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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1985年“巴山轮会议”引入宏观调控理念以来，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逆对经济风向相机抉择突出预见性同时在调节力度上力图温和平滑，以避免挫伤实体经济。
在我的记忆中，中国有三次宏观调控急加速的经历，一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二是2003年6月“非典”威胁解除后；三是2008年11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这三次急加速都表现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双松同时又集中表现在信贷突出投放方面。毋庸讳言，每次宏观经济政策的大松动都会造成基建投资增长过快并派生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问题，但由于微观经济基础结构条件的差异，每次政策过松产生的经济后果又有所不同。1992年的政策大松动产生的多是经济乱象；2003年大松动产生的是高通货膨胀；2008年年底开始出台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之后产生的则是国家项目和地方投资的超速增长。
现在回过头来看，为应对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央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虽然十分必要，但从2010年以来中央对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清理力度及2011年货币政策的动向看，2009年我们的危机应对似乎有“反应过度”的嫌疑。为什么说当年我们的危机应对有“反应过度”的嫌疑？其实答案在现在中央银行频频出招以“稳健”之名行“紧缩”之实的货币政策，正是今天的“反应过度”印证了2009年拉动内需政策的“反应过度”。
说当前的货币政策“反应过度”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论证：一是通胀水平与成因同2009年需求过度扩张之关系；二是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物价上涨威胁，到2011年1月和2月份，CPI均保持在4.9%的所谓高位。我这里之所以用“所谓高位”一词是因为无论横着看还是竖着看，这个4.9%都不必以“高位”称之。横着看，据我搜集到的最新通胀数据，在新兴市场国家中，越南为13.9%、印度为9.3%、巴基斯坦为12.91%、俄罗斯为9.5%；竖着看，中国近30年中通胀可用“高位”名之的年份有：1988年18.8%、1989年18%、1993年14.7%、1994年24.1%、1995年17.1%。从横竖比较说，当前中国5%左右之通胀还是比较温和的物价上涨。从外部助推因素说，粮食涨价、大宗产品涨价是全球化的结果；从内部生成原因说，2010年的旱灾以及城市化对城市菜篮子的影响以及农业生产因素的成本推进是中国CPI走高的长期结构性原因。中国的通胀成因无论从外部和内部因素似乎都很难用所谓“央行货币超发”来做简单解释。那么，2011年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上以收缩银行体系流动性为目的频繁动作特别是把存款准备金提升至吓人高度的调节措施，就有些让人难以理解。现在存款准备金已升至20%，坊间有传言说还可能升至23%甚至25%，若果真如此，那我们的中央银行一定是疯了！我前些天在南方几个省连续转了两星期，通过调研了解到，现在，大多数银行已经没钱可贷，一个支行行长给我开车时电话响个不停，他说“不接了，都是中小企业要贷款的，没钱”。按照一般逻辑，2009年的中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可称为之需求管理政策，在周期性的调控转变中，需求管理政策过后应当是供给管理政策，即用增长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来应对前一周期阶段的过多需求，但我们的政策当局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用需求管理政策的另一方面——紧缩来间接压缩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这着实令人费解！我们不是口口声声讲中央银行服务吗？中央银行为谁服务,既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也要为商业银行体系服务，如果央行大量抽走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那就是间接损害了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增长，最终会从另一个方面加重供求矛盾。
再说说宏观调控“反应过度”在政府平台公司一事上的体现。
2009年是一个极特殊的年份，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拉动中国经济的两架马车之一——出口——受到严重损伤，中国出口产业遭受重创，全国有2300万农民工暂时失业，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及时出台了4万亿元刺激计划，以投资拉动的方式实现了用内需补外需的目的，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体的一片萧条中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亮点。4万亿元刺激计划的最大受益者是地方政府，在外需萎缩和外需相关产业企业已不能提供足够需求的情况下，刺激性货币资金的支持重点自然而然地要转向地方政府的几千个平台公司。平台公司主要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而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欠账又使得刺激计划货币投向平台公司既符合短期政策逻辑，又符合长期发展逻辑。但问题在于几千家政府平台公司良莠不齐，个别地方政府还明显存在假项目、项目资金挪用及有些项目投资已远超出地方政府承载能力的情况，因此，在危机过后的2010年中央定下的对平台公司的清理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执行中，现行平台公司政策却出现了明显的一刀切现象，即平台公司无论其现状好坏现金流好坏都一概停贷，所有商业银行都中止了平台公司贷款业务，这种地方经济发展的硬着陆式调控实际上是将盆子里的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出去。从2009年的强力刺激到2010年的强制刹车，这反映了出中国的经济本质上仍就是命令经济，而命令经济的致命弊端就是常常违背经济规律，这已在改革开放及以后近30年的发展实践中得到证明。
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融资渠道为什么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地一概掐死？我想其道理不外有以下三点：一是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三化发展紧密交织阶段，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健康发展至少与上述三化中的后两化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不支持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实际上就是人為延续中国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二是即使不考虑城镇化农业化现代化这些大概念，从一般城镇居民生活需求来说，中国几乎所有城镇化都存在生活水利和生态水利的紧迫问题，而生活水利和生态水利工程的最佳承载主体仍旧是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由于其与当地政府的天然关系使得它们能在生活水利和生态水利建设工程运作方面支付相对更少的交易成本。三是商业银行系统过去都对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有较大量的放款，这些放款尽管存在迫于上级刺激经济命令的压力有突出跃进之嫌，但其中的的确确已包含了银行信贷及风险管理人员的贷前考查、项目评估等繁多的劳动，在目前阶段，不负责任的撒钱行为在中国银行系统内已近绝迹，因此，平台公司的贷款中总有些合理的金融支持意义。平台公司贷款大都为长期贷款，所支持的项目也只有在保证资金不断裂情况下才能取得预期收益，如果突然出现资金链条中断，使原本一些好项目成为半拉子工程，既要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也会使商业银行自身形成新的不良资产。
我在很多年前就指出过，在中国，中央银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当局，大的政策问题都由更高层决定，因此，我在这里批评宏观调控中的“反应过度”倾向并不是批评央行，而是希望更高层能够改变命令经济的行为习惯，在每个形势变化的关节点审慎决策，逆对经济风向，避免硬着陆式的调控手法，保证中国经济平稳健康较快速地向前发展。
在我的记忆中，中国有三次宏观调控急加速的经历，一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二是2003年6月“非典”威胁解除后；三是2008年11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这三次急加速都表现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双松同时又集中表现在信贷突出投放方面。毋庸讳言，每次宏观经济政策的大松动都会造成基建投资增长过快并派生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问题，但由于微观经济基础结构条件的差异，每次政策过松产生的经济后果又有所不同。1992年的政策大松动产生的多是经济乱象；2003年大松动产生的是高通货膨胀；2008年年底开始出台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之后产生的则是国家项目和地方投资的超速增长。
现在回过头来看，为应对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央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虽然十分必要，但从2010年以来中央对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清理力度及2011年货币政策的动向看，2009年我们的危机应对似乎有“反应过度”的嫌疑。为什么说当年我们的危机应对有“反应过度”的嫌疑？其实答案在现在中央银行频频出招以“稳健”之名行“紧缩”之实的货币政策，正是今天的“反应过度”印证了2009年拉动内需政策的“反应过度”。
说当前的货币政策“反应过度”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论证：一是通胀水平与成因同2009年需求过度扩张之关系；二是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物价上涨威胁，到2011年1月和2月份，CPI均保持在4.9%的所谓高位。我这里之所以用“所谓高位”一词是因为无论横着看还是竖着看，这个4.9%都不必以“高位”称之。横着看，据我搜集到的最新通胀数据，在新兴市场国家中，越南为13.9%、印度为9.3%、巴基斯坦为12.91%、俄罗斯为9.5%；竖着看，中国近30年中通胀可用“高位”名之的年份有：1988年18.8%、1989年18%、1993年14.7%、1994年24.1%、1995年17.1%。从横竖比较说，当前中国5%左右之通胀还是比较温和的物价上涨。从外部助推因素说，粮食涨价、大宗产品涨价是全球化的结果；从内部生成原因说，2010年的旱灾以及城市化对城市菜篮子的影响以及农业生产因素的成本推进是中国CPI走高的长期结构性原因。中国的通胀成因无论从外部和内部因素似乎都很难用所谓“央行货币超发”来做简单解释。那么，2011年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上以收缩银行体系流动性为目的频繁动作特别是把存款准备金提升至吓人高度的调节措施，就有些让人难以理解。现在存款准备金已升至20%，坊间有传言说还可能升至23%甚至25%，若果真如此，那我们的中央银行一定是疯了！我前些天在南方几个省连续转了两星期，通过调研了解到，现在，大多数银行已经没钱可贷，一个支行行长给我开车时电话响个不停，他说“不接了，都是中小企业要贷款的，没钱”。按照一般逻辑，2009年的中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可称为之需求管理政策，在周期性的调控转变中，需求管理政策过后应当是供给管理政策，即用增长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来应对前一周期阶段的过多需求，但我们的政策当局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用需求管理政策的另一方面——紧缩来间接压缩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这着实令人费解！我们不是口口声声讲中央银行服务吗？中央银行为谁服务,既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也要为商业银行体系服务，如果央行大量抽走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那就是间接损害了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增长，最终会从另一个方面加重供求矛盾。
再说说宏观调控“反应过度”在政府平台公司一事上的体现。
2009年是一个极特殊的年份，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拉动中国经济的两架马车之一——出口——受到严重损伤，中国出口产业遭受重创，全国有2300万农民工暂时失业，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及时出台了4万亿元刺激计划，以投资拉动的方式实现了用内需补外需的目的，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体的一片萧条中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亮点。4万亿元刺激计划的最大受益者是地方政府，在外需萎缩和外需相关产业企业已不能提供足够需求的情况下，刺激性货币资金的支持重点自然而然地要转向地方政府的几千个平台公司。平台公司主要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而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欠账又使得刺激计划货币投向平台公司既符合短期政策逻辑，又符合长期发展逻辑。但问题在于几千家政府平台公司良莠不齐，个别地方政府还明显存在假项目、项目资金挪用及有些项目投资已远超出地方政府承载能力的情况，因此，在危机过后的2010年中央定下的对平台公司的清理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执行中，现行平台公司政策却出现了明显的一刀切现象，即平台公司无论其现状好坏现金流好坏都一概停贷，所有商业银行都中止了平台公司贷款业务，这种地方经济发展的硬着陆式调控实际上是将盆子里的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出去。从2009年的强力刺激到2010年的强制刹车，这反映了出中国的经济本质上仍就是命令经济，而命令经济的致命弊端就是常常违背经济规律，这已在改革开放及以后近30年的发展实践中得到证明。
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融资渠道为什么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地一概掐死？我想其道理不外有以下三点：一是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三化发展紧密交织阶段，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健康发展至少与上述三化中的后两化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不支持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实际上就是人為延续中国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二是即使不考虑城镇化农业化现代化这些大概念，从一般城镇居民生活需求来说，中国几乎所有城镇化都存在生活水利和生态水利的紧迫问题，而生活水利和生态水利工程的最佳承载主体仍旧是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由于其与当地政府的天然关系使得它们能在生活水利和生态水利建设工程运作方面支付相对更少的交易成本。三是商业银行系统过去都对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有较大量的放款，这些放款尽管存在迫于上级刺激经济命令的压力有突出跃进之嫌，但其中的的确确已包含了银行信贷及风险管理人员的贷前考查、项目评估等繁多的劳动，在目前阶段，不负责任的撒钱行为在中国银行系统内已近绝迹，因此，平台公司的贷款中总有些合理的金融支持意义。平台公司贷款大都为长期贷款，所支持的项目也只有在保证资金不断裂情况下才能取得预期收益，如果突然出现资金链条中断，使原本一些好项目成为半拉子工程，既要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也会使商业银行自身形成新的不良资产。
我在很多年前就指出过，在中国，中央银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当局，大的政策问题都由更高层决定，因此，我在这里批评宏观调控中的“反应过度”倾向并不是批评央行，而是希望更高层能够改变命令经济的行为习惯，在每个形势变化的关节点审慎决策，逆对经济风向，避免硬着陆式的调控手法，保证中国经济平稳健康较快速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