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朝作家蒲松龄的《促织》和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变形记》都是小说，都写到人化为虫子的故事，都极富想象力，都揭示了社会的不合理，且同为脍炙人口的名作。
　　本文侧重探究两篇文章的不同。
　　《促织》是文言短篇小说，带有很强的传奇色彩;而《变形记》是现代表现主义小说的代表作，虽为短篇，而篇幅颇长，且带有荒诞的意味。
　　《促织》写成名9岁的儿子坠井之后被打捞上来，气息微弱，其精魂化为蟋蟀，有借虫还魂的味道;《变形记》写推销员格里高尔早上醒来，发现形体化为庞大的甲壳虫，而其意识（包括思想和情感）仍保留原有的特征，相当于人形的变异，换言之，这只甲壳虫是人与虫的混合体。
　　《促织》中的精魂附着在“形若土狗”“蠢若木鸡”的蟋蟀身上，赋予蟋蟀乖顺、灵巧、善斗、能舞的品格，成名将这只具备异能的蟋蟀献给县令，然后层层上贡，直达宫中，打遍天下无敌手，成为宣德皇帝的宠物。龙颜大悦，层层嘉奖，致使成名一夜暴富，鲜衣怒马，超过世家。精魂完成了使命，又重返人身，成名的儿子在一年后又得以复苏。
　　《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形为甲壳虫之后先是丢掉工作，尔后受到家人的嫌弃甚至击打，还被认为是全家不幸的根源，受到恶毒的咒骂，格里高尔抑郁而亡，家人像卸下包袱一般深感庆幸。
　　在《促织》中，人化为虫只是情节的一部分，在此之前还有较多的写实情节（常规虚构）：宣德皇帝好斗蛐蛐，华阴县令媚上生事，童生成名被派作里正，成名献上的蛐蛐不合上意被打得鲜血淋漓，成名只想自尽。成名妻找女巫问卜，得一图画，上面指示蛐蛐的位置。成名按图索骥，果然捕得良虫，合家欢喜。成名的儿子好奇，打开盆观看，虫子跃出，成名子抓捕，却虫死人手，惶急之下落入井中。也就是说，《促织》情节由两部分构成：前半部分是常规虚构，后半部分是奇幻虚构。而《变形记》人化为虫却是情节的全部。《促织》侧重“志异”，受传统影响，且带有传奇色彩;而《变形记》构思上更加大胆，创新显著，近乎荒诞的风格。
　　同样写虫，《促织》侧重描写蛐蛐的形貌和动作，而《变形记》除描写甲壳虫的形貌和动作外，侧重描写格里高尔仍保留下来的思想和情感，其心理描写非常细腻、丰富、生动、畅达，有极强的穿透力。我们来看下面一段：
　　格里高尔心里清楚，他无论如何不能让协理怀着这种情绪回去，不然的话他在公司里的地位会受到极大的损害。他父母哪里明了这一切？他们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这样的信念：儿子在这家公司干活儿，一辈子生活都无须忧虑的。现在遇到这样的倒霉事，哪里还管得了将来的事？可是格里高尔想到了自己的前途。必须把协理挽留下来，稳住他，说服他，最后赢得他的心。格里高尔和他一家的未来都有赖于他啊！要是妹妹在这儿就好了！她很聪明，在格里高尔还安安静静地躺着的时候，她就已经哭了。协理是个喜欢女人的人，他会听妹妹的话。她会将大门关上，在门厅里就打消他的恐惧心理。可妹妹偏偏不在，格里高尔只得亲自出面来干，而他并没有想到，在目前情况下他是否有能力挪动身体，也没有想到他的话有可能——甚至极有可能再次不被理解。
　　格里高尔变形为甲壳虫，公司协理见证了一切，格里高尔即将丢掉工作，这份工作可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格里高尔很急，他想挽留并说服公司协理，可他已经丧失言说能力，或者说他的言语类似虫声，对方已经听不懂！他知道父母养尊处优，对于眼前的变故猝不及防，也难于应对，他希望聪明的妹妹能够代劳，可妹妹不在身边，他只能勉为其难。
　　瞧，这段心理描写写出了格里高尔的忧虑，写出了格里高尔和一家三口的关系，写出了格里高尔对家人的理解，也写出了格里高尔的困窘和努力，写得细腻而动人，层次清晰且性格分明。
　　这种铺张的心理描写在西方文学中常见而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十分罕见，这是《变形记》篇幅较长的一个原因。
　　《变形记》篇幅较长的另一个原因是对生活场景的描写逼真而传神，请看下面一段：
　　由于他必须用这种方式把门打开，所以即使门已经开了很宽一条口，人家还是看不见他。这样他就得先绕着一扇门慢转动，而且还得十分小心，不然进客厅时就会扑通一声跌个四脚朝天。他又艰难地移动着他的身体，没有时间顾及别的事了，这时他听见协理“啊！”的一声惊呼——那声音听起来就像大风呼啸似的——随即看见协理本人就站在门边最近的地方，一只手紧紧捂住他张开的嘴巴，一步步向后退去，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均匀地向前推进的力量在驱赶着他。母亲——她起床后还没来得及梳洗，尽管有协理在场，仍顶着一头高高耸起的乱发站在那里——先是合着双手看着父亲，而后朝格里高尔走了两步，随即倒了下去，衣裙在她四周摊了开来，头垂在胸前，脸完全埋在里面。父亲握起拳头，露出一脸敌意，好像他要把格里高尔推回到他的房间里去似的，然后他不安地环顾了一下客厅，随即用手捂住眼睛哭了起来，以至他壮实的胸脯颤动不已。
　　这段文字生动地描绘出公司协理、母亲、父亲见到硕大的甲壳虫时的惊恐，具体的情形又各不相同：协理是惊呼，母亲是吓倒，父亲是痛哭。场景感、画面感和动态感十分突出，使我们联想到《红楼梦》中刘姥姥引逗出的各种笑态。
　　《促织》中对捕捉蛐蛐场景的猫写，对蛐蛐搏击场景的描写也十分生动，并且文字洗练，扣人心弦，但细腻和铺展不足。
　　《变形记》以场景描写和心理描写的细腻取胜，但这种写法并不适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期待，也不适合现代人的阅读心理。倒是《促织》叙述简洁，描述生动，表述流畅，更有传奇色彩，抛弃文言干扰，应该说更加引人入胜。
　　那么，这种传奇色彩是怎样形成的呢？
　　笔者以为，《促织》的传奇性主要是由突转造成的。小说至少三次用到突转：
　　一是绝处逢生。成名因为找不到中意的蛐蛐身陷困境，唯思自尽;女巫出场了，为他指点迷津;终于找到蟋蟀中的战斗机，成名心中大慰。此为由逆转顺。
　　二是横生枝节。成名9岁的儿子揭开盆子探看蛐蛐，蛐蛐一跃而出，儿子失手毙虫，母亲吓唬，儿子坠井，成名悲不自胜。此为由喜转悲。
　　三是喜出望外。成名子魂化促织，促织其貌不揚，成名心中抑郁，不曾想这只蛐蛐特别善斗，攻击力、防守力、应变力十分出色，成名大喜过望。此为由丧转喜。
　　正是突转的反复运用，使情节曲折生动，跌宕起伏，摇曳生姿，引人入胜。
　　最后是两篇小说的主旨。《促织》表现统治者的不当喜好给百姓带来的苦难，批判了封建专制的腐朽，是典型的以喜写悲。而《变形记》是纯粹的悲剧，表现商品经济和资本压迫之下人的物化和异化的命运，让人感叹唏嘘！
　　总之，两篇小说都写了人化为虫的故事，但在具体写法、处理和表现手法以及写作意图上仍有较多不同，值得我们细心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