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年逾八十的这一代人，可以说遍阅了各种世变，见证了风雨如盘的岁月，也饱经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当一个人成为沧桑老人的时候，往往会对逝去的年代常常咀嚼、思考和修正生命。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五年攻读英美语言文学;六十年代有五年研究国际问题。与其同时，受理论家的影响，读《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其他一些重要著作，养成了一种识见：读书一定要选读一流学者写的书;“文革”十年，只能说是经历了一场凄风苦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年，我研究美国历史和文化，也成为一个多少被“西化”的人。我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之不多，因此我研究西方历史和文化，胸中没有底气。面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我不辩妍媸。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我们的国土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几经惨遭批判。社会的普遍迷茫造成人们信仰的空白，远离了中华儿女的共同的血脉和文化的传承，而我也是被裹挟其中。我们遗忘了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也缺少家庭教育，因此欠缺了三四代人，乃至五六代人之间的品德修养的传承，漠视了家风、家训和家园意识。我跟大多同时代人一样，失去了对精神家园的渴慕，不懂礼和义，更不用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愍物济世了。没有了严以自律和自尊，精神上松懈了，自然失去了自我器重。在人生的道路上趋于低俗，在识见上流于浅薄，乃至守不住人性的底线。我们躁动的心灵在俗世中蒙尘，生命被名僵利锁所羁绊，就这样虚掷浮生。
　　有幸的是，我浸淫于西方历史和文化之时，迟至二十一世纪初年，读了美国史学大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十二册巨著《历史研究》和他的其他文章和对话录。他从全球文明发展角度研究历史和文化。我惊诧地感到，他对中华文明、圣贤文化和佛陀文化赞不绝口。他把中华文化看作地球上的文化巅峰，并且预言“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靠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教。”他指出，中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希望带领人类政治进入“大一统世界”。汤因比代表了西方一些学术大家，他们深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真髓。他的这种穿透历史烟云的前瞻性观念，这种“智者见于未萌”的超前科学论断让我幡然醒悟，我开始急不可耐地、风风火火地读儒释道的传世经典。读经典，我读得很苦，虽然苦，但一点一点地明白了往昔不通晓的道理。但似乎读懂了一些，又似乎没有真正读懂。为什么？司马迁的一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点醒了我。“究天人之际”，这是中国学问的最大主题。宋代的邵雍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中讲“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學。”意思是探究天人之际是一门大学问。清代的戴震在《原善》卷上讲“天之道，经之大训萃焉。”他追究“善”为何义。“原善”必须讲明“天之道”。这是儒家经典中的“大训”即大义理。儒家《中庸》是《四书》中理论性最强的，讲“天人合一”。读不懂《中庸》，就难以真正懂儒家学说。佛家学说更深奥，佛家《华严经》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意思是宇宙万物与我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由此生发出“无缘（无条件的）大慈，同体大悲。”读不懂《华严经》，就难以真懂佛家学说。同样地读老庄的书，领悟到庄子讲的“天地万物与我同体”，才能读懂道家学说。一个人要真正懂得“究天人之际”，关键在修习“禅定”，而修习禅定，关键在“寡欲”。我很惭愧，在桑榆之年，伏枥之际，才读圣贤书和佛陀经典。同时我也是幸运的，我最终还是走进了儒释道的大门，虽然尚未登堂入室。我这样的年龄，已经不必计较自己个人的沉浮进退、祸福盈亏了。渐渐地，中华圣贤和佛陀的思想光芒穿透罩在我头顶上的迷雾，斑斑点点播撒到我的心里，使我找到了生命和写作的原点。这个原点就是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华传统经典所阐释的仁爱、博爱、慈悲的慈善文化、利他文化。找到了原点，我也多少获得了穿透历史的清醒。不过，我的确学得太晚了，加上生性愚拙，天资驽钝，尽管多少能黾励以学，但我不敢说我真读懂了多少，因此总是忐忑不安，我写的文章、讲述儒释道的义理会不会有所偏离。我深切地希望当代的时贤仁人多弘扬慈善文化、利他文化。先哲和佛陀教诲我们博爱、宽容、恭敬、真诚、谦和、平等是人类心灵的宽度和广度。我们当代中国人应该人人都有这种广褒的心地。
　　当今，我们有着伟大的历史使命，就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和复兴。回归和复兴要体现在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上。欲得中华慈善文化的义理，须从恭敬中求。而我们这个时代里有多少人有恭敬心呢？不需要中华慈善文化的广泛的、持久的启蒙。慈善文化的义理是“礼”“义”“仁”三者的密不可分。“礼”讲孝道，讲规矩，讲恭敬，讲守法。“义”是讲正当的事应该做的一定要做;不正当的事不该做的一定不做。以“礼”和“义”为台阶，才能步上“仁”的境界。做不到“礼”和“义”，讲“仁”只能是虚理空谈。安分守己是良人，行善利他是善人。更重要的事是，“礼”“义”“仁”的基础是因果报应学说，此学说一言以蔽之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懂得礼义仁，就耻于作恶;懂得因果报应，就不敢作恶。《左传》讲“多行不义，必自毙。”相信它，这是至理名言;不相信它，它也是反映客观存在的至理名言。总而言之，做人的基本德行，要有礼，要有义，要有仁，要深信因果报应。人人信因果报应，天下大治;人人不信因果报应，天下会乱。世之最可珍重者，莫过于我们人人心怀中华民族精神。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靠圣贤教育和佛陀教育。我们的古圣先贤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教学首先是以礼、义、仁、因果报应为一体的教育。本书结集的文章的命意所在，就是中华慈善文化的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的新观念、新思想、新论断，是我们弘扬中华慈善文化的指导思想。倘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和重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真诚地学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敬重中华慈善文化，从中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对现实有洞察力和深沉的思考，懂得如何立身处世，淡化我们对物质享受的兴趣，让心灵澄澈清净，返璞归真，回归人的本真，那么我们中国人就会预期敞开我们心灵的大门，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