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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安全威胁的急剧拓展、军事文明的进步要求与战略环境的变化相互作用,极大深化国防的内涵,极大拓展国防的外延,把国防推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要求我们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比军事战略更宽广的国防战略,来统筹国防现代化。
——履行打赢战争与治理和平双重使命
21世纪是战争与公共安全威胁交织震荡的新世纪,我国国防出现两个基本点,即不仅要准备打赢战争,还要持久地治理和平。
战争威胁不可排除,遏制和打赢战争仍是国防的立足之本。自古以来,来自国家或军事集团的战争威胁都是致命性的,并且一直存在;到了21世纪,强权政治和军事霸权仍十分猖獗,领土争端和主权权益冲突暗藏杀机,地区性战争与军事冲突不断,战备是维护国家安全之必须,一刻也不能松懈。
公共威胁成为毁灭和平的新的风向标,成为国防新领域,提出了治理和平的新使命。美国“9·11事件”后公共安全事件日趋频繁,破坏力不亚于战争。从2003年“非典”,其后禽流感,再到2014年非洲埃博拉病毒泛滥,“生物国防”呼声渐起;从2010年伊朗核设施遭“震网”病毒瘫痪,其后“阿拉伯之春”运动使互联网成为颜色革命的主平台,“网络国防”风声鹤唳。甚至文化安全领域也有文化国防的提法,金融安全风险的增长也在沉淀金融国防的新概念。新兴领域的国防在和平环境中展开,不是飞机、导弹的入侵方式,而具有社会性和长期性特点,伴随和平发展的全进程,因而决定了不是战争解决方式,不是一两次突击就彻底解决,而是和平治理方式,强调主动而持久的治理来消解威胁。
以总体国防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暴力形式的多元化使得国家安全从单一的政治-军事安全转向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多元安全的综合体,从安全威胁的木桶效应和连锁效应出发,国家安全危机隐患存在于各个领域,哪一个领域的安全失控都会导致国家失败。早在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出,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当前,逆全球化和全球气候变暖大交叉,公共安全威胁与战争威胁交织的危险急剧上升,需要以多领域的总体国防来遏制战争,同时巩固和平。
——建构多元一体的国防体系
军事防御是国防的中流砥柱,但国防大于军事防御。随着公共安全威胁的爆炸性增长,治理和平的需求日益旺盛,以军事战略指代国防战略已显得力不从心,需要突破单一的军事防御架构,建立涵盖军事防御和社会防御的多元化国防体系。
推进军事防御体系的多域化、一体化。军事防御是国防的基石,随着联合作战向全域战融合深化,信息化战争向智能化战争升级,军事防御更加依赖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更加依赖战术与技术的结合创新,更加依赖指挥体制的扁平化、作战编成的一体化,最终转化到多域作战行动的机动性、灵活性和协同性上来。
建构多元联动的社会防御体系。公共安全威胁跳过军事防御体系,渗透到社会内部打击公共目标,对国家构成新的大规模入侵威胁。从网络黑客发动网络战争,软摧毁国家电网、水坝电站、城市交通、能源、金融系统;到生物病毒大范围感染公众,伤亡和财产损失达到战争级别。公共安全威胁呈现隐匿性、传播性、流动性和关联性特点,要求建立不同于军事防御的社会防御体系。
统筹社会防御与军事防御,达成国家总体防御。以国防体系支撑国家安全体系,是国防现代化的精髓。相对于军事防御以消灭敌人为中心,主要达成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社会防御以保护公众为中心,主要达成其他方面安全,两者相得益彰。当前,混合战争助推恐怖主义、疫情、气候灾害、网络攻击等公共威胁爆发,甚至军事打击也转向经济社会目标,加速公共安全威胁的整体化,需要把公共安全从预警冲突上升到针对社会目标的全面防御,并与军事防御相衔接。
——打开国防的全球化视野
新时代国防的战略全局已不再局限于边境线以内的领土,也不只是运筹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关系,而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利益所涉及的全部问题。因此,需要从全球化这个最大的全局出发,把境内和境外安全都谋划好。
捍卫领土主权重在拒敌于国境线外。新时代,主权利益向外拓展延伸,从陆地到海洋,从地球到太空,全球公域成为保卫领土的战略制高点。信息化战争实践表明,随着远程打击的发展,侵略者可以从公海、太空和网络等全球公域发动进攻,全面压制“守国门”的封闭式防御。近年来的防空识别区斗争表明,平时建立全球公域的行动自由,并防止周邊沦为侵略者的进攻基地,成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先导。
远海防卫、海外安保成为国防的新高地。一方面,国家安全利益拓展对境外目标的安全需求日益增大,随着国家的远洋船队、海外投资、海外工程和人员急剧增长,年均境外流动国民达几千万之多,海外安全利益由小变大,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新重点。另一方面,逆全球化运动助推中东、北非、东欧等多地区战争与冲突,海外安全成为国防的新软肋。从利比亚大规模撤侨起,安全利益加速全球化、多样化,从海外撤侨、远洋护航向海外解救人质、跨境打击恐怖组织拓展,既有军事防御向远海防卫的拓展,更有大量的社会防御向海外安保的拓展。
在宏观战略层面,世界各大国强国都在构建自己的全球性防务。美俄率先在彼此的较量中形成了各自21世纪的全球性国防战略。美国的全球国防战略,根植于其全球霸权传统,始于克林顿时期的“预防性防务”战略,经过“先发制人”的战争实践,有计划地铺开了先东欧、后中东、再亚洲的扩张路线图。俄罗斯受美国及其北约集团的直接军事压迫,提出了“世界稳定弧”战略理论,力图以俄罗斯-北约机制、独联体集体安全组织为盾牌,构筑一条以俄罗斯为中心、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稳定地带”,并以俄格战争、俄乌冲突和介入叙利亚内战,稳住了阵脚。实践证明,我新时代国防事业要走出去,国家安全才有保证。
统筹战争与和平
——履行打赢战争与治理和平双重使命
21世纪是战争与公共安全威胁交织震荡的新世纪,我国国防出现两个基本点,即不仅要准备打赢战争,还要持久地治理和平。
战争威胁不可排除,遏制和打赢战争仍是国防的立足之本。自古以来,来自国家或军事集团的战争威胁都是致命性的,并且一直存在;到了21世纪,强权政治和军事霸权仍十分猖獗,领土争端和主权权益冲突暗藏杀机,地区性战争与军事冲突不断,战备是维护国家安全之必须,一刻也不能松懈。
公共威胁成为毁灭和平的新的风向标,成为国防新领域,提出了治理和平的新使命。美国“9·11事件”后公共安全事件日趋频繁,破坏力不亚于战争。从2003年“非典”,其后禽流感,再到2014年非洲埃博拉病毒泛滥,“生物国防”呼声渐起;从2010年伊朗核设施遭“震网”病毒瘫痪,其后“阿拉伯之春”运动使互联网成为颜色革命的主平台,“网络国防”风声鹤唳。甚至文化安全领域也有文化国防的提法,金融安全风险的增长也在沉淀金融国防的新概念。新兴领域的国防在和平环境中展开,不是飞机、导弹的入侵方式,而具有社会性和长期性特点,伴随和平发展的全进程,因而决定了不是战争解决方式,不是一两次突击就彻底解决,而是和平治理方式,强调主动而持久的治理来消解威胁。
以总体国防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暴力形式的多元化使得国家安全从单一的政治-军事安全转向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多元安全的综合体,从安全威胁的木桶效应和连锁效应出发,国家安全危机隐患存在于各个领域,哪一个领域的安全失控都会导致国家失败。早在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出,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当前,逆全球化和全球气候变暖大交叉,公共安全威胁与战争威胁交织的危险急剧上升,需要以多领域的总体国防来遏制战争,同时巩固和平。
统筹军事防御和社会防御
——建构多元一体的国防体系
军事防御是国防的中流砥柱,但国防大于军事防御。随着公共安全威胁的爆炸性增长,治理和平的需求日益旺盛,以军事战略指代国防战略已显得力不从心,需要突破单一的军事防御架构,建立涵盖军事防御和社会防御的多元化国防体系。
推进军事防御体系的多域化、一体化。军事防御是国防的基石,随着联合作战向全域战融合深化,信息化战争向智能化战争升级,军事防御更加依赖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更加依赖战术与技术的结合创新,更加依赖指挥体制的扁平化、作战编成的一体化,最终转化到多域作战行动的机动性、灵活性和协同性上来。
建构多元联动的社会防御体系。公共安全威胁跳过军事防御体系,渗透到社会内部打击公共目标,对国家构成新的大规模入侵威胁。从网络黑客发动网络战争,软摧毁国家电网、水坝电站、城市交通、能源、金融系统;到生物病毒大范围感染公众,伤亡和财产损失达到战争级别。公共安全威胁呈现隐匿性、传播性、流动性和关联性特点,要求建立不同于军事防御的社会防御体系。
统筹社会防御与军事防御,达成国家总体防御。以国防体系支撑国家安全体系,是国防现代化的精髓。相对于军事防御以消灭敌人为中心,主要达成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社会防御以保护公众为中心,主要达成其他方面安全,两者相得益彰。当前,混合战争助推恐怖主义、疫情、气候灾害、网络攻击等公共威胁爆发,甚至军事打击也转向经济社会目标,加速公共安全威胁的整体化,需要把公共安全从预警冲突上升到针对社会目标的全面防御,并与军事防御相衔接。
统筹境内和境外的安全保证
——打开国防的全球化视野
新时代国防的战略全局已不再局限于边境线以内的领土,也不只是运筹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关系,而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利益所涉及的全部问题。因此,需要从全球化这个最大的全局出发,把境内和境外安全都谋划好。
捍卫领土主权重在拒敌于国境线外。新时代,主权利益向外拓展延伸,从陆地到海洋,从地球到太空,全球公域成为保卫领土的战略制高点。信息化战争实践表明,随着远程打击的发展,侵略者可以从公海、太空和网络等全球公域发动进攻,全面压制“守国门”的封闭式防御。近年来的防空识别区斗争表明,平时建立全球公域的行动自由,并防止周邊沦为侵略者的进攻基地,成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先导。
远海防卫、海外安保成为国防的新高地。一方面,国家安全利益拓展对境外目标的安全需求日益增大,随着国家的远洋船队、海外投资、海外工程和人员急剧增长,年均境外流动国民达几千万之多,海外安全利益由小变大,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新重点。另一方面,逆全球化运动助推中东、北非、东欧等多地区战争与冲突,海外安全成为国防的新软肋。从利比亚大规模撤侨起,安全利益加速全球化、多样化,从海外撤侨、远洋护航向海外解救人质、跨境打击恐怖组织拓展,既有军事防御向远海防卫的拓展,更有大量的社会防御向海外安保的拓展。
在宏观战略层面,世界各大国强国都在构建自己的全球性防务。美俄率先在彼此的较量中形成了各自21世纪的全球性国防战略。美国的全球国防战略,根植于其全球霸权传统,始于克林顿时期的“预防性防务”战略,经过“先发制人”的战争实践,有计划地铺开了先东欧、后中东、再亚洲的扩张路线图。俄罗斯受美国及其北约集团的直接军事压迫,提出了“世界稳定弧”战略理论,力图以俄罗斯-北约机制、独联体集体安全组织为盾牌,构筑一条以俄罗斯为中心、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稳定地带”,并以俄格战争、俄乌冲突和介入叙利亚内战,稳住了阵脚。实践证明,我新时代国防事业要走出去,国家安全才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