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世界教育的中国模式”之扎根中国篇
　　传统文化教育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这是令人欣慰的事情，但其中一些不当的说法和做法，也给传统文化教育的健康、持久和有效开展留下了极大隐患。
　　有些观点认为，现行的学校体制是西方的产物，完全站在外在的、客观的角度，引导学生分析事物，而不是教授为人之道，完全没有能力处理人安身立命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改变现代教育“西体中用”的模式，从学校整体建制到各项制度安排，从教学内容到教学形式，全面刷新，全局更张，另起炉灶，回到古代，以传统的私塾和书院代替现在的学校，用传统教育取代现代教育。
　　试图以传统的书院来代替现在的学校，实在是对传统教育不了解、将传统书院理想化所致。或者说，这是将自己对于教育的理想，投射在了古代书院之上，使其镀上了某种虚幻的光环。比如，由于对古代书院的实情不了解，根据个别事例，就称颂书院弘扬了“学在民间”的优良传统，光大了“自由讲学”的书院精神，致力于“学以为己”的目标取向。实际上，古代书院很多时候，不只是官学化，而且完全等同于官学。新建一所书院需要报批，甚至要等待一二十年的漫长时间；官派山长非常普遍，掌院等同于一级学官；官府往往为书院拨置学田，以扼住其经济命脉；给予书院生徒和官学学生一样的待遇等等。不只是官府要控制书院，更主要是书院主动地迎合，寻求政府的认可和庇护，谋求更可能多的政治上的好处和经济上的利益。明清时期，大多数书院主要是科举考试的预备场所，在院封闭学习，十天半月一考，其自由度甚至还不如平时可以在家学习，只需要参加岁试和科试的府州县学的生员。
　　传统的书院自然有它的优长。比如规模小、人数少，加上住宿制，师生朝夕相处，相互熟悉，相互了解，能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和良好教学氛围，这是它最有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它对于今天的教育最有价值的地方。但有些书院往往因陋就简而创设，同乎流俗而教学，高贤大能掌教的毕竟是少数，并不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美好。所以，用书院取代学校，既没有可能，更没有必要。
　　古时的书院尚且如此，现今一些既不了解传统文化真谛、也不体认古今教育精神的人所办的书院，则更是如龚鹏程先生所说的那样：“乏善可陈”，甚至“多不成气候，或则是挂羊头卖狗肉”。这也提醒我们，面对一种现象，说出我们的不满意容易，指出其问题所在也不难，但要真正优化、改进和完善，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事关教育这样牵一发而全身动的事情。
　　现在传统文化教育中一个明显的乱象，是复古化的问题。祭祀、礼拜这些民俗宗教活动，在当代世界教育中都已绝迹的仪式死灰复燃，在一些学校和教室里大行其道。老师和学生都身穿所谓的“汉服”，教室要布置得古色古香，空间再有限，也要用宽大的太师椅，一间教室，坐不了几个人。学生手持的不是电子书，甚至不是纸质书，而是所谓的竹简等等。试图以传统的私塾和书院来代替现代学校，不过是以上做法的放大或升级。
　　实际上，历史上的任何东西，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而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就是为了更加便于我们应用。比如，汉字由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的演变，就典型地体现出这种趋势。那种认为使用繁体字的人，文化水平一定比使用简体字的人高，不过是一些浅见者虚幻的狂傲。在我国历史上，作为文献载体的先后有金石、甲骨、竹简、缣帛和纸，现在又有数字化的趋势，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认为简书才“正宗”。孔子当然有执着于传统的地方，比如，臣子拜见君王，他就固执地“违众”，坚持主张先要在堂下揖拜。但作为一位“圣之时者”，他并不是恪守古礼。再比如，传统的礼帽是用麻织成的，但春秋末期的人们为了节俭，普遍用丝料制成，孔子慨然表示“吾从众”。对于借鉴了夏商两代的周朝礼制，孔子认为最为完美，表示认可和赞同。那些礼敬孔子的人，更应该学的是孔子这种不拘泥、不固执，与时俱进、应物变化，因务实而高明、因通达而神圣的精神，完全没有必要谨守“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教条。
　　同样，我们现今的教育，也是历史演进的结果，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已经充分考量了前人的教育智慧，借鉴了前代可取法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教育的样貌，是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共同塑构。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现代教育已经很合理，非常完善，没有了优化和改进的空间，更不是以此拒斥批评，只不过是想表明，在“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后，刻舟求剑的复古是多么荒谬可笑。
　　最后，有必要强调指出，我们现在要从事的传统文化教育，尽管要使用民族的经典，借鉴旧时的做法，但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形式，都不应是古代的教育、过去的教育的复刻，而是立足于现代、植根于当今社会的現代教育。即便我们回首过去，反思历史，也不过是为了梳理传统，认清我们的来路，知所从来，为我们的现在定位而知道我们在哪里，处在怎样的位置。而所有这一切，都服务并服从于教育的终极指向——未来，因为只有未来才是我们考察一切教育问题的出发点和根本。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