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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师》：赵教授您好！首先想请您谈一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有什么区别？
赵志群：在某种意义上讲，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职业教育是“培养人的普通教育”的一种类型，只不过采用了不同的“媒介”而已，二者的目的都是促进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普通教育通过传授学科和人文知识促进人的发展，而职业教育通过学习一种职业的工作来促进人的发展。过去我们把职业教育妖魔化了，以为职业教育就是简单的技能训练。实际上，除技能学习之外，职业教育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促进人的职业认知能力的发展。康德说：“人的成熟表现在职业的成熟上。”仅仅接受（狭义的）普通教育，人是无法真正成熟的，因为人最终还是要从事一种职业。事实上，从历史上看，与学术性人才和人文科学教育相比，职业人才和职业教育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一点儿都不逊色，工匠传统始终都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进步甚至有时完全是被工匠制造的仪器设备所推动的。如近代天文学和医学的发展首先应当归功于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它们分别是由荷兰眼镜制造师利伯希和商人列文虎克发明的；人们不是根据波易尔-马略特定律设计出了蒸汽机，而蒸汽机的发明却促成了对这一规律的发现。不同的人智力特点不同，发展途径不尽相同，这也是多元智能理论的基本内涵。
《中国教师》：现在我国就业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业难的原因之一在于学校的专业设置是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您觉得是这样吗？职业教育是否也存在着这种问题？
赵志群：专业设置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教育质量的缺陷。总的来说，目前职业院校的专业是按照社会需要设置的，基本理念没有问题。但是在教育实践中，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很多我们想做的事做不到。对职业教育的管理很多时候也不是按照职业教育规律进行的。一般来说，教育教学质量好的院校，其毕业生就业问题就会小一些；质量不好的院校，其毕业生就业问题就大一些。这与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也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教师》：您刚才说很多我们想做的事做不到，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赵志群：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教师，职业教育教师总体职业能力偏弱。职业教育的目标是教学生学会专业性的工作，但是很多教师自己却不会。我们国家没有健全的和高质量的职业教师培养体系，比如作为中国教师的摇篮，北师大几乎不承担培养职业教育教师的任务。职业教育涉及全国一半的受教育人口，但是国家对职业教育教师发展问题整体上关注不够。一些专门培养职业教育教师的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由于社会认同等各方面的原因，也都在纷纷改弦易辙，不再把教师培养作为其主要任务。而且即使是职业技术师范专业的毕业生，也很少有从事教师工作的。没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自然很难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中国教师》：中职是我们国家职业教育的主干，那么目前中职教师的处境怎么样呢？
赵志群：目前我国中职学生一般是那些数学、语文等文化课成绩比较弱的学生，但他们不一定就是差等生，更不一定是素质差的学生。按照现有教学计划，他们一到职业学校又被要求学习数学、语文和一些抽象化程度很高的专业基础课，这几乎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但与学生的期望和兴趣不符，也完全违背了职业成长的逻辑规律。学生不愿意学，排斥教师的教学工作，学习成绩不好，最终造成了很高的学生流失率。教师面对这些学生没有成就感，也缺乏职业发展动力，这是影响教师队伍健康发展的一个因素。当然，我们的学校里还是有很多优秀教师的。教师职业能力测评结果表明，能力强的教师往往不一定学历高，但是却有较多的企业实践经验，这恰恰又是我国教师管理制度的一个重大缺陷。按照现有管理机制，学校很难引进有丰富企业经验的实践者从事全职教师工作，而事实证明，兼职教师无法从根本上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这只不过是一个“去专业化”的权宜之计。
《中国教师》：现在我国正在努力建设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其中提到现代学徒制的探索。现代学徒制是什么？
赵志群：人类最早的技术和知识传承是通过学徒制实现的。随着18世纪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人们发现工人需要更多的技术知识，仅仅通过学徒方式是无法满足这一要求的，于是出现了传授先进生产知识的技术学校，而在此之前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传授人文和科学知识。由于传统学徒制固有的一些消极因素，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师傅对徒工的劳动剥削现象，英国人逐渐“消灭”掉了传统的学徒制。一些欧洲大陆国家采取了一种更为理智的办法，他们意识到学徒制中岗位实践学习的合理成分，因此通过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来弥补传统学徒制的不足，即最早的星期日学校。星期日学校和学徒制结合，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学徒制度，即“学校与企业相结合，以企业为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实践为主”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制度。事实证明，采用现代学徒制的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都比较好，而且青年失业率很低。如2013年希腊和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达到了55%，而德国和奥地利仅为7.6%和8.7%，尽管这与宏观经济发展状况有关，但现代学徒制运行良好的国家，其青年失业率比同一经济发展周期中其他国家都明显偏低。
进入新世纪后，很多国家发现了现代学徒制的优势，又开始恢复和重建现代学徒制，英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英国在反思其近年来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竞争力下降的原因时，认为其竞争力不强的职业教育体系为此“做出了贡献”，因此开始下大力气重新恢复学徒制往日的辉煌。事实上，我国是目前世界主要国家中为数不多的没有建立现代学徒制的国家。即便是在美国和加拿大，也有发展较为完善的学徒制，只不过没有德国和瑞士那么成功和普及而已，这与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有关。美国没有太多的制造业，对产业工人需求量不是特别大。美国在其“再工业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缺乏高素质技术工人的问题。制造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这需要大量高素质产业工人的支撑，建立现代学徒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单靠纯学校教育无法培养出高素质的实践性人才，仅靠企业内培训也不行，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把工作与学习合理地结合起来，这里没有第二条出路。 《中国教师》：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有其独特的职业教育模式，比如德国的双元制闻名世界，他们是如何操作的？对于我们有何借鉴意义？
赵志群：双元制对我们最重要的借鉴意义就是学校与企业良好的、制度化的合作。这种以法律为基础建立的校企合作制度，目前我国还无法完全引入，因为两个国家在文化、经济和社会制度方面具有很大差别。但是我们一直在学习他们的基本理念和经验，包括现在提出来600所普通地方本科院校转变成应用型大学的设想，也是借鉴德国的做法。其实在双元制职业教育方面做得更好的是瑞士。在德国的双元制中，学校的地位较低，所起作用也不足，但瑞士的学校与企业在职业教育中都扮演着非常积极和主动的角色。
《中国教师》：双元制国家采用什么方式来保证这一模式的运行呢？
赵志群：主要通过建立完善、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在德国，招工就是招生。首先由企业招收学徒工，他们在与企业签订培训合同后自然成为学校的学生。学徒工有一种特殊的“双元”法律地位，他们既不是真正的工人，也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学生。德国人专门儿创造出了一个词“Auszubildende”称呼之，可以翻译成“培训生”。培训生享有企业的保险等福利，包括培训津贴（不叫工资）；学校按照《教育法》提供相应的学校教育。目前，我国教育部和人力资源部都在开展现代学徒制的工作，特别是广东省有一些高职院校今年开始尝试采用“招工即招生”的方式，由学校和企业组成联合体共同培养学徒工（生），这是一种重要而大胆的探索。
《中国教师》：您觉得这种方式在中国推广可能吗？
赵志群：尽管目前我们还没有相关法律体系与充分的社会文化基础，但是随着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相关会议上的指示，以及教育部和人力资源部的大力促进，相信还是有一定的可能的。只是目前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现代学徒制不仅仅是教育部门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工作，更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制度。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企业的认识。企业如果认识不到现代学徒制的优势，不愿意进行相关投入，建立现代学徒制就是一句空话。市场经济国家对企业运行不应该有过多的干预，因此我们不能规定企业必须招收学徒。我们能做的，只是通过科学的投入产出效益分析，用数据告诉企业提供学徒培训在经济上是合算的，因为企业的最高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目前我国多数企业的生产和技术水平还比较低，有些企业家不关心员工的长远发展。事实证明，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关注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过去一些企业管理者天真地认为，人才是学校培养的，企业只是用人者。他们没有意识到，缺少了企业的参与，学校是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的。德国和瑞士等国之所以意识到学徒制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很高。高端技术岗位需要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能型人才。而日本本身就采用企业内的培训机制。目前，我国广东出现技师工资高于硕士研究生工资的情况，也反映了这种趋势。
《中国教师》：有人在讨论职业学校中专业技能与人文精神失衡的问题，职业院校可能会偏重于职业技能训练而缺少了人文精神的培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赵志群：我们现在对职业教育的理解太浅了。人文精神的培养并不仅仅是通过历史、地理等科目的学习获得的。职业精神是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前文所说，人的成熟是职业的成熟，人文精神不是虚拟的，它始终与社会实践有联系，是在真实的工作世界中建立起来的。现代工作世界中有很多客观成分，也有很多主观因素，特别是在高智力要求的领域。
按照现代职业教育理论，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习者“（参与）设计工作和技术的能力”，其核心理念是：在教育、工作和技术三者间没有谁决定谁的简单关系，在技术的可能性和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个性化的设计空间，教育通过多元文化取向会对社会愿望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设计技术和工作的发展。因此，职业教育已经成为技术与工作和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独立变量，对生产组织、技术和社会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我国职业教育目前进行的学习领域课程和行动导向教学改革，均反映了职业教育从“适应导向”向“设计导向”的战略性转变。把职业教育理解成简单的技能培训，不但反映了对职业教育的无知，也是社会本位论和技术决定论的反映。现代职业教育把人视为价值的根源，让所有人都平等参加到设计和支配其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活动中，参与促进社会向着积极方向发展的进程。在此方面，北欧国家是成功的典范。这些国家通过人性化的职业教育，不但始终保持全球领先的创新能力，而且其社会治理水平和“幸福指数”等社会发展指标也始终处于前列。
《中国教师》：中职是我们国家教育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有人认为中职学校太差了，学不到什么东西，据您了解我们国家中职的学生质量与就业目前处于哪种水平呢？
赵志群：千万不要简单说中国怎么怎么样。中国太大了，地区间有很大差别。很难笼统讲我国的中职教育质量怎么样，有好的，当然也有不太好的。这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一般经济落后的地方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相对要差一些。职业学校的发展与文化环境也有一定关系，如北京中职学校的硬件设备非常好，但是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到中职学校去学习。而在广州，由于教学质量较好，社会需求也旺盛，职业教育的声望要好得多。去年，一所技工学校甚至招收了20多个具有本科学历的新生，这与岭南文化注重实际的风格不无关系。当地有人跟我说，要么上一流大学，要么上一流的技师学院，不管是学术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只要是高质量的教育，就可以保证实现高质量的就业。
《中国教师》：在您看来，我国职业教育教师是很薄弱的一个环节，那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赵志群：其实大家早已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只是这些建议很难真正落实。比如教师待遇问题，这里面既有经济问题，也有人事管理制度问题，还有很多是社会问题。例如很多职业教育师范专业毕业生不愿意去学校工作，因为在学校比在企业收入低；而企业的能工巧匠由于学历等问题，又无法获得编制正式进入教师队伍。目前我们主要还是按照管理普通教育教师的方式来管理职业教育教师，这也是一个大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协调处理好“科研、政策和教育实践”三方面的关系。政策如果没有科研基础，在实践中肯定会有问题；但是科研成果必须通过合适的政策才能在教育实践中贯彻实施；高质量的教育实践既需要政策支持，也需要扎实的科研基础。目前我们这三方面的协调还不是很好，当然这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需要下大力气克服。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赵彩侠）
赵志群：在某种意义上讲，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职业教育是“培养人的普通教育”的一种类型，只不过采用了不同的“媒介”而已，二者的目的都是促进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普通教育通过传授学科和人文知识促进人的发展，而职业教育通过学习一种职业的工作来促进人的发展。过去我们把职业教育妖魔化了，以为职业教育就是简单的技能训练。实际上，除技能学习之外，职业教育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促进人的职业认知能力的发展。康德说：“人的成熟表现在职业的成熟上。”仅仅接受（狭义的）普通教育，人是无法真正成熟的，因为人最终还是要从事一种职业。事实上，从历史上看，与学术性人才和人文科学教育相比，职业人才和职业教育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一点儿都不逊色，工匠传统始终都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进步甚至有时完全是被工匠制造的仪器设备所推动的。如近代天文学和医学的发展首先应当归功于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它们分别是由荷兰眼镜制造师利伯希和商人列文虎克发明的；人们不是根据波易尔-马略特定律设计出了蒸汽机，而蒸汽机的发明却促成了对这一规律的发现。不同的人智力特点不同，发展途径不尽相同，这也是多元智能理论的基本内涵。
《中国教师》：现在我国就业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业难的原因之一在于学校的专业设置是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您觉得是这样吗？职业教育是否也存在着这种问题？
赵志群：专业设置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教育质量的缺陷。总的来说，目前职业院校的专业是按照社会需要设置的，基本理念没有问题。但是在教育实践中，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很多我们想做的事做不到。对职业教育的管理很多时候也不是按照职业教育规律进行的。一般来说，教育教学质量好的院校，其毕业生就业问题就会小一些；质量不好的院校，其毕业生就业问题就大一些。这与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也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教师》：您刚才说很多我们想做的事做不到，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赵志群：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教师，职业教育教师总体职业能力偏弱。职业教育的目标是教学生学会专业性的工作，但是很多教师自己却不会。我们国家没有健全的和高质量的职业教师培养体系，比如作为中国教师的摇篮，北师大几乎不承担培养职业教育教师的任务。职业教育涉及全国一半的受教育人口，但是国家对职业教育教师发展问题整体上关注不够。一些专门培养职业教育教师的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由于社会认同等各方面的原因，也都在纷纷改弦易辙，不再把教师培养作为其主要任务。而且即使是职业技术师范专业的毕业生，也很少有从事教师工作的。没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自然很难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中国教师》：中职是我们国家职业教育的主干，那么目前中职教师的处境怎么样呢？
赵志群：目前我国中职学生一般是那些数学、语文等文化课成绩比较弱的学生，但他们不一定就是差等生，更不一定是素质差的学生。按照现有教学计划，他们一到职业学校又被要求学习数学、语文和一些抽象化程度很高的专业基础课，这几乎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但与学生的期望和兴趣不符，也完全违背了职业成长的逻辑规律。学生不愿意学，排斥教师的教学工作，学习成绩不好，最终造成了很高的学生流失率。教师面对这些学生没有成就感，也缺乏职业发展动力，这是影响教师队伍健康发展的一个因素。当然，我们的学校里还是有很多优秀教师的。教师职业能力测评结果表明，能力强的教师往往不一定学历高，但是却有较多的企业实践经验，这恰恰又是我国教师管理制度的一个重大缺陷。按照现有管理机制，学校很难引进有丰富企业经验的实践者从事全职教师工作，而事实证明，兼职教师无法从根本上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这只不过是一个“去专业化”的权宜之计。
《中国教师》：现在我国正在努力建设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其中提到现代学徒制的探索。现代学徒制是什么？
赵志群：人类最早的技术和知识传承是通过学徒制实现的。随着18世纪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人们发现工人需要更多的技术知识，仅仅通过学徒方式是无法满足这一要求的，于是出现了传授先进生产知识的技术学校，而在此之前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传授人文和科学知识。由于传统学徒制固有的一些消极因素，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师傅对徒工的劳动剥削现象，英国人逐渐“消灭”掉了传统的学徒制。一些欧洲大陆国家采取了一种更为理智的办法，他们意识到学徒制中岗位实践学习的合理成分，因此通过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来弥补传统学徒制的不足，即最早的星期日学校。星期日学校和学徒制结合，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学徒制度，即“学校与企业相结合，以企业为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实践为主”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制度。事实证明，采用现代学徒制的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都比较好，而且青年失业率很低。如2013年希腊和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达到了55%，而德国和奥地利仅为7.6%和8.7%，尽管这与宏观经济发展状况有关，但现代学徒制运行良好的国家，其青年失业率比同一经济发展周期中其他国家都明显偏低。
进入新世纪后，很多国家发现了现代学徒制的优势，又开始恢复和重建现代学徒制，英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英国在反思其近年来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竞争力下降的原因时，认为其竞争力不强的职业教育体系为此“做出了贡献”，因此开始下大力气重新恢复学徒制往日的辉煌。事实上，我国是目前世界主要国家中为数不多的没有建立现代学徒制的国家。即便是在美国和加拿大，也有发展较为完善的学徒制，只不过没有德国和瑞士那么成功和普及而已，这与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有关。美国没有太多的制造业，对产业工人需求量不是特别大。美国在其“再工业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缺乏高素质技术工人的问题。制造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这需要大量高素质产业工人的支撑，建立现代学徒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单靠纯学校教育无法培养出高素质的实践性人才，仅靠企业内培训也不行，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把工作与学习合理地结合起来，这里没有第二条出路。 《中国教师》：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有其独特的职业教育模式，比如德国的双元制闻名世界，他们是如何操作的？对于我们有何借鉴意义？
赵志群：双元制对我们最重要的借鉴意义就是学校与企业良好的、制度化的合作。这种以法律为基础建立的校企合作制度，目前我国还无法完全引入，因为两个国家在文化、经济和社会制度方面具有很大差别。但是我们一直在学习他们的基本理念和经验，包括现在提出来600所普通地方本科院校转变成应用型大学的设想，也是借鉴德国的做法。其实在双元制职业教育方面做得更好的是瑞士。在德国的双元制中，学校的地位较低，所起作用也不足，但瑞士的学校与企业在职业教育中都扮演着非常积极和主动的角色。
《中国教师》：双元制国家采用什么方式来保证这一模式的运行呢？
赵志群：主要通过建立完善、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在德国，招工就是招生。首先由企业招收学徒工，他们在与企业签订培训合同后自然成为学校的学生。学徒工有一种特殊的“双元”法律地位，他们既不是真正的工人，也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学生。德国人专门儿创造出了一个词“Auszubildende”称呼之，可以翻译成“培训生”。培训生享有企业的保险等福利，包括培训津贴（不叫工资）；学校按照《教育法》提供相应的学校教育。目前，我国教育部和人力资源部都在开展现代学徒制的工作，特别是广东省有一些高职院校今年开始尝试采用“招工即招生”的方式，由学校和企业组成联合体共同培养学徒工（生），这是一种重要而大胆的探索。
《中国教师》：您觉得这种方式在中国推广可能吗？
赵志群：尽管目前我们还没有相关法律体系与充分的社会文化基础，但是随着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相关会议上的指示，以及教育部和人力资源部的大力促进，相信还是有一定的可能的。只是目前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现代学徒制不仅仅是教育部门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工作，更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制度。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企业的认识。企业如果认识不到现代学徒制的优势，不愿意进行相关投入，建立现代学徒制就是一句空话。市场经济国家对企业运行不应该有过多的干预，因此我们不能规定企业必须招收学徒。我们能做的，只是通过科学的投入产出效益分析，用数据告诉企业提供学徒培训在经济上是合算的，因为企业的最高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目前我国多数企业的生产和技术水平还比较低，有些企业家不关心员工的长远发展。事实证明，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关注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过去一些企业管理者天真地认为，人才是学校培养的，企业只是用人者。他们没有意识到，缺少了企业的参与，学校是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的。德国和瑞士等国之所以意识到学徒制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很高。高端技术岗位需要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能型人才。而日本本身就采用企业内的培训机制。目前，我国广东出现技师工资高于硕士研究生工资的情况，也反映了这种趋势。
《中国教师》：有人在讨论职业学校中专业技能与人文精神失衡的问题，职业院校可能会偏重于职业技能训练而缺少了人文精神的培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赵志群：我们现在对职业教育的理解太浅了。人文精神的培养并不仅仅是通过历史、地理等科目的学习获得的。职业精神是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前文所说，人的成熟是职业的成熟，人文精神不是虚拟的，它始终与社会实践有联系，是在真实的工作世界中建立起来的。现代工作世界中有很多客观成分，也有很多主观因素，特别是在高智力要求的领域。
按照现代职业教育理论，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习者“（参与）设计工作和技术的能力”，其核心理念是：在教育、工作和技术三者间没有谁决定谁的简单关系，在技术的可能性和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个性化的设计空间，教育通过多元文化取向会对社会愿望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设计技术和工作的发展。因此，职业教育已经成为技术与工作和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独立变量，对生产组织、技术和社会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我国职业教育目前进行的学习领域课程和行动导向教学改革，均反映了职业教育从“适应导向”向“设计导向”的战略性转变。把职业教育理解成简单的技能培训，不但反映了对职业教育的无知，也是社会本位论和技术决定论的反映。现代职业教育把人视为价值的根源，让所有人都平等参加到设计和支配其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活动中，参与促进社会向着积极方向发展的进程。在此方面，北欧国家是成功的典范。这些国家通过人性化的职业教育，不但始终保持全球领先的创新能力，而且其社会治理水平和“幸福指数”等社会发展指标也始终处于前列。
《中国教师》：中职是我们国家教育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有人认为中职学校太差了，学不到什么东西，据您了解我们国家中职的学生质量与就业目前处于哪种水平呢？
赵志群：千万不要简单说中国怎么怎么样。中国太大了，地区间有很大差别。很难笼统讲我国的中职教育质量怎么样，有好的，当然也有不太好的。这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一般经济落后的地方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相对要差一些。职业学校的发展与文化环境也有一定关系，如北京中职学校的硬件设备非常好，但是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到中职学校去学习。而在广州，由于教学质量较好，社会需求也旺盛，职业教育的声望要好得多。去年，一所技工学校甚至招收了20多个具有本科学历的新生，这与岭南文化注重实际的风格不无关系。当地有人跟我说，要么上一流大学，要么上一流的技师学院，不管是学术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只要是高质量的教育，就可以保证实现高质量的就业。
《中国教师》：在您看来，我国职业教育教师是很薄弱的一个环节，那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赵志群：其实大家早已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只是这些建议很难真正落实。比如教师待遇问题，这里面既有经济问题，也有人事管理制度问题，还有很多是社会问题。例如很多职业教育师范专业毕业生不愿意去学校工作，因为在学校比在企业收入低；而企业的能工巧匠由于学历等问题，又无法获得编制正式进入教师队伍。目前我们主要还是按照管理普通教育教师的方式来管理职业教育教师，这也是一个大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协调处理好“科研、政策和教育实践”三方面的关系。政策如果没有科研基础，在实践中肯定会有问题；但是科研成果必须通过合适的政策才能在教育实践中贯彻实施；高质量的教育实践既需要政策支持，也需要扎实的科研基础。目前我们这三方面的协调还不是很好，当然这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需要下大力气克服。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赵彩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