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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新农村建设目标的提出，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的配套工作也日趋重要。然而，农民金融服务排斥尤其是自我排斥日益成为发展瓶颈。文章通过研究认为，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提高后，在增进农民对金融机构理解的同时，增加对金融服务的内在需求，以减少农民的金融服务自我排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农民财产性收入保障、就业培训与知识普及和金融服务门槛降低的建议。
关键词：金融排斥 自我排斥 农户收入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7-073-03
引言
2011年中国银监会印发《关于继续做好空白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立足当地实际，创新方式方法，推动空白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工作。在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再次提到了消除金融空白乡镇，推行金融服务全覆盖的政策。所谓金融排斥，就是指一部分人没有能力或者恰当的形式进入金融体系，享受金融服务，从而被排斥在外的现象。然而，金融服务全覆盖工作的落实仍然有很大的不足。金融二元结构困扰着城乡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广大的农村拥有的金融服务机构更加稀少，金融知识在农村里的散播极为有限，农村各个经济体享受的现代金融服务远远落后于城市。并且，金融机构由于其自身的商业性，对农民的排斥却日益加剧，这样加剧了日益增长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和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之间的矛盾，不仅延滞了农村当地经济发展，还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其中，农民的自我排斥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一方面，自我排斥暴露出的是农民自身对于金融知识的缺失与对于金融机构的不信任感；另一方面，自我排斥也体现出农民存贷款需求的缺位，反映的是其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投资与储蓄形式。因而，通过对自我排斥的研究，可以从中窥见农户的社会经济客观特征与主观心理。本文试图将研究置于农户收入不断增长的时代大背景下，通过农户收入这一视角研究农民金融服务自我排斥的内在机制，基于CGSS2010的数据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收入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提供事实证据和合理建议。
一、文献综述
1.农户收入与金融排斥。田霖（2011）{1}针对金融排斥的城乡二元性展开分析，在构建城乡金融排斥二元性指数的技术上，利用模糊曲线法证实各诱致要素的复合因果关系及供给弹性差别。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系统中，对金融排斥负贡献最大的要素依次为收入、技术和教育。许圣道、田霖（2008）{2}通过建立计数模型，解析了影响农村金融排斥的重要因素。分析结果也表明，收入越高，金融排斥程度越低。上述研究均表明了农户的收入是影响金融排斥的重要因素，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指出，收入具体通过影响哪几种具体的排斥类型进而影响到金融排斥本身。
2.自我排斥的形成。王修华（2009）{3}{4}对自我排斥的成因进行了分析。一部分农村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由于居住分散而且相对封闭，信息获得比其他地区更难，自然希望办理贷款时手续能简便、灵活、快捷，而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一些金融服务（尤其是贷款）手续较为繁琐，条款过于复杂。于是此类居民选择了非正规金融渠道（如民间借贷等）来满足自身的资金需求。长此以往，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民被主流金融边缘化，造成其金融习惯的不同和金融知识的贫乏，产生了对金融机构的不信任。张伟楠（2014）{5}的研究作出了进一步的补充。金融知识的贫乏也是造成自我排斥的重要原因，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知识宣传不够，导致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薄弱以及农户信用意识淡薄。另外，由于农民的认知能力、风俗习惯以及心理等因素使多数农民对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缺乏信心。
3.农户收入与自我排斥。许圣道、田霖（2008）{6}研究认为，农民金融知识的缺乏对金融网点的布局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并且，它是一种隐性知识，是代际遗传的，与家庭富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意即农民家庭收入与教育存在关系，教育带来的知识的多或少与金融排斥有关。隋艳颖、夏晓平（2013）{7}研究结果显示高收入层农户的违约风险最低，低收入层农户的违约距离最短、违约速度最快、违约风险也最高。并且，从金融需求方面看，由于低收入层农户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匮乏、风险承受力低、维持生活的意愿高于扩大生产的意愿，因此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较低。低收入层农户实质上不是受到了金融供给排斥，更多是源自于有效需求不足的金融需求自我排斥。收入影响了农户的风险承受能力、生产性需求，进而影响到金融服务自我排斥。
总结上述研究，我国近年来对金融排斥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学者较少从单个变量入手进行实证研究。因此，本文试图将影响金融排斥的重要因素收入与金融服务自我排斥联系起来，分析农民家庭收入对金融服务自我排斥的影响，得出农民家庭收入通过自我排斥从而影响金融排斥的具体机制，试图为政府在构建包容性普惠金融体系破解农户金融排斥的建设性思路上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描述统计
CGSS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从2003年开始每年一次，对全国125个县（区），500个街道（乡、镇），1000个居（村）委会、10000户家庭中的个人进行调查。通过定期、系统地收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数据，总结社会变迁的长期趋势，探讨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社会议题，推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开放性与共享性，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数据资料。
本文使用CGSS2010数据，共有样本数为11783，其中剔除城市采集样本，农户样本数为4561，然后再对农户收入不愿意透露的样本予以剔除，最后的样本数为4114。
三、假说提出与理论机制
本文试通过CGSS2010的大样本数据通过实证检验的方式探究农民家庭收入对金融服务自我排斥的影响。根据现有理论，归纳可能存在的四种内在机制：1.教育投入效应：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较高时，农民会有更强的激励进行教育上的投入。知识的更新与观念的改变，尤其是对金融知识的了解，有助于农民客观了解金融服务，减少自我排斥。2.社会认同效应：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更高时，农民往往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其可用的社会资源以及利用社会资源的能力更强，其对于自身的地位认同更强，在金融服务面前会避免不自信与恐惧，从而有减少自我排斥的趋势。3.风险承担能力效应：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较高时，其对于金融投资活动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强，因而更会趋向于使用金融手段管理自己的资产，从而减少自我排斥。4.生产性需求效应：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较高时，其生存性消费满足程度较高，从而有更多的激励进行生产投资，产生了解并使用贷款进行生产投资的激励。农民自我排斥中比较主要的两种原因：一個是生活水平本来就低，对金融服务没有需求；一个是自身见识有限，对于金融机构不了解、不信任甚至有恐惧心理。 根据以上理论，主要进行第一个机制（即教育投入机制）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假说：假设1：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农户对教育的投资有正向作用；假设2：农户对教育的投资对农民的金融服务自我排斥会有负向作用。在这两个基础上，提出一个总的假设：假设3：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农民的金融服务自我排斥会有负向影响。
在教育投入方面，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农户收入的增加，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因而有富余的钱来满足更高级的消费需求，其在教育的投入上机会成本较小；另一方面，家庭收入增加，父母社会地位的提升，其子女的就业更容易实现，教育带来的收益更容易实现，因而预期的人力资本收益提升，因此，以上假说在理论上具有较强的合理性。
四、计量回归结果分析
1.教育投入效应：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较高时，农民会有更强的激励进行教育上的投入。知识的更新与观念的改变，尤其是对金融知识的了解，有助于农民客观了解金融服务，减少自我排斥。
模型1因变量为户主去年成人教育的培训支出，根据回归结果来看，家庭收入对其有统计上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家庭收入每增加100元，其用于自身成人培训的教育支出会增加1元。因此，家庭收入的提高，会增加农户对于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模型2因变量为农户累计在各金融机构的贷款额度，核心自变量农户用于自身的培训支出对于家庭贷款在统计上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可以证明教育投入效应的存在。另外，考虑如果农户家庭收入具有明显的代际传递（CGSS数据中有户主对于目前经济状况与自己14岁时家庭经济状况的比较，其中70.7%的样本认为经济状况基本不变或者略有变化），此时可以考虑粗略地用农户在子女与个人自身的教育投资总和作为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总额，作为稳健性检验时是相对合理的，再进行上面的回归分析：
家庭收入对总教育支出依然有统计上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家庭收入每增加100元，其用于家庭全体成员的教育支出会增加2元，另外户主年龄增加1岁，教育支出会减少31元，当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每增加1%，教育支出减少0.28元。此时，教育支出的显著性较之前增加，因此教育投入效应的检验结果证实其中的相关性。在两次回归中，2个模型1的检验验证了假说1，即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农户对教育的投资有正向作用；2个模型2的检验验证了假设2：农户对教育的投资对农民的金融服务自我排斥会有负向作用。
2.社会认同效应：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更高时，农民往往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其可用的社会资源以及利用社会资源的能力更强，其对于自身的地位认同更强，在金融服务面前会避免不自信与恐惧，从而有减少自我排斥的趋势。在回归中，以人情往来支出作为社会网络的替代变量，其结果显著。由于篇幅原因，在此不多赘述。
3.生产性需求效应：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较高时，其生存性消费满足程度较高，从而有更多的激励进行生产投资，产生了使用贷款进行生产投资的激励。
第一个模型中，控制住教育水平和人情往来支出之后，农户收入提高100元，其生产性投资需求会平均增加7元；第二个模型中，生产性投资需求增加20元，其贷款额度会平均增加1元，统计上都是显著的，因此证实了生产性需求效应。
4.风险承担能力效应：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较高时，其对于金融投资活动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强，因而更会趋向于使用金融手段管理自己的资产，从而减少自我排斥。
由于该效应主观性很强，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来分析其中深层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条件受限，因此绘制简单的散点图（见图1）来大致观察两个变量的关系。图中纵轴为future（对未来的预期：即10年后预期自己所处的社会等级与自己目前所处的社会等级的差值，数值越大表明对未来越有信心）。当家庭收入提高时，对未来预期更为稳定与积极，对于风险的管理更为稳定与合理。
5.农户家庭收入与农民自我排斥的关系：
体现了其中明显的正向关系，农户收入每提高100元，贷款额度累计增加12.6元，可能包含了多种内在的机制效应。体现了假设3：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农民的金融服务自我排斥会有负向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结论：
1.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的提升会促进农户对教育的投资；
2.农户对教育的投资增强，有助于农民减少金融服务的自我排斥；
3.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提高，在增进农民对金融机构的理解同时，增加对金融服务的内在需求，从而减少农民的金融服务自我排斥。
建议：
1.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切实保障农民收入提升；
2.政府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注重对农民知识普及与非农就业培训，丰富其人力资本投资渠道；
3.简化贷款申请程序和相关制度，增加农村信用社贷款种类和额度，降低农民贷款门槛。
注释：
{1}田霖.我国金融排斥的城乡二元性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1（02）
{2}许圣道，田霖.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排斥研究[J].金融研究，2008（07）
{3}王修华，马柯，王翔.关于我国金融排斥状况的评价[J].理论探索，2009（05）
{4}王修华.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排斥与破解思路[J].农村经济问题，2009（07）
{5}张伟楠.中国农村金融排斥问题研究进展[J].北京农业，2014，09：252—253
{6}隋艳颖，夏晓平.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农村金融排斥——基于农户收入分层的视角[J].金融发展研究，2013（05）8—13
（作者單位：宁波蓝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浙江宁波 315020）
（责编：李雪）
关键词：金融排斥 自我排斥 农户收入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7-073-03
引言
2011年中国银监会印发《关于继续做好空白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立足当地实际，创新方式方法，推动空白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工作。在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再次提到了消除金融空白乡镇，推行金融服务全覆盖的政策。所谓金融排斥，就是指一部分人没有能力或者恰当的形式进入金融体系，享受金融服务，从而被排斥在外的现象。然而，金融服务全覆盖工作的落实仍然有很大的不足。金融二元结构困扰着城乡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广大的农村拥有的金融服务机构更加稀少，金融知识在农村里的散播极为有限，农村各个经济体享受的现代金融服务远远落后于城市。并且，金融机构由于其自身的商业性，对农民的排斥却日益加剧，这样加剧了日益增长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和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之间的矛盾，不仅延滞了农村当地经济发展，还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其中，农民的自我排斥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一方面，自我排斥暴露出的是农民自身对于金融知识的缺失与对于金融机构的不信任感；另一方面，自我排斥也体现出农民存贷款需求的缺位，反映的是其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投资与储蓄形式。因而，通过对自我排斥的研究，可以从中窥见农户的社会经济客观特征与主观心理。本文试图将研究置于农户收入不断增长的时代大背景下，通过农户收入这一视角研究农民金融服务自我排斥的内在机制，基于CGSS2010的数据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收入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提供事实证据和合理建议。
一、文献综述
1.农户收入与金融排斥。田霖（2011）{1}针对金融排斥的城乡二元性展开分析，在构建城乡金融排斥二元性指数的技术上，利用模糊曲线法证实各诱致要素的复合因果关系及供给弹性差别。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系统中，对金融排斥负贡献最大的要素依次为收入、技术和教育。许圣道、田霖（2008）{2}通过建立计数模型，解析了影响农村金融排斥的重要因素。分析结果也表明，收入越高，金融排斥程度越低。上述研究均表明了农户的收入是影响金融排斥的重要因素，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指出，收入具体通过影响哪几种具体的排斥类型进而影响到金融排斥本身。
2.自我排斥的形成。王修华（2009）{3}{4}对自我排斥的成因进行了分析。一部分农村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由于居住分散而且相对封闭，信息获得比其他地区更难，自然希望办理贷款时手续能简便、灵活、快捷，而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一些金融服务（尤其是贷款）手续较为繁琐，条款过于复杂。于是此类居民选择了非正规金融渠道（如民间借贷等）来满足自身的资金需求。长此以往，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民被主流金融边缘化，造成其金融习惯的不同和金融知识的贫乏，产生了对金融机构的不信任。张伟楠（2014）{5}的研究作出了进一步的补充。金融知识的贫乏也是造成自我排斥的重要原因，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知识宣传不够，导致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薄弱以及农户信用意识淡薄。另外，由于农民的认知能力、风俗习惯以及心理等因素使多数农民对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缺乏信心。
3.农户收入与自我排斥。许圣道、田霖（2008）{6}研究认为，农民金融知识的缺乏对金融网点的布局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并且，它是一种隐性知识，是代际遗传的，与家庭富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意即农民家庭收入与教育存在关系，教育带来的知识的多或少与金融排斥有关。隋艳颖、夏晓平（2013）{7}研究结果显示高收入层农户的违约风险最低，低收入层农户的违约距离最短、违约速度最快、违约风险也最高。并且，从金融需求方面看，由于低收入层农户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匮乏、风险承受力低、维持生活的意愿高于扩大生产的意愿，因此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较低。低收入层农户实质上不是受到了金融供给排斥，更多是源自于有效需求不足的金融需求自我排斥。收入影响了农户的风险承受能力、生产性需求，进而影响到金融服务自我排斥。
总结上述研究，我国近年来对金融排斥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学者较少从单个变量入手进行实证研究。因此，本文试图将影响金融排斥的重要因素收入与金融服务自我排斥联系起来，分析农民家庭收入对金融服务自我排斥的影响，得出农民家庭收入通过自我排斥从而影响金融排斥的具体机制，试图为政府在构建包容性普惠金融体系破解农户金融排斥的建设性思路上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描述统计
CGSS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从2003年开始每年一次，对全国125个县（区），500个街道（乡、镇），1000个居（村）委会、10000户家庭中的个人进行调查。通过定期、系统地收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数据，总结社会变迁的长期趋势，探讨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社会议题，推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开放性与共享性，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数据资料。
本文使用CGSS2010数据，共有样本数为11783，其中剔除城市采集样本，农户样本数为4561，然后再对农户收入不愿意透露的样本予以剔除，最后的样本数为4114。
三、假说提出与理论机制
本文试通过CGSS2010的大样本数据通过实证检验的方式探究农民家庭收入对金融服务自我排斥的影响。根据现有理论，归纳可能存在的四种内在机制：1.教育投入效应：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较高时，农民会有更强的激励进行教育上的投入。知识的更新与观念的改变，尤其是对金融知识的了解，有助于农民客观了解金融服务，减少自我排斥。2.社会认同效应：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更高时，农民往往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其可用的社会资源以及利用社会资源的能力更强，其对于自身的地位认同更强，在金融服务面前会避免不自信与恐惧，从而有减少自我排斥的趋势。3.风险承担能力效应：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较高时，其对于金融投资活动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强，因而更会趋向于使用金融手段管理自己的资产，从而减少自我排斥。4.生产性需求效应：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较高时，其生存性消费满足程度较高，从而有更多的激励进行生产投资，产生了解并使用贷款进行生产投资的激励。农民自我排斥中比较主要的两种原因：一個是生活水平本来就低，对金融服务没有需求；一个是自身见识有限，对于金融机构不了解、不信任甚至有恐惧心理。 根据以上理论，主要进行第一个机制（即教育投入机制）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假说：假设1：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农户对教育的投资有正向作用；假设2：农户对教育的投资对农民的金融服务自我排斥会有负向作用。在这两个基础上，提出一个总的假设：假设3：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农民的金融服务自我排斥会有负向影响。
在教育投入方面，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农户收入的增加，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因而有富余的钱来满足更高级的消费需求，其在教育的投入上机会成本较小；另一方面，家庭收入增加，父母社会地位的提升，其子女的就业更容易实现，教育带来的收益更容易实现，因而预期的人力资本收益提升，因此，以上假说在理论上具有较强的合理性。
四、计量回归结果分析
1.教育投入效应：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较高时，农民会有更强的激励进行教育上的投入。知识的更新与观念的改变，尤其是对金融知识的了解，有助于农民客观了解金融服务，减少自我排斥。
模型1因变量为户主去年成人教育的培训支出，根据回归结果来看，家庭收入对其有统计上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家庭收入每增加100元，其用于自身成人培训的教育支出会增加1元。因此，家庭收入的提高，会增加农户对于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模型2因变量为农户累计在各金融机构的贷款额度，核心自变量农户用于自身的培训支出对于家庭贷款在统计上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可以证明教育投入效应的存在。另外，考虑如果农户家庭收入具有明显的代际传递（CGSS数据中有户主对于目前经济状况与自己14岁时家庭经济状况的比较，其中70.7%的样本认为经济状况基本不变或者略有变化），此时可以考虑粗略地用农户在子女与个人自身的教育投资总和作为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总额，作为稳健性检验时是相对合理的，再进行上面的回归分析：
家庭收入对总教育支出依然有统计上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家庭收入每增加100元，其用于家庭全体成员的教育支出会增加2元，另外户主年龄增加1岁，教育支出会减少31元，当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每增加1%，教育支出减少0.28元。此时，教育支出的显著性较之前增加，因此教育投入效应的检验结果证实其中的相关性。在两次回归中，2个模型1的检验验证了假说1，即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农户对教育的投资有正向作用；2个模型2的检验验证了假设2：农户对教育的投资对农民的金融服务自我排斥会有负向作用。
2.社会认同效应：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更高时，农民往往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其可用的社会资源以及利用社会资源的能力更强，其对于自身的地位认同更强，在金融服务面前会避免不自信与恐惧，从而有减少自我排斥的趋势。在回归中，以人情往来支出作为社会网络的替代变量，其结果显著。由于篇幅原因，在此不多赘述。
3.生产性需求效应：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较高时，其生存性消费满足程度较高，从而有更多的激励进行生产投资，产生了使用贷款进行生产投资的激励。
第一个模型中，控制住教育水平和人情往来支出之后，农户收入提高100元，其生产性投资需求会平均增加7元；第二个模型中，生产性投资需求增加20元，其贷款额度会平均增加1元，统计上都是显著的，因此证实了生产性需求效应。
4.风险承担能力效应：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较高时，其对于金融投资活动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强，因而更会趋向于使用金融手段管理自己的资产，从而减少自我排斥。
由于该效应主观性很强，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来分析其中深层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条件受限，因此绘制简单的散点图（见图1）来大致观察两个变量的关系。图中纵轴为future（对未来的预期：即10年后预期自己所处的社会等级与自己目前所处的社会等级的差值，数值越大表明对未来越有信心）。当家庭收入提高时，对未来预期更为稳定与积极，对于风险的管理更为稳定与合理。
5.农户家庭收入与农民自我排斥的关系：
体现了其中明显的正向关系，农户收入每提高100元，贷款额度累计增加12.6元，可能包含了多种内在的机制效应。体现了假设3：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农民的金融服务自我排斥会有负向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结论：
1.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的提升会促进农户对教育的投资；
2.农户对教育的投资增强，有助于农民减少金融服务的自我排斥；
3.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提高，在增进农民对金融机构的理解同时，增加对金融服务的内在需求，从而减少农民的金融服务自我排斥。
建议：
1.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切实保障农民收入提升；
2.政府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注重对农民知识普及与非农就业培训，丰富其人力资本投资渠道；
3.简化贷款申请程序和相关制度，增加农村信用社贷款种类和额度，降低农民贷款门槛。
注释：
{1}田霖.我国金融排斥的城乡二元性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1（02）
{2}许圣道，田霖.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排斥研究[J].金融研究，2008（07）
{3}王修华，马柯，王翔.关于我国金融排斥状况的评价[J].理论探索，2009（05）
{4}王修华.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排斥与破解思路[J].农村经济问题，2009（07）
{5}张伟楠.中国农村金融排斥问题研究进展[J].北京农业，2014，09：252—253
{6}隋艳颖，夏晓平.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农村金融排斥——基于农户收入分层的视角[J].金融发展研究，2013（05）8—13
（作者單位：宁波蓝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浙江宁波 315020）
（责编：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