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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表称地点的文化符号，地名中积淀、蕴藏着丰富的历史、地理、人文信息，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识别、命名和用于交往的文化。不同民族区域内的地名一般是世居于此的民众以其语言命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等文化特质，地名的命名深深打上了其产生地的区域文化的胎记。但古代日本地名的表记是借用汉字或直接取汉语地名，表现出浓厚的汉字文化色彩。汉字创造了日本地名文化，没有汉字传入日本，丰富多彩的日本地名文化体系无法得以确立。
关键词：日本；地名文化；汉字文化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6）01-0026-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601004
地名是分布在历史长河中的时空符号。作为表称地点的文化符号，地名之中积淀、蕴藏着丰富的历史、地理、人文信息，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识别、命名和用于交往的文化。不同民族区域内的地名一般是世居于此的民众以其语言命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等文化特质，地名的命名深深打上了其产生地的区域文化的胎记。同其他国家一样，日本地名也丰富多样，民族特色鲜明。不过，古代日本地名的表记是借用汉字或直接取汉语地名，表现出浓厚的汉字文化色彩。
一、古代日本人命名地名的特点
地名的产生有其人文和自然背景，其来源多种多样，其中有的是来自神话故事或历史传说，有的是根据地理、地势特征及自然环境，有的和宗教信仰有关，等等，日本地名的产生亦复如此。
位于明石海峡的淡路岛是濑户内海最大的岛屿，自古以来作为淡路国而享有盛名。关于「淡路あわじ」这个地名的由来，据《日本书纪》记载，创造日本国土的伊奘冉尊和伊奘诺尊二柱神围绕“天之御柱”（即神柱）生的孩子淡路岛，因其身体有缺陷，伊奘冉尊便命名他为「アハジノシマ」（“我的耻辱岛”之意），后人表记为「淡路島」。同样据《日本书纪》记载，位于大阪市中心地带的浪速区的地名由来是，神武天皇东征时乘着潮流迅速到达了征战目的地难波碕，所以命名这里为「ナミハヤノクニ」（浪速国），后发生音便为「ナニワ」，有时表记为「難波、波花、波花」等。历史上称滋贺县大津市逢坂山以东地区为「アズマ」。有关这一地名的产生，据《古事记》记载，受景行天皇之命征讨东国的倭建命（日本武尊）征服蝦夷，平定东国山川的各种荒神，返回大和时，登上足柄山怀念亡妻，三次哀叹道：「アヅマハヤ」（“啊，我的妻子”之意）。于是这一地带有了「アヅマ」这一名称，《古事记》表记为「阿豆麻」，后人用「吾妻」或「東」表记该地名。据《万叶集》中的和歌内容反映，今奈良县南部地名「ヨシノ」（吉野）的产生是由于仙人来到这里后说了「ヨシ」（“好”之意），所以就兴起了「ヨシノ」（“好原野”之意）这一地名，后人表记为「吉野」。葛城市位于奈良盆地西南部。据《日本书纪》记载，「カヅラギ」（葛城）这一地名的产生经过是，神武天皇东征时用葛藤（カズラ）编网，捕杀了在高尾张邑的「土蜘蛛」（土著人），所以称这个邑叫「カヅラギ」，后人表记为「葛城」。松浦市位于长崎北松半岛北部。据《日本书纪》记载，神功皇后征伐新罗时路过肥前国（今佐贺县和长崎县一部分），在河边就餐时，她用针作成鱼钩，饭粒当鱼饵，用裙子上的丝线捻成钓鱼线，坐在河中石头上垂钓，占卜神意，嘴里念道：“我希望得到西方的财宝之国，若能成功，河中的鱼儿上钩吧”，这个时候果然有香鱼上钩。于是皇后就说：「希見めづらしき物」（“少见之物”之意）。于是当时的人们就称这里为「メズラ」，以后音讹为「マツラ」，并用汉字表记为「松浦」。上述地名的产生都和神话或历史传说有关。
在日本广泛存在读音为「ハザマ」（“狭小通道”之意）这一地名，源于地势特点。三重县的「三み重え 」，原意是水边，同样是三重县地名「野の間ま）」，由来于日语的「沼ぬま」（“沼泽地”之意）。岐阜县地名「墨俣すのまた」，原意为「洲で川が股になっているところ」（意为“河水因沙洲分为两岔的地方”），过去记写成「洲の股」。农民开垦新田而形成村落时，最有实力的人居住村落中心，自称为「タナカ」（田中），这一姓氏也逐渐变成了村落名称。「中村なかむら、中田なかた」等地名的形成也是这样。据调查，在日本的郡及市町村中最多的地名是「中村」，能查到236例[1]。「山本やまもと、小林こばやし」在日本也是较常见的地名，其形成也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相关。《万叶集》中被称为“伊予高岭”的石鎚山以及富士山等山名可能来自这些山所在地的名称[2]5859。总之，上述这些地名的产生，和自然地理环境有关。
在日本还有很多地名源于宗教信仰。如「阿弥陀岳、医王山、薬師岳、妙見山、大日岳、蔵王山」等山名即源于佛教信仰，而「明神岳、三輪、伊勢、春日」等地名则与神道有关。
日本全国各地有很多像「弥山みせん、灵山りょうぜん、鹫峰山じゅぶぜん、金峰山きんぷせん」等带有「山せん」或「山さん」且与佛教有关的地名。这些地名主要集中在冈山县和鸟取县交界地区，其中包括著名的「大山だいせん」位于鸟取县西部，日本中部地区最高峰，海拔1729米。。这一地区称作「～山せん」的山名很多的原因是受「大山だいせん」的读音影响。《出云风土记》中出现了「大神岳おおがみやま」，由于在该山岳所在地创建了山岳佛教寺院「大山寺だいせんじ」，所以「大神岳おおがみやま」被改称为「大山だいせん」。受其影响，周边的山名也都被读作「～山ぜん」了。其中有些山名中出现的「山」，以「仙」代之，于是出现了很多带有「仙」字的山名了。
日本地名中有很多是数字地名。以数字为“戏训”表记日语的情况在《万叶集》中就已出现，如「二二」读作「シ」，「十六」读作「シシ」，「八十一」读作「クク」等，根据乘法原理使用了这些训假名。日本人将这种表记法进一步用到地名表记上。如，石川县加贺市地名「百百」读作「ドド」。这是利用了十乘十等于百的运算法则（日语中「十」的训读除了「トオ」之外，还有「ト」，所以「十と×十と=百とと」。「トト」又发生音便为「ドド」或「ドウドウ、トウトウ」）。「ドド」作为拟声拟态词表示河川流动时发出的声响，以后代表河川本身而转化成地名了，并且用“百”表记了这个地名。出现两个「百」字，这是由于受中国文化影响，利用两个汉字记写地名的结果（就此问题将在下面述及）。栃木县真冈市「百目鬼どうめき」、高知县中村市「百笑どうめき」以及石川县七尾郡「松百まつとう」等地名中的「百」均读作「ドウ」或「トウ」，都和“百”读作「トト」有关。栃木县的「栃木」，日语读音为「トチギ」。「栃」原写作「杤」，该“国字”的产生的应和十乘一千或十个一千加起来等于万（日语中「千」的读音为「チ」）的数学原理有关。 河水奔流时发出轰鸣声响，所以日本人使用和语「トドロキ」（“轰鸣”之意）命名有河流流过的地方，但用数字表记为「十と十ど六ろ木き」（在埼玉县秩父郡大滝村）或「廿六木とどろき」（在秋田县本庄市、山形县东田川郡余目町）等。东京都八王子市有个地名叫「廿里とどり」，两个十加在一起当然是「廿」了。宫城县牡鹿半岛的「十八成くぐなり浜」，气仙沼市大岛浜的「十八鳴くぐなり浜」，也都是根据“二九一十八”这一乘法原理表记而成的地名（日语中「九」的音读音为「ク」）。这种地名在宫城县也很多，登米郡石越町的「十八引くぐびき」，柴田郡柴田町的「十八津入屋敷くくついりやしき」等为其例。
德岛县阿南市有一个地名叫「十さ八か女り」。日语中「サカリ」本意为「下さがり」（下降）或「坂下さかおり」（下坡）等意。大船渡市地名「サカリ」本意也与上述词义相同。但是为了祝愿该地兴旺昌盛，特意安排训读音相同的「盛」字表记本来是具有下降或下坡之意的「サカリ」，于是出现了「盛さかり」这一地名。以后又用「十八女」取代「盛」，显然取意于十八岁之女风华正茂，希望这一地方永葆青春。
日本地名中有很多诸如「九折つづら、九尾つづらお、九曲つづらくま、九十九つづら、十九良つづら、十九淵つづらふち」等带有「九」的地名。这里出现的「九」均读作「ツヅラ」。「ツヅラ」俗称灯芯草，属于藤本植物。该植物外形弯曲萦绕，所以用来形容山路弯弯，也以此植物名命名曲折的山路。用「九」作为「ツヅラ」的训字，是因为该数字在单数中最大，有吉祥意义。
日本是岛国，在本州、四国、北海道、九州等几个大岛的沿岸地区有许多小岛群。日本人往往使用数字命名这些小岛群。如，两个岛屿的规模和形状相似就称之为「二子ふたご島」。还有「五島、七島、十島」等岛名。岛屿数量再多的话，就要使用概数九十九、九十或四十四等数字命名。如，根据日本海上保安厅水路部编《日本沿岸地名表》（1982年修订版），有称为「九十九島、九十島、四十四島」的岛群。使用这些数字，一方面也是由于「九」代表着最大的单数，同时也由于这种杂数给人以数量众多的印象。
另外，在日本，「九十九」也读作「ツクモ」。群马县的碓冰川支流「九十九川つくもがわ」，能登半岛的「九つ十く九も弯」，长崎县岛原市的「九十九島つくもじま」等为其例证。「九十九」读作「ツクモ」，是来自日语「ツクモ髪」。「ツクモ」原指植物纸莎草，该植物外观很像老人凌乱的白发，所以用「ツクモ髪」称呼老人的白发。“白”字是“百”字减去一横，所以可以用“九十九”替代并表记「ツクモ」。
在日本还有很多像「三日市あつかいち、四日市よつかいち」等带有「市」的地名。这类地名中最多的是「八日市ようかいち」。八在日本最能代表吉利，而且在单数属于大数字，所以适合用于祝愿。比八大的九，日语读音「ク」和「苦」相同，所以地名中「九日市ここのかいち」的例子不存在。
在日本众多地名中还有很多地名源自阿伊努语。日本东北地区的很多地名带有「内ない」或「别べつ」。阿伊努语中「ナイ」和「ベッ」都是河流的意思。据称，在日本东北和北海道地区，有四个地名则其中三个带有「内」；有十个地名则其中一个带「别」，足见以河流名称命名地名的现象较普遍。北海道首府「札幌さっぽろ」的「ポロ」，有巨大之意。这个地名的结构是「サッ·ポロ·ベッ」，意为“干涸的巨川”。
二、汉字与日本地名
地名的产生是和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同步。从日本民族出现在日本列岛的那一天起，日本地名也应产生了。由于汉字传入日本列岛之前日本没有文字，所以上古时代的日本地名的详情不得而知。但是三世纪以后首先是在中国史籍中出现了汉字表记的日本地名，如《三国志·魏书·马丸鲜卑东夷传》倭人条中出现了“伊都国”“末庐国”“邪马台国”等倭国地名。据目前取得的考古学研究成果，汉字传入日本是在公元一世纪。此后日本社会对汉字逐步熟悉，到了五世纪以后开始使用汉字书写文章，学界熟知的《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铭》《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铁刀铭》《和歌山县隅田八幡神社藏人物画像镜铭》等均为其实例。在这些金石文中也出现了使用汉字表记的日本地名，例如，《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铭》中出现了地名“斯鬼”，《和歌山县隅田八幡神社藏人物画像镜铭》中出现了地名“意柴沙加”（今奈良县樱井市地名「忍坂おつさか」）。这些地名是以一字一音的形式表记的日语地名。借用汉字音译或表记外来语，在中国早已有之。例如，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将梵语中的samgha（佛教徒团体）汉译为“众”或“和合众”，同时还音译成“僧伽”；Buddha（佛）音译成“浮屠”或“佛陀”等。最早采用汉字表记日语词的也是中国人。因此，《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铭》《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铁刀铭》《和歌山县隅田八幡神社藏人物画像镜》中出现的汉字地名无疑是继承了中国人的地名表记法。
进入六世纪以后，随着佛教、儒学等中国思想文化传入，汉字在日本社会的使用范围空间扩展，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在日本出现了圣德太子等具有很高汉文水平的学者。从这个时期开始，日本人一方面撰写纯汉文著作，另一方面使用汉字撰写具有日语语法特点的变体汉文著作，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使用汉字表记的日本地名。例如，在日本奈良县法隆寺金堂药师如来像铭文（607年或667年遗物）中出现了「池辺、小治田」等使用汉字表记的日本地名。而且这些地名使用万叶训假名表记，表明日本人在此时驾驭汉字的能力得到提高。
进入奈良时代以后，日本人受中国文化影响加深，使用汉字表记地名时也注重使用佳义汉字。据《续日本纪》记载，和铜六年（713年）五月元明天皇诏令：“畿内七道诸国之郡乡名皆以好字著”；《延喜式》也规定：“凡诸国郡内、郡里等名、并用二字、必取嘉名。”选用“好字”命名地名，说明当时日本人开始注重汉字字义。地名二字化运动中甚至无视和语地名的特点，一律要求采用二字表记。例如，将《古事记》中出现的三个音节的地名「牟邪志」表记为「武蔵」；本来只有“泉”之意的地名「イヅミ」，故意增加一个「和」字而表记成「和泉」；本来既以汉字表记的「林」，又按其读音「ハヤシ」表记成「拝志」。「阿久津」这个地名原指低洼地，在日本关东地区分布很多，但在文化较高的奈良地区，却选用「秋津」二字表记，给低洼之地增加了不少的浪漫色彩。 《出云风土记》意宇郡母理乡条：“故云文理，神龟三年改字母理”，将“母理”视为好字、嘉名，替换原来的地名汉字“文理”。至于“文理”改成“母理”，作为现代人，我们已不清楚其理由了。类似于“文理”改为“母理”的现象，《出云风土记》中还有：
加加郷→加賀郷、恵伴郷→恵曇郷、伊努郷→伊農郷、忽美郷→玖潭郷、志刀沼郷→漆沼郷、寸付郷→杵築郷、三太三郷→美談郷……
这些也都在表明奈良时代日本人进一步走近汉字。
表记日本古代地名时借用汉字字音的情况占据多数，但借训表记的情况也不少。例如，「カヅシカ」这个地名在《万叶集》中表记为「勝鹿」，为借训汉字。混用汉字音训表记地名的情况在古代极为少见，虽然有「和わ田だ、多た田だ」等「～田」形式的地名，但「田」亦可作为接尾词对待。但越靠近后世，地名汉字中音训结合的情况越多，例如，「安土あづち、成東なりとう」等。此外，在《和名类聚抄》中使用二字表记的古代地名，在后世却不再使用二字表记，二字地名规则遭到破坏。例如，参河国碧海郡智立乡（现知立市），作为近世东海道的驿站，被记写为「池鲤鲋」；赞岐的那珂郡，近世用一字表记成「仲」郡。
中世以后，土地所有权复杂化，由此产生的新地名使用了“上、中、下”、“東、西、南、北、大、小、新、今、元、古”等词头。在重新划分土地或行政区划时，有时出现将同一地名的地区划归不同行政区域的现象，为了使同名的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区分开，产生了改用地名汉字但读音不变的新地名，例如，同一地名「タマ」就出现了「多摩、玉」等不同表记形式，此时汉字对日本地名文化的丰富化多元化发挥了作用。
古代日本人使用汉字表记地名时很注重汉字字义。“福”字具有吉祥之意，于是日本人也多用此字于地名，如「福岡」等地名无疑是有意选择了吉祥意义的字。甚至有的和语地名与“福”无关，也要给它安排一个“福”字表记，结果是出现了汉字字义与和语语义不合的现象，例如，爱知县西加茂郡三好町的「福谷うきがい」、冈山县高梁市落合町的「福地しろち」等地名，和语读音并未发生变化，而只是用“福”字取代原来的地名汉字而已。
为了避免产生不好的联想，日本人有时还把一些带有恶意的地名汉字改写成吉字。如「死野」改写成「生野」，「龟無」改写成「龟有」。阿伊努语中「シコッ」意为“巨大的低洼地”，由于该地名很容易使人连想到「死骨しこつ」，于是人们将一些读音为「シコッ」的地名，改用带有吉意的汉字表记，如千岁市和函馆市的地名「亀田」，旧名均为「シコッ」，后用「亀田」表记。阿伊努语地名「ベッベッ」（“众多的小河”之意），起初被记写为「弁辺べんべ」，因厌恶此读音，被改称「豊浦とようら」。
日语中「アラ」具有“荒”“粗”等意。在日本有很多地名叫「アラマチ」，为了辟邪，有的地方采用「新町」二字表记「アラマチ」。但出乎意料的是，有的地方用「荒町」表记「アラマチ」。这样表记的目的并不是祝愿该地荒废，而是如同日语中「荒神」「荒馬」等词的词义，希望该地发展势头强劲或商业昌盛[2]137138。
日本地名中还有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地名合并后形成的新的合成地名。例如，香川县有大川郡，并非这里有大川流过，而是1898年将大内郡和寒川郡合并，两个地名各自取一字组成了「大川郡」这一新的组合地名。现在东京都大田区也是战后将原来的大森区和蒲田区合并而成。再如，「国立くにたち（国分寺+立川）、昭島あきしま（昭和+拝島）、更GFDA1こうしょく（更級+GFDA1科）、蒲郡がまごおり（蒲形+西郡）、稻沢いなざわ（稲葉+小沢）、羽島はしま（羽栗+中島）、玉野たまの（玉+宇野）、行橋ゆくはし（行事+大橋）、清瀬きよせ（清户村+柳瀬川）、大田おおた（大森+蒲田）」等地名的形成亦循此则。
在合成地名中，甚至还有由三个以上地名组成的地名。总武线津田沼站在习志野市形成之前为「津田沼町」，其前身为「津田沼村」。该村是1889年将「谷津、久久田、鷺沼」等五个村子合并而成，从此改称「津田沼村」。在长野县有很多由「科しな」组成的地名，例如，「更科さらしな、仁科ししな、GFDA1科なにしな、蓼科たてしな 、豊科とよしな」等。在众多由「科しな」组成的地名中，「豊科とよしな」却是近代出现的合成地名。该町是明治初年将「鳥羽、吉野、新田、成相」四村合并而成四个村名各取头一音节，于是有了「トヨシナ」这一地名，并用训字「豊科」表记。。
合成地名多的地区当属香川县，除上面已述及的「大川」这一地名之外，香川县还有「木き田た（三み木き+山田やまだ）、绫歌あやうた（阿あ野や+鵜足うたり）、三豊みとよ（三み野の+豊田とよだ）」等郡名。
有的合成地名所用汉字甚至由原地名汉字组合而成。如赤穂市地名「鷆和てんわ」，这个地名汉字中的「鷆」，是由「真木」和「鳥撫」这两个地名中各取头字组合而成，又添加「和」字，构成二字地名「鷆和」，音读为「テンワ」。
地名汉字中，错字固定化也是其来源之一。在日本，外形相似的汉字常被误记，结果是以讹传讹，竟成为固定地名，例如，「飫」字常被误记为「飯」，三河「宝飫郡」如今已记作「宝飯郡」。千叶县君津郡袖浦町的「飯富」原本是上总国望陀郡「飯富郷」，在高山寺本《和名抄》中读音为「オフ」，可见该地名原本应记作「飫富」。同样见于《和名类聚抄》中的备前国御野郡「枚石」， 读音为「ヒラシ」，因现已记作「牧石」，冈山市则将其读作「マキイシ」，地名汉字被误记后变成了不同地名，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金泽庄三郎在《地名的研究》中提到以下实例：「育」被误记为「六月」；「黛」被误记为「代黒」，又衍化成「代墨」。在濑户内各地广为知悉的地名「ハブ」， 是以「GFDA1輪はにわ」为词源，被表记为「生土」、「GFDA1生」。但也有表记为「垣生」的例子，例如，新居滨市的「垣生」、爱媛县西宇和郡三瓶町的「垣生」、中间市的「垣生」等。这里的「垣」并不表示土地之意，而是因与「GFDA1」外形相近而误写所致。香川市三丰郡诧间的「盐生」则是对「垣」字再次误写所致。静冈县仓敷市地名「盐生しおなす」也是由「垣生」演变而来。 熊本县带有很多「陣」字的地名，尤其是叫做「陣内」的地名有数个。在这些地名中，又有若干将「陣」与「陳」混淆，如熊本市龙田町「陳内」、上益城郡城町「上陳、下陳」等，「陳」字成为表记地名的汉字。
在日本地名汉字中还有很多发生了读音变异。例如，京都地名「烏丸」读作「カラスマ」，「相模」读作「サガミ」等。除了这些较单纯的音便情况之外，因字形变化而发生读音变化的例子也很多。首先是将训读字形进行音读。例如，《万叶集》（卷七、卷十六）中出现的「遠里小野」（トホサトオノ）现在音读为「オリオノ」如大阪市住吉区的「遠里小野」（おりおの）、堺市的「遠里小野町」（おりおのちょう）。；「六む角こ」音读为「ロッコウ」；「二荒ふたら」音读为「ニコウ」，之后又借用「日光」二字表记，例如，GFDA3木县的「日光」等地名就是这样产生的。富士五湖之一的「西湖」，近年来基本被读作「サイコ」。
与此相反，有些地名由音读转化成训读后，训字也发生了变化。如，位于高知县西南的「足摺岬あしずりみさき」原叫「サダ岬」，人们把其中的「サダ」表记为「蹉跎」，之后又将其训读为「アシズリ」，并为其安排了「足摺」两个训字，于是就有了「足摺岬」这一地名。伊势地名「阿漕浦あこぎうら」是将「阿濃郡」中的「濃」训读为「コキ」，而后又误读为「漕こぎ」所致。在东急本《和名类聚抄》中将参河国渥郡地名「渥美」音读为「アクミ」。因为「渥」能训读为「アツシ」，所以「アクミ」在后世被读作「アツミ」，「渥美あつみ」这个地名就这样产生了。
音读假借字（日语叫「当て字」），会产生偏离词源的新地名。长野、富山、新泻三县交界地带有后立山群峰的主峰「白馬岳しろうまたけ」，起初表记为「代馬岳」。每年初春山峰积雪开始消融，逐渐呈现出骏马形状时，山麓农家就知道开始育苗，准备插秧了。所以日语中「代馬」是「苗代の馬」（即告知育苗的骏马），可谓这是一个自然历[3]。以后逐渐记写为「白馬岳」，又音读成「ハクバ」，结果是黑马变成了白马，这就意味着和该地名的词源彻底分离。仙台市内现有「川内かわうち」这一地名，将这个地名音读为「センダイ」，以后又借用「仙台」表记，于是就有了「仙台せんだい」这一地名。琦玉县东部的春日部市本因「春日部かすかべ」氏领地而得名，近代将其读作「カス·カベ」，并借用「糟壁」二字记写，直到1944年设市为止，一直写作「糟壁町」。为了和市名区分开，现在作为市内的町名，依然有「糟壁町」。
在使用汉字表记地名方面，有些地名的汉字表记兼顾汉字字义和地名含义的统一。例如，三重县「丹生」这个地名的和训「ニュウ」，就是生
产丹砂的地方之意日语「ニュウ」是「丹にが生じる」之意。该地名的产生经历了「ニフ→ニュウ→丹生」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但使用汉字表记日本地名时，很多时候对和语地名的含义带来了变异，而蒙上了汉语意味，这种情况在表记阿伊努语地名时尤为严重。
北海道有个地名叫「弟子屈てしかが」，这是对阿伊努语「テシカ·ガ」（“岩石上”之意）汉字表记后形成的奇特地名。如果只考虑汉字字义，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其原意。为了使用汉字记写阿伊努语地名，日本人算是费尽了心思。 阿伊努语地名「シべッ」，日本人借用“士别”二字记写成汉字地名。还把「シべッ」分割成「シベ·ツ」，并用「標津」二字记写，结果是破坏了阿伊努语的原有构词结构。另外，由于汉字字音无法准确记录阿伊努语的读音，因此有时采用汉字和训记录阿伊努语地名，如，「ソ·ラ·プチ·べッ」（“有瀑布泻入的河流”之意）记写为「空知そらち」；「オ·ペレペレ·ゲプ」（“河流下游分叉处”之意）记写为「带広おびひろ」；「ピラ·オロ」（“有悬崖的地方”之意）记写为「広尾ひろお」。「ウララ·ベッ」（“雾蒙蒙的河川”之意）记写为「浦河うらかわ」，等等，这些汉字地名的出现，引发了大量阿伊努语地名消失。
还有一部分地名是将阿伊努语地名翻译成汉语词而成。如，「砂川」这个地名是对阿伊努语地名「オタ·シ·ナイ」（“有沙子的河流”之意）汉译。「滝川」这个地名也是对阿伊努语「ソ·ラプチ·ベッ」（“瀑布流成的河流”之意）的汉译。「旭川」是将「チュウ·ベッ」（“起波浪的河流”之意）误解成「チュプ·ベッ」（“太阳之河”之意），而翻译成「旭川」。
基于以上情况，日本很多汉字地名不能望文生义或“以貌取人”。要理解其意，首先要弄清该地名原是和语还是汉语。
据说日本全国地名有10万或15万个，但种类很少，说明有很多地名是重复的[4]63。其中应包括不同汉字表记但读音相同的地名。例如，在文章中已述及，名古屋地区有个地名读作「ハザマ」，汉字表记形式多种多样，如「桶狭間、桶廻間、栂廻間、迫間、羽佐間、飯山満、波佐間、羽間」等；上已述及的《和歌山县隅田八幡神社藏画像镜铭》中出现了地名“意柴沙加”，用训字表记为「忍坂、忍阪、恩坂、押坂、男坂」等[5]。同时，这种汉字表记的随意性对地名的识别带来了很大的混乱，所以明治政府于1881年9月22日发布以下法令：“各地地名不得妄改。固有名称，自古传来者很多，审判土地诉讼、历史考证、编纂地志等，最为重要和必要，为此，不得妄改。”
这里说的“妄改”应指擅改地名汉字，这一法令一直存在到1947年5月27日颁布的地方自治法第260条中[4]6566。
三、结 语
地名作为一个概念，包括地名语词文化和地名实体文化两个层面。前者更多地代表着地名命名者对所命名之地的未来的祝愿和期许；后者则体现了其所指代之地的地理、历史和乡土文化等，记录着该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民族文化的变迁和改观。
如上所述，日本的地名文化丰富多样，一方面反映出日本山川地理的特征和日本人的民族心理，体现出实体文化的特质。另一方面，日本地名虽然多数起源于和语，但通过汉字表记后，给其打上了深深的中国文化烙印。汉字对日本地名文化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人起汉语地名，并用汉字表记这些汉语地名，例如，日本历史上的千年首都平安京的名称「京都」以及今天的首都的名称「東京」，日本古代行政区划七道的名称（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西海道），现组成日本主要国土的四个岛屿的名称（九州、四国、本州、北海道），均为纯汉语地名，并用汉字表记。二是，日本人使用汉字表记日语地名，如日本的国家名称曾用汉字表记成「葦原中国、豊葦原、大和、瑞穂国、大八洲国、玉垣内国、秋津島」等，使得这些和语地名带有了浓厚的中国文化氛围，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字改变了日本地名文化的面貌。另外，如上所述，很多日本地名的起源和佛教有关，展示出历史上中国佛教对日本地名文化的影响。总之，汉字创造了日本地名文化，没有汉字传入日本，古代日本地名有很多将会湮灭在历史长河中而无迹可寻；没有汉字传入日本，丰富多彩的日本地名文化体系无法得以确立。
[参 考 文 献]
[1]丹羽基二.地名[M].東京：角川書店，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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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 丽]
关键词：日本；地名文化；汉字文化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6）01-0026-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601004
地名是分布在历史长河中的时空符号。作为表称地点的文化符号，地名之中积淀、蕴藏着丰富的历史、地理、人文信息，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识别、命名和用于交往的文化。不同民族区域内的地名一般是世居于此的民众以其语言命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等文化特质，地名的命名深深打上了其产生地的区域文化的胎记。同其他国家一样，日本地名也丰富多样，民族特色鲜明。不过，古代日本地名的表记是借用汉字或直接取汉语地名，表现出浓厚的汉字文化色彩。
一、古代日本人命名地名的特点
地名的产生有其人文和自然背景，其来源多种多样，其中有的是来自神话故事或历史传说，有的是根据地理、地势特征及自然环境，有的和宗教信仰有关，等等，日本地名的产生亦复如此。
位于明石海峡的淡路岛是濑户内海最大的岛屿，自古以来作为淡路国而享有盛名。关于「淡路あわじ」这个地名的由来，据《日本书纪》记载，创造日本国土的伊奘冉尊和伊奘诺尊二柱神围绕“天之御柱”（即神柱）生的孩子淡路岛，因其身体有缺陷，伊奘冉尊便命名他为「アハジノシマ」（“我的耻辱岛”之意），后人表记为「淡路島」。同样据《日本书纪》记载，位于大阪市中心地带的浪速区的地名由来是，神武天皇东征时乘着潮流迅速到达了征战目的地难波碕，所以命名这里为「ナミハヤノクニ」（浪速国），后发生音便为「ナニワ」，有时表记为「難波、波花、波花」等。历史上称滋贺县大津市逢坂山以东地区为「アズマ」。有关这一地名的产生，据《古事记》记载，受景行天皇之命征讨东国的倭建命（日本武尊）征服蝦夷，平定东国山川的各种荒神，返回大和时，登上足柄山怀念亡妻，三次哀叹道：「アヅマハヤ」（“啊，我的妻子”之意）。于是这一地带有了「アヅマ」这一名称，《古事记》表记为「阿豆麻」，后人用「吾妻」或「東」表记该地名。据《万叶集》中的和歌内容反映，今奈良县南部地名「ヨシノ」（吉野）的产生是由于仙人来到这里后说了「ヨシ」（“好”之意），所以就兴起了「ヨシノ」（“好原野”之意）这一地名，后人表记为「吉野」。葛城市位于奈良盆地西南部。据《日本书纪》记载，「カヅラギ」（葛城）这一地名的产生经过是，神武天皇东征时用葛藤（カズラ）编网，捕杀了在高尾张邑的「土蜘蛛」（土著人），所以称这个邑叫「カヅラギ」，后人表记为「葛城」。松浦市位于长崎北松半岛北部。据《日本书纪》记载，神功皇后征伐新罗时路过肥前国（今佐贺县和长崎县一部分），在河边就餐时，她用针作成鱼钩，饭粒当鱼饵，用裙子上的丝线捻成钓鱼线，坐在河中石头上垂钓，占卜神意，嘴里念道：“我希望得到西方的财宝之国，若能成功，河中的鱼儿上钩吧”，这个时候果然有香鱼上钩。于是皇后就说：「希見めづらしき物」（“少见之物”之意）。于是当时的人们就称这里为「メズラ」，以后音讹为「マツラ」，并用汉字表记为「松浦」。上述地名的产生都和神话或历史传说有关。
在日本广泛存在读音为「ハザマ」（“狭小通道”之意）这一地名，源于地势特点。三重县的「三み重え 」，原意是水边，同样是三重县地名「野の間ま）」，由来于日语的「沼ぬま」（“沼泽地”之意）。岐阜县地名「墨俣すのまた」，原意为「洲で川が股になっているところ」（意为“河水因沙洲分为两岔的地方”），过去记写成「洲の股」。农民开垦新田而形成村落时，最有实力的人居住村落中心，自称为「タナカ」（田中），这一姓氏也逐渐变成了村落名称。「中村なかむら、中田なかた」等地名的形成也是这样。据调查，在日本的郡及市町村中最多的地名是「中村」，能查到236例[1]。「山本やまもと、小林こばやし」在日本也是较常见的地名，其形成也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相关。《万叶集》中被称为“伊予高岭”的石鎚山以及富士山等山名可能来自这些山所在地的名称[2]5859。总之，上述这些地名的产生，和自然地理环境有关。
在日本还有很多地名源于宗教信仰。如「阿弥陀岳、医王山、薬師岳、妙見山、大日岳、蔵王山」等山名即源于佛教信仰，而「明神岳、三輪、伊勢、春日」等地名则与神道有关。
日本全国各地有很多像「弥山みせん、灵山りょうぜん、鹫峰山じゅぶぜん、金峰山きんぷせん」等带有「山せん」或「山さん」且与佛教有关的地名。这些地名主要集中在冈山县和鸟取县交界地区，其中包括著名的「大山だいせん」位于鸟取县西部，日本中部地区最高峰，海拔1729米。。这一地区称作「～山せん」的山名很多的原因是受「大山だいせん」的读音影响。《出云风土记》中出现了「大神岳おおがみやま」，由于在该山岳所在地创建了山岳佛教寺院「大山寺だいせんじ」，所以「大神岳おおがみやま」被改称为「大山だいせん」。受其影响，周边的山名也都被读作「～山ぜん」了。其中有些山名中出现的「山」，以「仙」代之，于是出现了很多带有「仙」字的山名了。
日本地名中有很多是数字地名。以数字为“戏训”表记日语的情况在《万叶集》中就已出现，如「二二」读作「シ」，「十六」读作「シシ」，「八十一」读作「クク」等，根据乘法原理使用了这些训假名。日本人将这种表记法进一步用到地名表记上。如，石川县加贺市地名「百百」读作「ドド」。这是利用了十乘十等于百的运算法则（日语中「十」的训读除了「トオ」之外，还有「ト」，所以「十と×十と=百とと」。「トト」又发生音便为「ドド」或「ドウドウ、トウトウ」）。「ドド」作为拟声拟态词表示河川流动时发出的声响，以后代表河川本身而转化成地名了，并且用“百”表记了这个地名。出现两个「百」字，这是由于受中国文化影响，利用两个汉字记写地名的结果（就此问题将在下面述及）。栃木县真冈市「百目鬼どうめき」、高知县中村市「百笑どうめき」以及石川县七尾郡「松百まつとう」等地名中的「百」均读作「ドウ」或「トウ」，都和“百”读作「トト」有关。栃木县的「栃木」，日语读音为「トチギ」。「栃」原写作「杤」，该“国字”的产生的应和十乘一千或十个一千加起来等于万（日语中「千」的读音为「チ」）的数学原理有关。 河水奔流时发出轰鸣声响，所以日本人使用和语「トドロキ」（“轰鸣”之意）命名有河流流过的地方，但用数字表记为「十と十ど六ろ木き」（在埼玉县秩父郡大滝村）或「廿六木とどろき」（在秋田县本庄市、山形县东田川郡余目町）等。东京都八王子市有个地名叫「廿里とどり」，两个十加在一起当然是「廿」了。宫城县牡鹿半岛的「十八成くぐなり浜」，气仙沼市大岛浜的「十八鳴くぐなり浜」，也都是根据“二九一十八”这一乘法原理表记而成的地名（日语中「九」的音读音为「ク」）。这种地名在宫城县也很多，登米郡石越町的「十八引くぐびき」，柴田郡柴田町的「十八津入屋敷くくついりやしき」等为其例。
德岛县阿南市有一个地名叫「十さ八か女り」。日语中「サカリ」本意为「下さがり」（下降）或「坂下さかおり」（下坡）等意。大船渡市地名「サカリ」本意也与上述词义相同。但是为了祝愿该地兴旺昌盛，特意安排训读音相同的「盛」字表记本来是具有下降或下坡之意的「サカリ」，于是出现了「盛さかり」这一地名。以后又用「十八女」取代「盛」，显然取意于十八岁之女风华正茂，希望这一地方永葆青春。
日本地名中有很多诸如「九折つづら、九尾つづらお、九曲つづらくま、九十九つづら、十九良つづら、十九淵つづらふち」等带有「九」的地名。这里出现的「九」均读作「ツヅラ」。「ツヅラ」俗称灯芯草，属于藤本植物。该植物外形弯曲萦绕，所以用来形容山路弯弯，也以此植物名命名曲折的山路。用「九」作为「ツヅラ」的训字，是因为该数字在单数中最大，有吉祥意义。
日本是岛国，在本州、四国、北海道、九州等几个大岛的沿岸地区有许多小岛群。日本人往往使用数字命名这些小岛群。如，两个岛屿的规模和形状相似就称之为「二子ふたご島」。还有「五島、七島、十島」等岛名。岛屿数量再多的话，就要使用概数九十九、九十或四十四等数字命名。如，根据日本海上保安厅水路部编《日本沿岸地名表》（1982年修订版），有称为「九十九島、九十島、四十四島」的岛群。使用这些数字，一方面也是由于「九」代表着最大的单数，同时也由于这种杂数给人以数量众多的印象。
另外，在日本，「九十九」也读作「ツクモ」。群马县的碓冰川支流「九十九川つくもがわ」，能登半岛的「九つ十く九も弯」，长崎县岛原市的「九十九島つくもじま」等为其例证。「九十九」读作「ツクモ」，是来自日语「ツクモ髪」。「ツクモ」原指植物纸莎草，该植物外观很像老人凌乱的白发，所以用「ツクモ髪」称呼老人的白发。“白”字是“百”字减去一横，所以可以用“九十九”替代并表记「ツクモ」。
在日本还有很多像「三日市あつかいち、四日市よつかいち」等带有「市」的地名。这类地名中最多的是「八日市ようかいち」。八在日本最能代表吉利，而且在单数属于大数字，所以适合用于祝愿。比八大的九，日语读音「ク」和「苦」相同，所以地名中「九日市ここのかいち」的例子不存在。
在日本众多地名中还有很多地名源自阿伊努语。日本东北地区的很多地名带有「内ない」或「别べつ」。阿伊努语中「ナイ」和「ベッ」都是河流的意思。据称，在日本东北和北海道地区，有四个地名则其中三个带有「内」；有十个地名则其中一个带「别」，足见以河流名称命名地名的现象较普遍。北海道首府「札幌さっぽろ」的「ポロ」，有巨大之意。这个地名的结构是「サッ·ポロ·ベッ」，意为“干涸的巨川”。
二、汉字与日本地名
地名的产生是和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同步。从日本民族出现在日本列岛的那一天起，日本地名也应产生了。由于汉字传入日本列岛之前日本没有文字，所以上古时代的日本地名的详情不得而知。但是三世纪以后首先是在中国史籍中出现了汉字表记的日本地名，如《三国志·魏书·马丸鲜卑东夷传》倭人条中出现了“伊都国”“末庐国”“邪马台国”等倭国地名。据目前取得的考古学研究成果，汉字传入日本是在公元一世纪。此后日本社会对汉字逐步熟悉，到了五世纪以后开始使用汉字书写文章，学界熟知的《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铭》《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铁刀铭》《和歌山县隅田八幡神社藏人物画像镜铭》等均为其实例。在这些金石文中也出现了使用汉字表记的日本地名，例如，《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铭》中出现了地名“斯鬼”，《和歌山县隅田八幡神社藏人物画像镜铭》中出现了地名“意柴沙加”（今奈良县樱井市地名「忍坂おつさか」）。这些地名是以一字一音的形式表记的日语地名。借用汉字音译或表记外来语，在中国早已有之。例如，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将梵语中的samgha（佛教徒团体）汉译为“众”或“和合众”，同时还音译成“僧伽”；Buddha（佛）音译成“浮屠”或“佛陀”等。最早采用汉字表记日语词的也是中国人。因此，《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铭》《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铁刀铭》《和歌山县隅田八幡神社藏人物画像镜》中出现的汉字地名无疑是继承了中国人的地名表记法。
进入六世纪以后，随着佛教、儒学等中国思想文化传入，汉字在日本社会的使用范围空间扩展，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在日本出现了圣德太子等具有很高汉文水平的学者。从这个时期开始，日本人一方面撰写纯汉文著作，另一方面使用汉字撰写具有日语语法特点的变体汉文著作，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使用汉字表记的日本地名。例如，在日本奈良县法隆寺金堂药师如来像铭文（607年或667年遗物）中出现了「池辺、小治田」等使用汉字表记的日本地名。而且这些地名使用万叶训假名表记，表明日本人在此时驾驭汉字的能力得到提高。
进入奈良时代以后，日本人受中国文化影响加深，使用汉字表记地名时也注重使用佳义汉字。据《续日本纪》记载，和铜六年（713年）五月元明天皇诏令：“畿内七道诸国之郡乡名皆以好字著”；《延喜式》也规定：“凡诸国郡内、郡里等名、并用二字、必取嘉名。”选用“好字”命名地名，说明当时日本人开始注重汉字字义。地名二字化运动中甚至无视和语地名的特点，一律要求采用二字表记。例如，将《古事记》中出现的三个音节的地名「牟邪志」表记为「武蔵」；本来只有“泉”之意的地名「イヅミ」，故意增加一个「和」字而表记成「和泉」；本来既以汉字表记的「林」，又按其读音「ハヤシ」表记成「拝志」。「阿久津」这个地名原指低洼地，在日本关东地区分布很多，但在文化较高的奈良地区，却选用「秋津」二字表记，给低洼之地增加了不少的浪漫色彩。 《出云风土记》意宇郡母理乡条：“故云文理，神龟三年改字母理”，将“母理”视为好字、嘉名，替换原来的地名汉字“文理”。至于“文理”改成“母理”，作为现代人，我们已不清楚其理由了。类似于“文理”改为“母理”的现象，《出云风土记》中还有：
加加郷→加賀郷、恵伴郷→恵曇郷、伊努郷→伊農郷、忽美郷→玖潭郷、志刀沼郷→漆沼郷、寸付郷→杵築郷、三太三郷→美談郷……
这些也都在表明奈良时代日本人进一步走近汉字。
表记日本古代地名时借用汉字字音的情况占据多数，但借训表记的情况也不少。例如，「カヅシカ」这个地名在《万叶集》中表记为「勝鹿」，为借训汉字。混用汉字音训表记地名的情况在古代极为少见，虽然有「和わ田だ、多た田だ」等「～田」形式的地名，但「田」亦可作为接尾词对待。但越靠近后世，地名汉字中音训结合的情况越多，例如，「安土あづち、成東なりとう」等。此外，在《和名类聚抄》中使用二字表记的古代地名，在后世却不再使用二字表记，二字地名规则遭到破坏。例如，参河国碧海郡智立乡（现知立市），作为近世东海道的驿站，被记写为「池鲤鲋」；赞岐的那珂郡，近世用一字表记成「仲」郡。
中世以后，土地所有权复杂化，由此产生的新地名使用了“上、中、下”、“東、西、南、北、大、小、新、今、元、古”等词头。在重新划分土地或行政区划时，有时出现将同一地名的地区划归不同行政区域的现象，为了使同名的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区分开，产生了改用地名汉字但读音不变的新地名，例如，同一地名「タマ」就出现了「多摩、玉」等不同表记形式，此时汉字对日本地名文化的丰富化多元化发挥了作用。
古代日本人使用汉字表记地名时很注重汉字字义。“福”字具有吉祥之意，于是日本人也多用此字于地名，如「福岡」等地名无疑是有意选择了吉祥意义的字。甚至有的和语地名与“福”无关，也要给它安排一个“福”字表记，结果是出现了汉字字义与和语语义不合的现象，例如，爱知县西加茂郡三好町的「福谷うきがい」、冈山县高梁市落合町的「福地しろち」等地名，和语读音并未发生变化，而只是用“福”字取代原来的地名汉字而已。
为了避免产生不好的联想，日本人有时还把一些带有恶意的地名汉字改写成吉字。如「死野」改写成「生野」，「龟無」改写成「龟有」。阿伊努语中「シコッ」意为“巨大的低洼地”，由于该地名很容易使人连想到「死骨しこつ」，于是人们将一些读音为「シコッ」的地名，改用带有吉意的汉字表记，如千岁市和函馆市的地名「亀田」，旧名均为「シコッ」，后用「亀田」表记。阿伊努语地名「ベッベッ」（“众多的小河”之意），起初被记写为「弁辺べんべ」，因厌恶此读音，被改称「豊浦とようら」。
日语中「アラ」具有“荒”“粗”等意。在日本有很多地名叫「アラマチ」，为了辟邪，有的地方采用「新町」二字表记「アラマチ」。但出乎意料的是，有的地方用「荒町」表记「アラマチ」。这样表记的目的并不是祝愿该地荒废，而是如同日语中「荒神」「荒馬」等词的词义，希望该地发展势头强劲或商业昌盛[2]137138。
日本地名中还有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地名合并后形成的新的合成地名。例如，香川县有大川郡，并非这里有大川流过，而是1898年将大内郡和寒川郡合并，两个地名各自取一字组成了「大川郡」这一新的组合地名。现在东京都大田区也是战后将原来的大森区和蒲田区合并而成。再如，「国立くにたち（国分寺+立川）、昭島あきしま（昭和+拝島）、更GFDA1こうしょく（更級+GFDA1科）、蒲郡がまごおり（蒲形+西郡）、稻沢いなざわ（稲葉+小沢）、羽島はしま（羽栗+中島）、玉野たまの（玉+宇野）、行橋ゆくはし（行事+大橋）、清瀬きよせ（清户村+柳瀬川）、大田おおた（大森+蒲田）」等地名的形成亦循此则。
在合成地名中，甚至还有由三个以上地名组成的地名。总武线津田沼站在习志野市形成之前为「津田沼町」，其前身为「津田沼村」。该村是1889年将「谷津、久久田、鷺沼」等五个村子合并而成，从此改称「津田沼村」。在长野县有很多由「科しな」组成的地名，例如，「更科さらしな、仁科ししな、GFDA1科なにしな、蓼科たてしな 、豊科とよしな」等。在众多由「科しな」组成的地名中，「豊科とよしな」却是近代出现的合成地名。该町是明治初年将「鳥羽、吉野、新田、成相」四村合并而成四个村名各取头一音节，于是有了「トヨシナ」这一地名，并用训字「豊科」表记。。
合成地名多的地区当属香川县，除上面已述及的「大川」这一地名之外，香川县还有「木き田た（三み木き+山田やまだ）、绫歌あやうた（阿あ野や+鵜足うたり）、三豊みとよ（三み野の+豊田とよだ）」等郡名。
有的合成地名所用汉字甚至由原地名汉字组合而成。如赤穂市地名「鷆和てんわ」，这个地名汉字中的「鷆」，是由「真木」和「鳥撫」这两个地名中各取头字组合而成，又添加「和」字，构成二字地名「鷆和」，音读为「テンワ」。
地名汉字中，错字固定化也是其来源之一。在日本，外形相似的汉字常被误记，结果是以讹传讹，竟成为固定地名，例如，「飫」字常被误记为「飯」，三河「宝飫郡」如今已记作「宝飯郡」。千叶县君津郡袖浦町的「飯富」原本是上总国望陀郡「飯富郷」，在高山寺本《和名抄》中读音为「オフ」，可见该地名原本应记作「飫富」。同样见于《和名类聚抄》中的备前国御野郡「枚石」， 读音为「ヒラシ」，因现已记作「牧石」，冈山市则将其读作「マキイシ」，地名汉字被误记后变成了不同地名，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金泽庄三郎在《地名的研究》中提到以下实例：「育」被误记为「六月」；「黛」被误记为「代黒」，又衍化成「代墨」。在濑户内各地广为知悉的地名「ハブ」， 是以「GFDA1輪はにわ」为词源，被表记为「生土」、「GFDA1生」。但也有表记为「垣生」的例子，例如，新居滨市的「垣生」、爱媛县西宇和郡三瓶町的「垣生」、中间市的「垣生」等。这里的「垣」并不表示土地之意，而是因与「GFDA1」外形相近而误写所致。香川市三丰郡诧间的「盐生」则是对「垣」字再次误写所致。静冈县仓敷市地名「盐生しおなす」也是由「垣生」演变而来。 熊本县带有很多「陣」字的地名，尤其是叫做「陣内」的地名有数个。在这些地名中，又有若干将「陣」与「陳」混淆，如熊本市龙田町「陳内」、上益城郡城町「上陳、下陳」等，「陳」字成为表记地名的汉字。
在日本地名汉字中还有很多发生了读音变异。例如，京都地名「烏丸」读作「カラスマ」，「相模」读作「サガミ」等。除了这些较单纯的音便情况之外，因字形变化而发生读音变化的例子也很多。首先是将训读字形进行音读。例如，《万叶集》（卷七、卷十六）中出现的「遠里小野」（トホサトオノ）现在音读为「オリオノ」如大阪市住吉区的「遠里小野」（おりおの）、堺市的「遠里小野町」（おりおのちょう）。；「六む角こ」音读为「ロッコウ」；「二荒ふたら」音读为「ニコウ」，之后又借用「日光」二字表记，例如，GFDA3木县的「日光」等地名就是这样产生的。富士五湖之一的「西湖」，近年来基本被读作「サイコ」。
与此相反，有些地名由音读转化成训读后，训字也发生了变化。如，位于高知县西南的「足摺岬あしずりみさき」原叫「サダ岬」，人们把其中的「サダ」表记为「蹉跎」，之后又将其训读为「アシズリ」，并为其安排了「足摺」两个训字，于是就有了「足摺岬」这一地名。伊势地名「阿漕浦あこぎうら」是将「阿濃郡」中的「濃」训读为「コキ」，而后又误读为「漕こぎ」所致。在东急本《和名类聚抄》中将参河国渥郡地名「渥美」音读为「アクミ」。因为「渥」能训读为「アツシ」，所以「アクミ」在后世被读作「アツミ」，「渥美あつみ」这个地名就这样产生了。
音读假借字（日语叫「当て字」），会产生偏离词源的新地名。长野、富山、新泻三县交界地带有后立山群峰的主峰「白馬岳しろうまたけ」，起初表记为「代馬岳」。每年初春山峰积雪开始消融，逐渐呈现出骏马形状时，山麓农家就知道开始育苗，准备插秧了。所以日语中「代馬」是「苗代の馬」（即告知育苗的骏马），可谓这是一个自然历[3]。以后逐渐记写为「白馬岳」，又音读成「ハクバ」，结果是黑马变成了白马，这就意味着和该地名的词源彻底分离。仙台市内现有「川内かわうち」这一地名，将这个地名音读为「センダイ」，以后又借用「仙台」表记，于是就有了「仙台せんだい」这一地名。琦玉县东部的春日部市本因「春日部かすかべ」氏领地而得名，近代将其读作「カス·カベ」，并借用「糟壁」二字记写，直到1944年设市为止，一直写作「糟壁町」。为了和市名区分开，现在作为市内的町名，依然有「糟壁町」。
在使用汉字表记地名方面，有些地名的汉字表记兼顾汉字字义和地名含义的统一。例如，三重县「丹生」这个地名的和训「ニュウ」，就是生
产丹砂的地方之意日语「ニュウ」是「丹にが生じる」之意。该地名的产生经历了「ニフ→ニュウ→丹生」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但使用汉字表记日本地名时，很多时候对和语地名的含义带来了变异，而蒙上了汉语意味，这种情况在表记阿伊努语地名时尤为严重。
北海道有个地名叫「弟子屈てしかが」，这是对阿伊努语「テシカ·ガ」（“岩石上”之意）汉字表记后形成的奇特地名。如果只考虑汉字字义，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其原意。为了使用汉字记写阿伊努语地名，日本人算是费尽了心思。 阿伊努语地名「シべッ」，日本人借用“士别”二字记写成汉字地名。还把「シべッ」分割成「シベ·ツ」，并用「標津」二字记写，结果是破坏了阿伊努语的原有构词结构。另外，由于汉字字音无法准确记录阿伊努语的读音，因此有时采用汉字和训记录阿伊努语地名，如，「ソ·ラ·プチ·べッ」（“有瀑布泻入的河流”之意）记写为「空知そらち」；「オ·ペレペレ·ゲプ」（“河流下游分叉处”之意）记写为「带広おびひろ」；「ピラ·オロ」（“有悬崖的地方”之意）记写为「広尾ひろお」。「ウララ·ベッ」（“雾蒙蒙的河川”之意）记写为「浦河うらかわ」，等等，这些汉字地名的出现，引发了大量阿伊努语地名消失。
还有一部分地名是将阿伊努语地名翻译成汉语词而成。如，「砂川」这个地名是对阿伊努语地名「オタ·シ·ナイ」（“有沙子的河流”之意）汉译。「滝川」这个地名也是对阿伊努语「ソ·ラプチ·ベッ」（“瀑布流成的河流”之意）的汉译。「旭川」是将「チュウ·ベッ」（“起波浪的河流”之意）误解成「チュプ·ベッ」（“太阳之河”之意），而翻译成「旭川」。
基于以上情况，日本很多汉字地名不能望文生义或“以貌取人”。要理解其意，首先要弄清该地名原是和语还是汉语。
据说日本全国地名有10万或15万个，但种类很少，说明有很多地名是重复的[4]63。其中应包括不同汉字表记但读音相同的地名。例如，在文章中已述及，名古屋地区有个地名读作「ハザマ」，汉字表记形式多种多样，如「桶狭間、桶廻間、栂廻間、迫間、羽佐間、飯山満、波佐間、羽間」等；上已述及的《和歌山县隅田八幡神社藏画像镜铭》中出现了地名“意柴沙加”，用训字表记为「忍坂、忍阪、恩坂、押坂、男坂」等[5]。同时，这种汉字表记的随意性对地名的识别带来了很大的混乱，所以明治政府于1881年9月22日发布以下法令：“各地地名不得妄改。固有名称，自古传来者很多，审判土地诉讼、历史考证、编纂地志等，最为重要和必要，为此，不得妄改。”
这里说的“妄改”应指擅改地名汉字，这一法令一直存在到1947年5月27日颁布的地方自治法第260条中[4]6566。
三、结 语
地名作为一个概念，包括地名语词文化和地名实体文化两个层面。前者更多地代表着地名命名者对所命名之地的未来的祝愿和期许；后者则体现了其所指代之地的地理、历史和乡土文化等，记录着该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民族文化的变迁和改观。
如上所述，日本的地名文化丰富多样，一方面反映出日本山川地理的特征和日本人的民族心理，体现出实体文化的特质。另一方面，日本地名虽然多数起源于和语，但通过汉字表记后，给其打上了深深的中国文化烙印。汉字对日本地名文化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人起汉语地名，并用汉字表记这些汉语地名，例如，日本历史上的千年首都平安京的名称「京都」以及今天的首都的名称「東京」，日本古代行政区划七道的名称（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西海道），现组成日本主要国土的四个岛屿的名称（九州、四国、本州、北海道），均为纯汉语地名，并用汉字表记。二是，日本人使用汉字表记日语地名，如日本的国家名称曾用汉字表记成「葦原中国、豊葦原、大和、瑞穂国、大八洲国、玉垣内国、秋津島」等，使得这些和语地名带有了浓厚的中国文化氛围，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字改变了日本地名文化的面貌。另外，如上所述，很多日本地名的起源和佛教有关，展示出历史上中国佛教对日本地名文化的影响。总之，汉字创造了日本地名文化，没有汉字传入日本，古代日本地名有很多将会湮灭在历史长河中而无迹可寻；没有汉字传入日本，丰富多彩的日本地名文化体系无法得以确立。
[参 考 文 献]
[1]丹羽基二.地名[M].東京：角川書店，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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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林武夫.北アルブス山名雜記[J].信濃，1950（2-4）.
[4]谷川健一郎.地名と風土[M].東京：小学館，1981.
[5]竹内俊男.歴史地名の研究[M].名古屋：エフエー出版，1991.
[责任编辑 孙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