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９年３月间，我从解放军太原工作团调到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组，学习入城接管政策，为太原的解放做准备工作。
　　４月８日，领导找我、张斌和另外一个同志谈话，让我们立即到晋源城找十八兵团敌工部报到，有重要任务。于是，我们从榆次出发，走了好几个钟头，直到晚上点灯时分才到达，向兵团敌工部部长刘玉衡报到。首长亲切地说：“今天已经很晚了，好好休息，明天上午安排任务。”
　　
　　接受任务
　　
　　第二天（４月９日）早饭前，刘玉衡部长向我们交代任务时说：“我们为解放太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总攻即将开始。战斗一打响，很快解放太原是毫无问题的，是完全有把握的。但是，为了保存这座古城，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还要力争和平解放太原。平津战役之后，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太原已是一座孤城，阎锡山业已逃离太原。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放弃力争和平解放太原，奉劝敌人走北平式的解放道路，这样对今后国家的建设有好处。”刘部长接着说：“你们的任务是将赵承绶给王靖国、孙楚的劝降信送进城去，然后奉劝你们的家长（当时我的父亲许鸿林任阎伪山西保安副司令兼太原警备司令，张斌的哥哥是敌亲训师师长）走和平起义、为人民立功赎罪的道路。”刘部长还幽默地说：“你们是代表我军去的，不脱我军军装，不换便衣。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么。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的和平要求，我们的总攻就立即开始。”接着，刘部长将赵承绶写给王靖国、孙楚的信交给我们。另外的那个同志，因为以前曾在太原城内做地下工作，不便前往，送信的任务就交给我和张斌两人来完成。


　　刘部长交代完任务后还问我们怕不怕？我们坚定地回答说，为了革命和解放太原，就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刘部长满意地笑了，随后与我们共进早餐。在一个桌上就餐的，还有在太谷小常战役中被我军俘获的阎军高级将领赵承绶、赵瑞等人。早饭后，刘部长将我们交给一位农民打扮的向导，让他负责我们通过封锁线，路上跟着他相机行事。
　　
　　入城途中
　　
　　４月９日上午大约１０点钟，我们在这位向导的带领下出发了。途中大约走了两个小时，到达后北屯村的南面——也就是我军的前沿阵地、敌军的封锁线地段。两军对垒，中间有２００米宽的开阔地带。我们跟着向导进入我军最前沿的战壕，趴在地上注视着敌方的动向。一座高达１０余米的水泥碉堡周围，有几个敌兵手持步枪，在紧张地来回走动，我们看着他们提心吊胆的样子，知道他们是害怕遭到我军的打击。
　　我们观测了地形、地物后，确定了行动路线，最担心的是踏响敌人的地雷。向导看出我们的心思，说只要我们俩按照他的脚印走，不要有差错，保证能平安到达目的地。这位向导一步一步地通过开阔地带，走近敌人的碉堡。他和敌人的哨兵说了一会儿话，回过头来招呼我们过去。我们俩小心翼翼踏着他的脚印走到敌人的碉堡跟前，哨兵用惊诧的目光打量着身着解放军军装的我们。出人意料的是敌人没有盘问一句话，就由另一个哨兵将我们和向导一齐带进村里的一座四合院。
　　敌连长开始审问我们。向导首先交给敌连长一个小本子，那是阎伪别动队的通行证。敌连长看完后，点了点头，说他可以走了。向导走后，他接着问我们：“你们来干什么？”我们回答说送信，并拿出随身带的信让他看。他一看就发火了，厉声地问为什么不封口？还大声地叫喊：“你们不怕死，我还想多活几天呢。”然后用命令的口吻让我们当场将信封好，并加盖手印，还说你们可以作证，我没有看信的内容。接着他在电话里请示了他的上级，便派两名武装人员押送我们进城。
　　敌方的两个武装人员，一前一后地将我们两人夹在中间，由营、团、师逐级传送，２０华里走了近４个小时。在传送的途中，敌士兵最关心的是这场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解放区人民生活得怎么样。我们就向他们说，解放战争的胜利就在眼前，人民解放军已经将太原团团围住，太原已经成为一座孤城。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大家都能安居乐业地生产。那两个士兵却说，他们天天都在吃红大米，没有肉和菜，大部分士兵都得了夜盲症，晚上看不清路。我们告诉他们：“解放区有鸡蛋、肉、大米和白面馍馍吃。”他们越发羡慕起来。
　　
　　进城之后
　　
　　我们从大南门入城，被送到阎伪公署（现在省政府大院）作战科，一位挂着少校军衔的军官询问了我们的任务。我们便将信送给他，由他代转。他还问我们城里是否有亲戚，我说我的父亲是许鸿林，他的哥哥是亲训师的师长。他听后立即打电话告诉我父亲说：“你的孩子从‘匪区’回来了，怎么办？”我父亲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我不见他，你们该送哪里审查，就送哪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态度非常强硬。于是我们两人被武装押送到北肖墙的“铁纪团”，被关进一所黑房子里，这时已是晚上９点多钟了。我们从早上到现在，１０个钟头滴水未进，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的。我们俩又是砸门又是叫喊，质问他们说：“我们是解放军的使者，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但就是没有人理睬，我们就这样饿着昏睡过去了。
　　第二天，我们又被押送到特种警宪指挥处（现在晋生纺织厂院内），敌人对我们完全采取了对待“战争罪犯”的办法，剪掉扣子，抽去腰带，装进木笼。
　　时隔不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又把我们放出来，送到西南园子所谓的政治感化训练队。一进大门就搜身，从头到脚，连鞋底儿也不放过，还没收了我们的笔记本和钱。并且骂道：“你们要解放太原，入城接管。我们要消灭你们，出城开展。就让你们看看，是你们入城接管还是我们出城开展。”等等，我们感到蒙受了极大的侮辱，但也看到了敌人在临近灭亡前的穷凶极恶。搜查完毕后，我们两人被分别关进了两个监号。我的那个监号，不到四米宽，却关押了１０个政治犯。晚上睡觉紧紧地挤在一起，互相都用怀疑的目光对望，谁也不说话。
　　
　　被敌审讯
　　
　　夜间１２点钟左右，门外高声呼喊我的名字，叫我出来。我揉揉眼睛大步走了出去。当时我心想，一是要再提审，二是拉出去枪毙。但是又想，我进城后还没有一次正式的审问，不可能马上就被枪毙了。他们把我引到外院的一个黑屋子里，那屋里有一盏浅红色的灯泡，照在中间坐的那个审判官似的人的脸上。他的脸似红非白，似人像鬼，令人感到阴森可怖。他从姓名、年龄、籍贯一直到家庭情况，最后问到这次来的目的与任务。我回答说，我们是来送信的，我同时来看我父亲。他拍案大吼，说我没有讲老实话，还威胁我说：“张斌已经全讲了，你如果不讲实话，就拉出去枪毙。”我镇静地回答：“我们是以公开身份来的，是解放军的使者。你们像对待政治犯和俘虏一样对待我们是没有道理的。”敌军官无言以对，挥手让我走，结束了审问。回到监号，通铺已被挤得满满的，我只好躺在他们的身上使劲往下挤，下边的人也无奈地挤两边的人，好一会儿才勉强躺下。可我怎么也睡不着，心里一直琢磨着敌人下一步将会把我怎么样。
　　当时我只有１９岁，刚刚踏入革命的大门。我想我如果就这样牺牲了，真是太可惜了。但是又想，许许多多的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慷慨就义，我虽然不像他们那样壮烈，但也是为革命而死的，心里便感到很值得。
　　第二天，即４月１１日，我们这些“犯人”被召集到一起，接受敌军官训话。敌军官动员我们“自白转生”，要我们自首变节。当时我在心里默默地想着如何应付眼前的局面。蓦然间，我突然发现，训话的军官是我初中的同学。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会儿，他似乎认住了我，但是各有所想，没有相认。
　　又过了数天，我俩被押到双龙巷４３号一个小院子里。这里只有四个“政治犯”，大门口有哨兵，我们可以在房内和院子里自由活动，但是绝对不准外出。一连几天没有提审，也无人过问。当时我们的心情只有一个，那就是盼望解放军的总攻开始。
　　４月１９日黎明，震天动地的一声炮响，打破了漫漫长夜的寂静，我和张斌激动地跳着、互相拥抱着，庆祝我人民解放军的总攻开始。
　　４月２２日上午，我被单独提审。敌人将我又押回特种警宪指挥处。这时，敌人已乱作一团。我被直接送进后面小院的北房，一位被称作徐处长的军官（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徐端）问我叫什么名字、问我的父亲是不是叫许鸿林。我只是点头认可。于是他说：“你的父亲跟随阎会长忠心耿耿数十年，希望你现在不要让他做对不起阎会长的事情。你走什么路，你父亲不干涉；你父亲走什么路，你也不能干涉。”他说完后没有容我说什么，就从月份牌上撕下一页写道：“派专人送回家去。”于是我就被押送回新民街１１号我父亲的家中。到大门口的时候，押送人员高声喊着：不许你出来，离开一步就打死你。对我关了禁闭。
　　
　　与父相见
　　
　　回家之后，我一直思念着和我一起进城的战友——张斌，我想象不出他现在的命运。想到我们的使命——信虽然是送到了，但没有起到作用？转念又想，解放军总攻都开始了，争取太原的和平解放是没有希望了。但又想，如果动员、瓦解部分敌军，让他们在战场上起义，以减少我军总攻的阻力和伤亡，还是应该争取的。我首先想到的是争取见我父亲一面，对他做动员工作。我从电话里和父亲取得了联系，他听到我已回家，在父子之情上他也想见我。经他的允许，我冒着我军总攻的弹雨，也冒着途中被监视的敌特人员杀害的危险，一口气跑到府东街的“太原警备司令部”。到了那里，我尚未开口，他就大声地训斥说：“让你到北平求学，你却参加了政治活动，险些送性命。”我理直气壮地说：“北平业已解放，傅作义先生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您现在也应该考虑一下今后的出路，当机立断为时不晚。”他听了我的劝说，双手托着下巴沉思了一会儿，向我解释道：“我实际上已经没有兵权了，上有王靖国、孙楚，城周围又各有军、师长指挥作战。我现在是光杆司令，无能为力。你的来意我也完全明白，但是我不能那样做。不成功就成仁是军人的天职。”我接着说到：“没有兵权不要紧，自己有所表示总是可以的么。”同时我向他讲了在太谷小常战役中被俘虏的阎军将领赵承绶、杨诚、赵瑞等人，得到共产党、解放军宽大和礼遇的情况。我父亲低头不语，若有所思。我继续向他介绍，解放军爱护老百姓，军民团结一条心，这也是解放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真正能够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不认输是不行的，为阎伪统治者去死也是不值得的。我正说着，一位将级军官进来，打断了我和父亲的谈话，父亲摆摆手示意让我离去。我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而来，却又失望地离开了父亲。随着我军总攻的日益逼近，敌人自顾不暇，乱作一团，也就放松了对我和张斌的监视，我们俩处于无人理睬的景况，在城里期待着解放军的到来。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４日解放太原的当天，我们就向派遣我俩进城的解放军十八兵团敌工部报告了我们在太原城里活动的详细情况。刘玉衡部长说：“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太原解放后接管的任务很重，需要干部，你们就不要随部队走了，留下来继续为党工作吧。”因此，遵照组织上的安排，我和张斌同志回到解放军太原军管会文教接管组工作。
　　（许子华同志１９４９年３月参加革命，太原解放初期在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组工作；后担任太原体育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现已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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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图为解放军向太原城发起猛烈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