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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科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分支。作为一个兼具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特质的交叉学科，它的兴起与发展不仅可以改变以汉语为单一载体的传统新闻传播史格局，也可以为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新闻传播事业提供更多的历史借鉴。
近年来，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逐渐升温，但从总体上看，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还较少，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上还不系统不深入。一方面，这是由历史研究的自身特性决定的。历史不同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们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有点滴的进展，很难想象在短期内有大量的历史书籍同步推出。另一方面，这是由少数民族的特性所决定的。在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地区很广，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0%以上，这种“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给学者们的研究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再加上少数民族一般拥有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就进一步增大了工作的难度。实际上，我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婴报》创办于1905年，这相对于1815年创办的第一份汉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整整晚了90年。
闲暇之时，偶对少数民族新闻产生兴趣，翻阅到白润生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时感触颇多。书中对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兴起、发展、繁荣的历史，进行了全景式的记录，既有综合论述，也有个案分析，做到了有史有论，有述有评，为读者勾勒出了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貌，探索了民族新闻发展的规律，具有许多鲜明的亮点。
一、条理清晰，图文并茂
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现在的历史。新闻史学之所以能够散发无穷的魅力，就在于学者们能够克服各种困难，从历史中汲取养分，不断推陈出新。《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全书分为四编：蹒跚学步（新闻初期—20世纪20年代）、峥嵘岁月（20世纪20年代—40年代末）、火红年代（20世纪40年代末—70年代中叶）、满园春色（20世纪70年代中叶—20世纪末），共12章65节。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自身发展出发，全面展示了它慢慢成长的过程。作者不仅有条不紊地介绍了不同年代、不同民族的新闻传播情况，而且在每个发展阶段末尾都总结了该阶段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发展的特点，对每个时期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发展作了较为客观的评述，分析了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得失，归纳出其中的经验教训。从分析近代少数民族报业特点到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兴起的历史原因及其特点，再到分析现代民族报业兴起的历史根源、传播特征等，无不显示出作者艰辛的努力和睿智的思考。
更难能可贵的是，不同于其他中国新闻史教材或著作，书中还加入很多报人、报纸的图片，这些图片打破了此前中国的各类新闻史仅仅采用文字写作的惯例，不仅美化了版面，使读者感觉到阅读上的轻松愉快，而且让人感觉真实可信，满足了读者一睹这些平常不易见到的知名报人报纸风采的欲望。同时，也为后继研究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二、集体创作，史料翔实
少数民族历史的撰写，没有少数民族的参与是不可能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一书正是各民族儿女们集体智慧的结晶。一翻开书，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编委会的说明页，密密麻麻地列举了一大堆的编撰人员，涉及许多少数民族成员。不言而喻，这部书是无数少数民族新闻研究人士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以其独到的眼光和明晰的思路，挖掘整理出来的“集大成”之作。
史料是编写史书的基础，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和达沃斯文化不断侵扰的今天，少数民族的史料尤为珍贵。然而，收集材料的过程无疑是异常艰辛的。正如白教授所说：“找民族新闻史料就像找几颗散落民间的珍珠，只知道价值连城，想找不知道在哪儿。于是我给民族地区的每一家报社写信‘讨’，自己去民族地区开会的时候‘淘’，向每一个从民族地区来的人要，找少数民族学者请教，逮住少数民族学生打听，好像就这几种办法。然后再把收集到的资料一一整理好，请少数民族的同事、学生一一翻译出来，再一一分析，一一考订。”1
正是基于白教授等人这种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和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才有了如此翔实的史料，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书中列举了许许多多原先不为人知的报人、报纸，一些很难找到的史料数据也被作者挖掘了出来。首先，与之前白教授撰写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相比，对某些背景资料交代得更加充分，阐述更加深入。例如在叙述《婴报》产生发展的过程时，《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由于篇幅所限，只用了140字 2 ，而在《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中则用了950字 3 ，详细介绍了其创办人贡桑诺尔布的生平。其次，研究的内容更宽更广。本书不仅研究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还兼及网络、新闻教育、新闻传媒的经营管理以及著名新闻人物。另外，本书的时间跨度更为广泛。
其二，挖掘出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中的第一桶金，使我们认识了民族新闻的诸多“第一”。如我国最早的蒙古文报刊；我国最早的藏文报刊；我国最早的朝鲜文报刊；我国最早的维吾尔文报刊等。这些“第一”渗透着作者的心血，也奠定了本书在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其三，本书对少数民族女报人和妇女报刊予以热切关注。如在本书第79页到第83页中作者单列了一节，讲述了我国最早参与报刊活动的少数民族妇女葆淑舫、爱新觉罗·淑仲的事迹，并向读者详细描绘了中国少数民族女报人——向警予、刘清扬、郭隆真等人为发展我国以少数民族妇女为对象的报刊作出的鲜为人知的贡献。
三、学科架构 意义深远
学术的意义，就在于从那些没有学科系统的地方开始，使之形成系统；从那些具有学术研究基础的地方迈步，取得更为丰富的成果。在传统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中，少数民族的新闻史往往只是作为中国新闻传播史中的一小部分进行论述，而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通过历史脉络的回顾，我们可以更加清晰的认识到这一点： 在20世纪70年代前，由于种种的原因，很少有学者关注少数民族新闻史的问题。改革开放后，这种现象有所转变，有一些零星的研究成果出现。如1994年8月，由白润生教授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一书，对我国少数民族报刊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全面的考察，弄清了一些史实和它们发展的脉络。这弥补了以往出版的中国新闻史方面专著和教材，在少数民族新闻史方面的不足，对中国新闻史学科的发展和一部完整的全面的中国新闻通史的编写工作，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又如1996年1月，由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的《民族报刊研究文集》再一次向世人展现了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绚丽和重要性。
这些成果的出现有力的推动了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发展。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成果只是以少数民族新闻的某一方面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进行阐述和分析，以“少数民族新闻”整体的角度来探讨的还较少。直至1998年7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一书，第一次把少数民族新闻史全面系统地纳入高等院校教材。方汉奇教授评价它改变了过去中国新闻史仅限于汉语言文字报刊史的格局。但这种研究还只是把“少数民族新闻史”纳入中国新闻通史的一个部分进行阐述，研究还不够深入。
时隔10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出版，填补了中国新闻史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领域里的空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体系的构建，作者不再拘泥于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作为中国新闻史的一小部分夹杂其中，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建构了起来，成为一本独立的教材。这一力作，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增添了重重的一笔。从全书的架构角度来说，它再现了百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全景，既包括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的发展历史，也研究了新闻教育、新闻研究与新闻工作队伍。所有的这一些，都为今后新闻史学的研究开辟了新路。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缺憾，比如对少数民族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仍然不够全面和深入。此外，现代化少数民族新闻传媒中又增添了一个新成员——网络新闻，这给我们当代新闻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随之也出现了很多问题，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民族新闻事业的发展应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研究和发展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刻不容缓。正如白教授所指出的，目前，我国社会发展战略重点西移，这为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历史性机遇。4 同时，21世纪作为网络新闻传媒大发展的时期。随着发展的进一步深化，在因特网上只有汉文，没有少数民族文字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这些变革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提出了新任务、新思路。因此，民族新闻事业的研究仍然需要我们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深入地开掘和系统地总结，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
近年来，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逐渐升温，但从总体上看，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还较少，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上还不系统不深入。一方面，这是由历史研究的自身特性决定的。历史不同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们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有点滴的进展，很难想象在短期内有大量的历史书籍同步推出。另一方面，这是由少数民族的特性所决定的。在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地区很广，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0%以上，这种“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给学者们的研究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再加上少数民族一般拥有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就进一步增大了工作的难度。实际上，我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婴报》创办于1905年，这相对于1815年创办的第一份汉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整整晚了90年。
闲暇之时，偶对少数民族新闻产生兴趣，翻阅到白润生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时感触颇多。书中对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兴起、发展、繁荣的历史，进行了全景式的记录，既有综合论述，也有个案分析，做到了有史有论，有述有评，为读者勾勒出了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貌，探索了民族新闻发展的规律，具有许多鲜明的亮点。
一、条理清晰，图文并茂
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现在的历史。新闻史学之所以能够散发无穷的魅力，就在于学者们能够克服各种困难，从历史中汲取养分，不断推陈出新。《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全书分为四编：蹒跚学步（新闻初期—20世纪20年代）、峥嵘岁月（20世纪20年代—40年代末）、火红年代（20世纪40年代末—70年代中叶）、满园春色（20世纪70年代中叶—20世纪末），共12章65节。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自身发展出发，全面展示了它慢慢成长的过程。作者不仅有条不紊地介绍了不同年代、不同民族的新闻传播情况，而且在每个发展阶段末尾都总结了该阶段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发展的特点，对每个时期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发展作了较为客观的评述，分析了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得失，归纳出其中的经验教训。从分析近代少数民族报业特点到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兴起的历史原因及其特点，再到分析现代民族报业兴起的历史根源、传播特征等，无不显示出作者艰辛的努力和睿智的思考。
更难能可贵的是，不同于其他中国新闻史教材或著作，书中还加入很多报人、报纸的图片，这些图片打破了此前中国的各类新闻史仅仅采用文字写作的惯例，不仅美化了版面，使读者感觉到阅读上的轻松愉快，而且让人感觉真实可信，满足了读者一睹这些平常不易见到的知名报人报纸风采的欲望。同时，也为后继研究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二、集体创作，史料翔实
少数民族历史的撰写，没有少数民族的参与是不可能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一书正是各民族儿女们集体智慧的结晶。一翻开书，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编委会的说明页，密密麻麻地列举了一大堆的编撰人员，涉及许多少数民族成员。不言而喻，这部书是无数少数民族新闻研究人士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以其独到的眼光和明晰的思路，挖掘整理出来的“集大成”之作。
史料是编写史书的基础，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和达沃斯文化不断侵扰的今天，少数民族的史料尤为珍贵。然而，收集材料的过程无疑是异常艰辛的。正如白教授所说：“找民族新闻史料就像找几颗散落民间的珍珠，只知道价值连城，想找不知道在哪儿。于是我给民族地区的每一家报社写信‘讨’，自己去民族地区开会的时候‘淘’，向每一个从民族地区来的人要，找少数民族学者请教，逮住少数民族学生打听，好像就这几种办法。然后再把收集到的资料一一整理好，请少数民族的同事、学生一一翻译出来，再一一分析，一一考订。”1
正是基于白教授等人这种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和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才有了如此翔实的史料，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书中列举了许许多多原先不为人知的报人、报纸，一些很难找到的史料数据也被作者挖掘了出来。首先，与之前白教授撰写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相比，对某些背景资料交代得更加充分，阐述更加深入。例如在叙述《婴报》产生发展的过程时，《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由于篇幅所限，只用了140字 2 ，而在《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中则用了950字 3 ，详细介绍了其创办人贡桑诺尔布的生平。其次，研究的内容更宽更广。本书不仅研究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还兼及网络、新闻教育、新闻传媒的经营管理以及著名新闻人物。另外，本书的时间跨度更为广泛。
其二，挖掘出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中的第一桶金，使我们认识了民族新闻的诸多“第一”。如我国最早的蒙古文报刊；我国最早的藏文报刊；我国最早的朝鲜文报刊；我国最早的维吾尔文报刊等。这些“第一”渗透着作者的心血，也奠定了本书在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其三，本书对少数民族女报人和妇女报刊予以热切关注。如在本书第79页到第83页中作者单列了一节，讲述了我国最早参与报刊活动的少数民族妇女葆淑舫、爱新觉罗·淑仲的事迹，并向读者详细描绘了中国少数民族女报人——向警予、刘清扬、郭隆真等人为发展我国以少数民族妇女为对象的报刊作出的鲜为人知的贡献。
三、学科架构 意义深远
学术的意义，就在于从那些没有学科系统的地方开始，使之形成系统；从那些具有学术研究基础的地方迈步，取得更为丰富的成果。在传统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中，少数民族的新闻史往往只是作为中国新闻传播史中的一小部分进行论述，而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通过历史脉络的回顾，我们可以更加清晰的认识到这一点： 在20世纪70年代前，由于种种的原因，很少有学者关注少数民族新闻史的问题。改革开放后，这种现象有所转变，有一些零星的研究成果出现。如1994年8月，由白润生教授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一书，对我国少数民族报刊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全面的考察，弄清了一些史实和它们发展的脉络。这弥补了以往出版的中国新闻史方面专著和教材，在少数民族新闻史方面的不足，对中国新闻史学科的发展和一部完整的全面的中国新闻通史的编写工作，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又如1996年1月，由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的《民族报刊研究文集》再一次向世人展现了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绚丽和重要性。
这些成果的出现有力的推动了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发展。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成果只是以少数民族新闻的某一方面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进行阐述和分析，以“少数民族新闻”整体的角度来探讨的还较少。直至1998年7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一书，第一次把少数民族新闻史全面系统地纳入高等院校教材。方汉奇教授评价它改变了过去中国新闻史仅限于汉语言文字报刊史的格局。但这种研究还只是把“少数民族新闻史”纳入中国新闻通史的一个部分进行阐述，研究还不够深入。
时隔10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出版，填补了中国新闻史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领域里的空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体系的构建，作者不再拘泥于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作为中国新闻史的一小部分夹杂其中，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建构了起来，成为一本独立的教材。这一力作，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增添了重重的一笔。从全书的架构角度来说，它再现了百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全景，既包括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的发展历史，也研究了新闻教育、新闻研究与新闻工作队伍。所有的这一些，都为今后新闻史学的研究开辟了新路。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缺憾，比如对少数民族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仍然不够全面和深入。此外，现代化少数民族新闻传媒中又增添了一个新成员——网络新闻，这给我们当代新闻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随之也出现了很多问题，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民族新闻事业的发展应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研究和发展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刻不容缓。正如白教授所指出的，目前，我国社会发展战略重点西移，这为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历史性机遇。4 同时，21世纪作为网络新闻传媒大发展的时期。随着发展的进一步深化，在因特网上只有汉文，没有少数民族文字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这些变革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提出了新任务、新思路。因此，民族新闻事业的研究仍然需要我们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深入地开掘和系统地总结，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