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以中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语言学家林语堂的作品为分析文本，从中、西方社会文化角度通过对比分析，总结了汉译英中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共同影响下，林语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亦中亦西的交互文化观，并且对他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应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从社会文化视角出发，分析林语堂在其交互文化观的影响下翻译策略的应用。
【关键词】社会文化视角；林语堂；交互文化观；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35-0022-02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活动，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因此，译者必须具有敏感的文化意识去发掘更多恰当的翻译手段来传递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而学贯中西的林语堂就是这样一位跨东西方文化，中西合璧的文化大师。“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其文学创作和翻译生涯的真实写照，充分反映了他的文化态度。多年来，社会各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林语堂先生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对于林语堂先生翻译策略的研究视角大多是从异化、跨文化方面进行的，而本文以林译本《浮生六记》为实例，对林语堂在其交互文化观影响下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研究来更好地阐释林语堂在其翻译中是如何传递文本中的文化因素的。
一、林语堂的交互文化观
安东尼·皮姆在他的著作《翻译史研究方法》指出译者处于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重叠或交汇的部分，即所谓的交互文化。他认为译者是交互文化中的成员，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斡旋人”。而身处于中西文化背景影响中的林语堂，形成了他独特的交互文化观。他于 1919 年至1923 年游学海外，多年的西洋教育使得林语堂对西方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但是，这也带来了他中国传统文化缺失的遗憾。于是，进入清华大学后他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得益于中西结合的背景，林语堂渐渐形成了亦中亦西的交互文化观。
二、社会文化视角下的文本选择
林语堂所选择的翻译文本多是和自己的交互文化观相呼应的源本。通过这些作品让西方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浮生六记》是清朝文人沈复的自傳体散文。林语堂于 1935年将其译成英文，前后易稿不下十次。《浮生六记》一书中所传递的中国文人质朴自然的气质性情和恬静悠闲的处世哲学，本是晦涩难懂的文言文，经林语堂的翻译变的通俗易懂，成为让英语读者“徘徊不忍卒读”的佳作。并且国内本不喜欢或看不懂文言文的青年也对此爱不释手，这与他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分不开的。
三、交互文化观与翻译策略
以《浮生六记》为例抱着东西融合的交互文化观，林语堂采用了一些折中的翻译策略来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为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他采用了文化借用的策略；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他采用了文化替换的策略；为了更好地调和这两方面，达到及传播中国文化又让译入语读者接受其译本从而促成文化交流的目的，他采取了文化补偿的翻译策略。
1.文化借用
文化借用，把某个源语的表达形式逐词转移到目标语的一种文化转移，即在译入语中借用源语的表达法。被借用的词可能不经任何改动或稍事修改，如音译。音译，有些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和术语无法在目标语中找到对应语时，根据这些名称的发音特征，用另一种语言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出来的方法。《刺梁》和《后索》属于中国所特有的传统戏剧文化。林语堂先生直接用拼音表达，既让译入语读者了解到原文的发音特征又保持了原语的文化特色和民族色彩，激发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另外，《浮生六记》的译文中能原汁原味地体现中华文化的译笔也不在少数。例如：他将“八股文”译为“traditional eight-legged essays”，“童媳”译为“child daughter-in-law”，“拇战”译为“wine game”，“马褂”音译为“magua”，对于一些中国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可能造成西方读者理解困惑之处，林语堂也使用文本加注的方式进行处理。
2.文化替换
文化替换，指用译入语文化中具有相同意义的词汇来替代源语中的陌生词汇，以此来解决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理解上的困难。如他将原文中的“四两烧酒”就译成了“four ounces of cheap strong alcohol”，“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译成了“I was born in 1763，under the reign of Chenlung，on the twenty-second day of the 11th moon”。前者一个短语中杂揉了两种文化因素，英制“ounce”合公制28.30克，传统中国十六两制的“两”合公制31.2克，以“ounce”译“两”不算准确，但译文读者能意会到“四两烧酒”的重量，成了除此无他的绝妙之译。后者译文中中西纪年方式的并列使用既贴近了原文，既传达了中华文本的特色，又能使读者了解故事确切的发生时代，为对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提供了一个时间坐标系。通过使用这样的技巧，使原文信息清楚地表达，也使西方读者能够了解蕴含中国文化的典故和谚语。
四、结语
通过对林语堂先生的英译本《浮生六记》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林语堂先生在其交互文化观的影响下他采取了哪些具体的“厥中”的翻译策略。这些策略使他的译作既没有远离源语文本，又没有太接近译入语读者；既让译入语读者感受到异域文化和民族的特色，又让西方读者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达到了促进文化交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郭建中.1999.《文化与翻译》[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郭著章.1999.《翻译名家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3]林语堂.1997.《林语堂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4]沈复.1999.《浮生六记》[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王秉钦.2004.《20 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6]王东风.2000.《文化缺省与翻译补偿》[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作者简介：何晖（1975—），女，河南周口市人，陆军装甲兵学院基础部外语室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语言学与英语教学。
【关键词】社会文化视角；林语堂；交互文化观；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35-0022-02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活动，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因此，译者必须具有敏感的文化意识去发掘更多恰当的翻译手段来传递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而学贯中西的林语堂就是这样一位跨东西方文化，中西合璧的文化大师。“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其文学创作和翻译生涯的真实写照，充分反映了他的文化态度。多年来，社会各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林语堂先生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对于林语堂先生翻译策略的研究视角大多是从异化、跨文化方面进行的，而本文以林译本《浮生六记》为实例，对林语堂在其交互文化观影响下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研究来更好地阐释林语堂在其翻译中是如何传递文本中的文化因素的。
一、林语堂的交互文化观
安东尼·皮姆在他的著作《翻译史研究方法》指出译者处于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重叠或交汇的部分，即所谓的交互文化。他认为译者是交互文化中的成员，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斡旋人”。而身处于中西文化背景影响中的林语堂，形成了他独特的交互文化观。他于 1919 年至1923 年游学海外，多年的西洋教育使得林语堂对西方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但是，这也带来了他中国传统文化缺失的遗憾。于是，进入清华大学后他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得益于中西结合的背景，林语堂渐渐形成了亦中亦西的交互文化观。
二、社会文化视角下的文本选择
林语堂所选择的翻译文本多是和自己的交互文化观相呼应的源本。通过这些作品让西方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浮生六记》是清朝文人沈复的自傳体散文。林语堂于 1935年将其译成英文，前后易稿不下十次。《浮生六记》一书中所传递的中国文人质朴自然的气质性情和恬静悠闲的处世哲学，本是晦涩难懂的文言文，经林语堂的翻译变的通俗易懂，成为让英语读者“徘徊不忍卒读”的佳作。并且国内本不喜欢或看不懂文言文的青年也对此爱不释手，这与他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分不开的。
三、交互文化观与翻译策略
以《浮生六记》为例抱着东西融合的交互文化观，林语堂采用了一些折中的翻译策略来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为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他采用了文化借用的策略；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他采用了文化替换的策略；为了更好地调和这两方面，达到及传播中国文化又让译入语读者接受其译本从而促成文化交流的目的，他采取了文化补偿的翻译策略。
1.文化借用
文化借用，把某个源语的表达形式逐词转移到目标语的一种文化转移，即在译入语中借用源语的表达法。被借用的词可能不经任何改动或稍事修改，如音译。音译，有些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和术语无法在目标语中找到对应语时，根据这些名称的发音特征，用另一种语言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出来的方法。《刺梁》和《后索》属于中国所特有的传统戏剧文化。林语堂先生直接用拼音表达，既让译入语读者了解到原文的发音特征又保持了原语的文化特色和民族色彩，激发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另外，《浮生六记》的译文中能原汁原味地体现中华文化的译笔也不在少数。例如：他将“八股文”译为“traditional eight-legged essays”，“童媳”译为“child daughter-in-law”，“拇战”译为“wine game”，“马褂”音译为“magua”，对于一些中国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可能造成西方读者理解困惑之处，林语堂也使用文本加注的方式进行处理。
2.文化替换
文化替换，指用译入语文化中具有相同意义的词汇来替代源语中的陌生词汇，以此来解决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理解上的困难。如他将原文中的“四两烧酒”就译成了“four ounces of cheap strong alcohol”，“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译成了“I was born in 1763，under the reign of Chenlung，on the twenty-second day of the 11th moon”。前者一个短语中杂揉了两种文化因素，英制“ounce”合公制28.30克，传统中国十六两制的“两”合公制31.2克，以“ounce”译“两”不算准确，但译文读者能意会到“四两烧酒”的重量，成了除此无他的绝妙之译。后者译文中中西纪年方式的并列使用既贴近了原文，既传达了中华文本的特色，又能使读者了解故事确切的发生时代，为对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提供了一个时间坐标系。通过使用这样的技巧，使原文信息清楚地表达，也使西方读者能够了解蕴含中国文化的典故和谚语。
四、结语
通过对林语堂先生的英译本《浮生六记》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林语堂先生在其交互文化观的影响下他采取了哪些具体的“厥中”的翻译策略。这些策略使他的译作既没有远离源语文本，又没有太接近译入语读者；既让译入语读者感受到异域文化和民族的特色，又让西方读者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达到了促进文化交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郭建中.1999.《文化与翻译》[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郭著章.1999.《翻译名家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3]林语堂.1997.《林语堂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4]沈复.1999.《浮生六记》[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王秉钦.2004.《20 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6]王东风.2000.《文化缺省与翻译补偿》[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作者简介：何晖（1975—），女，河南周口市人，陆军装甲兵学院基础部外语室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语言学与英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