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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坛，戴望舒和叶灵凤的名字让人无法忘怀。他们一个是在新诗发展中领导一个艺术流派的著名诗人，一个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坛的作家和画家。作为与苦难中国同行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同感时忧国，寻求探索，与灾难的民族一同抗争，以他们的作品与活动，烛照出那段复杂痛苦的历史背影，记载了一代文人的心路历程。他们之间于患难中结成的深厚情谊，更折射出中国文人的精神气质与人格风范。
沪上《现代》旋风
上海“淞沪会战”的废墟上，人们在战争的惊恐中渴望一片灵魂的静土。此时的上海文化界渐从沉寂中复苏，在陆续面世的文艺刊物中，1932年5月由上海现代书局老板洪雪、张静庐创办的《现代》杂志可谓独树一帜。这份主张文艺自由、纯粹的“文学杂志”刚一问世，即以自由、开放、宽容的办刊理念和“非同人性”的宣言，避开了文坛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积聚，引起了广泛关注。施蜇存任该刊主编，同时参加刊物筹备和策划的还有戴望舒和杜衡。当时，叶灵凤任现代书局编辑部主任，最初并未加盟《现代》，但他此后大量作品都发表在《现代》上。正是因为《现代》和施蜇存这一桥梁和纽带，戴望舒和叶灵凤才得以相识相知，进而成为患难朋友。
叶灵凤与戴望舒同于1905年出生，叶灵凤出生于南京的书香世家，而戴望舒的祖籍也在南京，只是他出生于杭州西子湖畔。西湖是诗的摇篮，而东西蜿蜒的大塔儿巷，则是诗人的摇篮。深幽的青石板曾留下过无数过往行人与岁月的足迹，但惟有诗人才会将这样一个青石板铺就的深巷与最寻常的叮咚雨声，糅合成“雨巷”独有的诗韵。一首《雨巷》，空濛、惆怅、隽永，富有音乐美，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戴望舒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
戴望舒曾就读于上海大学文学系，后转入上海复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与施蜇存、杜衡成为密友。在同学刘呐鸥的资助下，他们曾共同创办水沫书店及期刊杂志《璎珞》、《无轨列车》、《新文艺》和《文学工场》等，曲曲折折又轰轰烈烈，最终却难逃夭折的厄运。
当戴望舒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出版并声名鹊起时，叶灵凤已是活跃文坛的作家，并掀起一场海派和新感觉派小说的旋风。
叶灵风是最早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创作富有现代主义色彩的都市文学的作家之一。1924年，他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次年经郭沫若介绍参加创造社，编辑社刊《A11》和《洪水》半月刊。在《现代》杂志创刊以前，他曾主编《幻洲》、《现代小说》、《戈壁》和《现代文艺》等刊物，出版《灵凤小说集》、《鸠绿媚》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红的天使》等，其画作和译作也大量问世，一时颇负盛名。
源于日本的新感觉派文学，由《无轨列车》及《新文艺》系统介绍引进后，叶灵凤、穆时英、施蜇存等很快以《现代》杂志为集结地，相互砥砺影响，构成了有实力的新感觉派一族，使新感觉派小说盛极一时。叶灵凤是其中较活跃的一分子，他大量运用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时空错乱的意识流手法，在《现代》上先后发表了《紫丁香》、《第七号女性》、《流行性感冒》、《忧郁解剖学》等一系列新感觉派小说，备受文坛瞩目。
叶灵凤以他众多的作品，为《现代》杂志的鼎盛立下了汗马功劳。《现代》同时也是促进现代派诗歌趋于独立和成熟的重要园地，所刊诗歌以浓郁的现代气息和先锋气派，也造就了戴望舒现代派诗人的领袖地位。戴望舒情系《现代》，即使留学法国未曾间断，他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就在这时期由现代书局出版。
在现代书局共事期间，戴望舒和叶灵凤因施蜇存而相识，更因《现代》结缘。叶灵凤平素穿着考究入时，举止闲适随意，与戴望舒表现出来的忧郁气质似乎并不和谐。但两人接触交往后，戴望舒发现叶灵凤真诚坦荡又善解人意，是值得深交的朋友。
1932年10月，戴望舒离沪赴法留学。在法国的3年中，戴望舒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不得不靠译稿来挣钱。傍晚，借初上的华灯，他徜徉于塞纳河畔旖旎的风光中，凝望塞纳河静静的河水，流连沿岸的画廊书摊，觉得这是孤苦生活中最惬意的，是一件“经济而又有诗情”的事情。
1933年3月5日，戴望舒在给叶灵凤的信中说：“我在这里一点空也没有，要读书，同时为了生活的关系，不得不译书，不幸又生了半个月的病。”戴望舒的困苦常令他的挚友们牵挂，施蛰存在国内为他筹款，叶灵凤则常常通过信件不断鼓励戴望舒，并向他介绍国内的文坛动态，他自己也发表了《时代姑娘》、《未完的忏悔录》等长篇小说。读着叶灵凤的新作，戴望舒来信感叹：“觉得你长久搁笔之后，这次竟有惊人的进步了。”
1935年５月，戴望舒拖着一颗疲惫的心由巴黎回国，住在刘呐鸥位于上海近郊风景区的江湾公园坊公寓。当时，施蛰存和穆时英等也都聚居于此。这里闹中取静，清幽古朴，是流浪已久的心最好的栖息地。在这里，多愁善感的诗人与穆时英、刘呐鸥、杜衡有了更多的交往。
有了朋友的真挚友情，有了新的文学上的追求，戴望舒渐渐从不久前失恋的沉哀中走了出来。一天，穆时英致函叶灵凤，描绘公园坊的盛况，说同仁均聚集于此，“白天可以袒裼裸裎坐在小书房里写小说，黄昏时可以到老刘花园里捉迷藏，到江湾路上去骑脚踏车，晚上可以坐在阶前吹风，望月亮，谈上下古今。希望你也搬来”。
这番描绘令叶灵凤很是憧憬，他立即回信：“我也很爱公园坊，近郊的风景，热闹中带点静俏，于我的性情是很适合的，我犹爱老刘花园中的两棵银杏树。”叶灵凤最终和新婚妻子赵克臻一起搬了过去。一时间，现代派文人云集于此，公园坊甚至被称为作家坊。
港岛《星座》
1936年10月，戴望舒主编了反响热烈的《现代诗风》后，为了促使南北诗派联合，又乘势创办《新诗》杂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产生较大影响。卢沟桥的炮火使《新诗》毁于一旦，也点燃了中国文人心中蛰伏已久的爱国情感，并改变了中国文人曾经徘徊彷徨的艺术追求和创作观念。
在文艺界同仇敌忾的气氛中，戴望舒和叶灵凤也在思考，何以奉献才无愧于民族。戴望舒编著《现代土耳其政治》一书，借谈异国政治，呼唤民族意识的觉醒，思想与创作观念显著转变。叶灵凤也积极投身救亡洪流，加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出任郭沫若和夏衍创办的《救亡日报》的编辑。
上海沦陷后，1938年5月，同住法租界的戴望舒和叶灵凤，与徐迟、袁水拍、叶浅予等文化人一起，挈妇将孺，乘坐“芝沙丹尼号”邮船辗转千里抵达香港。戴望舒的计划是“先把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到抗敌大后方去，参与文艺界的抗敌工作”。谁知此去香港，竟成了他远离故土的漫长流离生活的开始。
此时，《救亡日报》已迁往广州续办，当时负责该报新闻版的叶灵凤在返港看望家人后，因广州沦陷未能再回，从此滞留港岛，度过了整个后半生。
彼时，商界巨贾胡文虎的三子胡好正为其创办的《星岛日报》物色副刊主编。戴望舒经人竭力推荐后与胡好见面，年仅19岁的胡好聪明干练，给望舒留下了深刻印象。胡好对望舒创办“理想中的副刊”的设想也寄予很高期望，双方相谈甚欢，一拍即合，戴望舒从此出任《星岛日报》副刊主笔。
1938年8月1日，副刊《星座》问世。戴望舒以诗意的笔触解释了这个寓意深刻的名字：“‘星座’现在寄托在港岛，编者和读者当然都希望这阴霾的日子早些终了。晴朗固好，风暴也不坏，总觉比目下痛快些。但是，若果不幸还得在这阴霾气候中再挣扎下去，那么编者惟一渺小的希望是《星座》为它的读者忠实地代替天上的星星，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尽一点照明之责。”
为使《星座》真正“尽一点照明之责”，戴望舒苦心经营这块阵地，他向大批国内作家约稿，使《星岛日报》成了名家荟萃之地。当时国内和流亡在香港、南洋的进步作家，如郭沫若、艾青、茅盾、沈从文、郁达夫、端木蕻良、沙汀、施蛰存、卞之琳、萧军、萧红、徐迟等人都是《星座》的撰稿人。戴望舒凭借港岛的特殊环境，编发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报道抗日事迹，向海外介绍陕北根据地，翻译《西班牙抗战谣曲》等。在戴望舒的辛勤努力下，《星座》极具感召力，真正成了在港中国人心中的“星座”。
叶灵凤滞留香港，与戴望舒一样并非初衷，他并不是为避战祸来到这片所谓的“乐园”享受安逸生活的，广州失守意味着又一个文化据点的丧失，但大批文化人云集香港，无疑给这座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港岛注入了一线生机。叶灵凤到香港不久，就参加了旅港文化人组织的“作家文艺座谈会”，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
文协香港分会在困境中竟活跃了两年零十个月之久，这在时局日益吃紧的香港可谓奇迹，这得益于一批文化精英的有力支撑。著名文学评论家卢玮銮回忆：文协理事虽多为文艺界名流，但“只有部分留港时间较长，工作岗位较稳定的干事如许地山、杨刚、戴望舒、叶灵凤、林焕平等，努力支撑局面”。叶灵凤还出掌组织部，任“宣传部编辑委员会”委员，负责国际宣传。
戴望舒和叶灵凤同时连任文协三届理事，他们一起筹划柳亚子和史沫特莱的欢迎会，举办“文艺通讯竞赛”和“文艺讲习会”等，不遗余力地工作，与文协共始终，成为该协会的中坚力量。
除了文协的工作，叶灵凤还接替茅盾主编《立报》的《言林》副刊。1939年5月，戴望舒与张光宇等合办《星岛周报》，叶灵凤借此发表激励抗战的杂感和书评。7月，戴望舒与艾青合编《顶点》诗刊，邀请冯亦代、叶君健、徐迟及外国朋友出版对外宣传的英文版进步刊物《中国作家》。1940年3月，戴望舒和叶灵凤等又发起出版图文并茂的杂志《耕耘》，由郁风主编。这些报刊的诞生，不仅实现了当时香港新文艺刊物零的突破，更如一阵清新的风拂过港岛，使香港的文风为之一振。
这段时间也是戴望舒诗歌、翻译、古典小说研究的多产时期。在诗歌《元日祝福》中，戴望舒一反以往“不谈政治无关党国”、追求“纯粹艺术”的文学观，冲破了低首咏叹个人烦忧的象征主义藩篱，深情歌颂了浴血抗战的人民，将“小我”的命运深深融入祖国的命运，发出强劲的爱国主义呼号。
香港西环薄扶林道，包括学士台、桃李台、青莲台、紫兰台等，被戏称为香港的“拉丁区”。从“孤岛”上海络绎来港的著名文化人如徐迟、穆时英、丁聪、杜衡等都云集于此。戴望舒全家刚到香港时也和叶灵凤家同住在学士台。
同住学士台，同为《现代》故人，在上海又曾两度同楼而居，戴望舒与叶灵凤此番再度相邻，往来更加密切。关于学士台昔日的景致，戈宝权有这样的记载：“从卑路乍街爬上高高在上的学士台数不尽的台阶，真有些吃力。但当来到叶灵凤的家门口时，回头环顾眼前那一片蔚蓝的海水，看到那些风帆墙影，又不禁感到心旷神怡。”
戴望舒不久便搬到在香港大学教授法文的玛蒂夫人的楼房寓住，那是背山面海的山坡上的三层洋楼，树木环绕，溪流潺潺，远眺一线飞瀑悬挂，如诗如画。玛蒂夫人住一楼，望舒一家住二楼。楼下有宽阔的空地，辟有一园，种些瓜豆蔬菜。凭窗远望，隐约可见闪烁的渔火、飘柔的海。整座楼房掩藏在山林中，望舒名其“林泉居”。冯亦代在《又见香港》一文中回忆说：“俭朴的居处，堆积的书刊，还有摊在书桌上写满字迹的手稿。他伴着娇妻和爱女，在祖国的烽火里，幸留这宁静的一角。”
在战时香港，这宁静是短暂而弥足珍贵的，所以叶灵凤常常走一段曲折的山径，经过一座横跨小溪的石桥，穿过葱葱树林和淙淙泉水去看望戴望舒。
不久，叶灵凤也进入星岛报馆负责《中国与世界》专栏，但由于新任总编的排挤，工作很不愉快。同在报馆的戴望舒从中竭力斡旋，他在1940年的《林泉居日记》中写道：“下午，灵凤约我喝茶，拿出新任总编辑的信给我看。这是一封解职的信，叫他编到本月底，就不必编下去了……他要我到胡好那里去讲，我答应了，立刻就去，可是胡好不在。于是，约好明天早晨和光宇一起到报馆找他。”
次日，望舒找到胡好，得知只是要叶灵凤调编栏目，当下告诉灵凤，使其安心。谁知不几日，又起波澜，戴望舒随即又托人周旋，终使叶灵凤留在了星岛报馆。戴望舒的日记中详尽记录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也足见当时谋生的艰难。
战事在即，许多报纸减版，《星岛日报》也改出一张报纸，副刊改名为《战时生活》，由戴望舒、叶灵凤等合编。
《狱中题壁》与《吞旃随笔》
1941年底前，港英当局为维持英日的“友邦”关系，对抗日言论非常敏感，《星座》自然成了新闻检查官的主审目标。戴望舒回忆说：“给予我最大麻烦的，是当时的检查制度，似乎《星座》是当时检查的惟一目标。”
为避免检查官的笔削，他尽量在版面上借古讽今、张冠李戴，回避敏感的文字，实在难以应付时，便在文后以编者身份加注“此处删去百余字”等字样以示抗议，以此“让读者领教一下香港有多么民主”。情况正像望舒所言，从《星座》创刊之日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三年的日常工作便是和检查官的‘冷战’”。戴望舒愤懑道：“现在还没有亡国，就尝到了亡国的滋味，要是真的做了亡国奴，这寄人篱下的生活，那就更难过了。我们中国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这个苦难呢？”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香港沦陷，日军大肆搜捕滞港文化人。1942年３月，戴望舒意外被捕，这位文弱的“雨巷诗人”亲身体验了被灌辣椒水及坐老虎凳等种种酷刑的滋味，但他终未屈服，表现出中国文人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在阴湿的土牢中，他支撑着受伤的身躯，写下了那首震撼人心的诗篇《狱中题壁》：
“……当你们回来，从泥土掘起他伤损的肢体，用你们胜利的欢呼，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曝着太阳，沐着飘风……”
诗中那傲视生死的超然气概令人仰止。此刻，戴望舒的心没有被狭小的土牢框住，烽火中的故土家园依然是他情之所系，《我用残损的手掌》正是他此情的一种表白。他用“残损的手掌”抚摸长白山的雪峰、夹杂泥沙的黄河、岭南寂寞的荔枝花。依稀的抚摸中传递他对祖国的一往情深，“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那里“是太阳，是春”，是“永恒的中国”！诗人的爱国情感没有因残破的国土而碎裂，反而更加执著、浓烈。
挚友深陷囹圄，叶灵凤心急如焚，百般设法营救，终于将他保释出狱，并安排在自己家中居住。戴望舒获得了有限的自由，他的行动依然被追踪与记录。非人的牢狱生活已完全毁了他的健康，但精神上的摧残更令他窒息。沦陷后的一年多里，他没发表过一篇文章，多次拒绝与占领者合作，曾两次想离开香港未能成功。
在世事艰危的日子里，人们苦苦挣扎着，彼此支撑着。出狱后的戴望舒，哮喘病愈发严重了，加之婚姻的坎坷，他内心的凄楚无以言表。与之相依为命的叶灵凤常常见他“站在窗口向外望，对着遥远的云天打发他不能告人的抑郁”。
虽然戴望舒的牢狱之灾足以作前车之鉴，但是叶灵凤还是未能幸免。1942年8月，叶灵凤在《新东西》月刊上发表《吞旃随笔》，以苏武自况，以“吞旃”明志。果然，1943年5月叶灵凤也被日军以“抗日分子”的罪名关押了3个多月。据《陈君葆日记》记述：“从东亚研究所出来，顺路到大同去走一遭看看望舒，灵凤已出来了，相见之下不胜感慨，他面色灰白，似举步不大健的样子，屈指相隔已三个多月了。”
1944年１月，沉默已久的戴望舒和叶灵凤又开始主编《华侨日报·文艺周刊》。他们在第一期《给读者》一文中说明缘起：“现在，我们大胆地开辟了这一块小小的园地，我们敢于尝试的原因就是知道有许多文艺爱好者和我们一样，沉默得太久了，有一点不甘寂寞了。”此后又发表《启示》称：“燕子来了的时候，他自会将我们的消息带给海外的友人，带给远方的故国。”祖国，始终是他们魂牵梦萦的。这个副刊发行了72期，止于1945年6月17日。
接着，他们又一同主编《香岛日报》和《日曜文艺》，直至香港光复。叶灵凤还在《华侨日报》副刊《侨乐村》上发表《煤山悲剧三百年纪念——民族盛衰历史教训之再接受》，呼吁抵御外辱。
这段时期，戴望舒创作诗歌、散文，发表论文和随笔，翻译波特莱尔的诗歌和法国西班牙等著名作家的作品，笔端流淌的依然是复杂的人生历练和郁积的爱国情怀。
萧红墓前的红山茶
乱世中文人的命运如飘摇的秋叶，内心的高贵与现实的困苦对立着，不仅摧残着他们的自尊与骄傲，更吞噬着他们的生命。1942年1月22日，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萧红在香港于孤寂与病苦中悄然离世。
两年前，萧红刚抵香港时，香港文协率先发起欢迎，时任文协理事的戴望舒、叶灵凤因此与萧红谋面并有了更多接触。萧红早年从东北逃亡进关，辗转呼号，以长篇小说《生死场》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地位。刚抵香港的萧红寄居时代书店，她曾对周围的自然景色非常感慨：“这里的一切景物是多么恬静和优美，有山有水，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汹涌的浪潮。面对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这一切不正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的佳境吗？”
正是这凭海临风的优美环境激活了她的创作灵智，于是《马伯乐》、《民族魂——鲁迅》等作品相继问世。而她被茅盾称为“一篇叙事诗，一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的代表作《呼兰河传》，最早正是在《星岛日报》上连载的。
遗憾的是，随着香港环境的日趋恶化，萧红的健康每况愈下。她在临终前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之句，追寻一种精神与大海自然相融的意境而去了。正因为她对海的神醉痴迷，所以与她一同抵港的端木蕻良决定将她的骨灰葬在浅水湾。
1942年11月，戴望舒和叶灵凤受时在内地的端木蕻良之托，结伴前往凭吊萧红墓地。关于此行，叶灵凤曾有这般记述：“……我们去时距离她的安葬时期已经有半年以上，但是由于当时的浅水湾是荒凉少人迹的，墓上的情形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在一道洋灰筑成的大圆圈内，有由乱石堆成的另一个小圈。这就是萧红的葬处，中央竖着一块三尺高的木牌，写着‘萧红之墓’四个大字，墨色还新，看来像是端木蕻良的手笔……”
浅水湾滩头，荒无人迹。不远处，海面静悄悄的，瑟瑟秋风掠过这片仍属禁区的凄荒的一隅。站在如此冷清凄凉的墓前，想到萧红苦难的人生，想到她“天涯孤女有人怜”的独白，想到她生前的辉煌竟被圈定在这样的乱石之中，他们心痛不已。
逝者逝矣，空留生者在漫漫长夜中焦灼地期待，戴望舒凝视手中的一束红山茶，感到透彻心肺的孤寂与悲凉，不觉自语般地低吟：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海涛闲话。
全诗寥寥数语，竟饱含了一般伤逝之作所无法包含的丰厚意蕴。叶灵凤从沉吟中的诗人手中接过那束红山茶，轻轻地置于墓前。顿然，萧瑟中有了一片鲜红，仿佛幻化中那身着欧式洋装款款而来的“萧红”。萧红爱花，她的作品中曾描绘过各色各样的花。此次凭吊，戴望舒和叶灵凤特意选择了红山茶，红山茶有着与众不同的凋谢方式，它的花瓣是一片片慢慢凋谢的，仿佛萧红坎坷曲折的生命历程。在深秋这个满目凋零的季节里，艳丽的红山茶显得格外耀眼、盎然，恰似萧红生前的热情、奔放……故人荒野，默默怀念。戴望舒与叶灵凤随后在萧红墓前留影，以为纪念。
“穿过暗黑的，暗黑的林，流到那边去！到升出赤色的太阳的海去！”戴望舒早年创作的题为《流水》的诗，似乎早已注定了他心底清晰但又不甚明了的未来之路，只是这“暗黑的林”太过漫长了！
当望眼欲穿的“生命的春天”终于来到时，戴望舒再也按捺不住对祖国的思念。1949年3月，他执意要离港回国。出于对戴望舒的了解，叶灵凤没有挽留而是支持他的决定，但又不免为他的身体状况担忧。此时的戴望舒，高大魁梧只是一个表象，透过近视眼镜，他的目光柔和中又总带有莫名的忧郁。叶灵凤忙着帮他联系行程，打听船期，整整忙碌了一个多月。临行前，他专门设宴为戴望舒饯行。只可惜，匆忙中的望舒未能赴约与患难与共的挚友作最后的话别就匆匆而去了。不料，这一别竟成永诀。
1949年3月，戴望舒是在“他的哮喘病已很严重，连走上一层楼的气力也没有”的病况下离港北上的。次年2月，他因沉疴缠身，赍志而殁，在北京猝然长逝了。
望舒病逝的消息传到香港，香港整个文艺界为之哀悼痛惜。《华侨日报》、《文艺周刊》为了全版刊出《悼念诗人戴望舒特辑》，向叶灵凤征集资料。叶灵凤双手抚摸望舒的照片和手迹，凭窗北望，默默垂泪。他在极度悲痛中写下了《忆望舒》、《望舒和灾难的岁月》、《死得瞑目的望舒》等文，寄托对故人的哀思。
1965年，他抑制不住对望舒的怀念，再度提笔写道：“在这里，我们是共同度过了那‘苦难的岁月’的。他虽然已经躺在地下15年了，我相信那些记忆一定仍铭刻在他的骨骼上。”
香港，这个饱受苦难的、孤悬海隅的小岛，曾经成为多少中国文人人生的驿站，对于戴望舒和叶灵凤而言，他们曾将自己的生死沉浮与这叶备受蹂躏的孤舟的命运紧相牵系，他们以其自身的活动与不同凡响的作品，为香港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史写下了珍贵的一页。而他们在民族危难时刻的挣扎、抗争、磨砺，虽随日升月沉渐成尘封的往事，但仍令后人为其击节而叹，歌吟不绝……
沪上《现代》旋风
上海“淞沪会战”的废墟上，人们在战争的惊恐中渴望一片灵魂的静土。此时的上海文化界渐从沉寂中复苏，在陆续面世的文艺刊物中，1932年5月由上海现代书局老板洪雪、张静庐创办的《现代》杂志可谓独树一帜。这份主张文艺自由、纯粹的“文学杂志”刚一问世，即以自由、开放、宽容的办刊理念和“非同人性”的宣言，避开了文坛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积聚，引起了广泛关注。施蜇存任该刊主编，同时参加刊物筹备和策划的还有戴望舒和杜衡。当时，叶灵凤任现代书局编辑部主任，最初并未加盟《现代》，但他此后大量作品都发表在《现代》上。正是因为《现代》和施蜇存这一桥梁和纽带，戴望舒和叶灵凤才得以相识相知，进而成为患难朋友。
叶灵凤与戴望舒同于1905年出生，叶灵凤出生于南京的书香世家，而戴望舒的祖籍也在南京，只是他出生于杭州西子湖畔。西湖是诗的摇篮，而东西蜿蜒的大塔儿巷，则是诗人的摇篮。深幽的青石板曾留下过无数过往行人与岁月的足迹，但惟有诗人才会将这样一个青石板铺就的深巷与最寻常的叮咚雨声，糅合成“雨巷”独有的诗韵。一首《雨巷》，空濛、惆怅、隽永，富有音乐美，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戴望舒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
戴望舒曾就读于上海大学文学系，后转入上海复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与施蜇存、杜衡成为密友。在同学刘呐鸥的资助下，他们曾共同创办水沫书店及期刊杂志《璎珞》、《无轨列车》、《新文艺》和《文学工场》等，曲曲折折又轰轰烈烈，最终却难逃夭折的厄运。
当戴望舒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出版并声名鹊起时，叶灵凤已是活跃文坛的作家，并掀起一场海派和新感觉派小说的旋风。
叶灵风是最早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创作富有现代主义色彩的都市文学的作家之一。1924年，他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次年经郭沫若介绍参加创造社，编辑社刊《A11》和《洪水》半月刊。在《现代》杂志创刊以前，他曾主编《幻洲》、《现代小说》、《戈壁》和《现代文艺》等刊物，出版《灵凤小说集》、《鸠绿媚》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红的天使》等，其画作和译作也大量问世，一时颇负盛名。
源于日本的新感觉派文学，由《无轨列车》及《新文艺》系统介绍引进后，叶灵凤、穆时英、施蜇存等很快以《现代》杂志为集结地，相互砥砺影响，构成了有实力的新感觉派一族，使新感觉派小说盛极一时。叶灵凤是其中较活跃的一分子，他大量运用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时空错乱的意识流手法，在《现代》上先后发表了《紫丁香》、《第七号女性》、《流行性感冒》、《忧郁解剖学》等一系列新感觉派小说，备受文坛瞩目。
叶灵凤以他众多的作品，为《现代》杂志的鼎盛立下了汗马功劳。《现代》同时也是促进现代派诗歌趋于独立和成熟的重要园地，所刊诗歌以浓郁的现代气息和先锋气派，也造就了戴望舒现代派诗人的领袖地位。戴望舒情系《现代》，即使留学法国未曾间断，他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就在这时期由现代书局出版。
在现代书局共事期间，戴望舒和叶灵凤因施蜇存而相识，更因《现代》结缘。叶灵凤平素穿着考究入时，举止闲适随意，与戴望舒表现出来的忧郁气质似乎并不和谐。但两人接触交往后，戴望舒发现叶灵凤真诚坦荡又善解人意，是值得深交的朋友。
1932年10月，戴望舒离沪赴法留学。在法国的3年中，戴望舒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不得不靠译稿来挣钱。傍晚，借初上的华灯，他徜徉于塞纳河畔旖旎的风光中，凝望塞纳河静静的河水，流连沿岸的画廊书摊，觉得这是孤苦生活中最惬意的，是一件“经济而又有诗情”的事情。
1933年3月5日，戴望舒在给叶灵凤的信中说：“我在这里一点空也没有，要读书，同时为了生活的关系，不得不译书，不幸又生了半个月的病。”戴望舒的困苦常令他的挚友们牵挂，施蛰存在国内为他筹款，叶灵凤则常常通过信件不断鼓励戴望舒，并向他介绍国内的文坛动态，他自己也发表了《时代姑娘》、《未完的忏悔录》等长篇小说。读着叶灵凤的新作，戴望舒来信感叹：“觉得你长久搁笔之后，这次竟有惊人的进步了。”
1935年５月，戴望舒拖着一颗疲惫的心由巴黎回国，住在刘呐鸥位于上海近郊风景区的江湾公园坊公寓。当时，施蛰存和穆时英等也都聚居于此。这里闹中取静，清幽古朴，是流浪已久的心最好的栖息地。在这里，多愁善感的诗人与穆时英、刘呐鸥、杜衡有了更多的交往。
有了朋友的真挚友情，有了新的文学上的追求，戴望舒渐渐从不久前失恋的沉哀中走了出来。一天，穆时英致函叶灵凤，描绘公园坊的盛况，说同仁均聚集于此，“白天可以袒裼裸裎坐在小书房里写小说，黄昏时可以到老刘花园里捉迷藏，到江湾路上去骑脚踏车，晚上可以坐在阶前吹风，望月亮，谈上下古今。希望你也搬来”。
这番描绘令叶灵凤很是憧憬，他立即回信：“我也很爱公园坊，近郊的风景，热闹中带点静俏，于我的性情是很适合的，我犹爱老刘花园中的两棵银杏树。”叶灵凤最终和新婚妻子赵克臻一起搬了过去。一时间，现代派文人云集于此，公园坊甚至被称为作家坊。
港岛《星座》
1936年10月，戴望舒主编了反响热烈的《现代诗风》后，为了促使南北诗派联合，又乘势创办《新诗》杂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产生较大影响。卢沟桥的炮火使《新诗》毁于一旦，也点燃了中国文人心中蛰伏已久的爱国情感，并改变了中国文人曾经徘徊彷徨的艺术追求和创作观念。
在文艺界同仇敌忾的气氛中，戴望舒和叶灵凤也在思考，何以奉献才无愧于民族。戴望舒编著《现代土耳其政治》一书，借谈异国政治，呼唤民族意识的觉醒，思想与创作观念显著转变。叶灵凤也积极投身救亡洪流，加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出任郭沫若和夏衍创办的《救亡日报》的编辑。
上海沦陷后，1938年5月，同住法租界的戴望舒和叶灵凤，与徐迟、袁水拍、叶浅予等文化人一起，挈妇将孺，乘坐“芝沙丹尼号”邮船辗转千里抵达香港。戴望舒的计划是“先把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到抗敌大后方去，参与文艺界的抗敌工作”。谁知此去香港，竟成了他远离故土的漫长流离生活的开始。
此时，《救亡日报》已迁往广州续办，当时负责该报新闻版的叶灵凤在返港看望家人后，因广州沦陷未能再回，从此滞留港岛，度过了整个后半生。
彼时，商界巨贾胡文虎的三子胡好正为其创办的《星岛日报》物色副刊主编。戴望舒经人竭力推荐后与胡好见面，年仅19岁的胡好聪明干练，给望舒留下了深刻印象。胡好对望舒创办“理想中的副刊”的设想也寄予很高期望，双方相谈甚欢，一拍即合，戴望舒从此出任《星岛日报》副刊主笔。
1938年8月1日，副刊《星座》问世。戴望舒以诗意的笔触解释了这个寓意深刻的名字：“‘星座’现在寄托在港岛，编者和读者当然都希望这阴霾的日子早些终了。晴朗固好，风暴也不坏，总觉比目下痛快些。但是，若果不幸还得在这阴霾气候中再挣扎下去，那么编者惟一渺小的希望是《星座》为它的读者忠实地代替天上的星星，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尽一点照明之责。”
为使《星座》真正“尽一点照明之责”，戴望舒苦心经营这块阵地，他向大批国内作家约稿，使《星岛日报》成了名家荟萃之地。当时国内和流亡在香港、南洋的进步作家，如郭沫若、艾青、茅盾、沈从文、郁达夫、端木蕻良、沙汀、施蛰存、卞之琳、萧军、萧红、徐迟等人都是《星座》的撰稿人。戴望舒凭借港岛的特殊环境，编发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报道抗日事迹，向海外介绍陕北根据地，翻译《西班牙抗战谣曲》等。在戴望舒的辛勤努力下，《星座》极具感召力，真正成了在港中国人心中的“星座”。
叶灵凤滞留香港，与戴望舒一样并非初衷，他并不是为避战祸来到这片所谓的“乐园”享受安逸生活的，广州失守意味着又一个文化据点的丧失，但大批文化人云集香港，无疑给这座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港岛注入了一线生机。叶灵凤到香港不久，就参加了旅港文化人组织的“作家文艺座谈会”，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
文协香港分会在困境中竟活跃了两年零十个月之久，这在时局日益吃紧的香港可谓奇迹，这得益于一批文化精英的有力支撑。著名文学评论家卢玮銮回忆：文协理事虽多为文艺界名流，但“只有部分留港时间较长，工作岗位较稳定的干事如许地山、杨刚、戴望舒、叶灵凤、林焕平等，努力支撑局面”。叶灵凤还出掌组织部，任“宣传部编辑委员会”委员，负责国际宣传。
戴望舒和叶灵凤同时连任文协三届理事，他们一起筹划柳亚子和史沫特莱的欢迎会，举办“文艺通讯竞赛”和“文艺讲习会”等，不遗余力地工作，与文协共始终，成为该协会的中坚力量。
除了文协的工作，叶灵凤还接替茅盾主编《立报》的《言林》副刊。1939年5月，戴望舒与张光宇等合办《星岛周报》，叶灵凤借此发表激励抗战的杂感和书评。7月，戴望舒与艾青合编《顶点》诗刊，邀请冯亦代、叶君健、徐迟及外国朋友出版对外宣传的英文版进步刊物《中国作家》。1940年3月，戴望舒和叶灵凤等又发起出版图文并茂的杂志《耕耘》，由郁风主编。这些报刊的诞生，不仅实现了当时香港新文艺刊物零的突破，更如一阵清新的风拂过港岛，使香港的文风为之一振。
这段时间也是戴望舒诗歌、翻译、古典小说研究的多产时期。在诗歌《元日祝福》中，戴望舒一反以往“不谈政治无关党国”、追求“纯粹艺术”的文学观，冲破了低首咏叹个人烦忧的象征主义藩篱，深情歌颂了浴血抗战的人民，将“小我”的命运深深融入祖国的命运，发出强劲的爱国主义呼号。
香港西环薄扶林道，包括学士台、桃李台、青莲台、紫兰台等，被戏称为香港的“拉丁区”。从“孤岛”上海络绎来港的著名文化人如徐迟、穆时英、丁聪、杜衡等都云集于此。戴望舒全家刚到香港时也和叶灵凤家同住在学士台。
同住学士台，同为《现代》故人，在上海又曾两度同楼而居，戴望舒与叶灵凤此番再度相邻，往来更加密切。关于学士台昔日的景致，戈宝权有这样的记载：“从卑路乍街爬上高高在上的学士台数不尽的台阶，真有些吃力。但当来到叶灵凤的家门口时，回头环顾眼前那一片蔚蓝的海水，看到那些风帆墙影，又不禁感到心旷神怡。”
戴望舒不久便搬到在香港大学教授法文的玛蒂夫人的楼房寓住，那是背山面海的山坡上的三层洋楼，树木环绕，溪流潺潺，远眺一线飞瀑悬挂，如诗如画。玛蒂夫人住一楼，望舒一家住二楼。楼下有宽阔的空地，辟有一园，种些瓜豆蔬菜。凭窗远望，隐约可见闪烁的渔火、飘柔的海。整座楼房掩藏在山林中，望舒名其“林泉居”。冯亦代在《又见香港》一文中回忆说：“俭朴的居处，堆积的书刊，还有摊在书桌上写满字迹的手稿。他伴着娇妻和爱女，在祖国的烽火里，幸留这宁静的一角。”
在战时香港，这宁静是短暂而弥足珍贵的，所以叶灵凤常常走一段曲折的山径，经过一座横跨小溪的石桥，穿过葱葱树林和淙淙泉水去看望戴望舒。
不久，叶灵凤也进入星岛报馆负责《中国与世界》专栏，但由于新任总编的排挤，工作很不愉快。同在报馆的戴望舒从中竭力斡旋，他在1940年的《林泉居日记》中写道：“下午，灵凤约我喝茶，拿出新任总编辑的信给我看。这是一封解职的信，叫他编到本月底，就不必编下去了……他要我到胡好那里去讲，我答应了，立刻就去，可是胡好不在。于是，约好明天早晨和光宇一起到报馆找他。”
次日，望舒找到胡好，得知只是要叶灵凤调编栏目，当下告诉灵凤，使其安心。谁知不几日，又起波澜，戴望舒随即又托人周旋，终使叶灵凤留在了星岛报馆。戴望舒的日记中详尽记录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也足见当时谋生的艰难。
战事在即，许多报纸减版，《星岛日报》也改出一张报纸，副刊改名为《战时生活》，由戴望舒、叶灵凤等合编。
《狱中题壁》与《吞旃随笔》
1941年底前，港英当局为维持英日的“友邦”关系，对抗日言论非常敏感，《星座》自然成了新闻检查官的主审目标。戴望舒回忆说：“给予我最大麻烦的，是当时的检查制度，似乎《星座》是当时检查的惟一目标。”
为避免检查官的笔削，他尽量在版面上借古讽今、张冠李戴，回避敏感的文字，实在难以应付时，便在文后以编者身份加注“此处删去百余字”等字样以示抗议，以此“让读者领教一下香港有多么民主”。情况正像望舒所言，从《星座》创刊之日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三年的日常工作便是和检查官的‘冷战’”。戴望舒愤懑道：“现在还没有亡国，就尝到了亡国的滋味，要是真的做了亡国奴，这寄人篱下的生活，那就更难过了。我们中国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这个苦难呢？”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香港沦陷，日军大肆搜捕滞港文化人。1942年３月，戴望舒意外被捕，这位文弱的“雨巷诗人”亲身体验了被灌辣椒水及坐老虎凳等种种酷刑的滋味，但他终未屈服，表现出中国文人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在阴湿的土牢中，他支撑着受伤的身躯，写下了那首震撼人心的诗篇《狱中题壁》：
“……当你们回来，从泥土掘起他伤损的肢体，用你们胜利的欢呼，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曝着太阳，沐着飘风……”
诗中那傲视生死的超然气概令人仰止。此刻，戴望舒的心没有被狭小的土牢框住，烽火中的故土家园依然是他情之所系，《我用残损的手掌》正是他此情的一种表白。他用“残损的手掌”抚摸长白山的雪峰、夹杂泥沙的黄河、岭南寂寞的荔枝花。依稀的抚摸中传递他对祖国的一往情深，“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那里“是太阳，是春”，是“永恒的中国”！诗人的爱国情感没有因残破的国土而碎裂，反而更加执著、浓烈。
挚友深陷囹圄，叶灵凤心急如焚，百般设法营救，终于将他保释出狱，并安排在自己家中居住。戴望舒获得了有限的自由，他的行动依然被追踪与记录。非人的牢狱生活已完全毁了他的健康，但精神上的摧残更令他窒息。沦陷后的一年多里，他没发表过一篇文章，多次拒绝与占领者合作，曾两次想离开香港未能成功。
在世事艰危的日子里，人们苦苦挣扎着，彼此支撑着。出狱后的戴望舒，哮喘病愈发严重了，加之婚姻的坎坷，他内心的凄楚无以言表。与之相依为命的叶灵凤常常见他“站在窗口向外望，对着遥远的云天打发他不能告人的抑郁”。
虽然戴望舒的牢狱之灾足以作前车之鉴，但是叶灵凤还是未能幸免。1942年8月，叶灵凤在《新东西》月刊上发表《吞旃随笔》，以苏武自况，以“吞旃”明志。果然，1943年5月叶灵凤也被日军以“抗日分子”的罪名关押了3个多月。据《陈君葆日记》记述：“从东亚研究所出来，顺路到大同去走一遭看看望舒，灵凤已出来了，相见之下不胜感慨，他面色灰白，似举步不大健的样子，屈指相隔已三个多月了。”
1944年１月，沉默已久的戴望舒和叶灵凤又开始主编《华侨日报·文艺周刊》。他们在第一期《给读者》一文中说明缘起：“现在，我们大胆地开辟了这一块小小的园地，我们敢于尝试的原因就是知道有许多文艺爱好者和我们一样，沉默得太久了，有一点不甘寂寞了。”此后又发表《启示》称：“燕子来了的时候，他自会将我们的消息带给海外的友人，带给远方的故国。”祖国，始终是他们魂牵梦萦的。这个副刊发行了72期，止于1945年6月17日。
接着，他们又一同主编《香岛日报》和《日曜文艺》，直至香港光复。叶灵凤还在《华侨日报》副刊《侨乐村》上发表《煤山悲剧三百年纪念——民族盛衰历史教训之再接受》，呼吁抵御外辱。
这段时期，戴望舒创作诗歌、散文，发表论文和随笔，翻译波特莱尔的诗歌和法国西班牙等著名作家的作品，笔端流淌的依然是复杂的人生历练和郁积的爱国情怀。
萧红墓前的红山茶
乱世中文人的命运如飘摇的秋叶，内心的高贵与现实的困苦对立着，不仅摧残着他们的自尊与骄傲，更吞噬着他们的生命。1942年1月22日，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萧红在香港于孤寂与病苦中悄然离世。
两年前，萧红刚抵香港时，香港文协率先发起欢迎，时任文协理事的戴望舒、叶灵凤因此与萧红谋面并有了更多接触。萧红早年从东北逃亡进关，辗转呼号，以长篇小说《生死场》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地位。刚抵香港的萧红寄居时代书店，她曾对周围的自然景色非常感慨：“这里的一切景物是多么恬静和优美，有山有水，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汹涌的浪潮。面对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这一切不正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的佳境吗？”
正是这凭海临风的优美环境激活了她的创作灵智，于是《马伯乐》、《民族魂——鲁迅》等作品相继问世。而她被茅盾称为“一篇叙事诗，一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的代表作《呼兰河传》，最早正是在《星岛日报》上连载的。
遗憾的是，随着香港环境的日趋恶化，萧红的健康每况愈下。她在临终前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之句，追寻一种精神与大海自然相融的意境而去了。正因为她对海的神醉痴迷，所以与她一同抵港的端木蕻良决定将她的骨灰葬在浅水湾。
1942年11月，戴望舒和叶灵凤受时在内地的端木蕻良之托，结伴前往凭吊萧红墓地。关于此行，叶灵凤曾有这般记述：“……我们去时距离她的安葬时期已经有半年以上，但是由于当时的浅水湾是荒凉少人迹的，墓上的情形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在一道洋灰筑成的大圆圈内，有由乱石堆成的另一个小圈。这就是萧红的葬处，中央竖着一块三尺高的木牌，写着‘萧红之墓’四个大字，墨色还新，看来像是端木蕻良的手笔……”
浅水湾滩头，荒无人迹。不远处，海面静悄悄的，瑟瑟秋风掠过这片仍属禁区的凄荒的一隅。站在如此冷清凄凉的墓前，想到萧红苦难的人生，想到她“天涯孤女有人怜”的独白，想到她生前的辉煌竟被圈定在这样的乱石之中，他们心痛不已。
逝者逝矣，空留生者在漫漫长夜中焦灼地期待，戴望舒凝视手中的一束红山茶，感到透彻心肺的孤寂与悲凉，不觉自语般地低吟：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海涛闲话。
全诗寥寥数语，竟饱含了一般伤逝之作所无法包含的丰厚意蕴。叶灵凤从沉吟中的诗人手中接过那束红山茶，轻轻地置于墓前。顿然，萧瑟中有了一片鲜红，仿佛幻化中那身着欧式洋装款款而来的“萧红”。萧红爱花，她的作品中曾描绘过各色各样的花。此次凭吊，戴望舒和叶灵凤特意选择了红山茶，红山茶有着与众不同的凋谢方式，它的花瓣是一片片慢慢凋谢的，仿佛萧红坎坷曲折的生命历程。在深秋这个满目凋零的季节里，艳丽的红山茶显得格外耀眼、盎然，恰似萧红生前的热情、奔放……故人荒野，默默怀念。戴望舒与叶灵凤随后在萧红墓前留影，以为纪念。
“穿过暗黑的，暗黑的林，流到那边去！到升出赤色的太阳的海去！”戴望舒早年创作的题为《流水》的诗，似乎早已注定了他心底清晰但又不甚明了的未来之路，只是这“暗黑的林”太过漫长了！
当望眼欲穿的“生命的春天”终于来到时，戴望舒再也按捺不住对祖国的思念。1949年3月，他执意要离港回国。出于对戴望舒的了解，叶灵凤没有挽留而是支持他的决定，但又不免为他的身体状况担忧。此时的戴望舒，高大魁梧只是一个表象，透过近视眼镜，他的目光柔和中又总带有莫名的忧郁。叶灵凤忙着帮他联系行程，打听船期，整整忙碌了一个多月。临行前，他专门设宴为戴望舒饯行。只可惜，匆忙中的望舒未能赴约与患难与共的挚友作最后的话别就匆匆而去了。不料，这一别竟成永诀。
1949年3月，戴望舒是在“他的哮喘病已很严重，连走上一层楼的气力也没有”的病况下离港北上的。次年2月，他因沉疴缠身，赍志而殁，在北京猝然长逝了。
望舒病逝的消息传到香港，香港整个文艺界为之哀悼痛惜。《华侨日报》、《文艺周刊》为了全版刊出《悼念诗人戴望舒特辑》，向叶灵凤征集资料。叶灵凤双手抚摸望舒的照片和手迹，凭窗北望，默默垂泪。他在极度悲痛中写下了《忆望舒》、《望舒和灾难的岁月》、《死得瞑目的望舒》等文，寄托对故人的哀思。
1965年，他抑制不住对望舒的怀念，再度提笔写道：“在这里，我们是共同度过了那‘苦难的岁月’的。他虽然已经躺在地下15年了，我相信那些记忆一定仍铭刻在他的骨骼上。”
香港，这个饱受苦难的、孤悬海隅的小岛，曾经成为多少中国文人人生的驿站，对于戴望舒和叶灵凤而言，他们曾将自己的生死沉浮与这叶备受蹂躏的孤舟的命运紧相牵系，他们以其自身的活动与不同凡响的作品，为香港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史写下了珍贵的一页。而他们在民族危难时刻的挣扎、抗争、磨砺，虽随日升月沉渐成尘封的往事，但仍令后人为其击节而叹，歌吟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