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读书》这几期，上海的朋友相继提出了人文精神的失落和遮蔽等问题。今天，我们江苏几个学人聚谈，看看能否将其中一些问题深化一下。我总觉得，失落也好，遮蔽也好，这些只是描绘了人文精神在中国的现状，但追问一下，这里面也暴露出我们过去的人文精神理解上的问题。换一种思维方式也可说，正因为我们过去追求的人文精神有问题，所以今天失落了，这样我们今天面临的就是建设新的人文精神这一空前难题。
　　另外我注意到，中国儒家的人文关怀和西方近代的人文话语有个特点，那就是她们都成为过社会的主流话语，在本文化系统内占据主流。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抛弃了儒家的一套人文关怀，所需要建立的人文价值是否也应该力争主流化才可能？反过来，本世纪西方的人文意识之所以在中国总是处在边缘位置，被排斥，在实践中又很难完成对儒家传统的否定，是否也说明既定的西方人文话语并不完全适应中国？
　　干：我觉得人文精神在当代，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和思维状态。人文精神的危机说到底还是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具体地说，多年来我们人文工作者始终是以“参照”作为生存依据的。“五四”时期，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这些新文化的先驱，对儒家传统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所参照的西方人文价值体系是非常明显的。民主、自由、博爱这些价值规范，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冲突当然是很尖锐的。后来由于种种特殊情况，五四的这种西方人文传统被中断了——这个“中断”也许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又想恢复五四的这种人文传统，但是现实又非常残酷，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忽然成了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写照。原来中国知识分子千呼万唤的那套西方人文传统，在西方也面临了危机，面临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西方人文价值传统在崩溃。作为以“参照”为生存方式的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也会感到陷入一种迷茫的困境。而现实的问题，现实的困境，又在加剧着我们这种迷惘。于是我们便一下子找不到了自己的生存状态。简单地说发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或者对西方已有的人文精神认同，恐怕都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寻找新状态”才是九十年代中国人文科学工作者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很迫切、很重要的话题。
　　费：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太重现实功利，太重集体原则，太容易媾和认同，缺乏形而上的批判与否定精神。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很难找到自己的个人位置和独立话语，这样，也就谈不上对人文精神有自觉清醒的建构意识。
　　回顾中国历史中人文精神的发生发展过程，不论儒家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还是道家对个人生命的重视，从中都不难发现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轨迹。但悲剧在于：本来人文精神应该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话语相对立的，可一旦统治阶级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纳入其集团政治话语时，无论儒家型知识分子，还是道家型知识分子，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统治阶级公开的或潜在的“合作者”，人文精神也就在这个时候被阉割、被遗置了。所谓“儒在庙堂”，就是儒家人文精神被同化的一种说明。当年孔子周游列国时那种“仁爱”理想，有着明显的反对国君暴虐政治的人道倾向，但到了汉代“独尊儒术”，儒学被请进“庙堂”，成为统治阶级的主流话语以后，这种“仁爱”理想的性质就完全变了；而“道在江湖山林”，虽说表面上站在与“庙堂”相对的位置上，可究其实，人的个性自由对现实政治的超越作用，已不复存在，“山林”更多成为“庙堂”的补充，历代许多自认为老庄之徒的文人，“身在江湖，心在魏阙”，就是证明。这不仅是历史，也是近代的现实。从五四以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虽说曾激烈地抵制过，拒绝过，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传统知识分子同样的悲剧，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越过儒与道的历史思路。事实提醒我们，人文精神只有与世俗的社会功利需求相对抗，才能得到彰显和阐扬。要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知识分子对于承担人文精神的责任；也要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知识分子的生存选择和价值立场。
　　彬：统治阶级需要儒家经世致用的一面来维系社会，却不需要凌驾于统治阶级之上的、能检验合理与否、正义与否的“道”，或者对这个“道”进行符合自己统治目的的解释，这种阉割和被解释的东西，可能便是人文精神。明代朱元璋号称“以孝治天下”，但他将《孟子》中的“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如仇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删掉，且声称如孟子在世，一定诛之，就是一例。反过来，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又始终是在抗争的。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就极力张扬一种可以检验制约君权的尺度，极力寻找一种以道统对抗的合理性。如果说中国也曾有人文精神的话，那么这是否就是了？
　　至于儒家的人文关怀为什么会被统治阶级阉割，我想这是否与儒家哲学缺少西方意义上的超验价值有关。我们重建人文精神，当然不会与西方人文精神完全相同，但也必然与西方人文精神有相同之处。各个文化和民族虽然有自己的人文阐释，但似乎也应该有一种“家族相似性”。
　　吴：我总觉得汉末儒学崩溃，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怀疑，是第一次文化大发展的好机会。可惜这个机会中国文人没有利用好，才导致隋唐之后，宋明理学(新儒学)又成为社会政治的主流话语。比如：东汉末年的范滂，已经对儒家的善恶观提出了“谁汝为善？谁汝为恶？”的质疑，但这种质疑的结果，依然没有摆脱东汉郭泰不隐不仕的矛盾，心灵上落得个“遂散发绝世，欲投迹深林”(《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宏传》)的空茫境地，最后走不出何晏、王弼的“道本儒末”的思维模式，以及阮籍、刘伶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模式。也因此，道教意义上的自然性生命和无为而不为的人格，能否真正构成对儒家的否定，一直是可疑的。后来郭象建立“三教互补”，二程朱熹建立宋明理学，只不过是用事实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以道反儒的失败罢了。
　　我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魏晋以后我们对印度佛学的汲取，很相似五四以后我们对西方话语的汲取；佛学后来虽然以禅宗的形象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但是它和道教一样，最后还是被统一于儒家的思想模式里了。这个悲剧同样是一百年来我们讲西方人文话语的悲剧。在找不到对儒家更好的否定方式之前，儒家可能只能不断地被后人重新解释。这大概就是“新儒学”也成为历史的缘故。
　　干：上面几位提到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在文化传统、文化系统的意义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我总觉得这种人文精神更多的还是体现了一种文人精神。比如方孝儒那种不怕灭九族的气节，与统治阶级不合作的大无畏气概，体现的是一种文人精神，与我们所渴望的人文精神，不是完全等值的。几千年来，文人精神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依据，作为一种捍卫知识分子人格和尊严的武器，确实有过非常积极的一面。但是它也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始终具有“代言”、“依附”、“工具”的身份。不是代圣人言，就是代自然言，不是依附这个阶级阶层，就是依附那个集团和体系，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始终没有独立存在过，找到过真正的自我。儒家哲学为什么会被统治阶级利用？原因之一恐怕也在于此。道家讲的人格独立和生命自由，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去独立地思考，恐怕也不是一回事。
　　另外应该提醒的是，由于我们今天处于一种半工业半农业的社会历史转型期，因此我们应着眼于当代来谈新的人文精神状态的建立。今天的知识分子普遍丧失了“代言”的身份，也许正是寻找新的叙事可能、叙事权利的契机，如果知识分子没有话语权，没有独立生存的价值，人文精神的再生，搞不好还会是文人精神的回归。我甚至想，今天谈人文精神的建立，不大可能再会是一个普遍性原则，不可能成为人人信服的宗教，也不太可能成为社会新的经世致用的哲学与价值体系。某种意义上，今天所需要的人文精神，可能只是知识分子话语的一个执著的世界，一个与当权者无关甚至在目前也可能是与民众没有多大关系的独立存在。
　　彬：说到这里，我想到了宗教问题。人类历史上，对人类社会、对尘世、对人自身最坚决、最深刻、最彻底的批判与否定，往往是来自宗教精神。人文精神不一定就体现为宗教精神，人文价值不一定就体现为宗教价值，这在中国尤其不可能。但这二者之间绝对是有联系的。人文精神如果理解为批判性与否定性，那么人文学者、知识分子则必然站在现实的对立面上，而若站在现实对立面上，则必然要有一个价值立脚点。这立脚点不能是世俗的、经验的，它必须具有神圣和超验的性质，而这只能是一种具有宗教性的东西。所以，人文精神要重建，要昂扬，与其说回到“岗位”，不如说回到“天国”。你要否定和批判尘世的东西，就必须有一种源自天国的尺度。
　　近几年，中国文化界人文精神低落，但偶尔也有一两句声音很振奋人心。在作家里面，张承志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文化现象。他的散文，是近几年最具有批判性与否定性的一种声音，也是最真诚而正义的一种声音。他为什么如此，就因为他已找到一种宗教尺度，一种超验价值。
　　吴：大家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否定与批判”，作为对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人文精神的理解，我想对“否定”是否还应该有一个属于我们的界定？因为本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用西方人文观念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中国学者从来不缺少否定。但事实证明，这种用一种现成的东西来否定另一种现成的东西，只属于黑格尔的方法性否定。这种否定搞来搞去，最后仍然不会诞生属于我们自己的存在。因此，我们所讲的否定，应该是一种能诞生我们自己存在的“本体性”否定。通俗点说，由于我们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存在，所以我们要有一种一切现存的观念和行为，都不能表现我们自己存在的意识；而在现阶段，我们也只能依据这还未诞生的存在作为标准，去批判和否定一切现成的东西。对大的现实而言，这个“存在”具有超验性，对具体的现实而言，这个“存在”又具有未来性(尚未实现的现实)，因此这种“否定性”是可以无处不在的，在世俗层面和超验层面都可以有所体现。对我们学者而言，强调这种本体性否定，意味着我们从此将有意识地探寻自己的思想，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自己的话语、自己的体验方式与内容，不再追随和认同他人——尽管这些暂时还未实现，但是由于我们都有一种“我的存在在那里”的意识，我们就有资格和权力依据这意识、这体验去批判和否定一切现实，并且依据这种精神去造就一种“人之初”意义上的人文氛围。我想，有了这种精神，有了这种氛围，有了这种体验，中国文化的转型，知识分子的独立，个体的存在，就至少有了一种正确的方位，再考虑具体的操作方法，或许就容易得多。
　　潘青松、朱洁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