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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多年来只见呼声,未见动作。这期间,人们看到不止是人之困,更有制度之困。
35岁的周凌光死在了少年教养管理所。
这一天正是2010年3月8日,本来再有不到两个月他就可以重获自由了。
半年前,周凌光在麻将桌上被抓进了派出所。因为他有赌博前科,罚款、拘留之后,他被收容劳动教养一年,原定教养截止日期是2010年7月13日。
不久,周凌光便阴差阳错地被投入了广州市少年教养管理所(简称少教所)。当时他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
2010年3月4日,这个被教养的成年人在少教所迎来了他最后一次探视。哥哥周仕光清晰地记得,当时弟弟看上去并没什么变化,身体很好,兄弟俩拉了半晌家常,“一边说,还一边笑”。
周仕光问里面缺什么,周凌光要了一条烟,一张IC电话卡。临别前,周凌光还让哥哥给媳妇带话,“叫她别来了,我马上就要出去了。”
从麻将桌上被抓走至今,周和媳妇已经大半年没见面了。
当天下午,周又给媳妇吴海英打了电话,“我4月底就出去了,你还上广州来干什么?在家照顾好小孩和老人……”
4天后的3月8日,中午12点29分,吴海英在化州老家接到广州市少教所打来的电话,起初还以为是什么好消息,不曾想,民警核实身份后,带来的却是丈夫的死讯——上午,周凌光心跳呼吸骤停,死了。
3月15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先后多次走访广州市少教所、广州市劳教所、广州市司法局、广东省司法厅,白云区检察院以及广州市政法委,但均无一个部门正面接受采访。
突然死亡的背后是一个并非偶然的制度。
始于1957年的劳动教养制度,是通过强制劳动,对有轻微违法行为又不构成犯罪的人进行教育的一种行政处罚。经过50多年的发展变迁,劳教对象已从最初的教育改造“六类人”增加到目前的“十类人”。
而周凌光正是因为“赌博,屡教不改”,被归为其一。
2003年,辽宁省葫芦岛市劳教学员张斌惨死劳教所。之后,舆论检讨劳动教养制度的呼声始终未歇,而多年来效果始终不显。这期间,人们看到的不止是人之困,更有制度之困。
被教养的人
周凌光是广东茂名人。2003年来广州做生意,说是生意无非就是搞点废品回收。他育有3女2子,家里所有经济来源,全靠打工的微薄收入。周住在天河区石溪社区出租房里,月租250元。闲时打打麻将消磨时光,这几乎是外来者平时仅有的“娱乐活动”了。
2009年7月14日,下午3点左右,10多个民警突然出现在天河区石溪社区。他们是来抓“娱乐”的。社区有家士多店,有两张麻将桌,这里是一帮外来者的娱乐点,大家“三五元一炮”,有时候娱乐一天比收废品挣得多。这里,也是民警眼里的“赌场”。
正在“搓麻”的周凌光被天河区公安分局的民警抓了现行。包括士多店老板在内,一共5个人被送往派出所。2003年,孙志刚就是被天河公安分局的民警带走后再也没有回来。
周凌光一伙4男1女当晚被送到派出所。女的10多个小时候后获释,剩下4个男的总共罚款2000元,并处以行政拘留10天。而让被拘留者袁洪富至今都不明白的是,“小赌怡情”也会被拘留。据他讲,当时邻桌也打麻将,但数额只有一两元,却相安无事。
进入2009年,伴随着亚运会的临近,广州警方打击“黄赌毒”的力度不断加大。此前,一些相安无事的小赌也被列入加强打击的范围。据统计,2009年上半年,广州警方查处和行政拘留“黄赌毒”人员的比例,同比上升三成。
2009年7月25日,拘留期满,袁洪富等3人按时获释。但一同进去的周凌光,却从拘留所转到了广州市少年教养管理所,原因是,周凌光赌博不是一回两回了。
而作为典型,周凌光被收容教养后,对其他外来者起到了震慑。此后,石溪社区的老乡们就很少打麻将了。袁洪富迷上了台球,时而带些彩头。
广州市少教所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是广州八家劳教所之一,归广州市司法局、劳教局管理。195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对“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等四类人实施劳动教养。
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之一,劳动教养自此成为《刑法》中没有、但却实实在在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类行政强制措施。
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教所,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机关,是改造人、造就人的特殊学校,也是特殊事业单位。
而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不经过法庭的审判。
根据1999年《中国劳动教养》的统计,全国共有劳教场所310多个,共收容劳教人员31万多人。截至2006年,广州市劳教系统总共接收了7781名劳教人员,劳教人员数量超过了很多省、市、自治区,甚至超过了山东、河南这样的大省。“在全国劳教系统占很大比重,这有力地说明了广州在全国劳教工作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时任司法部劳教局局长李如林评价。
同样截至2006年,广州市劳教系统连续4年实现“四无”(无逃跑在外、无自杀、无重大案件、无重大安全事故)。
制度之困
吴海英得知丈夫被劳教的消息时,周凌光已经被送进了少教所。2009年7月下旬,天河公安分局将材料邮寄到周凌光在化州的老家,一式两份,《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和《劳动教养决定书》。落款是公安局和广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而劳动教养期限,从2009年7月14日至2010年7月13日。
广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是由广州市司法局、公安局、劳动局、民政局以及财政局等多部门组成,其中以公安局为主。
劳教决定书的末尾这样提示,“如不服本决定,可向广州市政府或广东省劳教委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吴海英最终放弃了,她的疑问来自于投诉无门,也来自于投诉的无力。这件事给这个女人做了简单的普法教育,那就是打麻将=拘留15天 罚款 劳教1年。
这些年学者们普遍质疑劳教制度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劳动教养是对违法人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却不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而直接由公安机关作出决定,缺乏必要的监督,《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虽然规定了检察院有监督的权力,但也没有具体的程序性规定,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朱征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朱征夫是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在他看来,劳教制度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律依据和决定程序两个方面,一是劳教制度涉及限制人身自由,没有宪法依据;再是劳教制度与《立法法》与《行政处罚法》等上位法明显冲突。
针对此,这些年关于废除和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呼声始终未歇。
2003年4月,辽宁省葫芦岛市劳动教养所劳教人员张斌命案发生后,舆论开始聚焦劳动教养的问题。律师李方平撰写了《人身自由权利(劳教)报告》。
是年6月,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胡星斗教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对劳动教养的有关规定进行违宪违法审查的建议书”。
8月,时任广东省政协委员的朱征夫博士,曾向广东省政协提交一份“关于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提案”,这份提案得到了广东多名专家学者的支持。
2004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已将劳教制度改革列入议程,代替它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正在规划。2005年3月全国人代会上,在呼吁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议案上签名的人大代表达到420名,超过全部代表的14%。2006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中国农工党湖南省委副主委黄琼瑶建议取消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理由是劳动教养已经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不符合法治精神,与我国多部法律相违背。
虽然《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多年前就已列入立法规划,但常年不见动静,在多次上书全国人大的胡星斗看来,是因为“2006年以来,国家的维稳形势愈加严峻,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就只能赋予公安更多的权力,因此这几年就没有再提要改革劳教制度”。
最近的一次,是2010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在人大新闻采访会上表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起草工作的进度将加快,已列入我国司法改革的日程。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掌握的材料,周凌光行政拘留后又被送往少教所,主要是因为他有赌博的前科。据周的老乡描述,2008年6月21日,周凌光曾因玩“斗牛”(赌博名称,记者注)被拘留过,后被罚款500元。
2009年7月25日,成年人周凌光被收容进少教所,这让家属和外界疑惑不已。据此前媒体报道,白云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称,“由于近年对未成年人实行劳教的人数逐渐减少,为了利用少教所的人员和资源,也关押了一部分成年劳教人员。”
吴海英如今回忆,周凌光曾经跟她打电话说,“因为表现好,可以提前到今年的4月底释放。”
突然死亡
周凌光收容进少教所后,哥哥周仕光几乎每月都去探望。
周凌光跟他说,在少教所参加劳动也没什么大事情,只是些手工活,而抱怨最多的,就是伙食不好,说“吃得很差,营养跟不上,瘦了很多”。为此,周仕光每次都会给点钱。春节前,周仕光给了500元。
3月9日,广州市劳教局对少教所学员周凌光之死的通报称: 2010年3月8日正常起床时间,同室学员未见周凌光起床,在叫周凌光起床时发现其昏迷不醒,随即报告大队领导。约8时30分周凌光被送到省武警医院,经抢救无效,医院出具了《医学死亡证明书》,在“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栏注明“心跳呼吸骤停”。
事发后,白云区检察院工作人员履行了相关职责,对尸体进行了尸表检查,未发现尸表有外伤。广州市劳教局立即成立善后处理领导小组,目前正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做好善后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拿到的广东省武警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书》显示,死者周凌光,无具体死亡时间。
吴海英在劳教所的摄像头里看到了丈夫最后一眼。3月8日早上7点20分,管教出现宿舍门口;7点28分,穿制服的医生出现在门口;7点57分,担架从宿舍内抬出来……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周凌光所在宿舍一共住了9人,目前尚不清楚担架抬出前,宿舍内发生了什么。
3月12日,周凌光的尸检在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他的妻子吴海英被安置在一家宾馆,2名女警陪护。她急切盼望着尸检结果的公布,给丈夫的死一个真相。
当天她等到了一个她听不懂的消息。在两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透露,学者呼吁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起草工作已经开展了几年,上一届和本届立法规划都被列了进去,目前已经列入了今年的立法计划,立法速度会加快。
35岁的周凌光死在了少年教养管理所。
这一天正是2010年3月8日,本来再有不到两个月他就可以重获自由了。
半年前,周凌光在麻将桌上被抓进了派出所。因为他有赌博前科,罚款、拘留之后,他被收容劳动教养一年,原定教养截止日期是2010年7月13日。
不久,周凌光便阴差阳错地被投入了广州市少年教养管理所(简称少教所)。当时他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
2010年3月4日,这个被教养的成年人在少教所迎来了他最后一次探视。哥哥周仕光清晰地记得,当时弟弟看上去并没什么变化,身体很好,兄弟俩拉了半晌家常,“一边说,还一边笑”。
周仕光问里面缺什么,周凌光要了一条烟,一张IC电话卡。临别前,周凌光还让哥哥给媳妇带话,“叫她别来了,我马上就要出去了。”
从麻将桌上被抓走至今,周和媳妇已经大半年没见面了。
当天下午,周又给媳妇吴海英打了电话,“我4月底就出去了,你还上广州来干什么?在家照顾好小孩和老人……”
4天后的3月8日,中午12点29分,吴海英在化州老家接到广州市少教所打来的电话,起初还以为是什么好消息,不曾想,民警核实身份后,带来的却是丈夫的死讯——上午,周凌光心跳呼吸骤停,死了。
3月15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先后多次走访广州市少教所、广州市劳教所、广州市司法局、广东省司法厅,白云区检察院以及广州市政法委,但均无一个部门正面接受采访。
突然死亡的背后是一个并非偶然的制度。
始于1957年的劳动教养制度,是通过强制劳动,对有轻微违法行为又不构成犯罪的人进行教育的一种行政处罚。经过50多年的发展变迁,劳教对象已从最初的教育改造“六类人”增加到目前的“十类人”。
而周凌光正是因为“赌博,屡教不改”,被归为其一。
2003年,辽宁省葫芦岛市劳教学员张斌惨死劳教所。之后,舆论检讨劳动教养制度的呼声始终未歇,而多年来效果始终不显。这期间,人们看到的不止是人之困,更有制度之困。
被教养的人
周凌光是广东茂名人。2003年来广州做生意,说是生意无非就是搞点废品回收。他育有3女2子,家里所有经济来源,全靠打工的微薄收入。周住在天河区石溪社区出租房里,月租250元。闲时打打麻将消磨时光,这几乎是外来者平时仅有的“娱乐活动”了。
2009年7月14日,下午3点左右,10多个民警突然出现在天河区石溪社区。他们是来抓“娱乐”的。社区有家士多店,有两张麻将桌,这里是一帮外来者的娱乐点,大家“三五元一炮”,有时候娱乐一天比收废品挣得多。这里,也是民警眼里的“赌场”。
正在“搓麻”的周凌光被天河区公安分局的民警抓了现行。包括士多店老板在内,一共5个人被送往派出所。2003年,孙志刚就是被天河公安分局的民警带走后再也没有回来。
周凌光一伙4男1女当晚被送到派出所。女的10多个小时候后获释,剩下4个男的总共罚款2000元,并处以行政拘留10天。而让被拘留者袁洪富至今都不明白的是,“小赌怡情”也会被拘留。据他讲,当时邻桌也打麻将,但数额只有一两元,却相安无事。
进入2009年,伴随着亚运会的临近,广州警方打击“黄赌毒”的力度不断加大。此前,一些相安无事的小赌也被列入加强打击的范围。据统计,2009年上半年,广州警方查处和行政拘留“黄赌毒”人员的比例,同比上升三成。
2009年7月25日,拘留期满,袁洪富等3人按时获释。但一同进去的周凌光,却从拘留所转到了广州市少年教养管理所,原因是,周凌光赌博不是一回两回了。
而作为典型,周凌光被收容教养后,对其他外来者起到了震慑。此后,石溪社区的老乡们就很少打麻将了。袁洪富迷上了台球,时而带些彩头。
广州市少教所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是广州八家劳教所之一,归广州市司法局、劳教局管理。195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对“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等四类人实施劳动教养。
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之一,劳动教养自此成为《刑法》中没有、但却实实在在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类行政强制措施。
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教所,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机关,是改造人、造就人的特殊学校,也是特殊事业单位。
而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不经过法庭的审判。
根据1999年《中国劳动教养》的统计,全国共有劳教场所310多个,共收容劳教人员31万多人。截至2006年,广州市劳教系统总共接收了7781名劳教人员,劳教人员数量超过了很多省、市、自治区,甚至超过了山东、河南这样的大省。“在全国劳教系统占很大比重,这有力地说明了广州在全国劳教工作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时任司法部劳教局局长李如林评价。
同样截至2006年,广州市劳教系统连续4年实现“四无”(无逃跑在外、无自杀、无重大案件、无重大安全事故)。
制度之困
吴海英得知丈夫被劳教的消息时,周凌光已经被送进了少教所。2009年7月下旬,天河公安分局将材料邮寄到周凌光在化州的老家,一式两份,《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和《劳动教养决定书》。落款是公安局和广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而劳动教养期限,从2009年7月14日至2010年7月13日。
广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是由广州市司法局、公安局、劳动局、民政局以及财政局等多部门组成,其中以公安局为主。
劳教决定书的末尾这样提示,“如不服本决定,可向广州市政府或广东省劳教委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吴海英最终放弃了,她的疑问来自于投诉无门,也来自于投诉的无力。这件事给这个女人做了简单的普法教育,那就是打麻将=拘留15天 罚款 劳教1年。
这些年学者们普遍质疑劳教制度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劳动教养是对违法人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却不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而直接由公安机关作出决定,缺乏必要的监督,《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虽然规定了检察院有监督的权力,但也没有具体的程序性规定,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朱征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朱征夫是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在他看来,劳教制度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律依据和决定程序两个方面,一是劳教制度涉及限制人身自由,没有宪法依据;再是劳教制度与《立法法》与《行政处罚法》等上位法明显冲突。
针对此,这些年关于废除和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呼声始终未歇。
2003年4月,辽宁省葫芦岛市劳动教养所劳教人员张斌命案发生后,舆论开始聚焦劳动教养的问题。律师李方平撰写了《人身自由权利(劳教)报告》。
是年6月,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胡星斗教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对劳动教养的有关规定进行违宪违法审查的建议书”。
8月,时任广东省政协委员的朱征夫博士,曾向广东省政协提交一份“关于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提案”,这份提案得到了广东多名专家学者的支持。
2004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已将劳教制度改革列入议程,代替它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正在规划。2005年3月全国人代会上,在呼吁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议案上签名的人大代表达到420名,超过全部代表的14%。2006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中国农工党湖南省委副主委黄琼瑶建议取消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理由是劳动教养已经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不符合法治精神,与我国多部法律相违背。
虽然《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多年前就已列入立法规划,但常年不见动静,在多次上书全国人大的胡星斗看来,是因为“2006年以来,国家的维稳形势愈加严峻,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就只能赋予公安更多的权力,因此这几年就没有再提要改革劳教制度”。
最近的一次,是2010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在人大新闻采访会上表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起草工作的进度将加快,已列入我国司法改革的日程。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掌握的材料,周凌光行政拘留后又被送往少教所,主要是因为他有赌博的前科。据周的老乡描述,2008年6月21日,周凌光曾因玩“斗牛”(赌博名称,记者注)被拘留过,后被罚款500元。
2009年7月25日,成年人周凌光被收容进少教所,这让家属和外界疑惑不已。据此前媒体报道,白云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称,“由于近年对未成年人实行劳教的人数逐渐减少,为了利用少教所的人员和资源,也关押了一部分成年劳教人员。”
吴海英如今回忆,周凌光曾经跟她打电话说,“因为表现好,可以提前到今年的4月底释放。”
突然死亡
周凌光收容进少教所后,哥哥周仕光几乎每月都去探望。
周凌光跟他说,在少教所参加劳动也没什么大事情,只是些手工活,而抱怨最多的,就是伙食不好,说“吃得很差,营养跟不上,瘦了很多”。为此,周仕光每次都会给点钱。春节前,周仕光给了500元。
3月9日,广州市劳教局对少教所学员周凌光之死的通报称: 2010年3月8日正常起床时间,同室学员未见周凌光起床,在叫周凌光起床时发现其昏迷不醒,随即报告大队领导。约8时30分周凌光被送到省武警医院,经抢救无效,医院出具了《医学死亡证明书》,在“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栏注明“心跳呼吸骤停”。
事发后,白云区检察院工作人员履行了相关职责,对尸体进行了尸表检查,未发现尸表有外伤。广州市劳教局立即成立善后处理领导小组,目前正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做好善后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拿到的广东省武警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书》显示,死者周凌光,无具体死亡时间。
吴海英在劳教所的摄像头里看到了丈夫最后一眼。3月8日早上7点20分,管教出现宿舍门口;7点28分,穿制服的医生出现在门口;7点57分,担架从宿舍内抬出来……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周凌光所在宿舍一共住了9人,目前尚不清楚担架抬出前,宿舍内发生了什么。
3月12日,周凌光的尸检在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他的妻子吴海英被安置在一家宾馆,2名女警陪护。她急切盼望着尸检结果的公布,给丈夫的死一个真相。
当天她等到了一个她听不懂的消息。在两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透露,学者呼吁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起草工作已经开展了几年,上一届和本届立法规划都被列了进去,目前已经列入了今年的立法计划,立法速度会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