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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在中国史前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使之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用玉历史最为久远的民族,玉器可以当之无愧地誉为中华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玉器在中国史前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使之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其特点是玉器使用的制度化,纹饰充满神秘色彩以及造型上远离世俗;第二阶段从隋唐至明清,玉器风格逐渐摆脱了神秘感,向世俗化发展,反映出浓厚的生活气息。而对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器的认识,主要是依靠考古发掘资料来实现的。中国考古已有近80年的历史,其中重要的玉器发掘和出土层出不穷,为探寻古玉的起源、用玉的礼制、使用方式和制玉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让我们拂去远古迷雾,一睹尘封的文明风采。
史前时代玉器
新石器时代是指距今1万年前至4000年前的历史阶段,以磨制石器为主,砥磨、切割、钻孔等加工技术有了突出的进步,不仅制作了各种精致石器,而且创制了多种多样的精美玉器等。由于技术的进步,功能的分化,治玉工业逐渐从治石工业中分化出来,形成了独立的玉雕业和石雕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7000多处,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现有的发掘资料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发现开创了中国史前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发现为代表,西辽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环太湖流域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两大雕琢和使用玉器的中心。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玉器为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它的发现举世瞩目。在玉料的选择、造型特征和雕琢工艺等方面均开创中国玉文化之先河,在东亚地区玉文化发展史上占据先导地位。8000年前的兴隆洼先民已经具有了鉴别玉材的能力,能够将玉材从石材中分辨出来,并因材质的大小、优劣雕琢成不同形态的玉器,无疑在使玉器进入人们生活的进程中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尽管当时人的择玉观念与我们今天从材质科学鉴定的角度所确认的玉器之间还有一定的差异,但兴隆洼先民在鉴识玉材方面为后世玉文化的发展所起到的奠基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印证中华民族崇尚美玉的传统文化观念始于史前时期,至少从距今8000年前一直延续、影响至今。兴隆洼文化玉器种类有生产工具和装饰品两大类。生产工具有斧、锛、凿;装饰品有玦、匕形器、弯条形器、管。装饰功能的玉器占大多数,充分体现出当时人对人体外在装饰美的追求,部分玉器具有礼器或神器的功能,是中国迄今所知对玉器赋予人文观念的最早例证,成为中国玉文化延续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红山文化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及河北北部地区,年代为距今约6500至5000年。红山文化玉器种类可分为工具或仿工具装饰品类、人物类、动物类和特殊类五大类。工具或仿工具类有钺、斧、凿、锥形器等,装饰品类有环、镯、臂饰、佩饰、菱形饰等,人物类有玉人、人面饰等,动物类有牌饰、猪龙、龙、凤、双龙兽形玉饰、铦、龟等,特殊类有璧、双联璧、三联璧、三孔玉饰、勾云形佩、有齿兽面纹玉饰、箍形器等,经初步统计,发掘、采集及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征集的红山文化玉器共有360余件,其中正式发掘品有140余件。从总体看,红山文化玉器的颜色有黄绿色、黄白色、墨绿色、淡蓝色等,材质主要以透闪石为主,另外还有少量的蛇纹石玉、绿松石、滑石、天河石等。人们运用这些玉材设计出几何型和动物型的造型,用纯熟的片雕、圆雕、透雕、切割、线刻技法,制造出浑厚、圆充满活力和独具特色的红山玉器。器表处理上,所有玉器都经过通体抛光,光洁圆润。大部分器表光素无纹,仅有少数器类在特定部位雕刻出阴刻的线纹、瓦沟纹以及图线纹等简单纹样。如勾云形佩、玉臂饰等饰有瓦沟纹，瓦沟纹之间的起伏随体形而变化,宽窄深浅十分均匀规矩,这种纹饰技法成为红山文化工艺方面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另外红山文化玉器极个别动物性玉雕的头部擅长以浅浮雕的技法表现,如玉龟、玉鸟等。红山文化玉器以其特有的造型、简单的阴刻线纹、瓦沟纹饰、特殊的牛鼻钻孔以及边缘薄刃与其他文化的玉器相区别。红山文化玉器在使用方面,具有浓厚的巫术意味。据研究,可能与流行于我国北方的古老宗教——萨满教有直接关系,这些玉器是红山时代的巫师(萨满)祭祀时,沟通神灵的法器。
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距今5300至4000年,分布在环太湖地区,其南端到钱塘江,北至江苏常州一带,其中以瑶山、反山和福泉山最为丰富和具有代表性。玉器种类可分为生产工具类、装饰品类以及礼仪类。生产工具类有斧、铲、凿等,装饰品类有璜、镯、带钩、锥形器、串饰等,礼仪类有钺、璧、琮、冠形器、三叉形器、组合项饰。其种类繁多,数量巨大,是中国同时期的考古文化中所不多见的。由于土质和埋藏深度等的差异,出土玉器的受沁较严重,多呈鸡骨白色。良渚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艺,主要采用线切割、锯切割、管钻、雕刻和琢磨等技术手段,进行片雕、浮雕、镂雕、圆雕、阴线刻和阳线雕。纹饰主要有神人兽面纹、龙首纹、鸟纹、直线纹等。在对神人兽面纹的表现中往往阴刻、浮雕和镂孔透雕等各种技术手段同时使用,从而使神人兽面纹的表现达到了若隐若现、神秘莫测的效果。其雕工之繁和精细,无不使人叹为观止。有趣的是,大洋彼岸的中美洲古代玛雅文化中,有一些用玉习俗与古代中国近似,如死者口中的含玉和脸部的玉覆面,特别是太阳金字塔中的神像壁画与良渚文化玉器中的神人兽面像很相似,其意义可能也有相似之处。
商周玉器
商代是青铜时代的鼎盛期,高度发达的手工业技术极大促进了玉器工艺的进步,玉器出土分布地域广阔,器形和纹饰大为增加,琢制技术逐渐娴熟。商代玉器主要出土于中原地区,特别是商晚期的河南安阳殷墟一带。
1976年,考古工作者中在殷墟发掘了一座中等规模的商代王室墓。这是一座没有被盗掘的商墓,因此学术价值非常高,它一被发现就轰动中外。根据对墓中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学者一致认为这是商王武丁配偶“妇好”之墓,埋葬年代约在公元前13世纪末期至前12世纪初。妇好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了750余件玉器,数量多,种类杂,雕刻精美细致,不仅丰富了商代玉器内容,而且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妇好墓的玉器,可分为礼器、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其中礼器比较齐全,计有琮、圭、璧、环、璜、戈、矛、钺和大刀等,这与妇好尊贵的等级地位有关。用具是指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物品,主要有梳、耳勺、匕及研磨颜料的臼和杵等,妇好墓中的臼,是用硅质大理岩制成,表面虽粗糙,但臼窝内光滑晶莹,有朱砂痕迹,显然经过长期使用。装饰器的种类复杂,数量最多,主要用作佩带装饰物和插嵌于其他物体上作观赏品。佩带装饰品有饰于头部的笄,箍戴于手腕或臂上的钏和钏形器,悬挂于颈项上的串珠以及衣服上的坠饰等。装饰品大部分雕成动物形,造型生动,雕刻精湛,体现了商代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艺术品包括圆雕的龙、虎、怪鸟等,数量虽少,但其用途是陈设的观赏品,因此琢制细致,观赏价值很高。
妇好是商王武丁三个法定配偶之一,为巩固商王朝的统治和兴国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得武丁的重视和宠爱。因此可以看出妇好墓中用大量玉器随葬不是偶然的。
西周玉器与商代玉器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在造型、纹饰、雕琢技艺方面基本沿袭商代后期作风,但从总体来看有简化的趋向,雕琢技艺在继承商代双钩阴线的同时,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法,变商代的两条垂直阴线出阳纹,为一条垂直阴线和一条斜坡阴线相交出阳纹,刚柔相济,利用不同反光和阴影之差,使西周玉器装饰更具立体感和图案美,这在鸟纹或兽面纹玉器上大放异彩,获得极佳的艺术效果。西周玉器多为平面图片雕,圆雕作品少且多为小型。纹饰线条圆曲流畅,飘逸柔美。
西周时期,晋南地区是晋国的封地所在,位于今曲沃县曲村——天马一带的晋侯墓地出土了大量玉器,种类繁多,涉及到生活的各方面,从使用功能上大致可分为礼玉、组佩、把玩玉件和葬玉等。
礼玉主要有大玉戈、玉璧和玉钺等,最精美的玉戈出土于晋穆侯次夫人墓中。这件玉戈长36.2厘米,通体抛光,两面纹饰为侧面人首神兽纹图案。纹饰以双勾技法为主,并辅以极细的阴线,有的神兽头发细密如丝,每毫米能并列5至6根,雕琢技艺十分高超,题材诡异神秘,为罕见的精品。组佩数量较多,也是最为精彩的品类。晋穆侯次夫人墓出土的一组组佩由玉璜、玉珩、玉冲牙、玉管、玛瑙管组成,共计204件。把玩用玉小巧玲珑,种类繁多,包括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常见的各种动物,大多制作精美,惟妙惟肖,有玉人、玉龙、玉凤、玉鹰、玉鸟、玉虎、玉熊、玉鹿、玉蝉、玉龟等,取材广泛新颖,造型优美自然,反映了西周高超的制玉水平。葬玉包括缀玉覆面、玉含、玉握、踏玉等,其中缀玉覆面是晋侯墓地的特色,最精致的一组晋穆侯夫人墓出土的玉覆面,共由48件玉饰组成,面部五官采用24件形状各异、雕琢精美的玉饰,面部轮廓以大小相近的24件梯形玉饰环绕,整组覆面色彩斑斓。晋侯墓地时代从西周早期到春秋早期,墓葬排列整齐,演变序列清楚,器物种类齐全,为西周时期的玉器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标尺。
春秋战国时代玉器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玉器发展的鼎盛阶段,玉器的制作和使用非常广泛,器物造型和纹饰多种多样。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及“百家争鸣”的艺术思想对玉器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玉器的各种用途被系统化和理想化,玉器的礼制化在此时臻于完善。这一时期墓葬不论大小,几乎都出土玉器,但多寡和精美程度不一。大批精美玉器往往出土于诸侯国君及王室成员、贵族及高级官吏的墓葬及宫廷窖藏中,这些玉器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真正的制玉水平。
曾侯乙墓位于湖北随州市西郊擂鼓墩附近,是曾国君主乙的墓葬,下葬年代为公元前433年或稍后。曾国就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随国。随国强盛的国力反映在君主墓葬中,就是随葬有大批精美的器物,其中包括玉器。
曾侯乙墓玉器绝大多数出自墓主棺内,头脚处各放少数,其余分左右两排或数排,自上而下放置,棺盖上也有玉、石饰物,可能是棺罩上的饰件。这批玉器颜色以青白、青黄、灰白、黄白、黄褐、青蓝色为主,少数为深绿、浅绿和白色,玉质不纯,一般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杂质和裂痕。多数玉器通体抛光,色泽较亮,经鉴定,这批玉器属新疆和田软玉。玉器分饰物、用具和葬玉三大类。玉饰物的数量和种类很丰富,形制、纹饰、大小、玉色基本一致的同类往往成对出现。用具包括玉带钩、玉梳等。葬玉64件,有含、口塞、握、璞料及残玉器等。玉片2l件,均作长方形,分布于墓主上半身,有四个或两个小穿孔,其用途应是掩覆于墓主面部的“瞑目”及衣服上的缀饰;残玉器和玉璞则有护尸不朽的意义。
曾侯乙墓玉器大多数制作精致,雕刻技法有平雕、浮雕、阴刻、透雕、圆雕、穿孔等,一些玉器上尚有制作时留下的痕迹。这批玉器保存完好,时代明确,是研究战国玉器制作工艺及使用制度的宝贵资料。
汉代玉器
汉代玉器是从战国玉器发展而来的,它的造型、纹饰及琢制技术等方面直接继承了战国玉器的风格,并有所创新和发展。目前所见大量精美的汉代玉器几乎都出自诸侯王墓中,这说明玉器的使用已被皇室、王侯及高级官僚贵族所垄断。玉器作为珍宝,广泛地用于装饰、祭祀、典礼及随葬等方面。墓葬中出土的玉器,一类是墓主生前使用的玉器,有礼仪用玉、随身的佩饰、实用器及观赏器;另一类是专用于送葬的玉器,如玉衣、窍塞等。汉代帝陵及其陵园在历史上曾多次被盗毁,陵内一些随葬品和陵园中的祭祀品也散失于陵外。现今在帝陵周围所采集的一些精美玉器,应属于帝陵内随葬之物,如长陵附近的“皇后之玺”,茂陵附近的四神纹玉铺首及渭陵附近的玉熊、玉鹰、玉辟邪等。
196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满城县的一座小山丘上,发现了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绾的墓。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精心修整和研究,终于复原出两套完整的玉衣。玉衣是汉代皇帝、诸侯王和高级贵族死后的殓服。史书中称“玉匣”、“玉柙”,但它的形状究竟是什么样的,从汉代以后就无人知晓了。刘胜和窦绾的玉衣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玉衣的真面目,从而解开了这个千古之谜。
这两套玉衣的外观和人体的形状一样,分为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大部分,各部分都由许多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圆形等玉片组成,玉片上有小的钻孔,玉片之间用纤细的金丝加以编缀,所以又称为“金缕玉衣”。刘胜穿的玉衣形体肥大,头部的脸盖上刻划出眼、鼻和嘴的形象,腹部和臀部突鼓,裤筒制成腿部的样子颇似人体。刘胜玉衣全长1.88米,由2498片玉片组成,用于编缀的金丝约重1100克。玉衣是中央朝廷手工业作坊统一制作的,皇帝把它作为礼物赏赐给各地的诸侯王及朝中受宠幸的大臣。玉衣的制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所用的玉料要经过开料、锯片、磨光及钻孔等,每一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必须经过精心的设计和细致的加工,这需要有高超的工艺技术水平。整个玉衣制作过程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是相当惊人的,据推算,汉代制作一件玉衣,约需一名玉工费10余年的工夫。
东汉灭亡后,社会处于分裂和动荡之中,厚葬的风气逐渐衰落,统治者也无力再制作玉衣殓葬。在兵荒马乱的形势下,汉代帝陵都被盗掘一空。盗掘者取出金缕玉衣加以焚烧,尸骨也一并化为灰烬。有鉴于此,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从此玉衣殓葬制度便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用玉历史最为久远的民族,玉器可以当之无愧地誉为中华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玉器在中国史前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使之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其特点是玉器使用的制度化,纹饰充满神秘色彩以及造型上远离世俗;第二阶段从隋唐至明清,玉器风格逐渐摆脱了神秘感,向世俗化发展,反映出浓厚的生活气息。而对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器的认识,主要是依靠考古发掘资料来实现的。中国考古已有近80年的历史,其中重要的玉器发掘和出土层出不穷,为探寻古玉的起源、用玉的礼制、使用方式和制玉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让我们拂去远古迷雾,一睹尘封的文明风采。
史前时代玉器
新石器时代是指距今1万年前至4000年前的历史阶段,以磨制石器为主,砥磨、切割、钻孔等加工技术有了突出的进步,不仅制作了各种精致石器,而且创制了多种多样的精美玉器等。由于技术的进步,功能的分化,治玉工业逐渐从治石工业中分化出来,形成了独立的玉雕业和石雕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7000多处,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现有的发掘资料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发现开创了中国史前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发现为代表,西辽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环太湖流域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两大雕琢和使用玉器的中心。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玉器为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它的发现举世瞩目。在玉料的选择、造型特征和雕琢工艺等方面均开创中国玉文化之先河,在东亚地区玉文化发展史上占据先导地位。8000年前的兴隆洼先民已经具有了鉴别玉材的能力,能够将玉材从石材中分辨出来,并因材质的大小、优劣雕琢成不同形态的玉器,无疑在使玉器进入人们生活的进程中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尽管当时人的择玉观念与我们今天从材质科学鉴定的角度所确认的玉器之间还有一定的差异,但兴隆洼先民在鉴识玉材方面为后世玉文化的发展所起到的奠基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印证中华民族崇尚美玉的传统文化观念始于史前时期,至少从距今8000年前一直延续、影响至今。兴隆洼文化玉器种类有生产工具和装饰品两大类。生产工具有斧、锛、凿;装饰品有玦、匕形器、弯条形器、管。装饰功能的玉器占大多数,充分体现出当时人对人体外在装饰美的追求,部分玉器具有礼器或神器的功能,是中国迄今所知对玉器赋予人文观念的最早例证,成为中国玉文化延续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红山文化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及河北北部地区,年代为距今约6500至5000年。红山文化玉器种类可分为工具或仿工具装饰品类、人物类、动物类和特殊类五大类。工具或仿工具类有钺、斧、凿、锥形器等,装饰品类有环、镯、臂饰、佩饰、菱形饰等,人物类有玉人、人面饰等,动物类有牌饰、猪龙、龙、凤、双龙兽形玉饰、铦、龟等,特殊类有璧、双联璧、三联璧、三孔玉饰、勾云形佩、有齿兽面纹玉饰、箍形器等,经初步统计,发掘、采集及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征集的红山文化玉器共有360余件,其中正式发掘品有140余件。从总体看,红山文化玉器的颜色有黄绿色、黄白色、墨绿色、淡蓝色等,材质主要以透闪石为主,另外还有少量的蛇纹石玉、绿松石、滑石、天河石等。人们运用这些玉材设计出几何型和动物型的造型,用纯熟的片雕、圆雕、透雕、切割、线刻技法,制造出浑厚、圆充满活力和独具特色的红山玉器。器表处理上,所有玉器都经过通体抛光,光洁圆润。大部分器表光素无纹,仅有少数器类在特定部位雕刻出阴刻的线纹、瓦沟纹以及图线纹等简单纹样。如勾云形佩、玉臂饰等饰有瓦沟纹，瓦沟纹之间的起伏随体形而变化,宽窄深浅十分均匀规矩,这种纹饰技法成为红山文化工艺方面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另外红山文化玉器极个别动物性玉雕的头部擅长以浅浮雕的技法表现,如玉龟、玉鸟等。红山文化玉器以其特有的造型、简单的阴刻线纹、瓦沟纹饰、特殊的牛鼻钻孔以及边缘薄刃与其他文化的玉器相区别。红山文化玉器在使用方面,具有浓厚的巫术意味。据研究,可能与流行于我国北方的古老宗教——萨满教有直接关系,这些玉器是红山时代的巫师(萨满)祭祀时,沟通神灵的法器。
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距今5300至4000年,分布在环太湖地区,其南端到钱塘江,北至江苏常州一带,其中以瑶山、反山和福泉山最为丰富和具有代表性。玉器种类可分为生产工具类、装饰品类以及礼仪类。生产工具类有斧、铲、凿等,装饰品类有璜、镯、带钩、锥形器、串饰等,礼仪类有钺、璧、琮、冠形器、三叉形器、组合项饰。其种类繁多,数量巨大,是中国同时期的考古文化中所不多见的。由于土质和埋藏深度等的差异,出土玉器的受沁较严重,多呈鸡骨白色。良渚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艺,主要采用线切割、锯切割、管钻、雕刻和琢磨等技术手段,进行片雕、浮雕、镂雕、圆雕、阴线刻和阳线雕。纹饰主要有神人兽面纹、龙首纹、鸟纹、直线纹等。在对神人兽面纹的表现中往往阴刻、浮雕和镂孔透雕等各种技术手段同时使用,从而使神人兽面纹的表现达到了若隐若现、神秘莫测的效果。其雕工之繁和精细,无不使人叹为观止。有趣的是,大洋彼岸的中美洲古代玛雅文化中,有一些用玉习俗与古代中国近似,如死者口中的含玉和脸部的玉覆面,特别是太阳金字塔中的神像壁画与良渚文化玉器中的神人兽面像很相似,其意义可能也有相似之处。
商周玉器
商代是青铜时代的鼎盛期,高度发达的手工业技术极大促进了玉器工艺的进步,玉器出土分布地域广阔,器形和纹饰大为增加,琢制技术逐渐娴熟。商代玉器主要出土于中原地区,特别是商晚期的河南安阳殷墟一带。
1976年,考古工作者中在殷墟发掘了一座中等规模的商代王室墓。这是一座没有被盗掘的商墓,因此学术价值非常高,它一被发现就轰动中外。根据对墓中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学者一致认为这是商王武丁配偶“妇好”之墓,埋葬年代约在公元前13世纪末期至前12世纪初。妇好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了750余件玉器,数量多,种类杂,雕刻精美细致,不仅丰富了商代玉器内容,而且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妇好墓的玉器,可分为礼器、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其中礼器比较齐全,计有琮、圭、璧、环、璜、戈、矛、钺和大刀等,这与妇好尊贵的等级地位有关。用具是指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物品,主要有梳、耳勺、匕及研磨颜料的臼和杵等,妇好墓中的臼,是用硅质大理岩制成,表面虽粗糙,但臼窝内光滑晶莹,有朱砂痕迹,显然经过长期使用。装饰器的种类复杂,数量最多,主要用作佩带装饰物和插嵌于其他物体上作观赏品。佩带装饰品有饰于头部的笄,箍戴于手腕或臂上的钏和钏形器,悬挂于颈项上的串珠以及衣服上的坠饰等。装饰品大部分雕成动物形,造型生动,雕刻精湛,体现了商代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艺术品包括圆雕的龙、虎、怪鸟等,数量虽少,但其用途是陈设的观赏品,因此琢制细致,观赏价值很高。
妇好是商王武丁三个法定配偶之一,为巩固商王朝的统治和兴国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得武丁的重视和宠爱。因此可以看出妇好墓中用大量玉器随葬不是偶然的。
西周玉器与商代玉器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在造型、纹饰、雕琢技艺方面基本沿袭商代后期作风,但从总体来看有简化的趋向,雕琢技艺在继承商代双钩阴线的同时,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法,变商代的两条垂直阴线出阳纹,为一条垂直阴线和一条斜坡阴线相交出阳纹,刚柔相济,利用不同反光和阴影之差,使西周玉器装饰更具立体感和图案美,这在鸟纹或兽面纹玉器上大放异彩,获得极佳的艺术效果。西周玉器多为平面图片雕,圆雕作品少且多为小型。纹饰线条圆曲流畅,飘逸柔美。
西周时期,晋南地区是晋国的封地所在,位于今曲沃县曲村——天马一带的晋侯墓地出土了大量玉器,种类繁多,涉及到生活的各方面,从使用功能上大致可分为礼玉、组佩、把玩玉件和葬玉等。
礼玉主要有大玉戈、玉璧和玉钺等,最精美的玉戈出土于晋穆侯次夫人墓中。这件玉戈长36.2厘米,通体抛光,两面纹饰为侧面人首神兽纹图案。纹饰以双勾技法为主,并辅以极细的阴线,有的神兽头发细密如丝,每毫米能并列5至6根,雕琢技艺十分高超,题材诡异神秘,为罕见的精品。组佩数量较多,也是最为精彩的品类。晋穆侯次夫人墓出土的一组组佩由玉璜、玉珩、玉冲牙、玉管、玛瑙管组成,共计204件。把玩用玉小巧玲珑,种类繁多,包括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常见的各种动物,大多制作精美,惟妙惟肖,有玉人、玉龙、玉凤、玉鹰、玉鸟、玉虎、玉熊、玉鹿、玉蝉、玉龟等,取材广泛新颖,造型优美自然,反映了西周高超的制玉水平。葬玉包括缀玉覆面、玉含、玉握、踏玉等,其中缀玉覆面是晋侯墓地的特色,最精致的一组晋穆侯夫人墓出土的玉覆面,共由48件玉饰组成,面部五官采用24件形状各异、雕琢精美的玉饰,面部轮廓以大小相近的24件梯形玉饰环绕,整组覆面色彩斑斓。晋侯墓地时代从西周早期到春秋早期,墓葬排列整齐,演变序列清楚,器物种类齐全,为西周时期的玉器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标尺。
春秋战国时代玉器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玉器发展的鼎盛阶段,玉器的制作和使用非常广泛,器物造型和纹饰多种多样。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及“百家争鸣”的艺术思想对玉器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玉器的各种用途被系统化和理想化,玉器的礼制化在此时臻于完善。这一时期墓葬不论大小,几乎都出土玉器,但多寡和精美程度不一。大批精美玉器往往出土于诸侯国君及王室成员、贵族及高级官吏的墓葬及宫廷窖藏中,这些玉器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真正的制玉水平。
曾侯乙墓位于湖北随州市西郊擂鼓墩附近,是曾国君主乙的墓葬,下葬年代为公元前433年或稍后。曾国就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随国。随国强盛的国力反映在君主墓葬中,就是随葬有大批精美的器物,其中包括玉器。
曾侯乙墓玉器绝大多数出自墓主棺内,头脚处各放少数,其余分左右两排或数排,自上而下放置,棺盖上也有玉、石饰物,可能是棺罩上的饰件。这批玉器颜色以青白、青黄、灰白、黄白、黄褐、青蓝色为主,少数为深绿、浅绿和白色,玉质不纯,一般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杂质和裂痕。多数玉器通体抛光,色泽较亮,经鉴定,这批玉器属新疆和田软玉。玉器分饰物、用具和葬玉三大类。玉饰物的数量和种类很丰富,形制、纹饰、大小、玉色基本一致的同类往往成对出现。用具包括玉带钩、玉梳等。葬玉64件,有含、口塞、握、璞料及残玉器等。玉片2l件,均作长方形,分布于墓主上半身,有四个或两个小穿孔,其用途应是掩覆于墓主面部的“瞑目”及衣服上的缀饰;残玉器和玉璞则有护尸不朽的意义。
曾侯乙墓玉器大多数制作精致,雕刻技法有平雕、浮雕、阴刻、透雕、圆雕、穿孔等,一些玉器上尚有制作时留下的痕迹。这批玉器保存完好,时代明确,是研究战国玉器制作工艺及使用制度的宝贵资料。
汉代玉器
汉代玉器是从战国玉器发展而来的,它的造型、纹饰及琢制技术等方面直接继承了战国玉器的风格,并有所创新和发展。目前所见大量精美的汉代玉器几乎都出自诸侯王墓中,这说明玉器的使用已被皇室、王侯及高级官僚贵族所垄断。玉器作为珍宝,广泛地用于装饰、祭祀、典礼及随葬等方面。墓葬中出土的玉器,一类是墓主生前使用的玉器,有礼仪用玉、随身的佩饰、实用器及观赏器;另一类是专用于送葬的玉器,如玉衣、窍塞等。汉代帝陵及其陵园在历史上曾多次被盗毁,陵内一些随葬品和陵园中的祭祀品也散失于陵外。现今在帝陵周围所采集的一些精美玉器,应属于帝陵内随葬之物,如长陵附近的“皇后之玺”,茂陵附近的四神纹玉铺首及渭陵附近的玉熊、玉鹰、玉辟邪等。
196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满城县的一座小山丘上,发现了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绾的墓。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精心修整和研究,终于复原出两套完整的玉衣。玉衣是汉代皇帝、诸侯王和高级贵族死后的殓服。史书中称“玉匣”、“玉柙”,但它的形状究竟是什么样的,从汉代以后就无人知晓了。刘胜和窦绾的玉衣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玉衣的真面目,从而解开了这个千古之谜。
这两套玉衣的外观和人体的形状一样,分为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大部分,各部分都由许多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圆形等玉片组成,玉片上有小的钻孔,玉片之间用纤细的金丝加以编缀,所以又称为“金缕玉衣”。刘胜穿的玉衣形体肥大,头部的脸盖上刻划出眼、鼻和嘴的形象,腹部和臀部突鼓,裤筒制成腿部的样子颇似人体。刘胜玉衣全长1.88米,由2498片玉片组成,用于编缀的金丝约重1100克。玉衣是中央朝廷手工业作坊统一制作的,皇帝把它作为礼物赏赐给各地的诸侯王及朝中受宠幸的大臣。玉衣的制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所用的玉料要经过开料、锯片、磨光及钻孔等,每一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必须经过精心的设计和细致的加工,这需要有高超的工艺技术水平。整个玉衣制作过程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是相当惊人的,据推算,汉代制作一件玉衣,约需一名玉工费10余年的工夫。
东汉灭亡后,社会处于分裂和动荡之中,厚葬的风气逐渐衰落,统治者也无力再制作玉衣殓葬。在兵荒马乱的形势下,汉代帝陵都被盗掘一空。盗掘者取出金缕玉衣加以焚烧,尸骨也一并化为灰烬。有鉴于此,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从此玉衣殓葬制度便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