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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正英,1923年生人,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肄业,原水利部部长。
走上水利之路
我自幼的梦想是当一个科学家,而不是当一个革命家。但是我读大学正是抗战期间,在一些共产党员的教育下,最后下定决心,告别多年的梦想,参加革命。我申请入党报告的第一句话是:“我生不逢时……”
在大学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可是到1942年冬,在快要毕业的时候,由于可能被敌人追捕,党组织决定要我和其他几位同志撤退到解放区去。向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报到的时候,我把我的遗憾告诉了他,他安慰我说,将来我们淮北解放区要搞建设,要造一个大礼堂,一定找你设计。遗憾的是两年后彭雪枫在战场牺牲,我为他设计了墓地。
1943年淮河发大水,我当时在一个县里当中学教员,那里的淮河堤防决了口,人民政府组织群众修复淮堤,发现我是学工程的,就要我当技术负责人。堤修好后,淮北行政公署把我调去当水利科长。
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
据一些老同志事后告诉我,1950年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名单时,有人说,黄毛丫头怎么能当部长?从那以后,“黄毛丫头”的说法传遍了全国。1952年,我调到中央水利部当副部长后,一次中央在北戴河开会,见到李先念同志,他说,你就是那个黄毛丫头?
毛泽东请周恩来征求傅作义的意见,问他愿意当哪个部的部长,傅作义选择的是水利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是李葆华,他是李大钊的儿子,那时候已经是中央候补委员。他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如果不是他保护,我几次运动都过不了关。所以一个书记很重要;书记正派,干部就不会出事;书记不正派,下面就不好搞。在工作中我和李葆华也有争论。在修建密云水库的时候,为水电站装机多少,我们有不同意见,我认为他根本是外行,就在电话里边跟他争论,最后把电话机摔了,我的秘书看得都呆了。可是吵完就完了,他非常大度,能够容忍不同意见。
“排大国”和“蓄小群”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一百年,国势极度衰落。连年的水旱灾害,每次受灾人口都达千百万。可以说,严重的水旱灾害,已经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
1950年8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讲话中说,国家建设计划中,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人手。他着重谈了农业方面。他说:“首先是实行土改,解放生产力,然后求得发展。配合土改,我们要着手做以下几件工作。第一,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
那时,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总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做出正确决策。
1950年淮河大水后,毛泽东作了根治淮河的指示,在周恩来主持的治淮会议上,就发生了蓄泄之争。周总理提出“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因为,单纯地蓄或单纯地排,都不能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要求。但是,1957年以后,在“左”的思想的弥漫下,淮河流域个别地方领导提出,为了除害兴利,应当把水统统拦蓄起来,并总结为“蓄小群”(即“以蓄水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群众自办为主”)的“三主”方针,甚至提到两条路线的高度,把根据蓄泄兼筹方针制定的治淮规划,戴上“排大国”(以排水为主,以大型为主,以国家组织为主)的帽子。说“蓄小群”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排大国”是“资产阶级专家的路线”。这种错误提法,被当作治水的唯一正确方针,在全国推行。
1958年中央召开广州会议,我没参加,李葆华、刘澜波两位同志参加。有个别省的领导攻水利部,说水利部搞资产阶级专家一套,搞“排大国”等等,讲得头头是道。结果主席也肯定了,在讲话中间点名批评过我:“钱正英还是共产党员?”当时我们这些人,包括李葆华虽然没被点名,但也是受批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确实是害怕的。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以后,水利工作基本失控了。黄河下游引黄灌溉等等,一个县修一个闸,谁都可以修,县、地、省又修“边界堤”,拦阻上游的来水。引黄灌区只灌溉不排水,水利部根本管不了,也不敢管。
错误方针造成严重后果
“蓄小群”的“三主”方针这种错误提法,被当作治水的唯一正确方针,在全国推行。一直发展到这样的口号,叫做“一块地对一块天”。提出如果每一块地都四面围起来,把天上下的雨蓄住,不让它流到河里,这样不就没有洪涝了吗?从1958年到1960年执行的结果是,在淮北平原和冀鲁豫平原上,片面强调蓄水灌溉,不注意排水,甚至层层堵水,造成了严重的涝碱灾害和地区间的水利纠纷。到1962年时,冀鲁豫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化,群众总结:“引黄灌溉一年增产,两年平产,三年减产,四年绝产。”
总理召集了有关的省委书记开会,纠正瞎指挥的错误。他说,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
针对冀鲁豫的盐碱化,我们排水治涝,阻水的堤都打掉,搞了三年,才基本解决问题。
“文革”中的超常发展
“文革”时候什么都不干了,中央有点钱花不掉,结果去搞了水利。1968年,国务院全面部署了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以此作为扭转南粮北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不管政治形势多么乱,由当时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具体安排,每年以三十多万眼机井的速度持续建设。这为改革开放后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提供了保证。另外,水利还干了两件大事,就是根治海河,还有以“农业学大寨”为契机,搞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在这几件事的基础上,我国在70年代末扭转了历史上长期南粮北调的局面。
到70年代后期,在李先念同志的主持下,大型水利、农田水利,总共每年的水利资金达到一百多亿元,在各个行业的计划中是相当突出的。这是一个兴修水利的高潮。
“文革”后,一些部门埋怨水利花钱多了,埋怨水利是无底洞。地方上有些省份也有意见,批评我们在冀、鲁、豫花的钱太多,搞来搞去,仍是今天有水灾、明天有旱灾,也没有消除自然灾害啊。他们不知道,水利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当年周总理讲,搞水利比上天还难,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高度重视水利工作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1979年中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重点是清理长期以来,在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当时报纸上开展农业思想的讨论,其中对水利建设议论颇多,核心问题是对水利地位、作用和成绩的估价,认为水利投入很大,浪费很大,效益不好,有同志给中央写了一篇报告,说水利是“左”的产物。
所以,在80年代国民经济的调整过程中,水利又一次下马,水利资金被大大削减。直到1985年后全国粮食产量连年徘徊在四亿吨左右,农业形势严峻。水利工程老化失修,效益衰减;北方水资源紧缺,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各方面又开始重新重视水利。
晚年的反思
1988年,我从水利部转到政协工作。进入90年代,黄河开始断流,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焦虑。我也在思考,我一辈子同水利事业打交道,参加过治理黄河、海河、淮河等河流的工作,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治河、用水,没想到居然使黄河水断流了。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塔里木河、黑河等内陆河流也出现了断流。我逐渐认识到,过去的水利工作存在着一个问题:粗放管理,过度开发。
1999年,中国工程院委托我和张光斗同志,组织各方面专家,研究“中国21世纪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我率领专家组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河边,看见塔里木河下游的终点台特马湖,天然绿洲已经化为沙漠,甚至连沿途那些十分耐旱的胡杨林都枯萎死去。我了解到,西大海子水库建成之日,就是塔里木河下游断流之时。这件事给我触动非常大,咱们这些搞水利的,干过了头,也会产生副作用,水利工作要以此为戒啊。
2003年,国务院有一个学术讲座,温总理点名要我去讲水利,我就讲到塔里木河,我对在座的部长们说:“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我当年当部长时的责任。”
中国近几十年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行水利建设,海河、辽河等河流的开发利用率已经大于40%,超过国际公认的合理值,影响了河流的自然功能和永续利用。
我过去主持水利部工作,犯了一个错误,只注重社会经济用水,没认识到首先需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水;只研究开发水源,而不注意提高用水的效率与效益。这个错误的源头在我。
(摘自《作家文摘》2010.1.12)B⑤
走上水利之路
我自幼的梦想是当一个科学家,而不是当一个革命家。但是我读大学正是抗战期间,在一些共产党员的教育下,最后下定决心,告别多年的梦想,参加革命。我申请入党报告的第一句话是:“我生不逢时……”
在大学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可是到1942年冬,在快要毕业的时候,由于可能被敌人追捕,党组织决定要我和其他几位同志撤退到解放区去。向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报到的时候,我把我的遗憾告诉了他,他安慰我说,将来我们淮北解放区要搞建设,要造一个大礼堂,一定找你设计。遗憾的是两年后彭雪枫在战场牺牲,我为他设计了墓地。
1943年淮河发大水,我当时在一个县里当中学教员,那里的淮河堤防决了口,人民政府组织群众修复淮堤,发现我是学工程的,就要我当技术负责人。堤修好后,淮北行政公署把我调去当水利科长。
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
据一些老同志事后告诉我,1950年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名单时,有人说,黄毛丫头怎么能当部长?从那以后,“黄毛丫头”的说法传遍了全国。1952年,我调到中央水利部当副部长后,一次中央在北戴河开会,见到李先念同志,他说,你就是那个黄毛丫头?
毛泽东请周恩来征求傅作义的意见,问他愿意当哪个部的部长,傅作义选择的是水利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是李葆华,他是李大钊的儿子,那时候已经是中央候补委员。他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如果不是他保护,我几次运动都过不了关。所以一个书记很重要;书记正派,干部就不会出事;书记不正派,下面就不好搞。在工作中我和李葆华也有争论。在修建密云水库的时候,为水电站装机多少,我们有不同意见,我认为他根本是外行,就在电话里边跟他争论,最后把电话机摔了,我的秘书看得都呆了。可是吵完就完了,他非常大度,能够容忍不同意见。
“排大国”和“蓄小群”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一百年,国势极度衰落。连年的水旱灾害,每次受灾人口都达千百万。可以说,严重的水旱灾害,已经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
1950年8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讲话中说,国家建设计划中,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人手。他着重谈了农业方面。他说:“首先是实行土改,解放生产力,然后求得发展。配合土改,我们要着手做以下几件工作。第一,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
那时,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总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做出正确决策。
1950年淮河大水后,毛泽东作了根治淮河的指示,在周恩来主持的治淮会议上,就发生了蓄泄之争。周总理提出“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因为,单纯地蓄或单纯地排,都不能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要求。但是,1957年以后,在“左”的思想的弥漫下,淮河流域个别地方领导提出,为了除害兴利,应当把水统统拦蓄起来,并总结为“蓄小群”(即“以蓄水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群众自办为主”)的“三主”方针,甚至提到两条路线的高度,把根据蓄泄兼筹方针制定的治淮规划,戴上“排大国”(以排水为主,以大型为主,以国家组织为主)的帽子。说“蓄小群”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排大国”是“资产阶级专家的路线”。这种错误提法,被当作治水的唯一正确方针,在全国推行。
1958年中央召开广州会议,我没参加,李葆华、刘澜波两位同志参加。有个别省的领导攻水利部,说水利部搞资产阶级专家一套,搞“排大国”等等,讲得头头是道。结果主席也肯定了,在讲话中间点名批评过我:“钱正英还是共产党员?”当时我们这些人,包括李葆华虽然没被点名,但也是受批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确实是害怕的。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以后,水利工作基本失控了。黄河下游引黄灌溉等等,一个县修一个闸,谁都可以修,县、地、省又修“边界堤”,拦阻上游的来水。引黄灌区只灌溉不排水,水利部根本管不了,也不敢管。
错误方针造成严重后果
“蓄小群”的“三主”方针这种错误提法,被当作治水的唯一正确方针,在全国推行。一直发展到这样的口号,叫做“一块地对一块天”。提出如果每一块地都四面围起来,把天上下的雨蓄住,不让它流到河里,这样不就没有洪涝了吗?从1958年到1960年执行的结果是,在淮北平原和冀鲁豫平原上,片面强调蓄水灌溉,不注意排水,甚至层层堵水,造成了严重的涝碱灾害和地区间的水利纠纷。到1962年时,冀鲁豫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化,群众总结:“引黄灌溉一年增产,两年平产,三年减产,四年绝产。”
总理召集了有关的省委书记开会,纠正瞎指挥的错误。他说,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
针对冀鲁豫的盐碱化,我们排水治涝,阻水的堤都打掉,搞了三年,才基本解决问题。
“文革”中的超常发展
“文革”时候什么都不干了,中央有点钱花不掉,结果去搞了水利。1968年,国务院全面部署了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以此作为扭转南粮北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不管政治形势多么乱,由当时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具体安排,每年以三十多万眼机井的速度持续建设。这为改革开放后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提供了保证。另外,水利还干了两件大事,就是根治海河,还有以“农业学大寨”为契机,搞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在这几件事的基础上,我国在70年代末扭转了历史上长期南粮北调的局面。
到70年代后期,在李先念同志的主持下,大型水利、农田水利,总共每年的水利资金达到一百多亿元,在各个行业的计划中是相当突出的。这是一个兴修水利的高潮。
“文革”后,一些部门埋怨水利花钱多了,埋怨水利是无底洞。地方上有些省份也有意见,批评我们在冀、鲁、豫花的钱太多,搞来搞去,仍是今天有水灾、明天有旱灾,也没有消除自然灾害啊。他们不知道,水利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当年周总理讲,搞水利比上天还难,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高度重视水利工作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1979年中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重点是清理长期以来,在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当时报纸上开展农业思想的讨论,其中对水利建设议论颇多,核心问题是对水利地位、作用和成绩的估价,认为水利投入很大,浪费很大,效益不好,有同志给中央写了一篇报告,说水利是“左”的产物。
所以,在80年代国民经济的调整过程中,水利又一次下马,水利资金被大大削减。直到1985年后全国粮食产量连年徘徊在四亿吨左右,农业形势严峻。水利工程老化失修,效益衰减;北方水资源紧缺,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各方面又开始重新重视水利。
晚年的反思
1988年,我从水利部转到政协工作。进入90年代,黄河开始断流,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焦虑。我也在思考,我一辈子同水利事业打交道,参加过治理黄河、海河、淮河等河流的工作,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治河、用水,没想到居然使黄河水断流了。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塔里木河、黑河等内陆河流也出现了断流。我逐渐认识到,过去的水利工作存在着一个问题:粗放管理,过度开发。
1999年,中国工程院委托我和张光斗同志,组织各方面专家,研究“中国21世纪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我率领专家组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河边,看见塔里木河下游的终点台特马湖,天然绿洲已经化为沙漠,甚至连沿途那些十分耐旱的胡杨林都枯萎死去。我了解到,西大海子水库建成之日,就是塔里木河下游断流之时。这件事给我触动非常大,咱们这些搞水利的,干过了头,也会产生副作用,水利工作要以此为戒啊。
2003年,国务院有一个学术讲座,温总理点名要我去讲水利,我就讲到塔里木河,我对在座的部长们说:“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我当年当部长时的责任。”
中国近几十年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行水利建设,海河、辽河等河流的开发利用率已经大于40%,超过国际公认的合理值,影响了河流的自然功能和永续利用。
我过去主持水利部工作,犯了一个错误,只注重社会经济用水,没认识到首先需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水;只研究开发水源,而不注意提高用水的效率与效益。这个错误的源头在我。
(摘自《作家文摘》2010.1.12)B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