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广岛原爆后18年,接受了康乃尔大学的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史诺曼访问。史诺曼走进密苏里州杜鲁门的家乡独立镇杜鲁门图书馆。杜鲁门迟到了几分钟,穿一件蓝白条子的上装,这一年他已经79岁,行动有点迟缓。
　　年轻的博士研究生向杜鲁门说明来意,告诉前总统他想写一篇关于总统决策心理的论文,特别想请教他当时怎样决定在广岛投掷原子弹。1945年8月6日,一颗原子弹改变了世界,从此现代国际关系学的所有教科书,都以1945年开卷,正如世界现代史,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一年开卷。
　　正如中东阿拉伯各国的国界划分,1945年这一条分水线很重要,因为代表了西方对历史和时间的诠释霸权。对于上一代中国人,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民族屈辱史的开始;对于香港人,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香港,香港从此“开埠”,这一年是香港人历史记忆的集体胎记。1949年则又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岭界,这一年是“新中国”的诞生。但是像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一样,全世界更多记住了1945,因为一个美国总统在这一年决定用一种非凡的手段结束一场大战,摧毁了日本称霸亚洲之梦,同时也结束了纵横四海的英帝国时代。某种程度上,世界现代史是由杜鲁门一人塑造的,这就是伟大得赤裸裸的权力。
　　史诺曼一心以为,投掷原子弹是杜鲁门毕生最重大的决定,他一定有许多感想。哪知语音刚落,杜鲁门慈祥地笑笑,摇摇头,挥一挥手,说:“那说不上是什么重大的决定,甚至那根本不是一个决定。”
　　史诺曼呆了,他以为耳朵听错了。1945年8月6日,是主宰和分割世界的一刻,在这一天,杜鲁门有如上帝,投掷原子弹,怎会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原子弹不算什么,那只是一颗大一点的炸弹。”杜鲁门以长者的雍容告诉眼前的年轻学者:“那不是一个什么超凡的决定,因为我一早已经警告过日本。我劝日本快投降,不然就会完全毁灭,我得不到答复。他们一早知道的,结果真的发生了。”(They knew what was coming,and it came.)
　　“那么丘吉尔呢?事前他知道了多少?”史诺曼问。
　　“他想知道的,他都知道了,他不想知道的,我也没有告诉他。”
　　杜鲁门说,投掷原子弹不是一个令他毕生难忘的决定,派兵参加朝鲜战争才是。为什么?因为日本当初向美国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美军被迫参与太平洋战争,只冲绳岛一役与日军对垒,美军阵亡1.2万人,日军战死10万。如果不投掷原子弹,美目在日本本土决战,估计美军会伤亡100万。把所有的原因和数字加起来,杜鲁门建立了一条大方程式:日本不宣而战在先,我投掷原子弹勿谓言之不预;为了拯救美军百万生灵,原爆屠杀8万广岛市民,天经地义。况且,1940年德军空袭伦敦,伦敦平民被炸死1.2万人,丘吉尔派空军炸汉堡和德累斯顿,炸死德国平民30万。
　　杜鲁门没有心理压力,也不感到是什么特别重大的决定。比起香港特首在金融风暴时“毅然”动用千亿储备对抗索罗斯而成为“毕生难忘的决定”,杜鲁门才真有一个领袖气派。1945年,杜鲁门把人类历史的旧章节一手撕掉,就像一个老师叫小学生抄书,他翻开了8月6日这一天,叫它重新开始。
　　1963年在访问之后几个月,杜鲁门就病逝了。在历史上,他不是一位特别杰出的总统——他以副座之身,在罗斯福暴毙时临危受命,身为民主党人,对于国际级的暴政,他有一种遗传的迟疑甚至柔弱,像肯尼迪面对苏共和克林顿面临伊斯兰恐怖主义,战后他竞选失败,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接任了总统,他接受民主的裁决,像麦理浩一样,他隐居家乡,促成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他向历史交了一张60分的及格卷。
　　但是这个世界今天之所以是这个面貌,是因为他的一个自视平凡的决定。日本在浴火中得到重生,告别了极端民族主义的疯狂,成为自由和文明的真正强国。日本付出了广岛和长崎共17万人命的代价,得到今天的地位和成就。回想前尘,日本人不应该怨恨杜鲁门,反而全球华人却有理由认为杜鲁门欠一个公允——日军在中国屠杀平民无数,杜鲁门委派的投掷原子弹的美国军机由关岛出发,机上7名飞行员护送原子弹到广岛上空,那7人全是美国白人,不像太空穿梭机一样,包括至少一名华裔。
　　“那根本不算一个决定。”这句稀松平常的结论,令人肃穆,令人对人性和权力的关系有智慧的领悟,对一项巨人般的权力决策“没有什么感想”,反令人充满感思,杜鲁门毕竟是一个平凡的总统,因为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