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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娄琛,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国内新闻采编室记者。200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硕士。报道领域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经济金融、军事、体育和外事等。《河南煤矿发生透水事故、69名矿工被困三天后全部生还》、《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事件》等4篇稿件被评为新华社社级优秀新闻作品。
2008年,对中国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因为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众多新闻事件,也因为经历过艰难、悲伤、振奋和坚强后每个人心灵的成长。作为一名中国国家通讯社从事对外报道的年轻记者,这一年我的经历也随着新闻脉搏的跳动而跌宕起伏。这其中,有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风暴般的洗礼,有汶川地震时的挑灯夜战,有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激情澎湃,也有毒奶粉事件中的深切反思。无论是在编辑部与前方记者共同作战,还是身临现场实时报道,一年来,我在接连不断的重要新闻实践中磨练成长。
时钟拨回到几个月前,3月14日下午,如往常一样,我在北京的总社办公室值班,突然听见编辑部不远处有些喧哗声,出于惯有的好奇,我凑上前去,只听见一名同事小声说道,“拉萨出事儿了”。
其实,涉藏问题一直是新华社对外报道的重点,我和同事们也一直在关注事件的进展,3月10日(达赖集团所谓的“西藏起义纪念日”),拉萨市内就曾出现过小规模的闹事活动,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些看似“小打小闹”的事件会迅速升级成为一次血与火的斗争。很快,总社当时值班的副社长亲自到对外部指挥写稿。下午5点多,新华社发出关于拉萨打砸抢烧事件的第一篇稿子,一场对外报道的攻坚战打响了。
时效是新闻的生命。新华社在这一重大突发事件中做到了全球首发,当时外媒也普遍对我们如此快速地做出反应表示惊讶。同时,新华社也是当时唯一能够进入事件现场、并全程报道的媒体,这是其他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报道压力,使得我们不得不绷紧弦儿。
14日当天晚上,我和另一位同事申请值夜班,事态还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其间,新华社西藏分社也受到了冲击,而前方的同事们在恶劣的情况下坚持采访、发稿,我们在编辑部也不停地做滚动报道。深夜,我在与前方记者通电话了解情况时,电话那头的他们还喘着粗气,惊魂未定,身边还有在分社躲避的附近居民。为了让连续作战的同事们能多几分钟休息,确保第二天继续完成报道任务。我请他们口述,自己直接成稿。
这样“亢奋”的状态持续到了15日凌晨5点左右,等到暂时没有更多的更新内容,我和同事才得以休息,而当时天已经蒙蒙亮。在接下来的一周内,我和同事们每天睡眠时间不到三四个小时,在编辑部写稿、送稿都是跑步前进。一方面,我们实时关注各方的反映,练就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另一方面运用滚动报道、深度报道和评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打响了这场对外报道的战斗。这次事件中,新华社的对外报道完成了重大突破,做到了在事实准确的情况下,先声夺人,快速、准确、全面地传播各方声音,及时澄清不实报道,积极有效地引导了国际舆论。此次事件中,我和同事们有3篇稿件被评为新华社社级优秀新闻作品,而能够在北京“亲历”这场特殊的新闻事件,是难得的经历,也是我的幸运。
事实证明,一名记者的成长过程中,新闻事件发生时全身心投入的奉献精神是必需的品质。美国新闻教材《新闻报道与写作》第一章第一节,把“工作努力”(hard WorkiDg)作为记者职业素质的第一条。而书中的第一幅图片是一位穿着沙滩裤在度假的女孩在电话亭内向编辑部口述身边发生的突发事件。可见,无论记者身在何方处于何种境地,都要随时准备投入到新闻报道中。
大约两个月后,汶川大地震更是对记者快速反应能力的集中考验。当天,我正在北京西郊参加汤姆森集团举办的奥运报道培训班。因为班上有家在四川的同事,所以我们很快就知道发生了地震,但无从知晓它的破坏性和规模有多大。
12日下午,我回到社里,主动申请加入报道队伍。当时,四川分社的同事们已经兵分几路,乘车进入了灾区,向总社发回他们的所见所闻。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稿子刚刚编完还没交到发稿人手中,旁边的电话又响起,又有了新的情况,死亡人数又发生了变化。到了晚上11点多,地震的死亡人数由最早的7个人迅速上升到了近1万人。
震后第二天,我中断了培训,全身心投入到地震报道中,全方位报道这场灾难的各个方面,不仅包括中国政府面对灾难全力救援的空前透明之举,也包括因建筑质量问题而倒塌的学校等敏感问题,让世界了解灾区发生了什么,也让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和坚强团结的精神传遍全世界。在处理前方记者稿子的同时,我采访了从北川中学废墟捡起沾着血迹的作业本的母亲、赴灾区救援的志愿者和为了营救受灾群众和失踪大熊猫而奔走的卧龙大熊猫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很多稿子都是流着眼泪采写成稿的。
这段报道过后,为了完成备战奥运的任务,我和几名同事被通知回到培训班,上完最后的几天课。当时的授课老师、英国资深记者阿里克斯·麦克里奥德告诉我,这次地震报道新华社反应很快,你们非常敬业。
在拉萨骚乱和汶川地震报道中,我在编辑部同前方记者密切配合,携手完成了各自的职责,但每次我都恨不得马上跑到现场,和他们并肩作战。终于,在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上,我实现了亲临现场的梦想。
如果说2008年的前半年充满悲伤和艰难,奥运会则是中国战胜挑战、融入世界的又一个机会,对外传播的渠道更广,方式更多。奥运前,我和同事合写的《胡同奥运人家》和《故宫无障碍设施改造》等稿件对外播出后,不久就有巴西和德国的记者直接打电话到编辑部,向我们了解信息和采访线索,这不就是眼见得着的对外传播实效么?
奥运前约半个月,作为新华社奥运和残奥前方报道团的一员,我随团入住媒体村,跑发布会,采访运动员、教练员、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参加奥运村开村仪式和奥运会开、闭幕式的现场报道组,每天忙碌而充实。我参与撰写的《罗格:北京是无悔的选择出色工作取代一切争论》、《我们的奥运 共同的梦想——访国际奥委会委员、外国运动员及外国志愿者》、《外国记者赞北京“前所未有”铭记中国人民热情》、《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观众尽情欢呼中国的伟大时刻》、《全球最优秀运动员踏上北京星光大道》、《特稿:四位中外人士为北京奥运会而忙碌的一天》和《“北京欢迎你”——北京奥运村开村第一天纪实》和《中国观众为奥运精神“倾倒”》等中英文稿件都收到了良好的外宣效果。
在两个奥运的采访经历中,我更加深刻地感触到,如果想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必须与人真诚、平等地沟通。记者采访的过程是与被采访对象进行沟通,写稿的过程就是通过手中的笔 与读者沟通。奥运前夕,为了采访危地马拉的唯一一名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游泳运动员,我站在她的训练池外等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打动了这名甚至不接受本国媒体采访的女孩。她像跟朋友聊天一样跟我详细讲述了她的运动员生涯,如何为追逐体育梦想赴美求学,后来又因思乡之苦而回到家乡、代表祖国出战。这样的深度沟通为我撰写充满人情味、有血有肉的稿子奠定了基础。
残奥会中,我着重关注了16岁的残疾女孩塔利娅·罗慕塔,她是澳大利亚第一名女性土著残奥运动员。我跟她的家人聊天,跟踪观看了她的两场比赛,并专门去残奥村看望她。为了鼓励她比赛,我把全部的新华社奥运纪念徽章都送给了她和她的姐妹们。尽管她因脑瘫行动不便,但每次跟我碰面时都和我真情拥抱。后来,我根据她的经历写了《亲情相伴残奥》的特稿发表,塔利娅的妈妈回国后还专门发邮件给我,感谢我们对她女儿的关注。
我不是专业的体育记者,在这两次大型体育赛事中,我抓紧机会向同事、同行学习,不断提高自己体育报道的采访和写稿水平。奥运会的赛事开始后,我和同事们一起负责游泳和花样游泳的报道,当时,游泳比赛的每日头条都被“飞鱼”菲尔普斯霸占。其间,美国洛杉矶一家报纸的专栏作家与我一起在混合区采访,但菲尔普斯赶着参加下一场比赛只对媒体说了一句话。当时,大家面面相觑,没有米怎么下锅啊。但这位专栏作家诡秘地一笑,说,“那就看怎么组织材料了,如果观点新,照样可以写得好看。”后来看他写的评论,用带点戏谑的口吻描写飞鱼如何成为奥运史上获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稿子写得轻松、有趣,让人印象深刻。
奥运会上,境外媒体云集,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失实的报道,而澄清事实、回击不实报道也是新华社作为东道主通讯社的重要职责。19岁的中国游泳小将刘子歌击败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澳大利亚选手斯基佩尔夺冠破纪录后,有报道称,这是因为斯基佩尔的前教练肯·伍德把高度机密的训练计划高价卖给了刘子歌,所以她抢走了澳大利亚“囊中”的金牌。针对这种业内人士一眼便识的不实报道,我和同事分头采访了澳大利亚游泳队的主教练和中国游泳队主教练等,否认了“秘笈说”,肯定了中国选手的实力。
除了上述报道,在四月份的胶济铁路事故、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神舟七号升空和毒奶粉事件,我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回望2008年,曾经紧张或激动的日子悠然逝去,却在我的职业生涯留下了让我受用一生的殷殷收获。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奖获得者罗素·贝克曾出版自传体小说《成长》(Growing Up),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了自己的成长与奋斗。他说,热爱新闻写作或者想当记者的人多半都有一种浪漫的理想或梦想。而对于在对外报道事业上刚刚起步的我,还将有更大的空间追逐自己的新闻理想。
责编:吴奇志
2008年,对中国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因为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众多新闻事件,也因为经历过艰难、悲伤、振奋和坚强后每个人心灵的成长。作为一名中国国家通讯社从事对外报道的年轻记者,这一年我的经历也随着新闻脉搏的跳动而跌宕起伏。这其中,有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风暴般的洗礼,有汶川地震时的挑灯夜战,有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激情澎湃,也有毒奶粉事件中的深切反思。无论是在编辑部与前方记者共同作战,还是身临现场实时报道,一年来,我在接连不断的重要新闻实践中磨练成长。
时钟拨回到几个月前,3月14日下午,如往常一样,我在北京的总社办公室值班,突然听见编辑部不远处有些喧哗声,出于惯有的好奇,我凑上前去,只听见一名同事小声说道,“拉萨出事儿了”。
其实,涉藏问题一直是新华社对外报道的重点,我和同事们也一直在关注事件的进展,3月10日(达赖集团所谓的“西藏起义纪念日”),拉萨市内就曾出现过小规模的闹事活动,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些看似“小打小闹”的事件会迅速升级成为一次血与火的斗争。很快,总社当时值班的副社长亲自到对外部指挥写稿。下午5点多,新华社发出关于拉萨打砸抢烧事件的第一篇稿子,一场对外报道的攻坚战打响了。
时效是新闻的生命。新华社在这一重大突发事件中做到了全球首发,当时外媒也普遍对我们如此快速地做出反应表示惊讶。同时,新华社也是当时唯一能够进入事件现场、并全程报道的媒体,这是其他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报道压力,使得我们不得不绷紧弦儿。
14日当天晚上,我和另一位同事申请值夜班,事态还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其间,新华社西藏分社也受到了冲击,而前方的同事们在恶劣的情况下坚持采访、发稿,我们在编辑部也不停地做滚动报道。深夜,我在与前方记者通电话了解情况时,电话那头的他们还喘着粗气,惊魂未定,身边还有在分社躲避的附近居民。为了让连续作战的同事们能多几分钟休息,确保第二天继续完成报道任务。我请他们口述,自己直接成稿。
这样“亢奋”的状态持续到了15日凌晨5点左右,等到暂时没有更多的更新内容,我和同事才得以休息,而当时天已经蒙蒙亮。在接下来的一周内,我和同事们每天睡眠时间不到三四个小时,在编辑部写稿、送稿都是跑步前进。一方面,我们实时关注各方的反映,练就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另一方面运用滚动报道、深度报道和评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打响了这场对外报道的战斗。这次事件中,新华社的对外报道完成了重大突破,做到了在事实准确的情况下,先声夺人,快速、准确、全面地传播各方声音,及时澄清不实报道,积极有效地引导了国际舆论。此次事件中,我和同事们有3篇稿件被评为新华社社级优秀新闻作品,而能够在北京“亲历”这场特殊的新闻事件,是难得的经历,也是我的幸运。
事实证明,一名记者的成长过程中,新闻事件发生时全身心投入的奉献精神是必需的品质。美国新闻教材《新闻报道与写作》第一章第一节,把“工作努力”(hard WorkiDg)作为记者职业素质的第一条。而书中的第一幅图片是一位穿着沙滩裤在度假的女孩在电话亭内向编辑部口述身边发生的突发事件。可见,无论记者身在何方处于何种境地,都要随时准备投入到新闻报道中。
大约两个月后,汶川大地震更是对记者快速反应能力的集中考验。当天,我正在北京西郊参加汤姆森集团举办的奥运报道培训班。因为班上有家在四川的同事,所以我们很快就知道发生了地震,但无从知晓它的破坏性和规模有多大。
12日下午,我回到社里,主动申请加入报道队伍。当时,四川分社的同事们已经兵分几路,乘车进入了灾区,向总社发回他们的所见所闻。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稿子刚刚编完还没交到发稿人手中,旁边的电话又响起,又有了新的情况,死亡人数又发生了变化。到了晚上11点多,地震的死亡人数由最早的7个人迅速上升到了近1万人。
震后第二天,我中断了培训,全身心投入到地震报道中,全方位报道这场灾难的各个方面,不仅包括中国政府面对灾难全力救援的空前透明之举,也包括因建筑质量问题而倒塌的学校等敏感问题,让世界了解灾区发生了什么,也让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和坚强团结的精神传遍全世界。在处理前方记者稿子的同时,我采访了从北川中学废墟捡起沾着血迹的作业本的母亲、赴灾区救援的志愿者和为了营救受灾群众和失踪大熊猫而奔走的卧龙大熊猫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很多稿子都是流着眼泪采写成稿的。
这段报道过后,为了完成备战奥运的任务,我和几名同事被通知回到培训班,上完最后的几天课。当时的授课老师、英国资深记者阿里克斯·麦克里奥德告诉我,这次地震报道新华社反应很快,你们非常敬业。
在拉萨骚乱和汶川地震报道中,我在编辑部同前方记者密切配合,携手完成了各自的职责,但每次我都恨不得马上跑到现场,和他们并肩作战。终于,在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上,我实现了亲临现场的梦想。
如果说2008年的前半年充满悲伤和艰难,奥运会则是中国战胜挑战、融入世界的又一个机会,对外传播的渠道更广,方式更多。奥运前,我和同事合写的《胡同奥运人家》和《故宫无障碍设施改造》等稿件对外播出后,不久就有巴西和德国的记者直接打电话到编辑部,向我们了解信息和采访线索,这不就是眼见得着的对外传播实效么?
奥运前约半个月,作为新华社奥运和残奥前方报道团的一员,我随团入住媒体村,跑发布会,采访运动员、教练员、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参加奥运村开村仪式和奥运会开、闭幕式的现场报道组,每天忙碌而充实。我参与撰写的《罗格:北京是无悔的选择出色工作取代一切争论》、《我们的奥运 共同的梦想——访国际奥委会委员、外国运动员及外国志愿者》、《外国记者赞北京“前所未有”铭记中国人民热情》、《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观众尽情欢呼中国的伟大时刻》、《全球最优秀运动员踏上北京星光大道》、《特稿:四位中外人士为北京奥运会而忙碌的一天》和《“北京欢迎你”——北京奥运村开村第一天纪实》和《中国观众为奥运精神“倾倒”》等中英文稿件都收到了良好的外宣效果。
在两个奥运的采访经历中,我更加深刻地感触到,如果想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必须与人真诚、平等地沟通。记者采访的过程是与被采访对象进行沟通,写稿的过程就是通过手中的笔 与读者沟通。奥运前夕,为了采访危地马拉的唯一一名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游泳运动员,我站在她的训练池外等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打动了这名甚至不接受本国媒体采访的女孩。她像跟朋友聊天一样跟我详细讲述了她的运动员生涯,如何为追逐体育梦想赴美求学,后来又因思乡之苦而回到家乡、代表祖国出战。这样的深度沟通为我撰写充满人情味、有血有肉的稿子奠定了基础。
残奥会中,我着重关注了16岁的残疾女孩塔利娅·罗慕塔,她是澳大利亚第一名女性土著残奥运动员。我跟她的家人聊天,跟踪观看了她的两场比赛,并专门去残奥村看望她。为了鼓励她比赛,我把全部的新华社奥运纪念徽章都送给了她和她的姐妹们。尽管她因脑瘫行动不便,但每次跟我碰面时都和我真情拥抱。后来,我根据她的经历写了《亲情相伴残奥》的特稿发表,塔利娅的妈妈回国后还专门发邮件给我,感谢我们对她女儿的关注。
我不是专业的体育记者,在这两次大型体育赛事中,我抓紧机会向同事、同行学习,不断提高自己体育报道的采访和写稿水平。奥运会的赛事开始后,我和同事们一起负责游泳和花样游泳的报道,当时,游泳比赛的每日头条都被“飞鱼”菲尔普斯霸占。其间,美国洛杉矶一家报纸的专栏作家与我一起在混合区采访,但菲尔普斯赶着参加下一场比赛只对媒体说了一句话。当时,大家面面相觑,没有米怎么下锅啊。但这位专栏作家诡秘地一笑,说,“那就看怎么组织材料了,如果观点新,照样可以写得好看。”后来看他写的评论,用带点戏谑的口吻描写飞鱼如何成为奥运史上获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稿子写得轻松、有趣,让人印象深刻。
奥运会上,境外媒体云集,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失实的报道,而澄清事实、回击不实报道也是新华社作为东道主通讯社的重要职责。19岁的中国游泳小将刘子歌击败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澳大利亚选手斯基佩尔夺冠破纪录后,有报道称,这是因为斯基佩尔的前教练肯·伍德把高度机密的训练计划高价卖给了刘子歌,所以她抢走了澳大利亚“囊中”的金牌。针对这种业内人士一眼便识的不实报道,我和同事分头采访了澳大利亚游泳队的主教练和中国游泳队主教练等,否认了“秘笈说”,肯定了中国选手的实力。
除了上述报道,在四月份的胶济铁路事故、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神舟七号升空和毒奶粉事件,我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回望2008年,曾经紧张或激动的日子悠然逝去,却在我的职业生涯留下了让我受用一生的殷殷收获。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奖获得者罗素·贝克曾出版自传体小说《成长》(Growing Up),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了自己的成长与奋斗。他说,热爱新闻写作或者想当记者的人多半都有一种浪漫的理想或梦想。而对于在对外报道事业上刚刚起步的我,还将有更大的空间追逐自己的新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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