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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益：刚才姜小青先生已经谈过了书的编辑出版情况。我主要谈一下《冬青老人口述》缘起及编纂整理经过。
首先谈谈缘起。大家都知道，卞先生经历特殊，见闻丰富，但究竟是什么样一种“见闻”，又“丰富”到什么样的程度，并非每个人都了解。一般认为先生因种种机缘得以接交诸老辈，故而熟稔学林掌故。这当然不错，但并非卞先生的全部。就我个人受教的体会是，先生所周知的绝不仅仅是可供清谈的轶事，而真正是古人所谓的典章故实和风俗旧貌。这不仅和他的时代、机遇有关，更主要的是卞先生养亲养志，自幼年起即肆力于学问，读书勤奋（《全唐诗、文》《通鉴》、两《唐书》、《册府》皆读数过），钻研刻苦，同时又广闻博览，处处留意，终生未尝稍懈。见闻再多，交游再广，没有知识的支撑，则不足以称博通故实的。正是因为卞先生以学问为基础，辅之以广博的见闻，故其能够达到“献”的高度。
两古专业很早就有请卞先生讲论故事的想法，但一直未能实施。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是因为2005年底卞先生的搬家。古籍所所长程章灿教授极为肯定此一计划，并嘱立即开始，当下即批准购买数码相机、录音笔，安排其学生负责协助执行。当然，卞先生同样立刻就允诺下来。正式开始“口述”是在2006年春亦即2005—2006学年第二学期。口述以讲课形式进行，根据录音文件看，一共有9次，其中包括我一个人后来笔录时跟卞先生的单独谈话。每周一次，大约持续了两个月时间。在座听讲者有负责录音的罗鹭、范春义，有我和武黎嵩及其数位同学。徐雁平教授、胡阿祥教授也参与了几次。这是口述阶段。由于这是尝试性的口述尝试，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下一步的安排，故进行两个月后即暂时结束。
2006年夏天至秋天，我即开始据录音笔录，同时即进行文字整理。这个工作很艰难，主要不是因为口音难辨或口语难记，而是因为很多人名、地名、事件等知识点不甚清楚，需要落实。
笔录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就开始了和卞先生的单独往复，主要是请教原有口述的不解之处，这样就引起了卞先生新的思考，又专门作了几次另行讲解，谈的都是新的内容，比较典型的就是附录中的《怎样解读钱锺书〈沉吟〉》，谈话内容远多于后来撰成文章的内容。另外还有不少内容，是摘录相关部分进入“口述”书稿之中。就我所知，还有一些谈话内容，卞先生准备另撰文章，只是因为当时已展开家谱的研究，没有来得及进行。
最后整理成初稿并交给卞先生的时间大致是2007年上半年。按照和卞先生约定的计划是：将第一期口述编辑成初稿后，由其审阅、调整，并由此开始规划下一期口述的内容和方式。因此，第一期口述稿只是某种“样式”或“样稿”，作为参考，以更好地提出一个全盘规划。由于初衷如此，第一期口述稿并不期待马上就得到先生的审阅处理。但下一步的“口述”的计划则较为迫切，如果没有下一步的规划，则无從开展后续工作。由于卞先生事务繁多，既没有时间审阅第一期文稿，也没有给我答复。对此我询问过卞先生几次，至少这一行为本身有些催责之意，有一两次我感觉卞先生好像很怕和我见面谈话，打个招呼立即快步走开。事后我想，显然是因为研究事务太多，为不得不放下“口述”而感到愧疚。先生是一个重诺之人，凡是答应的科研项目，无不尽力而为并圆满完成的。
这样的“空窗期”一直延续到先生逝世。先生逝世一年后归葬扬州之际，我拿到了卞敏兄返还给我的第一期口述的打印稿，发现120余页的书稿，先生只批阅了8页。但这仅有的8页，改正校订之多，达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试想，如果全文经先生改定，最后的成书将会是怎样一种更好的面貌！
2009年9月先生入院时，我正好要去新加坡教学，前后大约8天。我去医院问疾时，先生似乎有所预感，他坐在病床上，用他晚年那为人所习知的洪亮嗓门，几乎是冲着我喊叫道：“等你从新加坡回来，到我家去，我们马上就重新开始口述噢！”岂料我到达新加坡的第二天上午，先生竟遽归道山。怆痛之余，想到先生所念念不忘的“口述”，或不免成为无期之痛了。忽忽十年过去，眼看着我的担心正要成为现实，不意这本书竟能像凤凰出版社的图腾凤凰一样，从灰烬中浴火重生了！在此，我要郑重地再次感谢姜小青先生，卞岐、卞敏兄，以及所有为此书做出贡献的师友们。
《冬青老人口述》第178页载，卞先生将张尔田的文集拿与钱基博看，钱基博题了一个跋，先生记得跋中有云：“《论语》当薪欲烧，大师倚席不讲，并世之能读先生书者，倘孝萱其人欤，倘孝萱其人欤！”卞先生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充满寄托的。《汉志》小学序曰：“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一个丧失了传统而又不问故老的时代，不仅是堕落的，而且是一定是走向衰亡的。但愿这样的末世不会出现。
徐有富：卞孝萱先生在我心中是一个传奇。他不是博士生，甚至也不是本科生，他出生不到两个月，父亲便去世了，当时他母亲只有十九岁，带着他艰难度日。但卞先生凭借自己的努力，自学成才，成为南大著名教授。卞先生自学成才成功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由于他自小有一个梦想，即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孕育这一梦想的土壤就是他的故乡扬州，扬州很多盐商，同时也是藏书家。当时有一副对联：数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此外还应归功于他的母亲，他母亲不识字，却能充分认识到培养儿子读书的重要性，每天向邻居学字，再传授给儿子。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他才产生了自学成材的梦想。
高中毕业后，卞先生无力上大学，十八岁便独自到上海谋生，白天在一家小银行上班，晚上用业余时间学习，向专家学者请教。卞先生得知碑传是研究中国史的重要资料来源，《碑传集》《续碑传集》《碑传集补》等已将清代名人碑传辑录得相当齐备了，而清以后的尚缺，因此卞先生决意搜集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碑传。从现在看来，这个选题并不算好，一方面旷日持久，另一方面编好之后，没有财力出版。但通过整理辛亥人物碑传，卞先生获得三个好处：一是加深了他和名人、名人后裔之间的联系;二是锻炼了他搜集阅读、整理资料的能力，在无意中成了一个文物收藏家;第三，更重要的是，他用搜集到的两箱资料，撬开了中国科学院近现代史研究所的大门。 1949年后，卞先生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后调入民主建国会任黄炎培的秘书。尽管工作繁忙，但卞先生从未放弃对于学术的追求。当时他给金毓黼先生写了一封信，提到了他正在进行的辛亥人物碑传集整理工作，希望得到金毓黼的帮助，金看了大加赞赏，将卞先生推荐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他的秘书。卞先生帮金毓黼做了两件事，一是整理校对《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其次为校对《中国史学史》。反右运动中，金试图自杀，临终前向范文澜推荐卞先生参加《中国通史简编》工作。因此，卞先生便住进范宅，成为范文澜的助手，先后负责收集整理唐代经济、文化史料。1964年春，范老病卧在床，《中国通史简编》第四册最后一章还缺两节，故唐代史学、科学、艺术部分即由卞先生起草。正是这些经历，为卞先生从事唐代文史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中，近代史所人员都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而卞先生却被召回北京，帮助章士钊校订《柳文指要》。这是由于当时章士钊在编纂《柳文指要》时，他的秘书王益知经常到各图书馆查阅古籍，每当王秘书解决不了章老提出的难题而求助于他时，卞先生都详细解答，从而得到章老的信任。因此，在该书出版前，章老点名请卞先生帮助校对工作。该书出版之后，章老出于对后辈的关爱，函呈周总理，大意谓《指要》及时出版，幸赖卞襄校之力，并说到在当今青年学者中，卞乃一时无二，仍回干校，未免可惜，以留京发挥作用为好。因此，先生得以留京从事学术研究。卞先生后来对刘禹锡、元稹等人的研究，便是從这个机缘而来。
卞先生治学成功的经验很多，在此我特别谈一点，就是上天入地寻找资料。一项研究的成败，与所占有的资料直接相关。一分资料一分话，十分资料十分话。在这一点上，卞孝萱先生是我们的榜样。这里举卞先生编《郑板桥全集》的例子。六十年代初期，他决心编纂《郑板桥全集》，他成天泡在图书馆中看了几百种清人别集，几乎穷尽了当时可接触的材料。为了更好地研究郑板桥的身世，卞先生四处搜寻郑家的族谱，最终在郑板桥的老家兴化，找到了一本《昭阳郑氏族谱》。这本族谱的出现，不仅为郑板桥研究提供了许多新材料，更对于过往许多事件的考证提供了新帮助。举一个例子，民间流传郑板桥外出游玩，得到了一户农家的款待。郑板桥发现墙上挂的字画正是他本人所作，表明身份后，家人十分高兴，将小女儿饶五姑娘喊出，与郑板桥相谈甚欢。临别之际，姑娘请郑板桥写一幅字，郑当即作了一阙《西江月》，以此为信物，订下终身之约。此后郑板桥进京赶考，滞留京城。有一位富商，听闻饶五姑娘美貌，出重金想纳之为妾。在此之际，一位叫程羽宸之人听闻此事，自愿出五百两为郑板桥订婚，并答应等郑板桥回扬州之后，再出五百两为结婚之资。在程的帮助下，郑板桥与饶五姑娘结为眷属。这个故事乍听起来像一个小说，但经过卞先生的考证，它是真实的。因为《昭阳郑氏族谱》中提到郑板桥“娶徐氏、郭氏，侧饶氏”，这正与故事中的饶五姑娘吻合。此外，卞先生还举出了《板桥诗钞·怀程羽宸》小序中“奉千金为寿，一洗穷愁”作为旁证。由此可见在学术研究中的搜集资料的重要性。
卞先生在学术研究方法上的贡献，过去很多人提到的是文史互证。这固然没错，但卞先生自己提到，“三十年前，我以诗证史;三十年后，我以小说证史”。通过小说来证史，此前只有梁启超曾经简单提到过，而卞先生则通过《唐传奇新探》《唐人小说与政治》两书中的细致考辨，证明了小说是能够证史的。这给了我们以启发，一切文献，只要能够说明问题，都应该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
最后我要提到，卞先生从事科研的动机是非常单纯的。他从不当官，遇到评奖机会总是让给年轻人。他基本不申请科研项目，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条件走自己的路。在他勤勤恳恳的学术道路上，留下了39本专著和428篇学术论文，为他的学术生涯与我们的两古专业树立了一个里程碑。感谢凤凰出版社在2010年推出《卞孝萱文集》后，在今天出版《冬青老人口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学林掌故与治学心得，在此我们特别向他们致以敬意，谢谢！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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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青老人口述》
卞孝萱先生籍属仪征，自幼深受家乡扬州学术文化熏染，既得族中老人卞綍昌及乡贤闵尔昌等勖勉教诲，又因自学文史、书画而多方求教，得以接交民初诸老辈，并先后从金毓黻、范文澜、章士钊三先生游学，于近世政治、社会、文化之变迁，以及学林艺坛之掌故，感受既深，见闻亦富。
《冬青老人口述》为卞孝萱先生口述内容的整理稿，由南京大学文学院赵益教授整理，分为“师长学行”“旧家往事”“诗人丛谈”“耆老杂纪”“维扬才俊”“友朋摭忆”“书林漫谈”七个部分，配以相关资料图片，并附卞先生若干文章以供参资。此书荟萃了一个时代的名宦儒臣、文人奇士、学林耆老的诸多掌故，是一份珍贵的了解近现代历史与人物的口述史料。
《冬青老人口述》，卞孝萱口述，赵益整理，精装32开，凤凰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定价128元。
首先谈谈缘起。大家都知道，卞先生经历特殊，见闻丰富，但究竟是什么样一种“见闻”，又“丰富”到什么样的程度，并非每个人都了解。一般认为先生因种种机缘得以接交诸老辈，故而熟稔学林掌故。这当然不错，但并非卞先生的全部。就我个人受教的体会是，先生所周知的绝不仅仅是可供清谈的轶事，而真正是古人所谓的典章故实和风俗旧貌。这不仅和他的时代、机遇有关，更主要的是卞先生养亲养志，自幼年起即肆力于学问，读书勤奋（《全唐诗、文》《通鉴》、两《唐书》、《册府》皆读数过），钻研刻苦，同时又广闻博览，处处留意，终生未尝稍懈。见闻再多，交游再广，没有知识的支撑，则不足以称博通故实的。正是因为卞先生以学问为基础，辅之以广博的见闻，故其能够达到“献”的高度。
两古专业很早就有请卞先生讲论故事的想法，但一直未能实施。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是因为2005年底卞先生的搬家。古籍所所长程章灿教授极为肯定此一计划，并嘱立即开始，当下即批准购买数码相机、录音笔，安排其学生负责协助执行。当然，卞先生同样立刻就允诺下来。正式开始“口述”是在2006年春亦即2005—2006学年第二学期。口述以讲课形式进行，根据录音文件看，一共有9次，其中包括我一个人后来笔录时跟卞先生的单独谈话。每周一次，大约持续了两个月时间。在座听讲者有负责录音的罗鹭、范春义，有我和武黎嵩及其数位同学。徐雁平教授、胡阿祥教授也参与了几次。这是口述阶段。由于这是尝试性的口述尝试，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下一步的安排，故进行两个月后即暂时结束。
2006年夏天至秋天，我即开始据录音笔录，同时即进行文字整理。这个工作很艰难，主要不是因为口音难辨或口语难记，而是因为很多人名、地名、事件等知识点不甚清楚，需要落实。
笔录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就开始了和卞先生的单独往复，主要是请教原有口述的不解之处，这样就引起了卞先生新的思考，又专门作了几次另行讲解，谈的都是新的内容，比较典型的就是附录中的《怎样解读钱锺书〈沉吟〉》，谈话内容远多于后来撰成文章的内容。另外还有不少内容，是摘录相关部分进入“口述”书稿之中。就我所知，还有一些谈话内容，卞先生准备另撰文章，只是因为当时已展开家谱的研究，没有来得及进行。
最后整理成初稿并交给卞先生的时间大致是2007年上半年。按照和卞先生约定的计划是：将第一期口述编辑成初稿后，由其审阅、调整，并由此开始规划下一期口述的内容和方式。因此，第一期口述稿只是某种“样式”或“样稿”，作为参考，以更好地提出一个全盘规划。由于初衷如此，第一期口述稿并不期待马上就得到先生的审阅处理。但下一步的“口述”的计划则较为迫切，如果没有下一步的规划，则无從开展后续工作。由于卞先生事务繁多，既没有时间审阅第一期文稿，也没有给我答复。对此我询问过卞先生几次，至少这一行为本身有些催责之意，有一两次我感觉卞先生好像很怕和我见面谈话，打个招呼立即快步走开。事后我想，显然是因为研究事务太多，为不得不放下“口述”而感到愧疚。先生是一个重诺之人，凡是答应的科研项目，无不尽力而为并圆满完成的。
这样的“空窗期”一直延续到先生逝世。先生逝世一年后归葬扬州之际，我拿到了卞敏兄返还给我的第一期口述的打印稿，发现120余页的书稿，先生只批阅了8页。但这仅有的8页，改正校订之多，达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试想，如果全文经先生改定，最后的成书将会是怎样一种更好的面貌！
2009年9月先生入院时，我正好要去新加坡教学，前后大约8天。我去医院问疾时，先生似乎有所预感，他坐在病床上，用他晚年那为人所习知的洪亮嗓门，几乎是冲着我喊叫道：“等你从新加坡回来，到我家去，我们马上就重新开始口述噢！”岂料我到达新加坡的第二天上午，先生竟遽归道山。怆痛之余，想到先生所念念不忘的“口述”，或不免成为无期之痛了。忽忽十年过去，眼看着我的担心正要成为现实，不意这本书竟能像凤凰出版社的图腾凤凰一样，从灰烬中浴火重生了！在此，我要郑重地再次感谢姜小青先生，卞岐、卞敏兄，以及所有为此书做出贡献的师友们。
《冬青老人口述》第178页载，卞先生将张尔田的文集拿与钱基博看，钱基博题了一个跋，先生记得跋中有云：“《论语》当薪欲烧，大师倚席不讲，并世之能读先生书者，倘孝萱其人欤，倘孝萱其人欤！”卞先生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充满寄托的。《汉志》小学序曰：“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一个丧失了传统而又不问故老的时代，不仅是堕落的，而且是一定是走向衰亡的。但愿这样的末世不会出现。
徐有富：卞孝萱先生在我心中是一个传奇。他不是博士生，甚至也不是本科生，他出生不到两个月，父亲便去世了，当时他母亲只有十九岁，带着他艰难度日。但卞先生凭借自己的努力，自学成才，成为南大著名教授。卞先生自学成才成功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由于他自小有一个梦想，即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孕育这一梦想的土壤就是他的故乡扬州，扬州很多盐商，同时也是藏书家。当时有一副对联：数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此外还应归功于他的母亲，他母亲不识字，却能充分认识到培养儿子读书的重要性，每天向邻居学字，再传授给儿子。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他才产生了自学成材的梦想。
高中毕业后，卞先生无力上大学，十八岁便独自到上海谋生，白天在一家小银行上班，晚上用业余时间学习，向专家学者请教。卞先生得知碑传是研究中国史的重要资料来源，《碑传集》《续碑传集》《碑传集补》等已将清代名人碑传辑录得相当齐备了，而清以后的尚缺，因此卞先生决意搜集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碑传。从现在看来，这个选题并不算好，一方面旷日持久，另一方面编好之后，没有财力出版。但通过整理辛亥人物碑传，卞先生获得三个好处：一是加深了他和名人、名人后裔之间的联系;二是锻炼了他搜集阅读、整理资料的能力，在无意中成了一个文物收藏家;第三，更重要的是，他用搜集到的两箱资料，撬开了中国科学院近现代史研究所的大门。 1949年后，卞先生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后调入民主建国会任黄炎培的秘书。尽管工作繁忙，但卞先生从未放弃对于学术的追求。当时他给金毓黼先生写了一封信，提到了他正在进行的辛亥人物碑传集整理工作，希望得到金毓黼的帮助，金看了大加赞赏，将卞先生推荐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他的秘书。卞先生帮金毓黼做了两件事，一是整理校对《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其次为校对《中国史学史》。反右运动中，金试图自杀，临终前向范文澜推荐卞先生参加《中国通史简编》工作。因此，卞先生便住进范宅，成为范文澜的助手，先后负责收集整理唐代经济、文化史料。1964年春，范老病卧在床，《中国通史简编》第四册最后一章还缺两节，故唐代史学、科学、艺术部分即由卞先生起草。正是这些经历，为卞先生从事唐代文史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中，近代史所人员都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而卞先生却被召回北京，帮助章士钊校订《柳文指要》。这是由于当时章士钊在编纂《柳文指要》时，他的秘书王益知经常到各图书馆查阅古籍，每当王秘书解决不了章老提出的难题而求助于他时，卞先生都详细解答，从而得到章老的信任。因此，在该书出版前，章老点名请卞先生帮助校对工作。该书出版之后，章老出于对后辈的关爱，函呈周总理，大意谓《指要》及时出版，幸赖卞襄校之力，并说到在当今青年学者中，卞乃一时无二，仍回干校，未免可惜，以留京发挥作用为好。因此，先生得以留京从事学术研究。卞先生后来对刘禹锡、元稹等人的研究，便是從这个机缘而来。
卞先生治学成功的经验很多，在此我特别谈一点，就是上天入地寻找资料。一项研究的成败，与所占有的资料直接相关。一分资料一分话，十分资料十分话。在这一点上，卞孝萱先生是我们的榜样。这里举卞先生编《郑板桥全集》的例子。六十年代初期，他决心编纂《郑板桥全集》，他成天泡在图书馆中看了几百种清人别集，几乎穷尽了当时可接触的材料。为了更好地研究郑板桥的身世，卞先生四处搜寻郑家的族谱，最终在郑板桥的老家兴化，找到了一本《昭阳郑氏族谱》。这本族谱的出现，不仅为郑板桥研究提供了许多新材料，更对于过往许多事件的考证提供了新帮助。举一个例子，民间流传郑板桥外出游玩，得到了一户农家的款待。郑板桥发现墙上挂的字画正是他本人所作，表明身份后，家人十分高兴，将小女儿饶五姑娘喊出，与郑板桥相谈甚欢。临别之际，姑娘请郑板桥写一幅字，郑当即作了一阙《西江月》，以此为信物，订下终身之约。此后郑板桥进京赶考，滞留京城。有一位富商，听闻饶五姑娘美貌，出重金想纳之为妾。在此之际，一位叫程羽宸之人听闻此事，自愿出五百两为郑板桥订婚，并答应等郑板桥回扬州之后，再出五百两为结婚之资。在程的帮助下，郑板桥与饶五姑娘结为眷属。这个故事乍听起来像一个小说，但经过卞先生的考证，它是真实的。因为《昭阳郑氏族谱》中提到郑板桥“娶徐氏、郭氏，侧饶氏”，这正与故事中的饶五姑娘吻合。此外，卞先生还举出了《板桥诗钞·怀程羽宸》小序中“奉千金为寿，一洗穷愁”作为旁证。由此可见在学术研究中的搜集资料的重要性。
卞先生在学术研究方法上的贡献，过去很多人提到的是文史互证。这固然没错，但卞先生自己提到，“三十年前，我以诗证史;三十年后，我以小说证史”。通过小说来证史，此前只有梁启超曾经简单提到过，而卞先生则通过《唐传奇新探》《唐人小说与政治》两书中的细致考辨，证明了小说是能够证史的。这给了我们以启发，一切文献，只要能够说明问题，都应该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
最后我要提到，卞先生从事科研的动机是非常单纯的。他从不当官，遇到评奖机会总是让给年轻人。他基本不申请科研项目，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条件走自己的路。在他勤勤恳恳的学术道路上，留下了39本专著和428篇学术论文，为他的学术生涯与我们的两古专业树立了一个里程碑。感谢凤凰出版社在2010年推出《卞孝萱文集》后，在今天出版《冬青老人口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学林掌故与治学心得，在此我们特别向他们致以敬意，谢谢！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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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青老人口述》
卞孝萱先生籍属仪征，自幼深受家乡扬州学术文化熏染，既得族中老人卞綍昌及乡贤闵尔昌等勖勉教诲，又因自学文史、书画而多方求教，得以接交民初诸老辈，并先后从金毓黻、范文澜、章士钊三先生游学，于近世政治、社会、文化之变迁，以及学林艺坛之掌故，感受既深，见闻亦富。
《冬青老人口述》为卞孝萱先生口述内容的整理稿，由南京大学文学院赵益教授整理，分为“师长学行”“旧家往事”“诗人丛谈”“耆老杂纪”“维扬才俊”“友朋摭忆”“书林漫谈”七个部分，配以相关资料图片，并附卞先生若干文章以供参资。此书荟萃了一个时代的名宦儒臣、文人奇士、学林耆老的诸多掌故，是一份珍贵的了解近现代历史与人物的口述史料。
《冬青老人口述》，卞孝萱口述，赵益整理，精装32开，凤凰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定价12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