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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才开始寻找隐蔽在上海各处的碉堡,它们多数在国共内战时期建成。
1949年5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渡过长江,对据守上海的国民党军发动攻坚战。彼时上海人口600万,是中国最大城市与工商业中心。
电影《战上海》中,汤司令有一段台词:“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三十多里,一万五千多个碉堡,三四百辆坦克,七八千门大炮,再加上近三十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了。”
汤司令即汤恩伯,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奉蒋介石命,他在1949年1月,就着手构筑上海防御工事。他责令所属工兵指挥部拟定计划,再会同上海市政府与淞沪警备司令部组成“上海工事构筑委员会”。
国民党军的碉堡战法,在1933年对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时,已逐步运用。金一南所著《苦难辉煌》一书,将国军将领金汉鼎、戴岳与柳维垣并称为蒋介石的“碉堡三剑客”。金汉鼎最早提出用云南少数民族武装“建碉守卡抗击清军”的战法去清剿苏区;戴岳曾呈书何应钦,建议“修建碉堡,缩小苏区”;讨论第5次围剿战略战术时,“碉堡政策”在柳维垣等人的强烈建议下,被纳入决策。
其时,嵌入苏区的碉楼堡垒,总数有1.4万余座。压缩红军活动范围的意图基本达到,“碉堡政策”亦在国军内部走向系统化。
内战全面爆发后,伴随解放军南下的势头,国军的“碉堡政策”由昔日的攻势转为防御。
或是汤司令夸大,或是《战上海》电影夸张,汤恩伯在上海修筑的碉堡,并非有一万五千个之多。根据“大上海防务计划”,汤的亲信吴本一上任上海外围3000米纵深钢铁阵地工程的“经理处长”,而承建过百乐门舞厅的陆根记营造公司陆根泉,承包下“碉堡5000、活动碉堡3000”以及各种工事的营造。
1949年以后清点,上海境内存留的国军碉堡,约4000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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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战役前夕,蒋介石在复兴岛上对团以上军官多次训话,希望凭借上海丰富的资财,20余万兵力以及由永久、半永久性工事组成的防御阵地,坚守6个月到一年,以便抢运物资去台湾。
抢运的船舶不够多,每船便装得满。1949年1月末,满载人员与物资的“太平轮”,因为超载、夜间航行未开航行灯而在舟山海域被撞沉没。
如同沉海的大船,难以扭转国军颓势的,还有数千碉堡。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曾以各种方式联络碉堡营造方陆根泉,要其停建,但陆未响应。地下工作者姚惠泉利用与陆的私人关系,通过其侄陆勋从营造厂取得汤恩伯部在上海郊野的碉堡战壕分布简图,使攻城解放军掌握了情报。
宝山县志同样记载,1949年春,中共杨行支部党员汪洪昌打入敌方工事修筑工程处,获得杨行、刘行两地碉堡施工平面图各一份,上标明了团、营、连各级碉堡群,以及碉堡的枪眼数量、方向、角度等状况。位置图和施工平面图都被送至前线部队。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解放军三野第9、10兵团各军分别从浦江两岸向浦西吴淞与浦东高桥集结,以封锁黄浦江,切断国民党军的海上逃路。其余各军在扫清外围守军后进逼市区,待命对市区发起总攻。
指挥战斗的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在1977年撰文批评电影《战上海》,他说:“影片突出了敌人内部矛盾,而且把刘义起义的情节,放在紧接着我们在巷战中打敌人据守的碉堡打不下之后,给人的印象是,如果敌人不闹内部矛盾,我们就打不下上海。”
粟裕说:“外围战斗打得激烈,我们付出了三万三千多人伤亡的代价,特别是杨行、刘行、月浦和浦东的高桥。”提及的地名,皆是国军碉堡布防的重镇。
但仅15天,国民党守城部队便已投降,解放军拿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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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存的碉堡,立碑交代身世由来的,只是极少数。金山嘴渔村的海岸碉楼,在2011年由区文广影视管理局立碑,登记为区级不可移动文物。1951年时,金山嘴驻扎着陆海空三军,并建了营房。同时修筑的瞭望台式碉堡,是为了监视海面,防止国民党军自舟山岛屿渡海偷袭。 位于浦东碧云国际社区的金家桥碉堡,也挂有中英文对照的铭牌,铭牌将碉堡称作掩蔽部。掩蔽部在1968年竣工,混凝土结构,有防护门2道,高3米,顶层厚度8厘米。所提的建造背景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上海市海岸第二道防御阵地。这大抵是中苏交恶,积极备战的时期。
闵行区七宝镇七号桥的子母堡,是汤恩伯部固守上海所修的重要据点。1994年,七宝镇出资100多万元,把它修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那时,子母堡的边上是七宝镇红明村经营的饭店。据《新民周刊》报道,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到七宝视察,镇长介绍碉堡:这里要修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至立在当时提出,边上开着饭店,恐怕不合适。随行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也发难,饭店不搬,便不来剪彩。镇里才痛下决心,花120万元盘下饭店。
1995年,藉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七宝政府在七号桥碉堡旁立了红色石碑,碑文当然没提“盘下饭店”的掌故,但回溯了上海战役。1949年5月,解放军先头部队81师某部4营战士与以七号桥为据点的国民党守军激战7昼夜,终于攻克防线,打开了上海西大门。此役,解放军牺牲数百人。
更多的无名碉堡没有可寻的典故,不知准确的建筑年份。它们或成为市民烟火生活里的突兀物,或封闭于某单位大院,得以留存;或被改头换面,变作街道上的旱桥、小区里的花坛;或在城市化进程里,已烟飞尘灭。
比我更早拍摄上海碉堡的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老师方光明说,它们是既坚硬又虚无的。“碉堡伴随着现代化,比如工业化、热兵器时代而产生。它又不能说是一个公共建筑,它不是个什么东西,用的时候要它尽量坚固,废弃的时候也不像砖木建筑那么容易消失。”
方光明看来,城市高速发展,好像在建设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又要被放弃了。
当年的汤司令,以修筑碉堡来巩固上海的外围防线,这条防线—彼时城市与村落交界的地方,在21世纪初,恰好又是房地产业蓬勃兴旺的地方,发生了激变。方说:“你看到城市不断发展,村落不断退却的过程。”
我想寻找方光明在1992年拍摄的第一只碉堡,在虹桥开发区,他答应回访。隔几天我收到方的微信,他说:路过古羊路,找这个碉堡,已经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