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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诗创造》和《中国新诗》
一九八一年，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唐祈、唐祈、袁可嘉、穆旦和我(杭约赫)的四十年代九人诗选《九叶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些年轻的诗歌工作者和诗读者说这本诗选“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看到，在那个黎明前的黑暗年代里，除了人们经常提及的讽刺诗、山歌和民歌体诗之外，还有这么一些不见经传的美丽叶片在呼啸、在闪光”①。认为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本带有流派性质的诗选”。许多评论文章，都提到和这批诗人有着血缘关系、形成这个流派的文艺阵地——《诗创造》和《中国新诗》，这两个在四十年代后期在上海出版的诗刊，引起了不少读者和诗歌研究者的兴趣。我，作为诗人杭约赫，是这两个诗刊的主要编辑者；作为出版家的曹辛之，是这两个诗刊的发行人。责无旁贷，应该由我来作一番回顾。
谈《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必须要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培植这两个诗刊的基地——星群出版社。这个小小的出版社是我和臧克家、林宏、郝天航、解子玉等几个爱好文艺的朋友，抗日战争结束时在重庆筹备，一九四六年于上海成立。由我主持出版社的各项业务。
新诗在出版界一向被认为是个冷门，读者面狭、销路差，一般营业性的书店都不愿意出版。只有上海“孤岛”时期，芳信、朱维基、锡金等曾办过一个“诗歌书店”，出版了一些诗集。我们办星群，只是对文艺事业的热爱，原来就不是为了营利。星群的成员，大多都爱好新诗，因此，我们便把这点有限的资金和力量转移到诗歌的出版方面。在两年多中，出版了《创造诗丛》和《森林诗丛》、戴望舒的《灾难的岁月》、臧克家的《泥土的歌》《罪恶的黑手》、辛笛的《手掌集》、任钧的《发光的年代》、袁水拍的《诗与诗论》等三十余种。《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创刊，更使星群成为一个专业的诗歌出版社。这对活跃和推进国统区的诗歌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时的政治环境十分险恶，星群也未能躲开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经常有一些可疑的人冒充“诗人”或“读者”来“光顾”，星群通过书业公会订的纸张被扣留，寄往外地的书刊邮件被没收。臧克家同志也受到牵连，他被特务追踪，要把他列入黑名单，“罪状是：写讽刺诗，办左倾刊物，第三条是星群出版社是共产党出钱办的，你参与其事。”②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星群遭特务搜查，我被迫离开上海，调往香港，克家也不得不仓促出走。在上海白色恐怖中苦撑了三年的星群出版社，就此结束。
《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是以丛刊的形式出版的，三十二开本，每本的篇幅在三、五十页之间，每月出版一册，每册除丛刊名外，还另有一个书名，将期数改为“辑”和“集”。读者都把它看作定期的刊物，向出版社直接订阅；我们也是作为期刊来编，从创刊到被迫停刊，每月都按期出版，这在当时同类诗刊中，还很少做到的。
《诗创造》由臧克家、林宏、沈明、郝天航等同志和我集资发起，由我主持具体的编辑业务。第一辑《带路的人》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出版，没用发刊辞，只是在《编余小记》里把编印这个丛刊的动机告诉读者：“我们并不存有任何奢望——一个号召，一个标榜，或一次轰轰烈烈的运动。我们只是在解决了个人的衣食问题之外，还有这样一份精力，这样一份热忱，来辟这块小园地，供给自己也供给诗友们发表作品和相互对诗艺术的研求。”
在《编余小记》里我们提出了在大方向一致下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当时国内形势十分紧张，国共和谈破裂，反动逆流达到顶点。在这光明与黑暗大决战的时刻，我们在一些党员同志的鼓励、帮助、影响下，开拓并坚持了这个诗歌阵地，广泛团结国统区的诗人，在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诗创造》发表作品的作家和诗人有一百多人，发表的作品，风格多种多样，有十四行诗，也有山歌民谣；有政治讽刺诗，也有抒情小唱。绝大部分是反映国统区人民的生活、斗争，思想性强，写作风格明快的作品，如《迎接自己的队伍》、《请看这世界》、《生死的站口》、《最末的时辰》、《雷雨颂》等。同时也翻译了不少国外古典的和现代派的诗歌。
在诗论方面， 有强调作品的政治性的，有强调作品的艺术性的。有提倡诗的粗犷美，要求自然朴素，要有“高亢的旋律”的；也有提倡新诗的戏剧化，认为“诗只是激情的流露的迷信必须击破”的等等。只要言之成理，我们一般都提供给大家作为一种参考。
《诗创造》这种在大方向一致前提下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得到了很多作者和读者的拥护。但也招来一些朋友的非议。给我们送来了“市侩主义”、“唯美派”等等帽子。这股来自自己阵营的责难，使有些同志有点惶遽不安。招致这种困境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来负，不能叫大家来分担。于是在第十一辑的《编余小记》里我以“杭约赫”的名字向读者作了交待(因外界误传《诗创造》由臧克家主编，使克家同志遭到一些人的非议)。
《诗创造》由我负责编到第十二辑。自第二年起，编辑人选作了调整。我和辛笛等同志另编《中国新诗》。《诗创造》的编辑工作改由林宏、康定、沈明、田地等同志负责。原有存稿全部移交新的编辑班子处理。《诗创造》的编辑技术工作和经理业务，仍由我担负。
自第二年第一辑(一九四八年七月出版)起，《诗创造》加强了作品的战斗性，风格上也有所改变。在作为“一年总结”的《新的起点》中说：“从本辑起，我们要以最大的篇幅来刊登强烈地反映现实的作品，我们要和人民的痛苦和欢乐呼吸在一起，我们这里要有人民的痛苦的呼号、挣扎或者战斗以后的宏大的笑声。我们对于艺术的要求是：明快、朴素、健康、有力，我们需要从生活实感出发的真实的现实的诗……”改组后的《诗创造》共出了四期：《第一声雷》，《土地篇》，《做个勇敢的人》，《愤怒的匕首》。从这些书名上，也反映出诗刊的内容题材和写作风格。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随星群出版社的被搜查，《诗创造》也遭到了查禁。
《中国新诗》第一集《时间与旗》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出版。编辑人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原来还有方敬同志，因他在重庆工作，无法兼顾而未能参加。为了分散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力，改用森林出版社名义出版。代序《我们呼唤》里说：“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严肃的时辰……我们是一群从心里热爱这个世界的人，我们渴望能拥抱历史的生活，在伟大的历史的光耀里奉献我们渺小的工作。我们都是人民生活里的一员，我们渴望能虔敬地拥抱真实的生活，从自觉的沉思里发出恳切的祈祷、呼唤并响应时代的声音。……历史使我们活在生活的激流里，历史使我们活在人民的搏斗里，我们都是人民中间的一员，让我们团结一切诚挚的心作共同的努力。一切荣耀归于人民！”这篇代序是由唐执笔写的，指出面对着我们的是一个“严肃的时辰”，我们要通过“严肃的考验”，等待着我们的是“一份严肃的工作”。我和唐祈在第二集的编后记里又进一步对诗刊提出要求：“在内容上更强烈拥抱住今天中国最有斗争意义的现实，纵使我们还有着各式各样的缺陷，但广大的人民道路已指出了一切最复杂的斗争的路，我们既属于人民，就有强烈的人民政治意识，怎样通过我们的艺术形式而诉诸表现。在这一点上，我们既非夸张的宣传主义，……更非畏首畏尾中国式的‘唯美派’。……我们愿意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在最复杂的现实生活里，我们从各方面来参予这艰苦而光辉的斗争，接受历史阶段的真理的号召……”。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第五集)共刊载了近百篇长短诗和组诗，有唐祈的《时间与旗》、敬容的《出发》、杜运燮的《雷》、辛笛的《一念》、唐的《庄严的人》、李瑛的《沉痛的悼念》、方敬的《黑夜》、杨禾的《黎明乐队》、方宇晨的《生》、羊的《收获期》、穆旦的《世界》、郑敏的《最后的晚祷》、杭约赫的《跨出门去的》等，绝大部分是抒写当时国统区人民的苦难、斗争和对光明的渴望。也发表了好多篇尖锐辛辣而又不同于一般写法的讽刺诗，有杜运燮的《轻松诗三章》，杭约赫的《严肃的游戏》、袁可嘉的两首十四行等。如：
不问多少人预言它的陆沉，
说它每年都下陷几寸，
新的建筑仍如魔掌般上伸，
攫取属于地面的阳光、水分
而撒落魔影。贪婪在高空进行；
一场绝望的战争扯响了电话铃，
陈列窗的数字如一串错乱的神经，
散布地面的是饥馑群真空的眼睛。
到处是不平。日子可过得轻盈，
从办公房到酒吧间铺一道单轨线，
人们花十小时赚钱，花十小时荒淫。
绅士们捧着大肚子走进写字间，
迎面是打字小姐红色的呵欠，
拿张报，遮住脸：等待南京的谣言。
——袁可嘉：《上海》
《中国新诗》里发表的作品，很多具有现代派的诗风，如辛笛在—九四八年夏天作于沪杭道上的《风景》一诗。诗的主旨是揭露国统区民生凋敝的景象。在形象的捕捉和联想上，使空间和时间相互转化、议论和形象彼此重叠，诗人适当地采用了这些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向表现对象的纵深开掘，克服了诗歌创作中易犯的直、露、浅的毛病，增强了艺术的魅力，给诗读者以比一般如实的描述更为深刻的印象。全诗如下：
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
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
比邻而居的是茅屋和田野间的坟
生活距离终点这样近
夏天的土地绿得丰饶自然
兵士的新装黄得旧褪凄惨
惯爱想一路来行过的地方
说不出生疏却是一般的黯淡
瘦的耕牛和更瘦的人
都是病，不是风景！
翻译诗约占三分之一的篇幅，共四十多首。卞之琳译的奥登的《战时在中国作》、罗大冈译的阿拉贡的《马谛斯说》、戈宝权译的伊萨柯夫斯基诗和陈敬容译的里尔克诗，在当时的诗读者中影响颇大。
诗论有蒋天佐的《诗与现实》、刘西渭(李健吾)的《从生命到字，从字到诗》，冯至的《关于诗的几条随感与偶译》，唐的《穆旦论》、《论风格》等。还有冯至的《十四行集再版序》。
第四集中有“纪念朱自清先生”专辑，登载了雪峰的论文《损失和更重要的损失》、陈洛的《佩弦先生的<新诗杂话>》和方敬等的诗。
《中国新诗》的撰稿者和翻译者大多是大学的教师、学生、作家和文化工作者，有好几位是搞外国文学的。《中国新诗》的读者，也大多是爱好新诗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第一年的《诗创造》奉行在大方向一致下的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虽然作者面广，诗刊从内容到形式丰富多样，体现了诗歌的民主性；但也显得杂乱无序，降低了选稿的艺术标准，刊登了一些空泛粗陋之作。《中国新诗》的作者面较《诗创造》狭，但提高了选稿标准。使我们对诗艺的探索和美学的追求能在一些前辈的指导、鼓励下，汇合诗友共同协作，在《中国新诗》这块园地里，逐渐形成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新诗流派。作为一个流派，它的艺术特征是什么呢？袁可嘉在《九叶集》的序文里说：“作者忠诚于自己对时代的观察和感受，也忠诚于各自心目中的诗艺，通过坚实的努力，为新诗艺术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比起当时的有些诗来，他们的诗比较蕴藉含蓄，重视内心的发掘；比起先前的新月派、现代派来，他们是力求开拓视野，力求接近现实生活，力求忠实于个人的感受，又与人民的感情息息相通。在艺术上，他们力求智性与感性的溶合，注意运用象征与联想，让幻想与现实相互渗透，把思想、感情寄托于活泼的想象和新颖的意象，通过烘托、对比来取得总的效果，借以增强诗篇的厚度和密度、韧性和弹性。他们在古典诗词和新诗优秀传统的薰陶下，吸收了西方后期象征派和现代派诗人如里尔克、艾略特、奥登的某些表现手段，丰富了新诗的表现能力。……充分发挥形象的力量，并把官能感觉的形象和抽象的观念、炽烈的情绪密切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孪生体。使‘思想知觉化’是他们努力从西方现代诗里学来的艺术手法。这适合形象思维的特点，使诗人说理时不陷于枯燥，抒情时不陷于显露，写景时不陷于静态。……”这是对“九叶”的艺术特征的概括，也是《中国新诗》当时对诗艺的探索和追求。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国新诗》与《诗创造》同时被查禁，没有来得及向读者告别便天折了。只出版了五集。第五集的书名叫《最初的蜜》，这诗的最后两行，是：
生命的意义，为了征服
它，你已尝到最初的蜜。
多年来，正如孙玉石同志在《文艺报》发表的文章里所说：“只是由于纷乱时代的烟尘过多地淹没了这些独具特色的歌声；过分狭窄的艺术尺度没能将这些作品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因此，他们这个诗派的作品也很少为人所知道。”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诗翁艾青在他的著名论文《中国新诗六十年》中，才首次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日本投降后，……在上海，以《诗创造》与《中国新诗》为中心，集合了一批对人生苦于思索的诗人：王辛笛、杭约赫(曹辛之)、穆旦、杜运燮、唐祈、唐、袁可嘉以及女诗人陈敬容、郑敏……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的传统，采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九叶集》也随着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获得了出版的机会。
在四十年代后期，我们能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面对严肃的时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办星群出版社、出版《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是依靠党的关怀、指引，是依靠前辈和诗友们的帮助和通力合作。如臧克家同志，为出版社写稿、联系作家、推荐稿件、筹募资金，不遗余力。林宏、沈明、康定、田地、方平、天航等同志积极为诗刊写稿，并经常在业余时间来协助工作。《诗创造》出版“翻译专号”和“诗论专号”，敬容和唐是出了大力的。辛笛在四八年初出国访问，六月回国，便全力投入《中国新诗》的创刊工作。唐祈从重庆调来上海后，对《中国新诗》的编务也竭尽心力。
星群出版的书籍和诗刊，都无力支付稿酬(只有个别的作家如戴望舒等是例外)，有时作家还要拿钱出来印书。当时国统区的物价，如脱缰野马，纸张、印刷、排工等费用，一个月要涨几倍，诗刊每期印两千册，书卖出后收回来的书款还不够付装订费用。所以经济压力很大，主要经济来源靠向辛笛同志所服务的银行借支，其次靠少量的广告费收入。辛笛在这方面帮了大忙，如没有他支援，出版社早就停业了。
诗刊出版，照例要在日报上刊登广告。报纸广告费很贵，出版社无力担负。幸赖在《新民报》工作的刘岚山同志、《大公报》的刘北、潘际等同志协助，每期在他们的报纸上发布出版消息。刘岚山同志还经常给诗刊写书评，在报上发表，这既不用化钱，宣传效果又大。
在寄递书刊时，常遇到邮局刁难。因此常常要麻烦当时在邮局工作的唐同志去打招呼。用森林出版社名义出版《中国新诗》时，出版社没有适当地址，还是唐同志给想法弄了个邮政信箱。
在当时和我们经常联系的党员同志，如许洁泯、袁水拍、戈宝权等同志在编辑工作上也给了我们许多帮助。尤其是当时在上海担任地下党的文委委员的蒋天佐同志，给我们的帮助尤大，当我们处于几方面的压力之下时，天佐同志告诉我们：只要大方向大原则符合于时代的要求，艺术上的不同爱好，不但可以容许，而且应予以鼓励，否则将没有创新、没有发展(大意)。他经常跟我们说：既然大家的斗争目标都是美蒋反动派，大家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而又都是冒着千难万险在那种环境下工作，怎能为艺术上的爱好和见解的不同而互相斗气呢！更何况艺术上的各具特色，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嘛！他为诗刊写的《诗与现实》一文里说，“现实在前进，现实在开辟新的境界。而诗从今天的现实来，却不仅回到今天的现实去，还要回到明天的现实去。经得起从今天到明天这一考验的诗才是最可贵的。”这文章虽然已写在三十五年前，今天读来还是有现实意义，还是很有针对性。
天佐同志不仅为诗刊写稿，还帮助审稿，帮助组织稿件，冯雪峰同志那篇纪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便是他代我们约的稿。有时还同我们一起下工厂看校样。在他调离上海去解放区时，还拜托雪峰同志和我们联系。天佐同志的这种真挚的情谊，对我们工作的帮助和支持，体现了党对我们知识分子的关怀，给了我们力量和希望，使我们更有信心地不畏艰险的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争取民主的斗争，为诗歌艺术的发展，探索自己的道路。
如今，天佐同志仍然一如既往的关心着我们。虽然他卧病在床，当他见到《九叶集》的出版，非常高兴，随即来信祝贺，并作诗④寄意：
春回大地花如海，描春妙手费周章。
寻幽探胜，难坏了前度老刘郎！
最最难忘：
力量来自人民，理想的光源是党！
①见《文艺报》一九八一年二十四期孙玉石：《带向绿色世界的歌》。
②《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一年第二期臧克家：《长夜漫漫终有明》。
④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蒋天佐：《读＜九叶集＞》。
一九八一年，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唐祈、唐祈、袁可嘉、穆旦和我(杭约赫)的四十年代九人诗选《九叶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些年轻的诗歌工作者和诗读者说这本诗选“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看到，在那个黎明前的黑暗年代里，除了人们经常提及的讽刺诗、山歌和民歌体诗之外，还有这么一些不见经传的美丽叶片在呼啸、在闪光”①。认为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本带有流派性质的诗选”。许多评论文章，都提到和这批诗人有着血缘关系、形成这个流派的文艺阵地——《诗创造》和《中国新诗》，这两个在四十年代后期在上海出版的诗刊，引起了不少读者和诗歌研究者的兴趣。我，作为诗人杭约赫，是这两个诗刊的主要编辑者；作为出版家的曹辛之，是这两个诗刊的发行人。责无旁贷，应该由我来作一番回顾。
谈《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必须要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培植这两个诗刊的基地——星群出版社。这个小小的出版社是我和臧克家、林宏、郝天航、解子玉等几个爱好文艺的朋友，抗日战争结束时在重庆筹备，一九四六年于上海成立。由我主持出版社的各项业务。
新诗在出版界一向被认为是个冷门，读者面狭、销路差，一般营业性的书店都不愿意出版。只有上海“孤岛”时期，芳信、朱维基、锡金等曾办过一个“诗歌书店”，出版了一些诗集。我们办星群，只是对文艺事业的热爱，原来就不是为了营利。星群的成员，大多都爱好新诗，因此，我们便把这点有限的资金和力量转移到诗歌的出版方面。在两年多中，出版了《创造诗丛》和《森林诗丛》、戴望舒的《灾难的岁月》、臧克家的《泥土的歌》《罪恶的黑手》、辛笛的《手掌集》、任钧的《发光的年代》、袁水拍的《诗与诗论》等三十余种。《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创刊，更使星群成为一个专业的诗歌出版社。这对活跃和推进国统区的诗歌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时的政治环境十分险恶，星群也未能躲开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经常有一些可疑的人冒充“诗人”或“读者”来“光顾”，星群通过书业公会订的纸张被扣留，寄往外地的书刊邮件被没收。臧克家同志也受到牵连，他被特务追踪，要把他列入黑名单，“罪状是：写讽刺诗，办左倾刊物，第三条是星群出版社是共产党出钱办的，你参与其事。”②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星群遭特务搜查，我被迫离开上海，调往香港，克家也不得不仓促出走。在上海白色恐怖中苦撑了三年的星群出版社，就此结束。
《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是以丛刊的形式出版的，三十二开本，每本的篇幅在三、五十页之间，每月出版一册，每册除丛刊名外，还另有一个书名，将期数改为“辑”和“集”。读者都把它看作定期的刊物，向出版社直接订阅；我们也是作为期刊来编，从创刊到被迫停刊，每月都按期出版，这在当时同类诗刊中，还很少做到的。
《诗创造》由臧克家、林宏、沈明、郝天航等同志和我集资发起，由我主持具体的编辑业务。第一辑《带路的人》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出版，没用发刊辞，只是在《编余小记》里把编印这个丛刊的动机告诉读者：“我们并不存有任何奢望——一个号召，一个标榜，或一次轰轰烈烈的运动。我们只是在解决了个人的衣食问题之外，还有这样一份精力，这样一份热忱，来辟这块小园地，供给自己也供给诗友们发表作品和相互对诗艺术的研求。”
在《编余小记》里我们提出了在大方向一致下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当时国内形势十分紧张，国共和谈破裂，反动逆流达到顶点。在这光明与黑暗大决战的时刻，我们在一些党员同志的鼓励、帮助、影响下，开拓并坚持了这个诗歌阵地，广泛团结国统区的诗人，在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诗创造》发表作品的作家和诗人有一百多人，发表的作品，风格多种多样，有十四行诗，也有山歌民谣；有政治讽刺诗，也有抒情小唱。绝大部分是反映国统区人民的生活、斗争，思想性强，写作风格明快的作品，如《迎接自己的队伍》、《请看这世界》、《生死的站口》、《最末的时辰》、《雷雨颂》等。同时也翻译了不少国外古典的和现代派的诗歌。
在诗论方面， 有强调作品的政治性的，有强调作品的艺术性的。有提倡诗的粗犷美，要求自然朴素，要有“高亢的旋律”的；也有提倡新诗的戏剧化，认为“诗只是激情的流露的迷信必须击破”的等等。只要言之成理，我们一般都提供给大家作为一种参考。
《诗创造》这种在大方向一致前提下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得到了很多作者和读者的拥护。但也招来一些朋友的非议。给我们送来了“市侩主义”、“唯美派”等等帽子。这股来自自己阵营的责难，使有些同志有点惶遽不安。招致这种困境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来负，不能叫大家来分担。于是在第十一辑的《编余小记》里我以“杭约赫”的名字向读者作了交待(因外界误传《诗创造》由臧克家主编，使克家同志遭到一些人的非议)。
《诗创造》由我负责编到第十二辑。自第二年起，编辑人选作了调整。我和辛笛等同志另编《中国新诗》。《诗创造》的编辑工作改由林宏、康定、沈明、田地等同志负责。原有存稿全部移交新的编辑班子处理。《诗创造》的编辑技术工作和经理业务，仍由我担负。
自第二年第一辑(一九四八年七月出版)起，《诗创造》加强了作品的战斗性，风格上也有所改变。在作为“一年总结”的《新的起点》中说：“从本辑起，我们要以最大的篇幅来刊登强烈地反映现实的作品，我们要和人民的痛苦和欢乐呼吸在一起，我们这里要有人民的痛苦的呼号、挣扎或者战斗以后的宏大的笑声。我们对于艺术的要求是：明快、朴素、健康、有力，我们需要从生活实感出发的真实的现实的诗……”改组后的《诗创造》共出了四期：《第一声雷》，《土地篇》，《做个勇敢的人》，《愤怒的匕首》。从这些书名上，也反映出诗刊的内容题材和写作风格。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随星群出版社的被搜查，《诗创造》也遭到了查禁。
《中国新诗》第一集《时间与旗》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出版。编辑人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
不问多少人预言它的陆沉，
说它每年都下陷几寸，
新的建筑仍如魔掌般上伸，
攫取属于地面的阳光、水分
而撒落魔影。贪婪在高空进行；
一场绝望的战争扯响了电话铃，
陈列窗的数字如一串错乱的神经，
散布地面的是饥馑群真空的眼睛。
到处是不平。日子可过得轻盈，
从办公房到酒吧间铺一道单轨线，
人们花十小时赚钱，花十小时荒淫。
绅士们捧着大肚子走进写字间，
迎面是打字小姐红色的呵欠，
拿张报，遮住脸：等待南京的谣言。
——袁可嘉：《上海》
《中国新诗》里发表的作品，很多具有现代派的诗风，如辛笛在—九四八年夏天作于沪杭道上的《风景》一诗。诗的主旨是揭露国统区民生凋敝的景象。在形象的捕捉和联想上，使空间和时间相互转化、议论和形象彼此重叠，诗人适当地采用了这些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向表现对象的纵深开掘，克服了诗歌创作中易犯的直、露、浅的毛病，增强了艺术的魅力，给诗读者以比一般如实的描述更为深刻的印象。全诗如下：
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
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
比邻而居的是茅屋和田野间的坟
生活距离终点这样近
夏天的土地绿得丰饶自然
兵士的新装黄得旧褪凄惨
惯爱想一路来行过的地方
说不出生疏却是一般的黯淡
瘦的耕牛和更瘦的人
都是病，不是风景！
翻译诗约占三分之一的篇幅，共四十多首。卞之琳译的奥登的《战时在中国作》、罗大冈译的阿拉贡的《马谛斯说》、戈宝权译的伊萨柯夫斯基诗和陈敬容译的里尔克诗，在当时的诗读者中影响颇大。
诗论有蒋天佐的《诗与现实》、刘西渭(李健吾)的《从生命到字，从字到诗》，冯至的《关于诗的几条随感与偶译》，唐
第四集中有“纪念朱自清先生”专辑，登载了雪峰的论文《损失和更重要的损失》、陈洛的《佩弦先生的<新诗杂话>》和方敬等的诗。
《中国新诗》的撰稿者和翻译者大多是大学的教师、学生、作家和文化工作者，有好几位是搞外国文学的。《中国新诗》的读者，也大多是爱好新诗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第一年的《诗创造》奉行在大方向一致下的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虽然作者面广，诗刊从内容到形式丰富多样，体现了诗歌的民主性；但也显得杂乱无序，降低了选稿的艺术标准，刊登了一些空泛粗陋之作。《中国新诗》的作者面较《诗创造》狭，但提高了选稿标准。使我们对诗艺的探索和美学的追求能在一些前辈的指导、鼓励下，汇合诗友共同协作，在《中国新诗》这块园地里，逐渐形成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新诗流派。作为一个流派，它的艺术特征是什么呢？袁可嘉在《九叶集》的序文里说：“作者忠诚于自己对时代的观察和感受，也忠诚于各自心目中的诗艺，通过坚实的努力，为新诗艺术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比起当时的有些诗来，他们的诗比较蕴藉含蓄，重视内心的发掘；比起先前的新月派、现代派来，他们是力求开拓视野，力求接近现实生活，力求忠实于个人的感受，又与人民的感情息息相通。在艺术上，他们力求智性与感性的溶合，注意运用象征与联想，让幻想与现实相互渗透，把思想、感情寄托于活泼的想象和新颖的意象，通过烘托、对比来取得总的效果，借以增强诗篇的厚度和密度、韧性和弹性。他们在古典诗词和新诗优秀传统的薰陶下，吸收了西方后期象征派和现代派诗人如里尔克、艾略特、奥登的某些表现手段，丰富了新诗的表现能力。……充分发挥形象的力量，并把官能感觉的形象和抽象的观念、炽烈的情绪密切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孪生体。使‘思想知觉化’是他们努力从西方现代诗里学来的艺术手法。这适合形象思维的特点，使诗人说理时不陷于枯燥，抒情时不陷于显露，写景时不陷于静态。……”这是对“九叶”的艺术特征的概括，也是《中国新诗》当时对诗艺的探索和追求。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国新诗》与《诗创造》同时被查禁，没有来得及向读者告别便天折了。只出版了五集。第五集的书名叫《最初的蜜》，这诗的最后两行，是：
生命的意义，为了征服
它，你已尝到最初的蜜。
多年来，正如孙玉石同志在《文艺报》发表的文章里所说：“只是由于纷乱时代的烟尘过多地淹没了这些独具特色的歌声；过分狭窄的艺术尺度没能将这些作品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因此，他们这个诗派的作品也很少为人所知道。”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诗翁艾青在他的著名论文《中国新诗六十年》中，才首次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日本投降后，……在上海，以《诗创造》与《中国新诗》为中心，集合了一批对人生苦于思索的诗人：王辛笛、杭约赫(曹辛之)、穆旦、杜运燮、唐祈、唐
在四十年代后期，我们能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面对严肃的时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办星群出版社、出版《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是依靠党的关怀、指引，是依靠前辈和诗友们的帮助和通力合作。如臧克家同志，为出版社写稿、联系作家、推荐稿件、筹募资金，不遗余力。林宏、沈明、康定、田地、方平、天航等同志积极为诗刊写稿，并经常在业余时间来协助工作。《诗创造》出版“翻译专号”和“诗论专号”，敬容和唐
星群出版的书籍和诗刊，都无力支付稿酬(只有个别的作家如戴望舒等是例外)，有时作家还要拿钱出来印书。当时国统区的物价，如脱缰野马，纸张、印刷、排工等费用，一个月要涨几倍，诗刊每期印两千册，书卖出后收回来的书款还不够付装订费用。所以经济压力很大，主要经济来源靠向辛笛同志所服务的银行借支，其次靠少量的广告费收入。辛笛在这方面帮了大忙，如没有他支援，出版社早就停业了。
诗刊出版，照例要在日报上刊登广告。报纸广告费很贵，出版社无力担负。幸赖在《新民报》工作的刘岚山同志、《大公报》的刘北
在寄递书刊时，常遇到邮局刁难。因此常常要麻烦当时在邮局工作的唐
在当时和我们经常联系的党员同志，如许洁泯、袁水拍、戈宝权等同志在编辑工作上也给了我们许多帮助。尤其是当时在上海担任地下党的文委委员的蒋天佐同志，给我们的帮助尤大，当我们处于几方面的压力之下时，天佐同志告诉我们：只要大方向大原则符合于时代的要求，艺术上的不同爱好，不但可以容许，而且应予以鼓励，否则将没有创新、没有发展(大意)。他经常跟我们说：既然大家的斗争目标都是美蒋反动派，大家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而又都是冒着千难万险在那种环境下工作，怎能为艺术上的爱好和见解的不同而互相斗气呢！更何况艺术上的各具特色，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嘛！他为诗刊写的《诗与现实》一文里说，“现实在前进，现实在开辟新的境界。而诗从今天的现实来，却不仅回到今天的现实去，还要回到明天的现实去。经得起从今天到明天这一考验的诗才是最可贵的。”这文章虽然已写在三十五年前，今天读来还是有现实意义，还是很有针对性。
天佐同志不仅为诗刊写稿，还帮助审稿，帮助组织稿件，冯雪峰同志那篇纪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便是他代我们约的稿。有时还同我们一起下工厂看校样。在他调离上海去解放区时，还拜托雪峰同志和我们联系。天佐同志的这种真挚的情谊，对我们工作的帮助和支持，体现了党对我们知识分子的关怀，给了我们力量和希望，使我们更有信心地不畏艰险的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争取民主的斗争，为诗歌艺术的发展，探索自己的道路。
如今，天佐同志仍然一如既往的关心着我们。虽然他卧病在床，当他见到《九叶集》的出版，非常高兴，随即来信祝贺，并作诗④寄意：
春回大地花如海，描春妙手费周章。
寻幽探胜，难坏了前度老刘郎！
最最难忘：
力量来自人民，理想的光源是党！
①见《文艺报》一九八一年二十四期孙玉石：《带向绿色世界的歌》。
②《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一年第二期臧克家：《长夜漫漫终有明》。
④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蒋天佐：《读＜九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