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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末期带有理性主义的唯理论和有着归纳法性质的实证论哲学产生之后，形成了以形而上学作为区别科学的哲学，哲学从而从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体系中分离出来，而为形而上学，形成了主客体分离的近代哲学。到了19世纪末，这种方法又影响到艺术思维，体现在现当代艺术所具有的超越感性经验的形而上的特征中。当辩证法作为一种方法论影响学术时，便也就产生了对二元对立哲学观的消解。
一、二元对立的消解
当今世界变得“扁平化”，有一种非物质社会的性质，原本我们习惯以两级对立的方法来理解世界，如在艺术上我们有美与丑、真与假、形式与内容等的对立区分，并以此作为判识优劣的一种方法和尺度。而在非物质社会，信息的迅速交流，世界变得不再有隔阂，不再有神秘甚至隐私。图像传播的极大发达，使得我们相对于过去有了极多的知晓外部世界的信息来源，我们在一个扁平的界面上可以足不出户地看到活生生的世界，了解到异国他乡正在发生的事情，触及到迅速出现又即刻消失的事物变化。因此，无形中精神与物质的对立在此融合了，因而，过去的认知方法，随着信息的广泛渗透，致使“二元对立”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转化成为共时而显、同体并存、相互渗合的相对性的态势，如好与坏、旧与新、错与对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转化和消解。当今信息的爆炸导致了欲望的爆炸，导致权威的消失，这一点也反映在当代艺术的趋向中。
在非物质社会到来之前，功能存在于质料之中，密不可分，如刀剑的锋刃必须与材质连接在一起。而在当代，形式与质料是可以分开的，如电子汇款、刷卡消费、人机对话等等，表现出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的非物质形态，许多情况下，是只见功能不见物质。
二、艺术解构了吗?
这种现实影响了人的思维，必然反映在人的世界观当中，反映在艺术观之中。如当代艺术的影像化、媒体化、观念化、多元化、公众性、参与性，事件性、行为等都是消解二元对立的结果，这也形成了对艺术本体的越界。但问题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在全球化意识的影响下，虽然出现了艺术形态的转型和越界，但未必是真正地解构了。转型是相对过去的形态的否定，例如85新潮这种以独立精神、文化反省、现实批判为主要特征的对艺术的思索，是对建国以来体制下一体化的艺术形态的越界。上世纪90年代以始中国社会由一个政治型的社会逐渐转变为经济型社会，到了今天艺术中的拼合、拆解、挪借、调侃、卡通化等这种数字化时代多元形态又是对90年代以来艺术形态的越界与转型。虽然在越界中出现了新的面貌，新的价值观，但走到今天又遭遇到了彷徨与迷失的境遇，出现了意欲挣脱又被牵制的局面。这是因为我们的艺术思维与价值观就整体而言，不可避免地受西方强势文化的趋势，浸淫着西方当代的艺术思想，非但没有解构，反而在继续建构着西方的价值体系。虽然艺术创作在近几年来似乎已走过模仿、学习西方模式的阶段。可是就整个而言，由于在客观上缺乏对国家意识的关注，缺乏突破圈子内的“家谱系统”，在主观的创新意识上又缺乏对超越感性经验的艺术法则的把握、缺乏艺术本源的冲动和辨析的智慧，因此，这一现状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解构是什么?不是单纯的解放，在学术上是指瓦解固有的体系，解构已有的构造，重构价值结构。说到此，自然绕不开现代的一位哲学家——海德格尔。海氏说的“解构”是对形而上学的历史批判，德里达把它译作“解构主义”，这源于启蒙主义和超验理想主义，而海德格尔的巨大贡献“是如何将自己对现代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建基于对现代和古代形而上学进行历史重读的巨大工程之上”(马克·第亚尼语)。这是因为海德格尔一直将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思想看做是具有现象学和诠释学维度的，探讨存在论(本体论)在海德格尔这里变成了诠释学，因而他断言：“哲学的结构必然要毁灭。也就是说。必然会通过一种向传统的历史回归，将传流下来的东西解构。但这一点也并不意味着要否定那个谴责其无效的传统，而是一种对传统的积极挪用。”
当代思想中(在逻辑、艺术、伦理学、认识论、科学哲学等领域)普遍出现了相对主义、多元主义，人们不再信奉普遍有效、独一无二的规范、范式、标准。认为道德规范、科学范式等是相对于文化和时代而产生变化的。值得重提的是德里达将现代主义和传统进行了微观的逻辑修正，而我们大呼建立自我的评判体系时，我们也应该对我们现代的和古代的认识论做一历史重读和微观修正，它也可以促进我们对传统的积极挪用。
三、关于方法论与《第三种思想》
笔者在一篇关于建立方法论的文章中说过，我们早已有了自己的或日东方的审美评美标准、体系，只是失去了使用和开发的文化背景和兴趣或者说是自信，我们还得去品味东方文化中的意在言外的语言方式和关于灵与识、意与境的“唯灵”气质，因为这些特质也正符合当代艺术的暗示性、借代性的语言特征。通过重读它可以校正现在的思维偏误，当艺术走出本体、走向多元、走向观念时且不要忘记，观念艺术需要的是智与慧，需要的是辨与识。当下的观念艺术，往往缺乏新观念，很浅显和苍白。有些观念作品，不过是“无休止的自我阐释”，而作品的形式则成了这种过度阐释的无力佐证，导致观念难以支撑形式，或者是形式难以说明观点，正所谓口与手的颠倒。
其实，西方当代艺术正在反思，又存在了一种由越界回归本体的潜流，这不奇怪，人类的心绪总是这样，当一件事物的形态成熟了形成大流之后，一股饱厌的情绪又在形成一股逆反的潮流，这是因为人性有一种不断追求新异的心理。当逆反又形成大流，则又出现逆反，如此重复、回归、推叠、演进、更替、出新。譬喻当代艺术中在造型上追求原始、稚拙，在意义上追求神秘、象征、暗示等，便是逆反心理回归到原始艺术的心理情结。
一般来讲，谈起世界上的文化思想好像只有两大块，即西方和东方(非洲、大洋洲等地域的文化思想则处于边缘地位)。然而，在文化思想的交叉之中，是否已形成了第三种、第四种呢?最近，在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的《第三种思想》展览，总结出了西方现当代艺术从亚洲获得的灵感启迪。如禅的文化所具有的暗示性、顿悟直指、内省智慧、一意多指、受控意外等对生命本源性的体会，这正是当代艺术的灵魂。
中国当代艺术走过了受西方现当代艺术影响或学习的过程，然而西方在19世纪末就出现了受东方艺术精神影响的流派或艺术观。美国的艺术史学家大卫·卡里尔曾说：“当代西方学者很敏感地意识到欧洲中心论的危机。我们感到，任何贴切的艺术理论必须与其整体的文化艺术相应”。中国的艺术要独有见树，那就必然要从语言方法上提升到精神的主体上，上升到艺术思想的突破上，寻找物质事态内部的特性，把握对生命、存在的本源思考。
四、原理的重要
应单纯一点，本源一点，自然一点，简朴一点，直觉一点，这是艺术思维的命脉，它会带给我们剥开现象看本质的敏锐，带给我们洞悉事态的智慧，带给我们激扬艺术灵性的涌泉。我们可以快乐地习惯于琢磨事物的原理，而不是形式。有了原理。形式随心所欲；有了原理，心不受控却变化无穷，有了原理，会形随意迁，形态倍显，有了原理，会提笔放意，叹唱啸永；有了原理，会低循高翔，抱奇抗俗，这是我们的价值点，我们不要忽略。
一、二元对立的消解
当今世界变得“扁平化”，有一种非物质社会的性质，原本我们习惯以两级对立的方法来理解世界，如在艺术上我们有美与丑、真与假、形式与内容等的对立区分，并以此作为判识优劣的一种方法和尺度。而在非物质社会，信息的迅速交流，世界变得不再有隔阂，不再有神秘甚至隐私。图像传播的极大发达，使得我们相对于过去有了极多的知晓外部世界的信息来源，我们在一个扁平的界面上可以足不出户地看到活生生的世界，了解到异国他乡正在发生的事情，触及到迅速出现又即刻消失的事物变化。因此，无形中精神与物质的对立在此融合了，因而，过去的认知方法，随着信息的广泛渗透，致使“二元对立”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转化成为共时而显、同体并存、相互渗合的相对性的态势，如好与坏、旧与新、错与对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转化和消解。当今信息的爆炸导致了欲望的爆炸，导致权威的消失，这一点也反映在当代艺术的趋向中。
在非物质社会到来之前，功能存在于质料之中，密不可分，如刀剑的锋刃必须与材质连接在一起。而在当代，形式与质料是可以分开的，如电子汇款、刷卡消费、人机对话等等，表现出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的非物质形态，许多情况下，是只见功能不见物质。
二、艺术解构了吗?
这种现实影响了人的思维，必然反映在人的世界观当中，反映在艺术观之中。如当代艺术的影像化、媒体化、观念化、多元化、公众性、参与性，事件性、行为等都是消解二元对立的结果，这也形成了对艺术本体的越界。但问题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在全球化意识的影响下，虽然出现了艺术形态的转型和越界，但未必是真正地解构了。转型是相对过去的形态的否定，例如85新潮这种以独立精神、文化反省、现实批判为主要特征的对艺术的思索，是对建国以来体制下一体化的艺术形态的越界。上世纪90年代以始中国社会由一个政治型的社会逐渐转变为经济型社会，到了今天艺术中的拼合、拆解、挪借、调侃、卡通化等这种数字化时代多元形态又是对90年代以来艺术形态的越界与转型。虽然在越界中出现了新的面貌，新的价值观，但走到今天又遭遇到了彷徨与迷失的境遇，出现了意欲挣脱又被牵制的局面。这是因为我们的艺术思维与价值观就整体而言，不可避免地受西方强势文化的趋势，浸淫着西方当代的艺术思想，非但没有解构，反而在继续建构着西方的价值体系。虽然艺术创作在近几年来似乎已走过模仿、学习西方模式的阶段。可是就整个而言，由于在客观上缺乏对国家意识的关注，缺乏突破圈子内的“家谱系统”，在主观的创新意识上又缺乏对超越感性经验的艺术法则的把握、缺乏艺术本源的冲动和辨析的智慧，因此，这一现状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解构是什么?不是单纯的解放，在学术上是指瓦解固有的体系，解构已有的构造，重构价值结构。说到此，自然绕不开现代的一位哲学家——海德格尔。海氏说的“解构”是对形而上学的历史批判，德里达把它译作“解构主义”，这源于启蒙主义和超验理想主义，而海德格尔的巨大贡献“是如何将自己对现代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建基于对现代和古代形而上学进行历史重读的巨大工程之上”(马克·第亚尼语)。这是因为海德格尔一直将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思想看做是具有现象学和诠释学维度的，探讨存在论(本体论)在海德格尔这里变成了诠释学，因而他断言：“哲学的结构必然要毁灭。也就是说。必然会通过一种向传统的历史回归，将传流下来的东西解构。但这一点也并不意味着要否定那个谴责其无效的传统，而是一种对传统的积极挪用。”
当代思想中(在逻辑、艺术、伦理学、认识论、科学哲学等领域)普遍出现了相对主义、多元主义，人们不再信奉普遍有效、独一无二的规范、范式、标准。认为道德规范、科学范式等是相对于文化和时代而产生变化的。值得重提的是德里达将现代主义和传统进行了微观的逻辑修正，而我们大呼建立自我的评判体系时，我们也应该对我们现代的和古代的认识论做一历史重读和微观修正，它也可以促进我们对传统的积极挪用。
三、关于方法论与《第三种思想》
笔者在一篇关于建立方法论的文章中说过，我们早已有了自己的或日东方的审美评美标准、体系，只是失去了使用和开发的文化背景和兴趣或者说是自信，我们还得去品味东方文化中的意在言外的语言方式和关于灵与识、意与境的“唯灵”气质，因为这些特质也正符合当代艺术的暗示性、借代性的语言特征。通过重读它可以校正现在的思维偏误，当艺术走出本体、走向多元、走向观念时且不要忘记，观念艺术需要的是智与慧，需要的是辨与识。当下的观念艺术，往往缺乏新观念，很浅显和苍白。有些观念作品，不过是“无休止的自我阐释”，而作品的形式则成了这种过度阐释的无力佐证，导致观念难以支撑形式，或者是形式难以说明观点，正所谓口与手的颠倒。
其实，西方当代艺术正在反思，又存在了一种由越界回归本体的潜流，这不奇怪，人类的心绪总是这样，当一件事物的形态成熟了形成大流之后，一股饱厌的情绪又在形成一股逆反的潮流，这是因为人性有一种不断追求新异的心理。当逆反又形成大流，则又出现逆反，如此重复、回归、推叠、演进、更替、出新。譬喻当代艺术中在造型上追求原始、稚拙，在意义上追求神秘、象征、暗示等，便是逆反心理回归到原始艺术的心理情结。
一般来讲，谈起世界上的文化思想好像只有两大块，即西方和东方(非洲、大洋洲等地域的文化思想则处于边缘地位)。然而，在文化思想的交叉之中，是否已形成了第三种、第四种呢?最近，在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的《第三种思想》展览，总结出了西方现当代艺术从亚洲获得的灵感启迪。如禅的文化所具有的暗示性、顿悟直指、内省智慧、一意多指、受控意外等对生命本源性的体会，这正是当代艺术的灵魂。
中国当代艺术走过了受西方现当代艺术影响或学习的过程，然而西方在19世纪末就出现了受东方艺术精神影响的流派或艺术观。美国的艺术史学家大卫·卡里尔曾说：“当代西方学者很敏感地意识到欧洲中心论的危机。我们感到，任何贴切的艺术理论必须与其整体的文化艺术相应”。中国的艺术要独有见树，那就必然要从语言方法上提升到精神的主体上，上升到艺术思想的突破上，寻找物质事态内部的特性，把握对生命、存在的本源思考。
四、原理的重要
应单纯一点，本源一点，自然一点，简朴一点，直觉一点，这是艺术思维的命脉，它会带给我们剥开现象看本质的敏锐，带给我们洞悉事态的智慧，带给我们激扬艺术灵性的涌泉。我们可以快乐地习惯于琢磨事物的原理，而不是形式。有了原理。形式随心所欲；有了原理，心不受控却变化无穷，有了原理，会形随意迁，形态倍显，有了原理，会提笔放意，叹唱啸永；有了原理，会低循高翔，抱奇抗俗，这是我们的价值点，我们不要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