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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说《木木》是屠格涅夫创作于1852年的一篇现实主义杰作。当时，作者因《猎人笔记》的反农奴制倾向及悼念果戈理的文章而身陷囹圄，时时能听到“被捕的农奴们横遭拷打时的哭喊声”。作为一位对封建农奴制展开坚决斗争的作家，屠格涅夫在拘留所创作这部小说的意旨不言自明。“木木”是文中一只狗的名字，因为他的主人天生聋哑，只能发出类似“木木”的含糊不清的叫声而命名。屠格涅夫为何要将小说主人公设置为一个“聋哑”的农奴？这样安排是否暗藏特殊的艺术构思或是有所隐喻？这是本文着力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 《木木》 哑奴 形象意义
一、泛清流而灈茎——描画无声世界里的至真性情
小说《木木》主人公盖拉新因为自身生理上的缺陷，一直与人群保持某种距离，屠格涅夫将他设置为“哑奴”的同时，也成功地将他与社会上的污浊风气隔绝开来。作为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他被赋予了类似原始人般的纯真个性，葆有天然本色，是一个纯粹的人。
首先，他本身对土地天然热爱，对劳动有无限热情。屠格涅夫是这样塑造这个人物的，只见他身长近两米，“体格魁伟得像一个民间传说中的大力士”，一个人能做四个人的工作，劳动起来一丝不苟，为人也是“最信实可靠”。他唯一的缺憾就是天生聋哑，否则“任何一个女孩子都肯嫁给他”。然而他永久的沉默却“使他那不倦的劳动显得更庄严”。作者花了一番笔墨描写他劳作时的场景，这个干起活来不知疲倦的大个子表现得十分出色，尤其是打谷子的时候，“肩膀上椭圆形的肌肉一起一落，就像杠杆一般”，字里行间充斥着作者对于这个热爱劳动、健康诚实的庄稼人的欣赏和赞美。然而，习惯了乡村生活的他被人带到城里打扫院子，每天的活只消半个钟头就可以干完。这让他很不适应，仿佛“一头关在笼里的野兽”。尽管如此，他依然热心执行每天的任务，成为老太太所有奴仆当中最出色的一个。最终回到家乡的时候，他急切地走向那片黝黑的土地，对那里的一切丝毫不感到陌生，一把镰刀塞到他手里，他立刻就去割草了，割得那样起劲，与自然融为一体。
其次，他秉持严肃稳重、诚实正直的真性情。盖拉新生在乡下，在心无旁骛的劳作中成长，何时播种、何时耕田、何时收获都遵从大自然的时序，长期以来的默默劳作早已悄然在他身上刻下印记。大自然赋予他稳重、严谨的个性，到了城里他依然保持这种秉性。他与其他仆人的关系既不亲密，又不疏远，“当做自己人看待”；他按时完成主人的命令，同时“也知道自己的权利”；他喜欢什么事情都有秩序，“没有人敢在饭桌上坐他的位子”，“连公鸡也不敢在他的跟前打架”。他的“严厉和一本正经”，不仅是对人如此，对自己更是如此。在女主人的缴租农人中间，他是“最信实可靠、能按时缴租的一个”；当他向大家比划要亲自把木木弄死的时候，就连一向油滑的司捷潘也说：“让他去吧，要是他答应了，他就会做的。他一向就是那样的。……在这方面他可跟我们这班人不一样，他说真就是真。”屠格涅夫通过描画盖拉新的严肃、稳重，将其与那些浮躁、狡黠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鞋匠卡皮统沉溺于酒精，不务正业，却又擅长诡辩；管家加夫利洛善于指挥别人，深得夫人信任，却常常跟寄食女人柳包芙“一块儿偷茶叶、糖、和别的杂货，还造了假账”；跟班司捷潘的“会拍马屁”、爱耍滑头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他对情感的表达发自肺腑，真挚诚恳。尽管盖拉新是一个聋哑人，无法用言语直接表达喜怒哀乐，但依然可以在举手投足之间表达感情。面对心爱的姑娘塔季雅娜，他总是一个人笑起来，出神地望着她，最后干脆盯住她不肯把眼睛掉开了；尽管不能说话，他依然会“对她发出非常亲密的叫声”；她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有时送给她翅膀和尾巴上贴着金箔的姜饼做的小公鸡，有时从怀里拉出一根彩带送给她，爱怜之情溢于言表。对小狗木木，他竭尽所能地照顾它，“看护这个‘养女’小心得超过任何一个看护自己孩子的母亲”，平时看上去粗枝大叶的他，喂食时“用两根手指轻轻地捉住它的脑袋，把它的小鼻子浸在牛奶里面”，极尽温柔。无论是看到塔季雅娜还是木木，盖拉新全身上下都仿佛充满了光彩，干起活儿来更有兴头。盖拉新的神采飞扬与住在“灰色的宅子”里的老太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的早年生活是“没有欢乐的、阴雨的日子”，她的余生吝啬而枯燥，人生的“黄昏比黑夜还要黑”。盖拉新同时还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爱的时候可以轰轰烈烈，遇上引起愤懑的人亦可怒发冲冠。看到举止轻佻的卡皮统和心爱的姑娘说话，他会立刻把卡皮统喊过来，拿起立在墙角的车杆，捏紧一端，颇有意味地警告他；看到塔季雅娜的上司在吃饭时刁难她，尽管他听不见对话，却可以迅速捕捉到这个女人不怀好意的打趣和嘲笑，站起来凶恶地看着她，“吓得她把头埋在饭桌上面”；当塔季雅娜出于无奈装成喝醉的样子从他面前走过之后，他表现得那么悲伤，整整一天一夜都待在阁楼里，马夫从墙板缝里看见他“一只手贴住脸颊，时时发出轻轻的有规律的叫声，悲声哼着”……盖拉新对自身情感的表达是率直的、真诚的，不遮不掩，相比之下，其他健全人虽然可以更加直截了当地表达，却选择了虚假和伪装。这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女主人，她用善良和仁慈粉饰自己，由于盖拉新不经过她的同意，私下喜欢女仆塔季雅娜，而心生不满，找了个机会将塔季雅娜许给了酒鬼卡皮统；因为小狗木木对她的爱抚并不领情，“脸色比打雷时候的浓云还要阴沉”，半夜被狗叫惊醒后“用含泪的声调”“装作一个受压迫的、无依无靠的苦命人的样子”，使得仆人们十分紧张，连忙让盖拉新把狗交出来处死，然而事成之后，太太却“气得哭起来”，声明“从没有命令他们把那条狗弄死”，其伪善狡猾的面目可见一斑。
屠格涅夫别具匠心地塑造了农奴盖拉新的形象，正是因为他又聋又哑，在乡间的土地上成长起来，与俗世的尔虞我诈、浮躁变质的风气相隔绝，从而促使他形成了朴实敦厚的性情。他洋溢对土地和劳动的天然热爱，为人正直、严谨、善良，充满人性的光辉，至真至纯，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二、别有幽愁暗恨生——烘托沉郁苍凉的悲剧气氛 别林斯基曾经评价说俄罗斯民族的诗章总是散发“销魂而广漠的哀愁”，《木木》一篇也不例外。作为屠格涅夫惯于描写的农奴题材的小说，作品除了展现了俄国土地上失去了自由和平等的农奴的悲剧生活之外，主人公盖拉新作为一个“哑奴”更是众多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的突出代表。正如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在《论<木木>》一文中所说，在艺术领域中，从来没有比这更大的对于专横暴虐的抗议。
身为一个“聋哑”的仆人，盖拉新和其他农奴一样，被主人随意差遣，然而与他们不同的是，盖拉新甚至无法从任何人口中获知自己即将去往何方，他对他的人生不仅没有掌控权，甚至连知情权也没有——因为他聋哑。人家“塞了一把扫帚和一把铁铲在他手里”，他就从乡下给带到城里打扫院子了。他“发闷，发呆，就好像一头很壮的小公牛在发呆那样”，被拖着向前飞奔，至于“飞奔到哪儿去呢——只有上帝知道！”，对于不能自主的人生，他只想问个究竟，干完活后总是“出神地望着所有过路的人”，希望“从他们那儿得到一个可以说明他这个莫名其妙的处境的解答”。
与此同时，因为先天的缺陷，盖拉新还受到了其他仆人的轻视，尽管“他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看待”。我们先看看这些仆人是怎样称呼他的。当他为了塔季雅娜而警告挑衅的管衣服女人时，众人低声喃喃道：“这聋哑的魔鬼，这个树妖”；当加夫利洛坐在窗前思考女主人的命令时，想到盖拉新，他直接称为“树妖”、“魔鬼”，好像这就是盖拉新的名字；卡皮统在得知太太将塔季雅娜许配给自己时，立即想到了盖拉新，称他为“草原上的妖精”，认为“他蠢得像脚后跟一样”，是“一种野兽，一个邪教的偶像”；后来盖拉新又陆续被称为“那头熊”、“这个坏蛋”或者直接被称为“哑巴”。尽管盖拉新身形高大，很有力量，这些仆人并不敢贸然欺负他，然而从言语当中折射出的轻蔑可见一斑。为了让卡皮统和塔季雅娜的婚事按照太太的意思顺利办好，众人在管家的屋子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尽管盖拉新“迅速地轮流望着每一个人”，好像猜到“正在商量什么对他不利的事情”，然而他还是无法抵抗被糊弄和被欺骗的命运。诡计上演的时候，“每一个角落后面，每一幅窗帷后面都有人在偷偷地望他”，这个可怜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即将被无情玩弄。他看到装醉的塔季雅娜时的犹疑、伤心、绝望，沦为了供众人消遣的谈资。及至木木再次回来后被发现，得到女主人暗示之后，只见“一大群人走过院子，朝着盖拉新的顶楼的方向走去”，加夫利洛大声喊开门，司捷潘打趣道，“您知道他是个聋子——听不见的”，继而“所有的人全笑了”，此时盖拉新正在门后凝神屏气，为心爱的“养女”紧张、担心。一群人围堵两个相互依靠的生命，这场抓狗行动其实更像是一场闹剧，一场不见血腥的屠宰。因此，盖拉新身为一个“哑”奴，比常人承受的痛苦更加沉重，悲剧性的意味更大。他承受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失落和负担，承受来自主人和其他仆人的双重压迫和戕害。
作品的悲剧气氛在盖拉新亲手溺死木木的一刻达到了顶点。盖拉新穿了那件过节时才穿的长裾外衣，木木身上的毛发亮，也是刚被梳洗过的样子。他带木木饱餐一顿之后，登上了河边的小船。到了不得不动手的时候，只见他“他很快地挺起身子，脸上带着一种痛苦的愤怒，他把他拿来的两块砖用绳子缠住，在绳子上做了一个活结，拿它套着木木的颈项。把‘她’举在河面上，最后一次看‘她’”，最后他“掉开头，眯着眼睛，放开了手”。这一部分作者连用了十五个动词，一切都在悄无声息当中进行。在木木被扔到河里的那一刻，整个世界仿佛都窒息了——盖拉新既听不见木木落水时的尖声哀叫和那一下很响的溅水声，又无法放声呼喊，排遣郁积的怒火和绝望，一切都是静静的，归于死寂一般。英国诗人托马斯·胡德有一首名为《寂静》的小诗，诗歌哀婉动人：“有一种寂静/没有声音/就像/在冰冷的墓穴里/在冰冷的墓穴/在深深的海底。”的确，沉重压抑的寂静有时候比肆意发泄的吼叫更令人揪心，后者往往在痛苦之后获得排遣，重新启程，而前者则是一声闷响，没有以后的。
屠格涅夫给了哑奴盖拉新一个纯净的精神世界，然而他被主人派到城市来打扫屋子之后，仍然难逃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命运。他不仅受到了身心的双重打击，更担负了来自双方面的驱使奴役，他的遭遇敲打着每一个读者的心扉，而他在悲惨遭遇之后只能默默承受，这种疼痛的钝感，更增强了作品的悲剧意味。
三、万马齐喑究可哀——揭示精神向度上的集体失声
“哑奴”盖拉新先天丧失了说话的能力，然而生理上健全的其他奴仆在面对地主的残酷剥削和野蛮对待时，唯有默默承受。可见，“哑”在小说中不仅具有由于生理缺陷不能说话的物理意义，还隐喻了特定时代背景下“万马齐喑”的精神特质。通过小说，屠格涅夫向读者展现了一群“哑奴”的悲惨境遇，揭示了农奴阶层敢怒不敢言的生活现状。
女仆塔季雅娜是当时农奴阶层逆来顺受的典型代表。作者在介绍她时，交代说她的左边脸颊上有几颗痣，被认为是苦命的预兆，而她的运气也确实不好。这一表述看上去平淡无奇，但作为一个注目现实、充满批判和反抗精神的作家，屠格涅夫将女仆的苦命归咎于“几颗痣”，无疑是一种“戏说”，背后包蕴对她的不幸命运的最悲悯的同情和对造成她不幸的社会现实的无声的批判和讽刺。塔季雅娜的性情“极柔顺”，她听见太太的名字就发抖，怕别人怕得要命，只想按时完成工作，以致遇到爱慕她的盖拉新，她也是“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跟他见面”，丝毫不知道应当怎样应付，充满了畏怯。她是一个懦弱怕事的人，日子过得胆战心惊，目光全都集中在别人身上，完全不关心自己的事情。这一点在她得知太太给她安排的婚事之后表现得最明显。太太安排她嫁给卡皮统这个“无可救药的酒鬼”，这个决定既草率又荒唐，但她的表现却是出奇淡定，仿佛这件事与自己无关。她回答了三次“我知道了，先生”，最后“掉转身子，在门柱上轻轻地靠了一下，就走出去了”。第二天，她“差不多整天没有走出洗衣房”，起先哭了一阵，“随后揩干眼泪，又跟先前一样地做工作了”。她是为别人而“活”的，面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自小就受虐待”的她已经习惯了，甚至是从心底里接受了这种被剥削的生活模式。以塔季雅娜为代表的农奴不在少数，他们承受长期以来的剥削和压迫，在心理和行为模式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可怕的“惯性”，甚至认为阶层和阶层之间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地主应该享福而农奴应该贡献，她们任由重担压着自己直至把自己压垮、摧毁，也绝不会想到奋起抗争。他们天生就是“哑”的，面对不幸早已习惯了淡漠地忍受，从不会说“Нет”（俄语，意思是拒绝）。屠格涅夫通过小说反映了他们的悲惨遭遇，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和揭露，同时也暗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倾向。 管家加夫利洛代表一部分有一定自我意识，但在强势力量面前唯命是从的农奴。作者介绍加夫利洛时，说他是一个“命中注定要指挥别人的人物”，作为地主家的老奴，他承担照料家务和管理全体佣人的任务，深得太太重用。尽管如此，他也只是一个执行命令的“工具”罢了，对于主人的一切决定，他有时明知不妥，却保持沉默。由此看来，作者所谓“命中注定要指挥别人”之语是带有一定讽刺性的，他的“指挥”仅限于向其他农奴贯彻执行主人下达的命令，对于主人的决定他是无条件坚决服从的，其实质依然是一个丧失了主体性、无法表达自由意志的农奴。在太太提出将塔季雅娜配给卡皮统时，他明知盖拉新深爱着塔季雅娜，事情很棘手，却三缄其口，最终应着“听见了，太太”便退了出来。他为这件事搞得焦头烂额，但是第二天一早回答太太的问话时，他“自然回答说，进行得很好”，还说卡皮统要来谢谢她的恩典。可以看出，加夫利洛的“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主人对自身的肯定，维持现有的生存境况，保证自己在一个不是最差的境地里继续苟活。为此，面对根本不合理的决定，他宁可放弃主见，甘愿俯首帖耳。但在小说最后，加夫利洛还是让太太“动了怒”，在盖拉新出走之后，太太声称从没有命令他们把狗弄死，加夫利洛“被她骂得没有办法，整天不做事情”，只是摇着头说：“好吧！”这里刻画了加夫利洛们在夹缝之中生存的辛酸和艰难，也暗含了作者对于这唯命是从的农奴的“温和的批判”。
如果说以塔季雅娜、加夫利洛为代表的农奴群体在地主阶级的压制和剥削下，在精神层面上失去了表达自身意愿的能力，成了“哑奴”的话，那么，小说中还刻画了一类农奴，他们不仅“哑”了，而且伴随言语能力的丧失，整个精神世界都萎缩了，沦为了无意识的“行尸走肉”。酒鬼卡皮统就是这类农奴的代表。起初，他一直认为自己受了委屈，原本是个有教养的城里人，却在莫斯科郊外这种偏僻地方落脚，连个正经职业都没有；接着，开始借酒消愁，但还没有完全失掉活力，和人说话的时候不忘卖弄自己的口才；后来，他娶了塔季雅娜，原本应该“安分起来”的，却成了个“无可救药的酒鬼”，被太太遣送到更遥远的乡村。临行前，作者特意刻画了他“萎靡到连自己的帽子也戴不上”的细节，直到有人“把帽子扣在他的额上，对正了帽檐，从上面敲一下”，才给戴稳了。场面之滑稽令人哑然失笑，同时也让读者从这一笑中体会到深刻的悲哀。现实的境遇压弯了他的精神脊柱，他不但不想重新站立起来，反而任由自己堕落、颓废，最后整个儿陷入现实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
屠格涅夫曾说：“准确而有力地再现真实，才是作家的莫大幸福，即使这种真实同他个人的爱好并不相符。”[3]小说真实细腻地刻画了盖拉新之外其他奴仆的生活境况，揭示了他们在重压面前的沉默寡言和忍耐懦弱。他们的“哑”和盖拉新的“哑”形成了奇特的对照效果：盖拉新因为生理原因无法说话，但是面对三番五次的残酷压迫，他毅然选择了出走，仿佛给了专制者一记猝不及防的耳光，声音清脆响亮；其他农奴虽然没有言语障碍，但在饱受折磨的同时却从不敢出言反抗，更别提付诸行动。两者鲜明的对比折射出作者对于勇敢坚毅的“巨人”盖拉新的赞美和热爱，以及对于真正的“哑奴”们的劝诫，鼓舞他们像盖拉新一样勇敢站起来，争取解放和自由。
四、柳暗花明又一村——彰显由隐忍到爆发的必然历程
“哑”在小说中具有生理和精神层面上的双重涵义，盖拉新虽然天生聋哑，但在最后毅然出走，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达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小说描画了盖拉新从隐忍沉默走向呐喊爆发的蜕变历程，赋予“哑”特殊的象征意义。
盖拉新原本在田间种地，在乡间和风的吹拂下长大。他也许从来就觉得田地的尽头还是田地，从未想过有一天会突然被带到莫斯科打扫院子。这是他人生经历的第一次改变。尽管无法得到对自己“莫名其妙的处境的解答”，如同关在笼里的野兽一样感到窒息，可“人对什么事情都会习惯”，盖拉新慢慢习惯了城里的生活，热心地执行职务。当他热烈地爱上了洗衣姑娘塔季雅娜，正打算求得女主人的同意时，“一桩小小的意外事情”又发生了——太太将塔季雅娜许给了酒鬼卡皮统。婚礼那天，盖拉新打水时把水桶弄破了，洗马时又把马弄得东摇西摆，面对第二次的变故，他虽然情绪激动，但再次选择了沉默，只是脸色阴沉了许多。送走塔季雅娜之后，盖拉新发现了一条小狗，将它带回去精心抚养，并且给它取名“木木”，疯狂地爱着它。然而，就在他感到“非常满意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木木被太太发现，而且惹怒了她，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木木被抱走，后来又被一班人“围剿”，以致盖拉新不得不亲手淹死它。木木乖巧、聪明，又是在送走塔季雅娜的途中发现的，它不仅带给盖拉新切实的温暖和安慰，而且身上还寄托了盖拉新对心爱姑娘的思念和牵挂。盖拉新被胁迫亲手溺死这个最珍贵的伙伴、最忠诚的朋友，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是如此漫长、冰冷、可怖。这是他经历的第三次“意外”，也是对他打击最沉重的一次，自此他失去了精神上的最后一点依靠。
先是被迫离开深深依恋的土地和村庄，再是痛失挚爱的姑娘，最后亲手溺死自己在这个荒漠般的世界上唯一的精神伴侣，在这一痛苦的过程中，盖拉新完成了一个精彩的蜕变——从不明所以到默默忍耐，再到最后奋起反抗，不再接受人为加诸在身上的种种磨难，毅然决然地选择出走。作者用了较大的篇幅描绘巨人出走的动人画面，这是全篇色调最明亮温暖的片段。盖拉新带着“交织着绝望与快乐的决心”急切地大踏步地走着，不分昼夜。路边的风景时时变换，从静寂而温暖的夏夜，到落霞满天的傍晚，再到繁星闪烁的天空，眼前的路“闪着白光”，而他就像一头强健有力的雄狮，勇往直前。盖拉新的形象在这里变得极为庄严伟岸，小说前部的他只是因为“身长十二维尔肖克”，身材魁伟，因此像民间传说中的大力士一般；到了篇末，这个勇敢捍卫自身权利和自由的巨人，已经成为真正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福楼拜曾经在写给屠格涅夫的信中说：“您的风景描写中饱含着思想。”[4]“闪着白光”的路不仅展现了盖拉新回家之路的平坦、顺利，更象征了广大农奴争取自由与解放的光明前景。出走后的盖拉新依然健康、能干、稳重，充满昂扬的朝气，而另一边，太太在他出走后不久就去世了，她的继承人们则遣散了家奴，让他们缴纳年租赎回自由，古老的农奴主家庭显现出无可挽回的颓势，预示着农奴制即将覆灭。杜勃罗留波夫曾经评价屠格涅夫“永远善于识别和表现新生的、远未巩固的、但已在成长和发展的社会现象”[5]，此言不虚，在这里足以见出屠格涅夫敏锐的洞察力及其对于农奴争取自由和解放的热切希冀。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盖拉新在积郁后崛起，展现了他“大力士一般的气力”，不仅可以挥镰割草、一个人做四个人的活，更可以奋起一击，扼住专制统治的咽喉，拿回属于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屠格涅夫通过这个从缄默走向反抗的哑奴，隐喻了俄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力，反映了时代的脉搏，举起了推翻落后制度、恢复民主自由的改革大旗，喊出了振奋人心的斗争宣言，也借此唤醒了无数在长期压迫剥削下昏睡的心灵。
屠格涅夫别具匠心地将小说《木木》的主人公盖拉新设置为一个“哑奴”，赋予了他真实而热烈的灵魂、严谨而稳重的个性，表现出了他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由于生理缺陷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不公平对待。同时，小说创造性地运用对比、象征、隐喻等手法，展现了当时千千万万的“哑奴”在压迫下敢怒而不敢言的精神状态，烘托出了盖拉新最后冲破桎梏、选择新的生活道路的勇敢和坚毅，是作者反对封建农奴制，呼唤人类民主、平等、自由的又一力作。
参考文献：
[1]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短篇小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127-161.
[2]张宪周.屠格涅夫和他的小说[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49.
[3]李兆林.屠格涅夫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1989：332.
[4][5]王智量.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118，40.
关键词： 《木木》 哑奴 形象意义
一、泛清流而灈茎——描画无声世界里的至真性情
小说《木木》主人公盖拉新因为自身生理上的缺陷，一直与人群保持某种距离，屠格涅夫将他设置为“哑奴”的同时，也成功地将他与社会上的污浊风气隔绝开来。作为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他被赋予了类似原始人般的纯真个性，葆有天然本色，是一个纯粹的人。
首先，他本身对土地天然热爱，对劳动有无限热情。屠格涅夫是这样塑造这个人物的，只见他身长近两米，“体格魁伟得像一个民间传说中的大力士”，一个人能做四个人的工作，劳动起来一丝不苟，为人也是“最信实可靠”。他唯一的缺憾就是天生聋哑，否则“任何一个女孩子都肯嫁给他”。然而他永久的沉默却“使他那不倦的劳动显得更庄严”。作者花了一番笔墨描写他劳作时的场景，这个干起活来不知疲倦的大个子表现得十分出色，尤其是打谷子的时候，“肩膀上椭圆形的肌肉一起一落，就像杠杆一般”，字里行间充斥着作者对于这个热爱劳动、健康诚实的庄稼人的欣赏和赞美。然而，习惯了乡村生活的他被人带到城里打扫院子，每天的活只消半个钟头就可以干完。这让他很不适应，仿佛“一头关在笼里的野兽”。尽管如此，他依然热心执行每天的任务，成为老太太所有奴仆当中最出色的一个。最终回到家乡的时候，他急切地走向那片黝黑的土地，对那里的一切丝毫不感到陌生，一把镰刀塞到他手里，他立刻就去割草了，割得那样起劲，与自然融为一体。
其次，他秉持严肃稳重、诚实正直的真性情。盖拉新生在乡下，在心无旁骛的劳作中成长，何时播种、何时耕田、何时收获都遵从大自然的时序，长期以来的默默劳作早已悄然在他身上刻下印记。大自然赋予他稳重、严谨的个性，到了城里他依然保持这种秉性。他与其他仆人的关系既不亲密，又不疏远，“当做自己人看待”；他按时完成主人的命令，同时“也知道自己的权利”；他喜欢什么事情都有秩序，“没有人敢在饭桌上坐他的位子”，“连公鸡也不敢在他的跟前打架”。他的“严厉和一本正经”，不仅是对人如此，对自己更是如此。在女主人的缴租农人中间，他是“最信实可靠、能按时缴租的一个”；当他向大家比划要亲自把木木弄死的时候，就连一向油滑的司捷潘也说：“让他去吧，要是他答应了，他就会做的。他一向就是那样的。……在这方面他可跟我们这班人不一样，他说真就是真。”屠格涅夫通过描画盖拉新的严肃、稳重，将其与那些浮躁、狡黠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鞋匠卡皮统沉溺于酒精，不务正业，却又擅长诡辩；管家加夫利洛善于指挥别人，深得夫人信任，却常常跟寄食女人柳包芙“一块儿偷茶叶、糖、和别的杂货，还造了假账”；跟班司捷潘的“会拍马屁”、爱耍滑头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他对情感的表达发自肺腑，真挚诚恳。尽管盖拉新是一个聋哑人，无法用言语直接表达喜怒哀乐，但依然可以在举手投足之间表达感情。面对心爱的姑娘塔季雅娜，他总是一个人笑起来，出神地望着她，最后干脆盯住她不肯把眼睛掉开了；尽管不能说话，他依然会“对她发出非常亲密的叫声”；她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有时送给她翅膀和尾巴上贴着金箔的姜饼做的小公鸡，有时从怀里拉出一根彩带送给她，爱怜之情溢于言表。对小狗木木，他竭尽所能地照顾它，“看护这个‘养女’小心得超过任何一个看护自己孩子的母亲”，平时看上去粗枝大叶的他，喂食时“用两根手指轻轻地捉住它的脑袋，把它的小鼻子浸在牛奶里面”，极尽温柔。无论是看到塔季雅娜还是木木，盖拉新全身上下都仿佛充满了光彩，干起活儿来更有兴头。盖拉新的神采飞扬与住在“灰色的宅子”里的老太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的早年生活是“没有欢乐的、阴雨的日子”，她的余生吝啬而枯燥，人生的“黄昏比黑夜还要黑”。盖拉新同时还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爱的时候可以轰轰烈烈，遇上引起愤懑的人亦可怒发冲冠。看到举止轻佻的卡皮统和心爱的姑娘说话，他会立刻把卡皮统喊过来，拿起立在墙角的车杆，捏紧一端，颇有意味地警告他；看到塔季雅娜的上司在吃饭时刁难她，尽管他听不见对话，却可以迅速捕捉到这个女人不怀好意的打趣和嘲笑，站起来凶恶地看着她，“吓得她把头埋在饭桌上面”；当塔季雅娜出于无奈装成喝醉的样子从他面前走过之后，他表现得那么悲伤，整整一天一夜都待在阁楼里，马夫从墙板缝里看见他“一只手贴住脸颊，时时发出轻轻的有规律的叫声，悲声哼着”……盖拉新对自身情感的表达是率直的、真诚的，不遮不掩，相比之下，其他健全人虽然可以更加直截了当地表达，却选择了虚假和伪装。这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女主人，她用善良和仁慈粉饰自己，由于盖拉新不经过她的同意，私下喜欢女仆塔季雅娜，而心生不满，找了个机会将塔季雅娜许给了酒鬼卡皮统；因为小狗木木对她的爱抚并不领情，“脸色比打雷时候的浓云还要阴沉”，半夜被狗叫惊醒后“用含泪的声调”“装作一个受压迫的、无依无靠的苦命人的样子”，使得仆人们十分紧张，连忙让盖拉新把狗交出来处死，然而事成之后，太太却“气得哭起来”，声明“从没有命令他们把那条狗弄死”，其伪善狡猾的面目可见一斑。
屠格涅夫别具匠心地塑造了农奴盖拉新的形象，正是因为他又聋又哑，在乡间的土地上成长起来，与俗世的尔虞我诈、浮躁变质的风气相隔绝，从而促使他形成了朴实敦厚的性情。他洋溢对土地和劳动的天然热爱，为人正直、严谨、善良，充满人性的光辉，至真至纯，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二、别有幽愁暗恨生——烘托沉郁苍凉的悲剧气氛 别林斯基曾经评价说俄罗斯民族的诗章总是散发“销魂而广漠的哀愁”，《木木》一篇也不例外。作为屠格涅夫惯于描写的农奴题材的小说，作品除了展现了俄国土地上失去了自由和平等的农奴的悲剧生活之外，主人公盖拉新作为一个“哑奴”更是众多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的突出代表。正如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在《论<木木>》一文中所说，在艺术领域中，从来没有比这更大的对于专横暴虐的抗议。
身为一个“聋哑”的仆人，盖拉新和其他农奴一样，被主人随意差遣，然而与他们不同的是，盖拉新甚至无法从任何人口中获知自己即将去往何方，他对他的人生不仅没有掌控权，甚至连知情权也没有——因为他聋哑。人家“塞了一把扫帚和一把铁铲在他手里”，他就从乡下给带到城里打扫院子了。他“发闷，发呆，就好像一头很壮的小公牛在发呆那样”，被拖着向前飞奔，至于“飞奔到哪儿去呢——只有上帝知道！”，对于不能自主的人生，他只想问个究竟，干完活后总是“出神地望着所有过路的人”，希望“从他们那儿得到一个可以说明他这个莫名其妙的处境的解答”。
与此同时，因为先天的缺陷，盖拉新还受到了其他仆人的轻视，尽管“他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看待”。我们先看看这些仆人是怎样称呼他的。当他为了塔季雅娜而警告挑衅的管衣服女人时，众人低声喃喃道：“这聋哑的魔鬼，这个树妖”；当加夫利洛坐在窗前思考女主人的命令时，想到盖拉新，他直接称为“树妖”、“魔鬼”，好像这就是盖拉新的名字；卡皮统在得知太太将塔季雅娜许配给自己时，立即想到了盖拉新，称他为“草原上的妖精”，认为“他蠢得像脚后跟一样”，是“一种野兽，一个邪教的偶像”；后来盖拉新又陆续被称为“那头熊”、“这个坏蛋”或者直接被称为“哑巴”。尽管盖拉新身形高大，很有力量，这些仆人并不敢贸然欺负他，然而从言语当中折射出的轻蔑可见一斑。为了让卡皮统和塔季雅娜的婚事按照太太的意思顺利办好，众人在管家的屋子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尽管盖拉新“迅速地轮流望着每一个人”，好像猜到“正在商量什么对他不利的事情”，然而他还是无法抵抗被糊弄和被欺骗的命运。诡计上演的时候，“每一个角落后面，每一幅窗帷后面都有人在偷偷地望他”，这个可怜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即将被无情玩弄。他看到装醉的塔季雅娜时的犹疑、伤心、绝望，沦为了供众人消遣的谈资。及至木木再次回来后被发现，得到女主人暗示之后，只见“一大群人走过院子，朝着盖拉新的顶楼的方向走去”，加夫利洛大声喊开门，司捷潘打趣道，“您知道他是个聋子——听不见的”，继而“所有的人全笑了”，此时盖拉新正在门后凝神屏气，为心爱的“养女”紧张、担心。一群人围堵两个相互依靠的生命，这场抓狗行动其实更像是一场闹剧，一场不见血腥的屠宰。因此，盖拉新身为一个“哑”奴，比常人承受的痛苦更加沉重，悲剧性的意味更大。他承受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失落和负担，承受来自主人和其他仆人的双重压迫和戕害。
作品的悲剧气氛在盖拉新亲手溺死木木的一刻达到了顶点。盖拉新穿了那件过节时才穿的长裾外衣，木木身上的毛发亮，也是刚被梳洗过的样子。他带木木饱餐一顿之后，登上了河边的小船。到了不得不动手的时候，只见他“他很快地挺起身子，脸上带着一种痛苦的愤怒，他把他拿来的两块砖用绳子缠住，在绳子上做了一个活结，拿它套着木木的颈项。把‘她’举在河面上，最后一次看‘她’”，最后他“掉开头，眯着眼睛，放开了手”。这一部分作者连用了十五个动词，一切都在悄无声息当中进行。在木木被扔到河里的那一刻，整个世界仿佛都窒息了——盖拉新既听不见木木落水时的尖声哀叫和那一下很响的溅水声，又无法放声呼喊，排遣郁积的怒火和绝望，一切都是静静的，归于死寂一般。英国诗人托马斯·胡德有一首名为《寂静》的小诗，诗歌哀婉动人：“有一种寂静/没有声音/就像/在冰冷的墓穴里/在冰冷的墓穴/在深深的海底。”的确，沉重压抑的寂静有时候比肆意发泄的吼叫更令人揪心，后者往往在痛苦之后获得排遣，重新启程，而前者则是一声闷响，没有以后的。
屠格涅夫给了哑奴盖拉新一个纯净的精神世界，然而他被主人派到城市来打扫屋子之后，仍然难逃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命运。他不仅受到了身心的双重打击，更担负了来自双方面的驱使奴役，他的遭遇敲打着每一个读者的心扉，而他在悲惨遭遇之后只能默默承受，这种疼痛的钝感，更增强了作品的悲剧意味。
三、万马齐喑究可哀——揭示精神向度上的集体失声
“哑奴”盖拉新先天丧失了说话的能力，然而生理上健全的其他奴仆在面对地主的残酷剥削和野蛮对待时，唯有默默承受。可见，“哑”在小说中不仅具有由于生理缺陷不能说话的物理意义，还隐喻了特定时代背景下“万马齐喑”的精神特质。通过小说，屠格涅夫向读者展现了一群“哑奴”的悲惨境遇，揭示了农奴阶层敢怒不敢言的生活现状。
女仆塔季雅娜是当时农奴阶层逆来顺受的典型代表。作者在介绍她时，交代说她的左边脸颊上有几颗痣，被认为是苦命的预兆，而她的运气也确实不好。这一表述看上去平淡无奇，但作为一个注目现实、充满批判和反抗精神的作家，屠格涅夫将女仆的苦命归咎于“几颗痣”，无疑是一种“戏说”，背后包蕴对她的不幸命运的最悲悯的同情和对造成她不幸的社会现实的无声的批判和讽刺。塔季雅娜的性情“极柔顺”，她听见太太的名字就发抖，怕别人怕得要命，只想按时完成工作，以致遇到爱慕她的盖拉新，她也是“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跟他见面”，丝毫不知道应当怎样应付，充满了畏怯。她是一个懦弱怕事的人，日子过得胆战心惊，目光全都集中在别人身上，完全不关心自己的事情。这一点在她得知太太给她安排的婚事之后表现得最明显。太太安排她嫁给卡皮统这个“无可救药的酒鬼”，这个决定既草率又荒唐，但她的表现却是出奇淡定，仿佛这件事与自己无关。她回答了三次“我知道了，先生”，最后“掉转身子，在门柱上轻轻地靠了一下，就走出去了”。第二天，她“差不多整天没有走出洗衣房”，起先哭了一阵，“随后揩干眼泪，又跟先前一样地做工作了”。她是为别人而“活”的，面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自小就受虐待”的她已经习惯了，甚至是从心底里接受了这种被剥削的生活模式。以塔季雅娜为代表的农奴不在少数，他们承受长期以来的剥削和压迫，在心理和行为模式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可怕的“惯性”，甚至认为阶层和阶层之间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地主应该享福而农奴应该贡献，她们任由重担压着自己直至把自己压垮、摧毁，也绝不会想到奋起抗争。他们天生就是“哑”的，面对不幸早已习惯了淡漠地忍受，从不会说“Нет”（俄语，意思是拒绝）。屠格涅夫通过小说反映了他们的悲惨遭遇，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和揭露，同时也暗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倾向。 管家加夫利洛代表一部分有一定自我意识，但在强势力量面前唯命是从的农奴。作者介绍加夫利洛时，说他是一个“命中注定要指挥别人的人物”，作为地主家的老奴，他承担照料家务和管理全体佣人的任务，深得太太重用。尽管如此，他也只是一个执行命令的“工具”罢了，对于主人的一切决定，他有时明知不妥，却保持沉默。由此看来，作者所谓“命中注定要指挥别人”之语是带有一定讽刺性的，他的“指挥”仅限于向其他农奴贯彻执行主人下达的命令，对于主人的决定他是无条件坚决服从的，其实质依然是一个丧失了主体性、无法表达自由意志的农奴。在太太提出将塔季雅娜配给卡皮统时，他明知盖拉新深爱着塔季雅娜，事情很棘手，却三缄其口，最终应着“听见了，太太”便退了出来。他为这件事搞得焦头烂额，但是第二天一早回答太太的问话时，他“自然回答说，进行得很好”，还说卡皮统要来谢谢她的恩典。可以看出，加夫利洛的“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主人对自身的肯定，维持现有的生存境况，保证自己在一个不是最差的境地里继续苟活。为此，面对根本不合理的决定，他宁可放弃主见，甘愿俯首帖耳。但在小说最后，加夫利洛还是让太太“动了怒”，在盖拉新出走之后，太太声称从没有命令他们把狗弄死，加夫利洛“被她骂得没有办法，整天不做事情”，只是摇着头说：“好吧！”这里刻画了加夫利洛们在夹缝之中生存的辛酸和艰难，也暗含了作者对于这唯命是从的农奴的“温和的批判”。
如果说以塔季雅娜、加夫利洛为代表的农奴群体在地主阶级的压制和剥削下，在精神层面上失去了表达自身意愿的能力，成了“哑奴”的话，那么，小说中还刻画了一类农奴，他们不仅“哑”了，而且伴随言语能力的丧失，整个精神世界都萎缩了，沦为了无意识的“行尸走肉”。酒鬼卡皮统就是这类农奴的代表。起初，他一直认为自己受了委屈，原本是个有教养的城里人，却在莫斯科郊外这种偏僻地方落脚，连个正经职业都没有；接着，开始借酒消愁，但还没有完全失掉活力，和人说话的时候不忘卖弄自己的口才；后来，他娶了塔季雅娜，原本应该“安分起来”的，却成了个“无可救药的酒鬼”，被太太遣送到更遥远的乡村。临行前，作者特意刻画了他“萎靡到连自己的帽子也戴不上”的细节，直到有人“把帽子扣在他的额上，对正了帽檐，从上面敲一下”，才给戴稳了。场面之滑稽令人哑然失笑，同时也让读者从这一笑中体会到深刻的悲哀。现实的境遇压弯了他的精神脊柱，他不但不想重新站立起来，反而任由自己堕落、颓废，最后整个儿陷入现实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
屠格涅夫曾说：“准确而有力地再现真实，才是作家的莫大幸福，即使这种真实同他个人的爱好并不相符。”[3]小说真实细腻地刻画了盖拉新之外其他奴仆的生活境况，揭示了他们在重压面前的沉默寡言和忍耐懦弱。他们的“哑”和盖拉新的“哑”形成了奇特的对照效果：盖拉新因为生理原因无法说话，但是面对三番五次的残酷压迫，他毅然选择了出走，仿佛给了专制者一记猝不及防的耳光，声音清脆响亮；其他农奴虽然没有言语障碍，但在饱受折磨的同时却从不敢出言反抗，更别提付诸行动。两者鲜明的对比折射出作者对于勇敢坚毅的“巨人”盖拉新的赞美和热爱，以及对于真正的“哑奴”们的劝诫，鼓舞他们像盖拉新一样勇敢站起来，争取解放和自由。
四、柳暗花明又一村——彰显由隐忍到爆发的必然历程
“哑”在小说中具有生理和精神层面上的双重涵义，盖拉新虽然天生聋哑，但在最后毅然出走，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达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小说描画了盖拉新从隐忍沉默走向呐喊爆发的蜕变历程，赋予“哑”特殊的象征意义。
盖拉新原本在田间种地，在乡间和风的吹拂下长大。他也许从来就觉得田地的尽头还是田地，从未想过有一天会突然被带到莫斯科打扫院子。这是他人生经历的第一次改变。尽管无法得到对自己“莫名其妙的处境的解答”，如同关在笼里的野兽一样感到窒息，可“人对什么事情都会习惯”，盖拉新慢慢习惯了城里的生活，热心地执行职务。当他热烈地爱上了洗衣姑娘塔季雅娜，正打算求得女主人的同意时，“一桩小小的意外事情”又发生了——太太将塔季雅娜许给了酒鬼卡皮统。婚礼那天，盖拉新打水时把水桶弄破了，洗马时又把马弄得东摇西摆，面对第二次的变故，他虽然情绪激动，但再次选择了沉默，只是脸色阴沉了许多。送走塔季雅娜之后，盖拉新发现了一条小狗，将它带回去精心抚养，并且给它取名“木木”，疯狂地爱着它。然而，就在他感到“非常满意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木木被太太发现，而且惹怒了她，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木木被抱走，后来又被一班人“围剿”，以致盖拉新不得不亲手淹死它。木木乖巧、聪明，又是在送走塔季雅娜的途中发现的，它不仅带给盖拉新切实的温暖和安慰，而且身上还寄托了盖拉新对心爱姑娘的思念和牵挂。盖拉新被胁迫亲手溺死这个最珍贵的伙伴、最忠诚的朋友，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是如此漫长、冰冷、可怖。这是他经历的第三次“意外”，也是对他打击最沉重的一次，自此他失去了精神上的最后一点依靠。
先是被迫离开深深依恋的土地和村庄，再是痛失挚爱的姑娘，最后亲手溺死自己在这个荒漠般的世界上唯一的精神伴侣，在这一痛苦的过程中，盖拉新完成了一个精彩的蜕变——从不明所以到默默忍耐，再到最后奋起反抗，不再接受人为加诸在身上的种种磨难，毅然决然地选择出走。作者用了较大的篇幅描绘巨人出走的动人画面，这是全篇色调最明亮温暖的片段。盖拉新带着“交织着绝望与快乐的决心”急切地大踏步地走着，不分昼夜。路边的风景时时变换，从静寂而温暖的夏夜，到落霞满天的傍晚，再到繁星闪烁的天空，眼前的路“闪着白光”，而他就像一头强健有力的雄狮，勇往直前。盖拉新的形象在这里变得极为庄严伟岸，小说前部的他只是因为“身长十二维尔肖克”，身材魁伟，因此像民间传说中的大力士一般；到了篇末，这个勇敢捍卫自身权利和自由的巨人，已经成为真正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福楼拜曾经在写给屠格涅夫的信中说：“您的风景描写中饱含着思想。”[4]“闪着白光”的路不仅展现了盖拉新回家之路的平坦、顺利，更象征了广大农奴争取自由与解放的光明前景。出走后的盖拉新依然健康、能干、稳重，充满昂扬的朝气，而另一边，太太在他出走后不久就去世了，她的继承人们则遣散了家奴，让他们缴纳年租赎回自由，古老的农奴主家庭显现出无可挽回的颓势，预示着农奴制即将覆灭。杜勃罗留波夫曾经评价屠格涅夫“永远善于识别和表现新生的、远未巩固的、但已在成长和发展的社会现象”[5]，此言不虚，在这里足以见出屠格涅夫敏锐的洞察力及其对于农奴争取自由和解放的热切希冀。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盖拉新在积郁后崛起，展现了他“大力士一般的气力”，不仅可以挥镰割草、一个人做四个人的活，更可以奋起一击，扼住专制统治的咽喉，拿回属于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屠格涅夫通过这个从缄默走向反抗的哑奴，隐喻了俄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力，反映了时代的脉搏，举起了推翻落后制度、恢复民主自由的改革大旗，喊出了振奋人心的斗争宣言，也借此唤醒了无数在长期压迫剥削下昏睡的心灵。
屠格涅夫别具匠心地将小说《木木》的主人公盖拉新设置为一个“哑奴”，赋予了他真实而热烈的灵魂、严谨而稳重的个性，表现出了他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由于生理缺陷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不公平对待。同时，小说创造性地运用对比、象征、隐喻等手法，展现了当时千千万万的“哑奴”在压迫下敢怒而不敢言的精神状态，烘托出了盖拉新最后冲破桎梏、选择新的生活道路的勇敢和坚毅，是作者反对封建农奴制，呼唤人类民主、平等、自由的又一力作。
参考文献：
[1]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短篇小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127-161.
[2]张宪周.屠格涅夫和他的小说[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49.
[3]李兆林.屠格涅夫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1989：332.
[4][5]王智量.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11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