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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什么时候开始，
不再期望在荒原、巨山，
或者无法泅渡之河中遇见另一位伙伴。
人生更像是漫游在大海里的哥伦布，
甚至不抱有遇见一块大陆的希望。
我是在“广西师大理想国”办公楼一间堆满书的桌子上，看到《密林中》封面上印的这几行字。我照着上边的字念了一遍，转头问周嘉宁，“个体之间互相理解都很难，更何况群体之间，是吗？”
“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认识了许多人，那时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小的，大家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比较模糊，也不清楚自己以后能干什么。”生于1982年的周嘉宁说，“现在，写小说的跟写小说的玩在一起，做音乐的有做音乐的圈子，甚至同是文学创作，写诗的和写小说的都不在一个圈子，慢慢地就分开了。”
即便同是写小说的个体和个体之间，在周嘉宁来看，可以谈小说的人也是很少。在一个饭桌上，大家对此都是闭口不谈。
“十多年前，我们可以每周一起吃饭，来谈彼此的小说，对于问题可以很直接地指出、讨论。”年轻的时候，人大都会很需要别人的意见和认可，但这种情况现在很难出现。
同样是在这座楼，在一层有玻璃门的房子里，几个月前，我跟年轻作家颜歌有过一个下午的交谈。当我问到同龄人里谁写得好时，颜歌确切地说——周嘉宁。
周嘉宁对颜歌评价同样很高。“我的长篇小说写得不好，《密林中》是有很多问题的。颜歌的长篇写得非常好，我看她小说的时候会有自己说不出的想法却被同龄人表达出来了的那种震荡。”
张悦然和周嘉宁一直做文学杂志《鲤》的工作，即便是2010年回到上海，也并不影响这项工作的持续。
当年那一拨因为新概念作文成名的年轻人，如今还被放在文学圈子里讨论的已经不多，这是其中几位。
“密林中”是周嘉宁在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看到了朋友的签名。村上春树小说里写到过一群土著人，他们原本生活在平原上，后来选择进入树林。“在更年轻的时候，朋友们都身处平原，互相可以看到对方。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真的走在一个树林里了，或许你知道他也在树林里走，但你看不到他。你知道还有很多同行者，却未必能感受到同伴的存在。”
还是在这栋楼的最顶层，我采访过“理想国”的总编辑刘瑞琳。一位同样年少成名的作者直到这几年才被她认可。她同时对另一位成名多年的作家表示了不屑——这是一家声誉卓著的出版机构，在这里出书，已然成为了某种“被认可”的标志。
周嘉宁曾经非常渴望自己的小说或者想法被他人理解和认可，但这种“渴望”如今已经降低。她言谈不多，声音和语速是平稳的，面部的表情也不会有太多起伏。身上的装束也是低调暗沉，少有耀目的颜色。
我第一次见到周嘉宁，是在青岛的一次会议上。会议桌前围坐的作家和评论家，大都比她年长。在被要求发言后，她几乎是有些羞涩地说了几句。她的发言长度大概是全场最短的。
她把自己的价值观袒露在别人面前的愿望在降低，与人的交流也减少。她觉得长辈们也是这样的，长辈作家彼此讨论自己小说的情况很少，“几乎没有听到过。”
《密林中》出版后，看上去跟她以往的作品不太一样。作家们都希望自己有所改变，但这其实挺难。作家路内是周嘉宁的朋友，他们俩之间少有地聊到过关于小说的话题。“他（路内）跟我说的有一点挺对的，就是我的小说和我的个人成长状态太相关了。”她觉得，价值观和世界观不往前走的话，小说也没有办法往前走。变化都是由人的变化带来的。
从内容来源上说，作家分为多种，许多人非常排斥从个人经验出发，写周围发生之事。周嘉宁不排斥这一点，但很担心别人说她这一点。因为，这是很容易被当成缺点的。她一直试图用小说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所做并没有那么清晰。
对于周嘉宁这一代青年作家，许多批评集中在一些点上：不关心世界;不关心国家;“为什么只写你的生活？”“为什么不去写底层？”
周嘉宁不太喜欢“底层”这个词、也不喜欢“草根”这个词，她认为这样去划分人群，显得特别草率。她越来越清楚一个好的作家不可能代表所有的阶层去发声。人与人之间的不可沟通性，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不可沟通性，似乎都在增强，对于一个阶层和另一个阶层来说，同样如此。太刻意地想要跳出自己的经验去描述另外一个群体，她不敢保证叙述的准确性。“可能会有很多妄加的成分，会有很多文学之外的附加物。在这个时代，这些一定需要用文学的形式来表现么？“
图/受访者提供
《密林中》的序是周嘉宁在复旦上学时的导师张新颖写的。他一直夸她的小说写得好。
“他一直在说好，我就在想到底哪里好。”（笑）周嘉宁本科毕业的时候，想读研，然后去找张新颖。在此之前，她都没跟他说过话。她很内向，他也是。她问张新颖，可不可以读你的研究生。张新颖说，你写小说的为什么要来读研究生。“我当时也不清楚自己将来要干嘛，觉得自己知道的少，想读书。他（张新颖）说，你写小说的就不应该读书啊，但如果处于不知道要干嘛的情况下，我可以收你做我的研究生。他还说，你不来上课也没关系。后来，我真的很少去上课。”
那些跟周嘉宁一起读书的中文系同学，最后很大一部分并没有从事与文字有关的工作，她也不知道他们去哪了，“大概都发财了吧。”她笑了。
中文系大都会说，这里不是培养作家的，而是培养学者的。结果，中文系出来的学者和作家都不多。而这也并不只是中文系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普遍问题。“大学并没有帮你打好一个知识结构的框架。”周嘉宁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忽然产生了许多困惑。“我只是知道我写作中存在很大问题，需要去学东西。” “觉得缺的是什么东西呢？”我问她。
“比如说天津爆炸这个事情，作为一个作者，给出怎样的反馈是有意义的？我至今没有想明白。我所看到的各种各样人的反应，都觉得有点儿问题。我没有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去支撑自己思考这件事情。也许自己在文学方面很丰富，但是历史弱、政治弱，经济知识也很弱。这些漏洞，我应该先补哪个呢？”周嘉宁很疑惑，“怎样从文学层面通过合适的方式而不是从新闻层面和事实层面去表达这件事情（天津爆炸）？而且，读者期待的单一性可能会导致很多作家的懈怠，不会激发作家去思考。包括一些纪实的报道，我觉得价值观单一又混乱。”
“价值观混乱”——我在《密林中》看到了相似的段落：
她大概不可能写成麦卡勒斯了，但能不能写成安妮·普鲁呢？她把《怀俄明故事》又翻出来看了一遍。很快就心碎地发现，她绝不可能成为她们任何人，她根本写不出这样的东西，连一页这样的东西都写不出来。她知道自己可以找出很多理由，她可以说自己生活在一个乌糟糟的年代，价值观混乱，没有反叛精神，等等。但她心里明白，全都是借口，她就是写不出来。
相比于“混乱”，周嘉宁更警惕的是“单一”。“大家现在面对公众事件产生的反应都太一致了。这种一致性非常可怕，但我也不知道怎样能做得更好。在这个时代中你一定会不断思考这个问题，那你写出来的东西仅仅是表达一种失望么，那么表达失望的意义又是什么？也不知道可以问谁，似乎也没有人可以回答。”
“早个差不多100年，五四时期的文人作家参与时代的感觉似乎更强一些。”我说。
“那时候和现在太不一样了，每个人参与其中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力。现在很多作家没有清晰的自我认知，搞不清自己的政治立场，也不知道自己该为哪些人说话。你是穷人？你是富人？你是底层？你是小资产阶级？乱成一团。”周嘉宁说。
“你宁愿保持一定的距离去观察？“
“就算你想保持距离，它也会每时每刻在你的周围发生。”
二十多岁的时候，周嘉宁和很多人玩在一起，甚至可以半夜从浦西奔到浦东吃宵夜，和朋友聊天。她一直觉得自己的青春期超级完美。后来大家不可避免地慢慢散开，进入密林。
她接触的大多是文艺青年。小说里写的主要是文艺青年中的失败者。在她看来，文艺青年很容易成为失败者。
“但还是得看你对失败的定义是什么。“周嘉宁马上补充一句。
和她同龄的人，现在坚持写作的也很少了。她觉得不是说你原本有一个文艺的写作梦想，后来选择了做其他事情，这就是失败。“大家都会选择自己擅长的事情去做，而我不擅长赚钱，要我在其他行业做得很好，这个我没有把握。而写作是我擅长的东西，我可以在这个行业做得不错。而对另一部分的文艺青年来说，写作有一个从爱好到职业的转化过程，怕就怕在这个过程中你没有明确自己的位置，这样会导致自己郁郁寡欢。
“天赋在写作中占多少比重？“我问她。
“天赋很重要，但我觉得天赋是一个有限的东西，很多人都有天赋。其实我这部小说（《密林中》）蛮想讨论的是——才华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这个时代，文艺青年的成功到底是什么？你写出一个自己认可的小说是成功，还是你写出一个畅销的小说是成功？我看到很多诗人，过得特别穷，他们什么都不做，就写诗，宁可过得特别穷，这个姿态是不是对的？是应该放任自己，享受自己的才华，还是对自己的心有所控制？”
《密林中》，主人公阳阳觉得，怀旧是一种病态的东西，他们那个时代，根本不存在什么少年得志，所有人在青春期都是压抑的失败者，只有在怀旧的时候才能正大光明地承认这一点。那首流行的《老男孩》所提供的专属失败者的价值观让阳阳恶心，连带哭哭啼啼的男人也让她恶心。
“我真的不太喜欢这首歌，我真的受不了别人一提到《老男孩》就会哭。你们在感怀的是什么呢？自己的青春特别美好，现在自己的梦想都没有实现？这不是很正常么？那些是你虚假的梦想，所以没有实现。你把自己过去的光辉面放大了，把自己曾经的梦想投射得那么大来映射现在觉得不满的生活。我反正不太喜欢这种类型的失败者，我觉得这种失败也是没有意义的失败。当然，现在‘梦想’的定义太一致了，而一致的后果就是有点扭曲。”
她再一次提到了对“一致”的警惕。
周嘉宁从小在上海长大，在静安寺附近住了17年。高中搬离了静安区，但也离市中心很近。后来在北京住了3年，其他国家的城市，她也去过很多。
在她看来，“城市”在中国的语境下，显得太弱了。她有时候看一些国内电影，上面描述的东西跟她看到的很不一样。
“上海这个城市更是显得非常泡沫，虚幻。”以前，她有很多做音乐的朋友都是上海人，他们当时就觉得我们是上海人，我们跟谁都不一样。跟北京人也特别冲。北京的乐队到上海来演出，他们都是还要打架的，互相看不起。北京的乐队觉得上海的特别装，上海的乐队觉得北京的特别土。“赶在一起演出，时间或者场地出现冲突，谁都不肯让着谁。”
周嘉宁感受到，中国整个的大问题似乎是脱离上海这个城市而存在的，在上海感受不到那些问题，这让作家的视线受限。
“我生活的环境真的很窄，我是一个缺陷非常明显的作家。”
她同时认为这是中国城市的奇妙之处。“但是，能够理解我们这些作家精神困境的人有多少呢？我有的时候也在想，描述这种精神困境可能只对很少的人是有意义的。”
金宇澄描写上海城市生活的《繁花》唤醒了周嘉宁很多关于90年代的记忆。金宇澄和周嘉宁的爸爸年纪相仿，她给爸爸看了这本书，他特别喜欢。
“90年代的上海和现在很不一样，但我的童年记忆都被抹掉了，因为我的小学和中学都被拆掉了。我家就住在小学隔壁。”周嘉宁觉得，《繁花》就被拆除是之前的上海。书里把当时的上海写得活灵活现。“很羡慕他写小说的那种很放松的状态，像是在讲故事给你们听，他会得到一种满足感，是一种很快乐的过程。”
金宇澄让许多人仔细去体尝沪语的细微之味。另一个让大家被沪语洗刷耳朵的是顶楼马戏团乐队。顶马曾经是周嘉宁的最爱。二十多岁的时候，她和乐队是在一起玩的。乐队的成员大都是70后，有公务员，也有电视台工作人员。作为80后的周嘉宁认为，70后一代比自己这代更有意思，而现在的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没有意思了。
她以前认识的大都是上海的文艺青年。2000年以后，进入21世纪，网络发达了，她开始在论坛上认识全国各地的人。再后来，她去了世界各地更多的城市。“以前，我是很喜欢写上海，但现在觉得城市都有很多相似点。3年前，我去都柏林写了一个小说。写的是都柏林的故事，但我也没有刻意强调这是哪里，这就是个城市，我对面就是个Costa，旁边就是玛莎百货。主人公的原型就是我在路上看到一个流浪汉的故事。这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
这又是“一致性”的问题。周嘉宁一直在做翻译，翻了许多美国作家的作品。在翻译完奥康纳的《好人难寻》之后，她感觉到了美国小说的规则性，或者说“一致性”。“当你集中看了很多这种规则性的小说后，会非常渴望看到更偏执的和不规则的，会想要把自己的脑子洗掉，所以再看一些西班牙的小说，就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翻译是防止崩溃的一种方式。正常人要上下班，你们记者要采访，跟采访对象约好时间，但我们写小说的，时间上没那么多约束，想干嘛就干嘛。我是天生自制力比较弱的人，需要一些东西给我行动力，翻译是一种调节。翻译我就可以坐8个小时，写小说是不行的，我写东西非常非常慢。”
“写完《密林中》之后，你说焦虑和爆炸式的思考让你陷入更大的困境？”
“当周围人的命运都在发生变化，我就很想看到，时间再往后走，城市会变得更不一样吧，科技会更加发达，而大家会变成什么样呢？”
写《密林中》的时候，她在反复地看耶茨的三部小说——《年轻的心在哭泣》、《革命之路》、《复活节游行》。“我在写的时候，不停质疑自己：我写的东西有意义么？你写了这么一个小众的群体，你是写给谁看的？我看耶茨的书会抚慰我。《革命之路》中的那对夫妻也是文艺青年，我在读的时候，感觉到一种震动。我写的文艺青年，如果能够同样传达出一种震动也挺好的。”
不再期望在荒原、巨山，
或者无法泅渡之河中遇见另一位伙伴。
人生更像是漫游在大海里的哥伦布，
甚至不抱有遇见一块大陆的希望。
我是在“广西师大理想国”办公楼一间堆满书的桌子上，看到《密林中》封面上印的这几行字。我照着上边的字念了一遍，转头问周嘉宁，“个体之间互相理解都很难，更何况群体之间，是吗？”
“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认识了许多人，那时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小的，大家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比较模糊，也不清楚自己以后能干什么。”生于1982年的周嘉宁说，“现在，写小说的跟写小说的玩在一起，做音乐的有做音乐的圈子，甚至同是文学创作，写诗的和写小说的都不在一个圈子，慢慢地就分开了。”
即便同是写小说的个体和个体之间，在周嘉宁来看，可以谈小说的人也是很少。在一个饭桌上，大家对此都是闭口不谈。
“十多年前，我们可以每周一起吃饭，来谈彼此的小说，对于问题可以很直接地指出、讨论。”年轻的时候，人大都会很需要别人的意见和认可，但这种情况现在很难出现。
同样是在这座楼，在一层有玻璃门的房子里，几个月前，我跟年轻作家颜歌有过一个下午的交谈。当我问到同龄人里谁写得好时，颜歌确切地说——周嘉宁。
周嘉宁对颜歌评价同样很高。“我的长篇小说写得不好，《密林中》是有很多问题的。颜歌的长篇写得非常好，我看她小说的时候会有自己说不出的想法却被同龄人表达出来了的那种震荡。”
张悦然和周嘉宁一直做文学杂志《鲤》的工作，即便是2010年回到上海，也并不影响这项工作的持续。
当年那一拨因为新概念作文成名的年轻人，如今还被放在文学圈子里讨论的已经不多，这是其中几位。
“密林中”是周嘉宁在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看到了朋友的签名。村上春树小说里写到过一群土著人，他们原本生活在平原上，后来选择进入树林。“在更年轻的时候，朋友们都身处平原，互相可以看到对方。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真的走在一个树林里了，或许你知道他也在树林里走，但你看不到他。你知道还有很多同行者，却未必能感受到同伴的存在。”
被认可的期待降低
还是在这栋楼的最顶层，我采访过“理想国”的总编辑刘瑞琳。一位同样年少成名的作者直到这几年才被她认可。她同时对另一位成名多年的作家表示了不屑——这是一家声誉卓著的出版机构，在这里出书，已然成为了某种“被认可”的标志。
周嘉宁曾经非常渴望自己的小说或者想法被他人理解和认可，但这种“渴望”如今已经降低。她言谈不多，声音和语速是平稳的，面部的表情也不会有太多起伏。身上的装束也是低调暗沉，少有耀目的颜色。
我第一次见到周嘉宁，是在青岛的一次会议上。会议桌前围坐的作家和评论家，大都比她年长。在被要求发言后，她几乎是有些羞涩地说了几句。她的发言长度大概是全场最短的。
她把自己的价值观袒露在别人面前的愿望在降低，与人的交流也减少。她觉得长辈们也是这样的，长辈作家彼此讨论自己小说的情况很少，“几乎没有听到过。”
《密林中》出版后，看上去跟她以往的作品不太一样。作家们都希望自己有所改变，但这其实挺难。作家路内是周嘉宁的朋友，他们俩之间少有地聊到过关于小说的话题。“他（路内）跟我说的有一点挺对的，就是我的小说和我的个人成长状态太相关了。”她觉得，价值观和世界观不往前走的话，小说也没有办法往前走。变化都是由人的变化带来的。
从内容来源上说，作家分为多种，许多人非常排斥从个人经验出发，写周围发生之事。周嘉宁不排斥这一点，但很担心别人说她这一点。因为，这是很容易被当成缺点的。她一直试图用小说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所做并没有那么清晰。
对于周嘉宁这一代青年作家，许多批评集中在一些点上：不关心世界;不关心国家;“为什么只写你的生活？”“为什么不去写底层？”
周嘉宁不太喜欢“底层”这个词、也不喜欢“草根”这个词，她认为这样去划分人群，显得特别草率。她越来越清楚一个好的作家不可能代表所有的阶层去发声。人与人之间的不可沟通性，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不可沟通性，似乎都在增强，对于一个阶层和另一个阶层来说，同样如此。太刻意地想要跳出自己的经验去描述另外一个群体，她不敢保证叙述的准确性。“可能会有很多妄加的成分，会有很多文学之外的附加物。在这个时代，这些一定需要用文学的形式来表现么？“
混乱而单一的世界
《密林中》的序是周嘉宁在复旦上学时的导师张新颖写的。他一直夸她的小说写得好。
“他一直在说好，我就在想到底哪里好。”（笑）周嘉宁本科毕业的时候，想读研，然后去找张新颖。在此之前，她都没跟他说过话。她很内向，他也是。她问张新颖，可不可以读你的研究生。张新颖说，你写小说的为什么要来读研究生。“我当时也不清楚自己将来要干嘛，觉得自己知道的少，想读书。他（张新颖）说，你写小说的就不应该读书啊，但如果处于不知道要干嘛的情况下，我可以收你做我的研究生。他还说，你不来上课也没关系。后来，我真的很少去上课。”
那些跟周嘉宁一起读书的中文系同学，最后很大一部分并没有从事与文字有关的工作，她也不知道他们去哪了，“大概都发财了吧。”她笑了。
中文系大都会说，这里不是培养作家的，而是培养学者的。结果，中文系出来的学者和作家都不多。而这也并不只是中文系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普遍问题。“大学并没有帮你打好一个知识结构的框架。”周嘉宁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忽然产生了许多困惑。“我只是知道我写作中存在很大问题，需要去学东西。” “觉得缺的是什么东西呢？”我问她。
“比如说天津爆炸这个事情，作为一个作者，给出怎样的反馈是有意义的？我至今没有想明白。我所看到的各种各样人的反应，都觉得有点儿问题。我没有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去支撑自己思考这件事情。也许自己在文学方面很丰富，但是历史弱、政治弱，经济知识也很弱。这些漏洞，我应该先补哪个呢？”周嘉宁很疑惑，“怎样从文学层面通过合适的方式而不是从新闻层面和事实层面去表达这件事情（天津爆炸）？而且，读者期待的单一性可能会导致很多作家的懈怠，不会激发作家去思考。包括一些纪实的报道，我觉得价值观单一又混乱。”
“价值观混乱”——我在《密林中》看到了相似的段落：
她大概不可能写成麦卡勒斯了，但能不能写成安妮·普鲁呢？她把《怀俄明故事》又翻出来看了一遍。很快就心碎地发现，她绝不可能成为她们任何人，她根本写不出这样的东西，连一页这样的东西都写不出来。她知道自己可以找出很多理由，她可以说自己生活在一个乌糟糟的年代，价值观混乱，没有反叛精神，等等。但她心里明白，全都是借口，她就是写不出来。
相比于“混乱”，周嘉宁更警惕的是“单一”。“大家现在面对公众事件产生的反应都太一致了。这种一致性非常可怕，但我也不知道怎样能做得更好。在这个时代中你一定会不断思考这个问题，那你写出来的东西仅仅是表达一种失望么，那么表达失望的意义又是什么？也不知道可以问谁，似乎也没有人可以回答。”
“早个差不多100年，五四时期的文人作家参与时代的感觉似乎更强一些。”我说。
“那时候和现在太不一样了，每个人参与其中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力。现在很多作家没有清晰的自我认知，搞不清自己的政治立场，也不知道自己该为哪些人说话。你是穷人？你是富人？你是底层？你是小资产阶级？乱成一团。”周嘉宁说。
“你宁愿保持一定的距离去观察？“
“就算你想保持距离，它也会每时每刻在你的周围发生。”
怀旧病
二十多岁的时候，周嘉宁和很多人玩在一起，甚至可以半夜从浦西奔到浦东吃宵夜，和朋友聊天。她一直觉得自己的青春期超级完美。后来大家不可避免地慢慢散开，进入密林。
她接触的大多是文艺青年。小说里写的主要是文艺青年中的失败者。在她看来，文艺青年很容易成为失败者。
“但还是得看你对失败的定义是什么。“周嘉宁马上补充一句。
和她同龄的人，现在坚持写作的也很少了。她觉得不是说你原本有一个文艺的写作梦想，后来选择了做其他事情，这就是失败。“大家都会选择自己擅长的事情去做，而我不擅长赚钱，要我在其他行业做得很好，这个我没有把握。而写作是我擅长的东西，我可以在这个行业做得不错。而对另一部分的文艺青年来说，写作有一个从爱好到职业的转化过程，怕就怕在这个过程中你没有明确自己的位置，这样会导致自己郁郁寡欢。
“天赋在写作中占多少比重？“我问她。
“天赋很重要，但我觉得天赋是一个有限的东西，很多人都有天赋。其实我这部小说（《密林中》）蛮想讨论的是——才华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这个时代，文艺青年的成功到底是什么？你写出一个自己认可的小说是成功，还是你写出一个畅销的小说是成功？我看到很多诗人，过得特别穷，他们什么都不做，就写诗，宁可过得特别穷，这个姿态是不是对的？是应该放任自己，享受自己的才华，还是对自己的心有所控制？”
《密林中》，主人公阳阳觉得，怀旧是一种病态的东西，他们那个时代，根本不存在什么少年得志，所有人在青春期都是压抑的失败者，只有在怀旧的时候才能正大光明地承认这一点。那首流行的《老男孩》所提供的专属失败者的价值观让阳阳恶心，连带哭哭啼啼的男人也让她恶心。
“我真的不太喜欢这首歌，我真的受不了别人一提到《老男孩》就会哭。你们在感怀的是什么呢？自己的青春特别美好，现在自己的梦想都没有实现？这不是很正常么？那些是你虚假的梦想，所以没有实现。你把自己过去的光辉面放大了，把自己曾经的梦想投射得那么大来映射现在觉得不满的生活。我反正不太喜欢这种类型的失败者，我觉得这种失败也是没有意义的失败。当然，现在‘梦想’的定义太一致了，而一致的后果就是有点扭曲。”
她再一次提到了对“一致”的警惕。
繁花将尽
周嘉宁从小在上海长大，在静安寺附近住了17年。高中搬离了静安区，但也离市中心很近。后来在北京住了3年，其他国家的城市，她也去过很多。
在她看来，“城市”在中国的语境下，显得太弱了。她有时候看一些国内电影，上面描述的东西跟她看到的很不一样。
“上海这个城市更是显得非常泡沫，虚幻。”以前，她有很多做音乐的朋友都是上海人，他们当时就觉得我们是上海人，我们跟谁都不一样。跟北京人也特别冲。北京的乐队到上海来演出，他们都是还要打架的，互相看不起。北京的乐队觉得上海的特别装，上海的乐队觉得北京的特别土。“赶在一起演出，时间或者场地出现冲突，谁都不肯让着谁。”
周嘉宁感受到，中国整个的大问题似乎是脱离上海这个城市而存在的，在上海感受不到那些问题，这让作家的视线受限。
“我生活的环境真的很窄，我是一个缺陷非常明显的作家。”
她同时认为这是中国城市的奇妙之处。“但是，能够理解我们这些作家精神困境的人有多少呢？我有的时候也在想，描述这种精神困境可能只对很少的人是有意义的。”
金宇澄描写上海城市生活的《繁花》唤醒了周嘉宁很多关于90年代的记忆。金宇澄和周嘉宁的爸爸年纪相仿，她给爸爸看了这本书，他特别喜欢。
“90年代的上海和现在很不一样，但我的童年记忆都被抹掉了，因为我的小学和中学都被拆掉了。我家就住在小学隔壁。”周嘉宁觉得，《繁花》就被拆除是之前的上海。书里把当时的上海写得活灵活现。“很羡慕他写小说的那种很放松的状态，像是在讲故事给你们听，他会得到一种满足感，是一种很快乐的过程。”
金宇澄让许多人仔细去体尝沪语的细微之味。另一个让大家被沪语洗刷耳朵的是顶楼马戏团乐队。顶马曾经是周嘉宁的最爱。二十多岁的时候，她和乐队是在一起玩的。乐队的成员大都是70后，有公务员，也有电视台工作人员。作为80后的周嘉宁认为，70后一代比自己这代更有意思，而现在的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没有意思了。
她以前认识的大都是上海的文艺青年。2000年以后，进入21世纪，网络发达了，她开始在论坛上认识全国各地的人。再后来，她去了世界各地更多的城市。“以前，我是很喜欢写上海，但现在觉得城市都有很多相似点。3年前，我去都柏林写了一个小说。写的是都柏林的故事，但我也没有刻意强调这是哪里，这就是个城市，我对面就是个Costa，旁边就是玛莎百货。主人公的原型就是我在路上看到一个流浪汉的故事。这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
这又是“一致性”的问题。周嘉宁一直在做翻译，翻了许多美国作家的作品。在翻译完奥康纳的《好人难寻》之后，她感觉到了美国小说的规则性，或者说“一致性”。“当你集中看了很多这种规则性的小说后，会非常渴望看到更偏执的和不规则的，会想要把自己的脑子洗掉，所以再看一些西班牙的小说，就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翻译是防止崩溃的一种方式。正常人要上下班，你们记者要采访，跟采访对象约好时间，但我们写小说的，时间上没那么多约束，想干嘛就干嘛。我是天生自制力比较弱的人，需要一些东西给我行动力，翻译是一种调节。翻译我就可以坐8个小时，写小说是不行的，我写东西非常非常慢。”
“写完《密林中》之后，你说焦虑和爆炸式的思考让你陷入更大的困境？”
“当周围人的命运都在发生变化，我就很想看到，时间再往后走，城市会变得更不一样吧，科技会更加发达，而大家会变成什么样呢？”
写《密林中》的时候，她在反复地看耶茨的三部小说——《年轻的心在哭泣》、《革命之路》、《复活节游行》。“我在写的时候，不停质疑自己：我写的东西有意义么？你写了这么一个小众的群体，你是写给谁看的？我看耶茨的书会抚慰我。《革命之路》中的那对夫妻也是文艺青年，我在读的时候，感觉到一种震动。我写的文艺青年，如果能够同样传达出一种震动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