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土族
　　
　　1、族名的来源及分布
　　土族自称各地不一，互助、大通、天祝一带自称“蒙古尔”、“蒙古尔孔”(意为蒙古人)、“察汗蒙古尔”(白蒙古族)。民和山川地区则多称“土昆”。甘肃卓尼地区则多称“土户家”。藏族称土族为“霍尔”，汉、回族称土族为“土人”、“土民”。解放后民族进行识别时，统一称为土族。
　　土族的族源主要有三种说法：一、鲜卑支系吐谷浑人后裔；二、沙陀突厥后裔；三、蒙古族后裔。至今对此尚无定论。目前史学界基本认可第一种说法。吐谷浑，最初是辽东慕容鲜卑的一支，后在部落争斗中，其首领吐谷浑率部西迁，在今甘肃南部和青海东南部一带游牧，后其子嗣以吐谷浑作为国号和部落名称，至唐代，被吐蕃吞灭。国家覆亡之后的吐谷浑人，一部分融入汉族、藏族等民族之中，一部分仍然留居于今大通、互助、民和、乐都及甘肃的天祝、临夏、武威一带。元朝兴起以后，史书上“吐谷浑”一词消失了，而在吐谷浑故地，却出现了“西宁州土人”、“土人”的记载。这个“土人”居住的所在，正是今日土族居住的地方，这也是历史上吐谷浑人长期居住的区域，所以，史学界较为集中地认为，这时所出现的“土人”，就是以留居原地的吐谷浑人为主体，在发展中融合藏族、蒙古族、汉族等民族成分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即今日的土族。
　　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大通黄南藏族自治州、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是土族的主要聚居地。另外，在乐都、门源、都兰、乌兰、贵德、共和、西宁以及甘肃的积石、卓尼、永登、肃南等地也有散居的土族。2000年统计，三江源地区的44个县都有土族居住，互助土族自治县土族人口最多、最集中，有64686人，其次为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有43810人，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43182人，乐都县，10877人。
　　
　　2、多元组合的文化特征
　　土族的居住地正处在藏文化圈和汉文化圈的结合地带，土族文化呈现出一种典型的连接地带的文化特征。
　　在宗教信仰上，土族呈现出一种典型的藏汉文化融合的特点。和藏族一样，土族早期信仰萨满教和道教。法术、阴阳先生在群众生活中有广泛的影响：定亲要请阴阳先生择生辰八字，结婚要请阴阳先生选吉日良辰，修建新房要请阴阳先生看日子，新房的大梁上要悬挂阴阳先生的红符；人死时，也要请阴阳先生来开“殃榜”(亦称阴状)、念经。选坟茔，也要请阴阳先生看风水。土族习惯在自己的地界作法术保证一村的安宁。民和土族现在仍在使用的法术有“雷台”和“插牌子”。人们相信它能保佑庄稼和地方。十四世纪末，格鲁派传人土族地区，土族群众开始普遍信仰藏传佛教。解放前，只有几万人的土族地区，规模较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就多达30余座。此外，还有星罗棋布的佛塔和以水为动力的“嘛呢廓罗”(大转经筒)、“崩康”(十万佛亭)等。不但如此，为表达对佛教信仰的虔诚，土族群众普遍送子到寺院为僧。孩子多的家庭除留一子在家从事生产劳动继承家业外，其余的男孩子均被送往寺院。除藏传佛教外，土族地区还有娘娘庙、老爷庙、三官庙、龙王庙、城隍庙、文昌阁等。土族群众家中比较多地供奉灶神、财神、门神等。民和地区土族群众奉二郎神为佑助风调雨顺、人寿年丰的保护神。春旱之年，人们抬出二郎神游境；丰收之年，人们又抬出“他”来举行庆祝性的庙会。每年农历七月十二日至九月十五日举办的庆丰收的“纳顿节”，供奉的也就是二郎神。无论求雨治病或祈求保佑平安，二郎神借法拉(男巫)所说的每一句话，人们都奉为金科玉律。
　　如第二章所述，土族的宗教信仰设施“俄博”和“苏克斗”，也可清楚地证明土族多元文化组合的特征：“俄博”所用的柳枝、白石和弓箭是萨满教的遗存；其地下起作用的东西则是萨满教、汉族民间信仰和道教惯用的驱邪避鬼等降物的混合；嘛呢杆则是藏传佛教的常见标志，而它们的修建可以由喇嘛负责，也可以由阴阳先生负责，说明土族地区多种宗教信仰地位的平等。就这些信仰的功能而言，藏传佛教超度人的灵魂，为人们消灾祈福；阴阳先生帮助人们对重大事物如婚姻、建房、丧葬等做出决定，同时兼有道士驱除恶鬼并为人消灾祈福的功能；法拉(男巫)替神行事，代表神解决人的问题而趋利避害；法师演艺娱神，代表人在达到期望后对神的回报。四者分别满足人生不同阶段的各种需求，在土族的生活中并行不悖，从而使土族人在精神生活上既不同于汉族，又与藏族区别开来。
　　
　　3、淳朴的道德观念
　　土族先民原先过着游牧生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土族人完成了从游牧生产方式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这就为土族具有与汉族极大相似之处的宗法文化奠定了基础。最显著的一点即是在土族的家庭生活中，父权、夫权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二十世纪初，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神父许让曾到西宁和碾伯(今青海乐都、民和县一带)传教，并对当时土人的有关习俗和文化现象有所考察。他观察到，当时土人的家庭组织实际上是一种父权组织的“大家庭”。“祖父是一家之主，他的儿孙结婚之后，继续在他的权力之下生活，住在同一院子里，在可能之下经常共同生活；祖父可以支配大家庭财产，子孙自己挣来的财富，属于整个大家庭；祖父还可以指定各人每天的业务和谋生的办法；孩子们并不属于父母，而只属于祖父。祖父指导着宗教、工作、商业、教育等生活；在土人的领袖面前，祖父是一家唯一的负责者。”这种宗法制度对土族的价值观以及民间伦理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
　　土族的宗教信仰以及因农业基础而产生的宗法文化决定了土族的社会伦理道德，土族的社会伦理道德以及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据我省土族研究学者席元麟先生所作的深入调查，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①宗教道德是土族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佛教的道德标准，更是土族人民做人与人际交往的准的。土族人民依据宗教道德，坚持做人要公正、谨慎、廉耻，对他人要处处施善，有怜悯之心，受人恩惠有报恩之心，而诸如冷酷、偏袒、忘恩负义、易怒、骄傲、懒惰等违反宗教道德特别是佛教教旨的行为则是完全不允许的。②土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一样，具有较强的群体意识、国家意识，这应该与土族的宗法制度有关。土族人民在民族内部讲究团结、和睦、友爱，以群体利益为重，体现出浓厚的民族凝聚力。由这种群体意识出发，土族人民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全力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例如在明清时期，李、祁、鲁等土司带领士兵，效忠朝廷，维护边陲安定，屡立战功，出过不少力，曾受封“会宁伯”、“高阳伯”之爵。鲁土司“力为采购，并自备驮载，派令弁兵护解到营，接济军食”，“自愿捐效，为数甚巨”。③土族同三江源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是一个非常讲究人情礼节、热情好客的民族，人与人常常以年龄、疏密为待人接物的伦理规范，彼此之间彬彬有礼，家庭内部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因此，土族人家富有人间温情，家庭成员的关系融洽和谐，和睦友爱。热情好客是土族人民的风尚，无论何人何时，以及相 识与否，走进土族人家，都会受到热情招待，其三杯酒的风俗尤其体现出土族人民的好客热情，客人到主人家门前敬三杯酒，叫做“临门三杯酒”，客人坐到炕上敬三杯酒，叫做“吉祥如意三杯酒”，客人辞行出门敬三杯酒，叫做“上马三杯酒”。④因为土族具有较长的农业传统，同汉族一样，耻于商贾，以道德为重，以义为先，视商贾等同于见利忘义，投机取巧。同时，拘囿于小农经济意识，土族具有保守的性格特征，做人安分守己，做事循规蹈矩，民间常说“马驹快了好，人子慢了好”，“出头的椽子烂得快，出头的人物招风险”，缘于这种保守的性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人看来，土族的开拓精神便是有所欠缺的。
　　
　　六、撒拉族
　　
　　1、历史与分布
　　撒拉族是西北地区乃至青海省独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乡，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乌鲁木齐等地也有少量的撒拉族居住。
　　元朝中期，撒拉族先民撒鲁尔人从遥远的中亚撒马尔罕骑着骆驼向东迁徙，最先定居在循化县街子乡。因此，街子乡被视作撒拉族的圣地，成为撒拉族文化的发源地。撒拉族民间广泛流传的“骆驼泉”的故事也反映了撒拉族先民来自中亚这一事实。而且，散居全国各地(如甘肃、新疆等)的撒拉族都自称他们或者他们的祖先来自青海循化。这样，循化县就成了撒拉族的发源地。撤拉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至今撒拉族本民族人仍然使用撒拉语作为他们的主要交流渠道，保持着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风格。撒拉族在历史上曾使用以阿拉伯文字母为基础的撒拉文，本民族称之为“土尔克文”(今已亡佚)。
　　
　　2、宗教信仰与价值观简介
　　尽管回族和撒拉族有不同的源起，但却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全世界仅有四部的手抄本《古兰经》(穆罕默德时期由大贤奥斯曼亲手杉写在羊皮上)，循化县就有一部，它是由撒拉族先民，中亚带来的，是撒拉人的无上真宝。回族和撒拉族在价值观念、生活习俗等各方面，都极为相似，文化传统上表现出来很明显的相似性。在宗教信仰上，撒拉族和回族一样信仰伊斯兰教，有比较相似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相应的民族禁忌、民族习惯和民风民俗等。如撒拉族人比较追求经济利益，他们像回族一样，勇于冒险，重视商业贸易，也多以经商为主，兼顾农业。由于他们源自中亚游牧民族，在加上生活在高寒的青藏高原上，生活比较艰辛，撒拉族形成了好勇尚武的传统，民风比较彪悍。他们尤其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大多坚定地认为即使头断了也要反抗，表现出顽强的斗志。因此，历史上循化县的撒拉族曾经屡次反抗来自外族或者政府的压迫，乾隆、咸丰、光绪几朝都有政府镇压撒拉族而遭到激烈反抗的记载。这种历史遭遇使得撒拉族人认识到了权利的重要性，因此，对他们而言，个人最好的归宿就是做官，这一观念到现在仍然存在。对当地的撒拉族人而言，谁家如果有人在政府部门工作，甚或拥有一定职位，那么这家在全村或者整个族人心目中就会有比较高的地位，人们也会发自内心的羡慕，尊重这样的人家。而且，由于不太重视知识文化的教育，撒拉族一般而言不注重不太鼓励孩子读书，这与回族也有相似之处。
　　总之，青海的撒拉族和回族有着共同的宗教背景，相似的生存环境，一致的生活理念和价值标准，又互相通婚。因此，二者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在三江源，两族人也认同这样的共性。
　　
　　七、蒙古族
　　
　　1、历史与分布
　　蒙古族在青海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元代，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踏遍欧亚大陆，青藏高原自然也不会例外。但是，蒙古族在青海的兴盛期，应是和硕特部统治青藏高原的时期，从那时起，才有大量的蒙古族人定居于青海，并且成为现今青海的主要民族之一。
　　三江源的蒙古族主要居住在海西蒙占族藏族自治州和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其余分布在海晏、刚察、祁连、共和等县。蒙古族主要从事畜牧业，东部部分蒙古族从事农业活动。因为青海蒙古族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早期的萨满教以及后来的藏传佛教对蒙古族的民族文化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宗教文化本身也构成其民族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该民族的价值导向与价值选择，因此我们试以宗教文化、民族伦理道德、民族精神三个部分来概述青海蒙古族的民族文化形态。
　　
　　2、《成吉思汗的箴言》中的道德伦理观念
　　《成吉思汗的箴言》是成吉思汗与他的子女、兄弟、大臣、宿卫等的谈话录，其中大部分是成吉思汗的训谕和对某种言行是非的评论辨析，集中体现了蒙古族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念。
　　对国家、君王、父亲的忠诚是《成吉思汗的箴言》的核心思想。主张国家社稷第
　　，其他思想、志趣、事业要以此为准绳，服从这个大前提、大目标。“天空若有两个太阳，所有水井都会枯干；人间若有两个可汗，整个国家就要大乱。”书中记载有成吉思汗的大臣讲述的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条千头独尾蛇，因众头四向乱挣，遇车终被压死；有一条千尾独头蛇，因众尾随头而行，遇车躲进洞里，结果安然无恙……仿此，我们愿做千尾独头蛇，跟随您，把毕生的力量贡献。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成吉思汗的箴言》中所说的忠诚，目的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大义。蒙古族人的伦理道德等观念，始终紧紧围绕着国家民族的大方向。比如成吉思汗曾经对他的女儿讲过，有福之人有三个丈夫：第一，国家；第二，名誉；第三，娶你的人。只有把国家作为丈夫，小心守候，自然就会得到第二个丈夫；如果把名誉视为丈夫，好好保持，“那么娶你的那个丈夫不就要跟你步步紧随还怕他远离而去吗?”成吉思汗曾告诫他的臣民：“凡子不率父教，弟不率兄教，夫疑其妻，妻忤其夫，男虐待其已聘之女，女慢视其已字之男，长者不约束幼者，幼者不受长者约束，高位达官信用亲近，遗弃疏逖，富厚之家不急公而吝财，若是之人，必致流为匪类，变为叛贼。家则丧，国则亡，临敌则遇殃。”为了国家民族大义，成吉思汗告诫臣民要加强团结，互相支援：“你们更需注意团结，这才符合骏马马群的习性。”“要相互支援，团结和睦最为要紧”，“如果各自都要出人头地，到头来只能是自己毁灭自己。”《大扎撒》第十八条也规定出征作战时要互相帮助。“玉体受累无关紧要，大好江山万世勿溃；肉体吃苦算得什么，完好社稷万勿分裂。”
　　“玩乐时，要像马驹似的快活；和敌人刺杀时，要像海青似的勇猛”，“居家过日子要比花牛犊还要温顺，上阵杀敌人要比鹰隼还要凶残。对待老百姓要比小牛犊还要柔顺，战场上交锋要比雄鹰还要强悍”，成吉思汗主张臣民张弛有致。而对待他的下属，则要求他们关怀下属，体察民情，不能只靠个人的勇敢和智慧。他举例说“像伊存台这样有智慧的英雄人物是难得的，但是，由于他在作战时从不知疲惫和饥渴，因而对他的战友和士兵亦同对待自己一样，不懂他们的疾苦，因此，绝不能让他担当领导者。”由此，成吉思汗发展出了他的幸福观。一次成吉思汗 和四个儿子谈论什么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四人各有各的理解，成吉思汗赞许的是三子斡歌歹的观点：“使父皇缔造的大业太平无事，使人民安居在自己家园，将国家治理得秩序井然，让老年人晚年康乐，让年轻人健康成长，这乃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认为这才是一个帝王真正的幸福。
　　成吉思汗还训导人们在遇到困难时决不能畏葸不前，要敢于排除千难万险才能获取胜利：“说是有不可越过的山岭，但不要为此而担心，只要有决心就能越过；说是有不可涉渡的江河，但不要为此而担忧，只要有决心就能渡过。”同时，成吉思汗也指出“箭头虽然锋利，没有翎毛不能远射；人虽长得聪明，不学没有智慧。”强调人的道德和智慧要通过后天学习才能得来，否则，即使天资再聪颖，也会一无所有。《成吉思汗的箴言》中还教导人们脚踏实地，“罔立大志，白费时间，倒不如埋头各方的治理”，“省察品德、量力而行是众人不及的智举”。
　　“整个世界上，有什么军队能够跟蒙古军相匹敌呢?战争时期，当冲锋陷阵时，他们像受过训练的野兽，去追逐猎物，但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他们又像是棉羊。”“猛兽”和“绵羊”这两面集中在一个点上：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幸福，这就是《成吉思汗的箴言》教诲的目标。
　　
　　3、“腾格里”崇拜
　　蒙古族在对自然的崇拜中，以“腾格里”(天)崇拜为最甚。
　　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社会信仰的是传统宗教孛额。孛额教最高信仰是对天的崇拜。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对孛额教进行了改革。首先把传统的“天命论”改成“天力论”，把人从“天命”的固定模式中解放出来，“以诚配天”来实现“天人合一”的新系统，从而造就出“应天者惟以至诚”的理论。《蒙鞑备录》也说：“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闻雷声则恐惧，不敢行师，日天叫也。”“人所己为之事则日天视着，无一事不归天”。《黑鞑事略》中言道：“彼所欲为之事，则日天教恁的……”。天神是赐予人类一切幸福的善神，由此观念延伸，人们认为能得到天佑护的人都是具有高尚情操和完美道德的人。如《蒙古秘史》记载，1201年，王罕和成吉思汗联军同札木合军两方合战闹亦田地方，双方往返冲杀大战，不亦鲁罕和忽都合二别乞虽为札木合的取胜而为之尽力祈天求雨，然而事与愿违，大雨却飘然降到札木合阵地上。道路泥泞难行“遂溃矣”。蒙古人认为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得到天神的帮助，是因为成吉思汗对天忠诚，他进行的战争是正义之战，是为结束草原长期部落之间混战达到最大的统一，让人们在和平环境中安居乐业，这是“天神”对有正义、有道德的人的恩赐。《蒙古秘史》就说：“只要我们忠诚，天会加倍地佑护我们的。”所以，由对“天”的崇拜发展出了蒙古族的“诚信”道德原则。只有以遵守道德为前提，在向“天神”祈祷中，才能获得天神的救助。明代史书记载说，蒙古人最敬重诚恳笃实之人，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去做。盟誓，蒙古语谓“唐嘎日格”，是“腾格理十乌格”在口语中的变形，意谓“指天而说出的话”，他们特别看重盟誓，“伪则不誓，一誓死不渝也”。
　　蒙古人民相信天神，严格按照社会道德规范生活，特别是在做人方面，忠诚老实，重义守信是蒙古民族必须遵从的道德行为。在蒙古人的传统观念中视说谎为极大的罪恶，其罪过如同杀人，《黑鞑事略》中记载道：“其法说谎者死，故莫敢作伪”。蒙古人认为人与人之间必须忠诚相待，肝胆相照，在别人遇见危险和困难时，必须挺身而出，扶危济困。蒙古族在做人上还非常强调守信，认为守信和遵守诺言乃是衡量与评价人们道德品质的标准，凡是重义守信者就要给与褒奖和肯定，凡是背信弃义者则必将要受。到谴责和惩罚。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在其《蒙古史》中写道：“这些人，这就是说鞑靼人，比世界上任何别的人(不论他们是信仰宗教的或不信仰宗教的)更服从他们的主人；他们对主人们表现出极大的尊敬，并且不对他们说一点谎话。”
　　蒙古人，就是这样信奉“天神”的力量，坚信人间的幸福都是“天神”的赐予，对“天神”表达忠诚的方式就是遵守道德规范。这种信念，让人们更加正直、真诚和善良，更加努力去追求个人品德上的完美无瑕。在今天，这些信仰依然在蒙古族中流传。如蒙古族民歌《六十个美好》所唱的那样，“辽阔草原美好，＼牲畜多则美好。＼年轻生命美好，＼富饶的土地美好。＼＼英雄声誉美好，＼见面时祝福美好。＼万民安乐美好，＼世间和平美好。＼＼十五的月亮美好，＼擦亮的镜子美好。＼父母的恩情美好＼兄弟情分美好。＼、谦虚的品德美好，＼快活的笑声美好。＼老师的教导美好，＼孩子们友爱美好。＼＼公驼驼峰美好，＼长者教诲美好。＼思想智慧美好，＼勇克困难美好。＼、蓝天雾霭美好。＼鸟雀叫声美好。＼欢乐聚会美好，＼青春嬉戏美好。＼、……对自然的感激，对生活的热爱，都充分体现在这些歌词中。他们对物质生活、人伦真情、社会交往、个性和智慧进行着审美般的凝视，充分领略着万事万物的美好，充分享受着生活、自然的盛宴。尽管这些事物，在一般人看来是如此的稀松平常，但是，他们却在这普通、平凡中获得了无穷的愉悦。这些，都源于他们对“腾格里”的崇拜。
　　
　　4、民族精神概观
　　蒙古族在自身独特的生存环境下及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铸就了本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即英雄精神、自由精神、务实精神。这三种民族精神不管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蒙古族人民向前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英雄精神。在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中普遍存在着英雄崇拜的情结，这种情结在长时间的发展中甚至已经沉淀为一种文化价值观，渗透于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中的一员，同样存在着英雄崇拜的价值导向，而且这种英雄崇拜的价值观还升华为蒙古族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之一的英雄精神。在今天蒙古族对成吉思汗仍然虔诚而热烈的崇拜中，由此我们能够深深感觉到英雄崇拜的盛行不衰及英雄精神的深入人心。蒙古族的英雄崇拜文化与它的生存状态有紧密的关联。蒙古族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民族，但是水美草丰的优越地理位置总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在早期的蒙古族部落与部落之间以及与其他游牧民族之间，势必会为与自身生存密切相关的利益而发生频繁的冲突或者战争，这样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难以得到稳定的保障，因此，在那样的时代里，人们需要英雄人物的保护，英雄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崇拜，并且将英雄形象加以神化，更为重要的是，在将这些英雄人物升华为神的同时，人们也在体验着英雄们的经历，也在努力成为英雄那样的人物。勇敢尚武一直都是蒙古族的传统美德，骑马、射箭、摔跤是个人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人人都在仰慕英雄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自由精神。由于儒家文化对道德的追求以及对“礼治”的重视，汉族人的日常行为举止背负着较多的道德规范。与汉族相比，蒙古族的生活则相对简单而自由，这同样与其生产方式有关，游牧为主的经 济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必须逐水草而居，在广阔的地域内频繁的迁徙流动，与汉族以农业为社会经济基础，几乎终生困守一个地方相比，他们的生存空间是十分广阔的，人的活动范围也是相当大的。在迁徙流动中，又大多是以一家一户或小规模的群体为单位进行的。因此可以说，人们空间上的自由行动为其内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一个首要的客观物质基础。而在社会生活中，由于这种游动的生活方式大多是以一家一户或小规模的群体为单位进行的，因此日常的社会生活也就是以这样的规模来进行。无疑，在一个人数较少的群体内，社会生活的内容就相对简单、自由多了。因此可以说，人们的这种自由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其内在自由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物质基础。在蒙古族的日常文化生活中，处处体现出这种自由精神。长调要由个人来演唱，马头琴要由个人来演奏，英雄史诗要由个人来记忆、发挥、传唱，即使像赛马、摔跤这样的竞技活动，也基本是个人才艺的展示。
　　务实精神。求是务实的精神在许多民族的文化中都有所体现，如汉族就是一个富有务实精神的民族，汉民族的务实精神的形成应与农业生产方式有关，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业生产方式，让汉族先民认识到，必须脚踏实地勤苦劳作才能有所收获，而后来，儒家文化的现实精神，也铸造了汉民族的务实文化性格。蒙古族的务实精神更多是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自然环境的严酷，社会环境的动荡，使蒙古人民养成了面对现实，反对空谈，求真务实的民族文化精神。这在蒙古族的祝词、赞词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他们所赞美、祝福的内容，都是与人们的实际需求密切相关的。例如，狩猎前的祝祷：“把那叉角公盘羊满满地系在正侧／把那竖耳狐狸满满地系在反侧／把那白嘴母盘羊满满地系在正侧／把那弯角公羊满满地系在反侧。／让那八条捎绳满满沾着猎物的鲜血，／让那细条捎绳浸透猎物的油渍让我那后摆被猎物撑开，／让我那前襟被猎物鼓胀。”……很纯朴地表现出多多获得猎物的渴望。务实的生活态度使得古代蒙古人能够极好地适应自然环境，从而为自己的生存选择了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务实的价值观念使得他们为自己在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中找到了最合适的位置，使得他们能从自己的现实环境及实际需要出发去处理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如蒙古族传统的草原生态伦理观就极富有务实、理性精神的内容，像他们以游牧的方式来达到对自然合理的、平衡的利用，以此能够可持续的发展，对当今的生态保护就不无借鉴意义。
　　探讨民族文化，不仅是对一个民族文化长河的追溯，更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民族在向未来迈进中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以及中华民族内部各个民族的彼此了解，相互尊重，都离不开对民族文化的深入研究。民族文化实包含有无比丰富的内容，单单一个民族在千百年的进程当中，其文化形态就博大而精深，而况六大民族文化交相辉映，那真是一个波澜壮阔，浩瀚无际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