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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跟卢一萍有深度交流是在鸭绿江边的丹东。那天我们白天在鸭绿江边的中朝友谊大桥之下刚刚握过手,晚上又同居一室,聊天的话题就驳杂了一些,当然核心问题还是文学,进入共同领域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他跟现在的山东作协副主席刘玉栋先生是上海市首届作家研究生班的同学,我跟玉栋又是很好的朋友,谈到玉栋的文品和人品我们取得了高度一致,至此我已按捺不住,随手拨通了玉栋的手机,后来手机就传递到了一萍手上,记得那天他们用我的电话聊了好多,谈了各自的生活和写作,又通过那个时期比较热的几部作品引出另外几位同学的近况,还聊起了他们此时此地的同学——身处丹东的于晓威先生。就是在那天晚上,我向一萍表达了对他的欣赏。
在文学圈里,一个男人向另外一个男人表达欣赏一般不会引起误读,因为“欣赏”在这里稍稍变得抽象了一些,它所关注的不只局限于对方的形貌品质,最主要的还要看作家这种动物身上所特有的分泌物——文字。
彼时,我已从《小说月报》上读到了他的短篇小说《快枪手黑胡子》。这是在我的阅读生涯中有着深刻烙印的一篇小说,写法有些怪,题目虽然叫“快枪手黑胡子”,但这个土匪却一直在作品中飘忽着,也就闪过了两三次,小说真正的着力点是在那位女兵和大功营营长身上。结尾很有意思,王营长看到通讯员给自己准备好的泡脚水,突然想到女兵似乎更需要,就端着这盆热水去了女兵住的地窝子,却被女兵当成了危险分子,扣动了营长送给她用来防身的手枪,子弹打穿了营长的耳朵,用自己的矛击穿了自己的盾,营长面子上很过意不去,就和女兵心照不宣地达成了共识,把这一枪归罪于快枪手黑胡子。文本中所提供的大漠孤烟、边地艰苦以及豪爽通达而又温暖的人性都给我提供了一种完全陌生的景观。从此我牢牢地记住了卢一萍这个名字。不想,在2010年秋天,我们竟然坐进了同一间教室。第一次走进位于老鲁院五楼的那间教室,放着卢一萍桌牌的那个座位就在我身后,我当时有些小激动,直至见到真人才踏实下来,套用某个大师的话说就是“我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卢一萍那天穿着黑色老头衫,黑色牛仔裤,整个色调深沉,面部却洋溢着玄奘式的仁慈与宽厚。我主动回头搭讪,谈到了那篇小说,表达了自己的喜欢,记得卢一萍当时没有在我这种情绪上嫁接自己的傲慢,只是波澜不惊地微笑了一下,就像秋风中的一片静叶。
彼时,卢一萍虽然贵为副班长但却是我的组员。本来我们第四组的组长是《天池》主编黄灵香大姐,后来班委改选,黄大姐成了我们班的生活委员。卢一萍提议让我继任组长,我本不想接,心下有个很自私的想法,在鲁院学习的时间很宝贵,不想让事务性工作来挤占自己读书和写作的时间。可他似乎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思,似是无意般提醒:“有些事情总得有人来干。”这话击中了要害,在这种境界面前,我只得把自己的“小”藏了起来,在鲁院过了一把干部瘾。卢一萍的“大”当然不止于忠实地履行副班长职责,为班级和同学们“做些事情”。他为我们毕业时所编选文集《从八里庄到文学馆路》,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文集的名字就是一萍的创意。印象最深的还有,我们入校不久,《上海文学》副编审徐大隆先生来鲁院,《上海文学》是名刊,徐老师是卢一萍小说的责任编辑,本来奔着卢一萍一人而来,卢一萍完全可以不声不响地独享这种资源,但谁也没想到,第二天中午卢一萍就在老鲁院附近的大清花酒店订了两桌饭,几乎把我们班写小说的同学都一网打尽了。
有了以上种种,我才在鸭绿江边的那个晚上向盧一萍倾诉了“衷肠”,大言不惭地表达了“欣赏”。但随着以后交往的加深,对卢一萍的认识也“水涨船高”了,我很快就对把“欣赏”这个词用在卢一萍身上感到汗颜,作为一个敏于言而讷于行的码字工,整天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纸上谈兵,根本就没有资格来欣赏一位真正用生命来写作的作家,有的只能是仰望和崇拜。
“一个人应该活到九十岁,用三十年获取知识,再用三十年漫游天下,最后三十年从事创作。”卢一萍一直把波斯诗人萨迪的这话奉若圭臬并多次引述,同时他也在努力实践着。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之后,他本来有留京的机会,却主动要求返回了新疆,直接下到帕米尔高原条件非常艰苦的边防团任排长,在这里他忍受着高原反应,跟战士们一起巡逻,就着冰雪吃炒面,把生活当成小说来过,因此才有了《帕米尔情歌》《七年前那场赛马》《天堂湾》《快枪手黑胡子》《索朗荒原》等孤绝而独特的声音。法国作家弗朗索瓦丝·萨冈曾说:“没有生活我只能拙劣地写作,没有写作我只能拙劣地生活。”到了卢一萍这里,生活和写作就不仅仅只是互相助力,彼此充实,而是变成了他更好地体察社会人生,探讨生命存在诗性意义的双翼。
一个人的胸襟气度肯定与他的见识和经历有关,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的卢一萍自是有着超乎常人的开阔与辽远。我们刚刚搬到新鲁院不久,学院进行了第一次作品研讨,我们组报的是卢一萍,但不知为什么被漏掉了,作为组长我心中不忿,想去找教研部问问,最后是卢一萍竭力阻止了。当时幸亏没去,原来学院早有计划,把卢一萍列入了另一次研讨的名单中,这四个人当时都是在文坛上响当当的人物,除了卢一萍外,还有魏微、周晓枫和刘建东。记得那天《十月》常务副主编宁肯先生在谈到卢一萍的作品时,第一句话就是说自己“有眼无珠”,浸润文坛这么多年竟然没有真正认识卢一萍,并说一萍的作品有着大师级风范,著名作家王刚也对一萍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大概在这年十月底,一萍的中篇小说《二傻》获《上海文学》奖,我们看到杂志后才得知一萍获奖的消息,都惊讶于一萍的宠辱不惊,更让我们吃惊的是,一萍不但会闷声获奖,还会闷声请客,我们当然对后一个闷声趋之若鹜。电话过来也不说理由,只说在哪个饭馆集合,往外走的时候往往会看到几个相熟的身影,卢一萍的谨细由此可见,他是副班长,平时就注意到了谁跟谁气味相投一些,因此才分批次地请大家,宁愿自己多费些时间和金钱,尽可能地让每个参与者都高兴。
毕业后一萍重新回了新疆,我们相隔遥远,“道阻且长”,一直没有见面,但关于一萍的消息却时有传来,知道他回了成都,后来又开始帮着打造《青年作家》,这几年《青年作家》杂志办得风生水起,虽处于西南之境却搅动出了一个又一个漩涡。
2017年夏天,我们班在北京组织同学聚会,我因故未能参加,那天过后,我在群里翻看同学们相聚时的照片,边看边流泪,至此,我对缘分这个词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我们因文学结缘,又朝夕相处了一百多个日夜,这种同窗之谊已透过血肉深入骨髓。我现在想说,鲁十四的兄弟姐妹们我很想你们!之后,我在群里看到作为组织者之一的卢一萍获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赏,只有一件事遭到了批判,聚会的费用每人剩了几十块钱,卢一萍以红包的形式发还到了每个人的手里。
2017年对卢一萍来说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连续出了好几本书,其中长篇小说《白山》引起了强烈反响,获得了一系列好评。原本以为,一直自诩为背对文坛负重前行的卢一萍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但从他的微信得知他还是在忙,也许这就是宿命。“人生江海一萍浮”,卢一萍给自己取这个笔名,既是对自己人生的预设,也是一种激励和鞭策,那就是在起起伏伏的人生中要始终胸怀于蓝天,行吟于大地,做一个永不停歇的歌者。
在文学圈里,一个男人向另外一个男人表达欣赏一般不会引起误读,因为“欣赏”在这里稍稍变得抽象了一些,它所关注的不只局限于对方的形貌品质,最主要的还要看作家这种动物身上所特有的分泌物——文字。
彼时,我已从《小说月报》上读到了他的短篇小说《快枪手黑胡子》。这是在我的阅读生涯中有着深刻烙印的一篇小说,写法有些怪,题目虽然叫“快枪手黑胡子”,但这个土匪却一直在作品中飘忽着,也就闪过了两三次,小说真正的着力点是在那位女兵和大功营营长身上。结尾很有意思,王营长看到通讯员给自己准备好的泡脚水,突然想到女兵似乎更需要,就端着这盆热水去了女兵住的地窝子,却被女兵当成了危险分子,扣动了营长送给她用来防身的手枪,子弹打穿了营长的耳朵,用自己的矛击穿了自己的盾,营长面子上很过意不去,就和女兵心照不宣地达成了共识,把这一枪归罪于快枪手黑胡子。文本中所提供的大漠孤烟、边地艰苦以及豪爽通达而又温暖的人性都给我提供了一种完全陌生的景观。从此我牢牢地记住了卢一萍这个名字。不想,在2010年秋天,我们竟然坐进了同一间教室。第一次走进位于老鲁院五楼的那间教室,放着卢一萍桌牌的那个座位就在我身后,我当时有些小激动,直至见到真人才踏实下来,套用某个大师的话说就是“我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卢一萍那天穿着黑色老头衫,黑色牛仔裤,整个色调深沉,面部却洋溢着玄奘式的仁慈与宽厚。我主动回头搭讪,谈到了那篇小说,表达了自己的喜欢,记得卢一萍当时没有在我这种情绪上嫁接自己的傲慢,只是波澜不惊地微笑了一下,就像秋风中的一片静叶。
彼时,卢一萍虽然贵为副班长但却是我的组员。本来我们第四组的组长是《天池》主编黄灵香大姐,后来班委改选,黄大姐成了我们班的生活委员。卢一萍提议让我继任组长,我本不想接,心下有个很自私的想法,在鲁院学习的时间很宝贵,不想让事务性工作来挤占自己读书和写作的时间。可他似乎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思,似是无意般提醒:“有些事情总得有人来干。”这话击中了要害,在这种境界面前,我只得把自己的“小”藏了起来,在鲁院过了一把干部瘾。卢一萍的“大”当然不止于忠实地履行副班长职责,为班级和同学们“做些事情”。他为我们毕业时所编选文集《从八里庄到文学馆路》,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文集的名字就是一萍的创意。印象最深的还有,我们入校不久,《上海文学》副编审徐大隆先生来鲁院,《上海文学》是名刊,徐老师是卢一萍小说的责任编辑,本来奔着卢一萍一人而来,卢一萍完全可以不声不响地独享这种资源,但谁也没想到,第二天中午卢一萍就在老鲁院附近的大清花酒店订了两桌饭,几乎把我们班写小说的同学都一网打尽了。
有了以上种种,我才在鸭绿江边的那个晚上向盧一萍倾诉了“衷肠”,大言不惭地表达了“欣赏”。但随着以后交往的加深,对卢一萍的认识也“水涨船高”了,我很快就对把“欣赏”这个词用在卢一萍身上感到汗颜,作为一个敏于言而讷于行的码字工,整天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纸上谈兵,根本就没有资格来欣赏一位真正用生命来写作的作家,有的只能是仰望和崇拜。
“一个人应该活到九十岁,用三十年获取知识,再用三十年漫游天下,最后三十年从事创作。”卢一萍一直把波斯诗人萨迪的这话奉若圭臬并多次引述,同时他也在努力实践着。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之后,他本来有留京的机会,却主动要求返回了新疆,直接下到帕米尔高原条件非常艰苦的边防团任排长,在这里他忍受着高原反应,跟战士们一起巡逻,就着冰雪吃炒面,把生活当成小说来过,因此才有了《帕米尔情歌》《七年前那场赛马》《天堂湾》《快枪手黑胡子》《索朗荒原》等孤绝而独特的声音。法国作家弗朗索瓦丝·萨冈曾说:“没有生活我只能拙劣地写作,没有写作我只能拙劣地生活。”到了卢一萍这里,生活和写作就不仅仅只是互相助力,彼此充实,而是变成了他更好地体察社会人生,探讨生命存在诗性意义的双翼。
一个人的胸襟气度肯定与他的见识和经历有关,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的卢一萍自是有着超乎常人的开阔与辽远。我们刚刚搬到新鲁院不久,学院进行了第一次作品研讨,我们组报的是卢一萍,但不知为什么被漏掉了,作为组长我心中不忿,想去找教研部问问,最后是卢一萍竭力阻止了。当时幸亏没去,原来学院早有计划,把卢一萍列入了另一次研讨的名单中,这四个人当时都是在文坛上响当当的人物,除了卢一萍外,还有魏微、周晓枫和刘建东。记得那天《十月》常务副主编宁肯先生在谈到卢一萍的作品时,第一句话就是说自己“有眼无珠”,浸润文坛这么多年竟然没有真正认识卢一萍,并说一萍的作品有着大师级风范,著名作家王刚也对一萍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大概在这年十月底,一萍的中篇小说《二傻》获《上海文学》奖,我们看到杂志后才得知一萍获奖的消息,都惊讶于一萍的宠辱不惊,更让我们吃惊的是,一萍不但会闷声获奖,还会闷声请客,我们当然对后一个闷声趋之若鹜。电话过来也不说理由,只说在哪个饭馆集合,往外走的时候往往会看到几个相熟的身影,卢一萍的谨细由此可见,他是副班长,平时就注意到了谁跟谁气味相投一些,因此才分批次地请大家,宁愿自己多费些时间和金钱,尽可能地让每个参与者都高兴。
毕业后一萍重新回了新疆,我们相隔遥远,“道阻且长”,一直没有见面,但关于一萍的消息却时有传来,知道他回了成都,后来又开始帮着打造《青年作家》,这几年《青年作家》杂志办得风生水起,虽处于西南之境却搅动出了一个又一个漩涡。
2017年夏天,我们班在北京组织同学聚会,我因故未能参加,那天过后,我在群里翻看同学们相聚时的照片,边看边流泪,至此,我对缘分这个词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我们因文学结缘,又朝夕相处了一百多个日夜,这种同窗之谊已透过血肉深入骨髓。我现在想说,鲁十四的兄弟姐妹们我很想你们!之后,我在群里看到作为组织者之一的卢一萍获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赏,只有一件事遭到了批判,聚会的费用每人剩了几十块钱,卢一萍以红包的形式发还到了每个人的手里。
2017年对卢一萍来说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连续出了好几本书,其中长篇小说《白山》引起了强烈反响,获得了一系列好评。原本以为,一直自诩为背对文坛负重前行的卢一萍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但从他的微信得知他还是在忙,也许这就是宿命。“人生江海一萍浮”,卢一萍给自己取这个笔名,既是对自己人生的预设,也是一种激励和鞭策,那就是在起起伏伏的人生中要始终胸怀于蓝天,行吟于大地,做一个永不停歇的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