代化的企业，形成了农、牧、工、商一体化的大生企业集团。这在当时是一种创举，其中的艰辛困苦，不一而足。施展浑身解数，竭尽其杰出的商业才华，创造辉煌的成就，但最终张謇还是没有走出历史的遗憾。
以一个状元的身份，张謇一改象牙塔里清高腐儒的形象，义无反顾勇赴商海，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千古绝唱。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路先锋，他对实业矢志不逾的追求，他对商业实践的可贵贡献，留给了后人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他在南通的实业成就与教育成就，更为地方经济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泽被当世，功在身后，张謇不愧为一位伟大的商界夸父。（本案例故事，由作者根据史料为基础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