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编剧柏邦妮进入这个行业，有点误打误撞的意思。2003年，一位老师推荐她为电视剧《浪子燕青》写剧本，从此入行。而在那之前，她已在当时最有名的文青论坛西祠论坛积累了不少声名，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版面“像邦妮一样爱你”。顾小白的情况有点类似：大学毕业之后在中国铁通的网络运营部上班，每天的任务就是往官网上发两条铁路新闻，他比其他人更早拥有宽带，也就顺理成章地开始了网络生涯。于是，两位年轻作者如同那个年代大多数混迹于论坛的文学青年一样，练就了百折不挠的接转本领的同时，也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写作前景……
　　
　　网络写手变编剧
　　
　　2004年，博客“咆哮女郎柏邦妮”诞生，至今点击量已接近一千三百万。次年，柏邦妮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编剧系的研究生，成为赵薇的同班同学。而顾小白在2000年的西祠胡同写下第一篇帖子，《等待是一生最初苍老》，名声大噪。而后，他在诸多网媒及平媒上开设电影评论和随笔专栏。他感谢网络，如果不是论坛上发的那些帖子，工科出身的他可能至今还在某个通信公司做技术，顶多变成销售。“之前写字的人成名途径太狭窄，且充满偶然，但网络不看出身，也许你只不过会插科打诨，在巨大的网络受众群中也可以被发掘价值。”
　　写了两年专栏，他开始厌倦，因写专栏认识的一个朋友介绍，他开始与李少红合作电视剧《捆绑上天堂》，花了一年半，写出二十集剧本，虽然最后未能通过审查，他却欣喜自己找到了另一条路：编剧。
　　此时的邦妮已经正式开始了编剧生涯，且明白过来：她遇见的第一个制片人是业内“难得的好人，尾款过了几年还想着给你。”而这个行业里，最普遍的情况是：“编剧基本没有资格和片方谈条件。行规是编剧费分三次给：写完故事大纲、写完分场和完成整个剧本，但几乎所有的合同在这三个环节上都有一条：甲方认可。什么叫认可?这是个太感性的概念。如果不认可呢?没有退稿费一说。付尾款之前又有一条‘达到拍摄标准’，但这依然含糊。业内潜规则：尾款基本是拿不到的。三期付款比例一般是三四三，编剧和片方谈合同，斗智斗勇，都是为了把尾款比例缩小，能争取到20％算不错了，湖南电视台的尾款甚至占一半，‘霸王’得很夸张。”
　　2009年，柏邦妮接下了湖南电视台一个戏，“签合同时说要做一个青春偶像喜剧科幻片，前前后后花了十个月，直到写完了十五集，导演却说，他要的是一个推理惊悚恐怖片，让我重写。但这十五集每一集都是经过他的认可才往下写的，出现了方向性错误，并不是编剧的问题，仍然该支付我酬劳。但对方说，只有重写了这十五集才能给钱。”
　　那十个月她基本没有其他收入。当她决定自认倒霉不再继续，对方又打来电话，声称“不写下去就告你。”“后来我知道和我对接的剧本编辑也很被动，但他认可没有用，必须老板拍板才可以。这就是编剧行业的现状：不规范，不专业。”中国的编剧行业尚未形成标准产业，相关法律法规也不完善，工会就更谈不上了。社会价值不认可契约，所以每年各大院校戏文系毕业的学生不少，但真正能做成专业编剧的，不多。“好多人写了三四年，熬不下去了，转行做别的去了。”
　　
　　维权方式：Keep writing
　　
　　作为尚在事业初级阶段的编剧，柏邦妮维权的方式，除了“看清楚合约，尽量多要一些首款”，就是“更努力地写，让自己混得好一点。”“我入行好久才明白这个道理：你是C级的编辑，就只能遇见C级的制片人和导演，但当你努力上升到B级，你周围的人也会更规范和专业。你要让自己有选择权，当你有了拒绝的底气之后，才能和别人谈条件，饭都吃不起的时候，拿什么谈?”
　　“北漂”柏邦妮始终在努力为自己寻找生存的安全感。“曾经特别焦虑，满世界找活干，担心第二天吃不上饭。接湖南台那部戏时正赶上我妈妈生病，我慌得没着没落的，习惯揽好多活在身上。所以我一直是两条腿走路，一边做编剧，一边给杂志做人物访问，编剧如果没有收入，一个月还能拿到杂志四五千块的稿费，差不多能活。”
　　到去年她才看出，给杂志做人物访谈这条给她带来许多痛苦的“腿”，实际带给她许多收获：“采访过许多大腕，如今和任何人沟通都会得体从容。同时，和这些行业内很厉害的人交流，他们教给我很多，强迫自己成长。”
　　一个多月前，柏邦妮买了套二手房，终于要结束她的租房生涯。生于1977年的顾小白至今还没有买房买车，“压力挺大的，所以必须要有工作。”编剧之外，他还是《精品购物指南》的编辑，“一来是平衡，二来是维持生计。”
　　“原始积累阶段，要吃各种苦受各种累，写各种自己不想写的东西。常问自己哪天才是个头，担心即使哪天就是写想写的东西，也失去了写它的能力。一直到去年，写到第八年，开始和彭浩翔导演合作。之前，她写过许多烂片，与李少红合作的新版《红楼梦》让她在大众心目中有了专业编剧的身份，与马楚成合作的《花木兰》则证明了她写电影剧本的能力，最近她和彭浩翔合作一部都市题材电影，剧本磨了一年，写了十二稿，在行业里非常奢侈。
　　顾小白也是这种奢侈的坚守者，他等待遇见好的合作对象、好的项目，可以花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来打磨。花两个月做一部戏，也许能赚点钱，但对我的口碑是一种伤害。在这个圈子呆得时间长了，见人一面两面，会迅速产生是否合适的直觉，如果感觉不合适，我宁愿选择不做。只有当片方和编剧气场相投，兴趣点和想表达的东西是一致的，不管是做什么类型的片子，都能把你们共同想表达的东西倾注在里面。在这个行业，编剧还是处于被动地位。也许你为了生计，或者更多的利益，和一些不和的人合作，那必然会导致你要么被克扣钱财，要么被扭曲想法。
　　
　　最需要保护的是底层
　　
　　去年11月，由高满堂任会长的中国电视剧编剧协会成立，意在维护编剧权益。柏邦妮说：“这是好事，编剧形成了势力，就能在行业中越来越有话语权，我只是担心很多底层编剧够不上进入协会的门槛，而真正需要保护的，恰恰是底层的。”
　　年轻编剧们都有一把辛酸泪：“编剧用到一半就踢掉，后期不给编剧署名，只署一个‘前期剧本创作’，难道还有‘后期剧本创作’吗?也有人先找两个没经验的写手先做出一稿，再找专业编剧收拾，为的就是二稿编剧费用不高，但一稿实在太差，只能重写，这就是变相压榨。最恨的就是‘压榨油’式，找一些编剧做第一轮，压榨出来你最好的创意，踢开；再找一拨人做第二轮，压榨完了之后，再踢开……或者给你个大纲，让你谈谈意见，这都是赤裸裸的剽窃，因为这一行，创意就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东西，就是钱。”还有不少骗子：“找你写剧本，只给了一半定金，写完之后给他，说不拍了。钱呢?没有。过段时间，就看见一部和你的剧本只有微小差别的戏出现了。”
　　中戏电影电视系毕业的周荣扬则补充了一个可怕的故事：“一家公司专门养了个速记员，你过去聊剧本，说的话他全部记下来；再养两个编辑，把这些所谓去开‘创意会’的编剧意见整理一下，接着往下做，不用付一分钱编剧费。”他毕业之后进了一家体制内单位做编剧，两年后因不能忍受种种限制，离职做起了专职编剧，至今三年。
　　还有一些知名编剧会养一批枪手，把一些粗制滥造的剧本署上自己的名字，高价卖出。不用写字，依然有收入。
　　“我痛恨枪手。当名编剧的作品也带不来票房和收视率，那就意味着片方可以随便找个写手就把剧本做了。只有大家根据能力、票房和收视率，分出了明显的层级，年轻编剧才有可能渐渐往上走。我尊重刘恒，他每部戏都写得很好，票房高，稿酬也高，让我们年轻编剧有奔头，可那些用枪手的名编剧，自己赚了钱，却让行业里的年轻人泄气。”
　　与柏邦妮的编剧经历相比，顾小白的路似乎少了许多“血泪”成分。正如他在微博上说：“我没有相关理论能力和坎坷经历，只是个不及格的非职业编剧”，他更难忍受的，是中国电影行业的审查制度，“很多想写的东西写不了。比如我也愿意写喜剧，做得偏黑色一点或者悲喜交集型，看完之后还能让观众有点想法……但这里头有很多禁忌。”
　　未来他希望做两种类型的电影，一种整体简单，本质则是在讲人欲望的冲突以及内心的救赎；另一种则是推理悬疑类型，更考验编剧的智商及技巧。但显然，二者都会或多或少地触犯禁忌。顾小白的成就感，也许就在那一天，他在审查和商业化急功近利的夹缝中，探寻出一种方式。
　　他也曾经彷徨，是否辞去媒体工作，做一个专职编剧，但“辞了媒体编剧会更扭曲我”，遂一直做到了现在。当一个“非专职编剧”又何妨，顾小白说，遇到那些他不能接受的事，他就想，还是回到最根本的一点吧：既然做了编剧，说明你热爱电影这个行业，那就始终坚持你热爱的东西，罡风吹不散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