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张“半日读书，半日静坐”
　　朱熹曾对他的学生郭得元说：“人若于日间，闲言语省得一两句，闲人客省得见一两人，也济事。若浑身都在闲场中，如何读的书？人若逐日无事，有见成饭吃，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他还说：“读书须是精力至之。曰亦须是聪明。曰虽是聪明，亦须是静，方运得精神。”他还说：“某初疑解春秋干心静甚事，后来方晓，盖静则心虚，道理方看得出。”
　　从朱熹的上述几句话中可见，他认为平时闲话少说，闲人少见，半天静坐，半天读书，学力自可上进，精力自可充沛，智力自可大增。例如，他初认为孔子写的《春秋》与心静无关，但后来见到他师爷罗从彦上山住二三年后再讲《春秋》更透彻，才晓得心静的重要。
　　以后，他常提出静以求学，这种言论不断出现，兹举三五例如下：
　　他说：“始学工夫，须是静坐。静坐则本原已定，虽不免逐物，及收归来，也有个安顿处。”其大意是静坐求学的一种工夫，立意决定求静，则杂念（“逐物”）即使发生亦可收回，使之安顿下来，以利求学。
　　他又说：“读书闲暇且静坐，教他心平气定，见得道理渐次分晓，这个却是一身总会处。”其大意是静坐才能使人心平气定，钻研理论才易见分晓，才能致知格物。所以他明确指出：“穷理以虚心静虑为本。”
　　他还说：“心于未遇事时，须是静，及至临事方用便有气力。如当静时不静，思虑散乱，及至临事已先倦了。一闲时须是收敛定，做得事便有精神。”这说明朱熹不仅强调求学要练静坐，而且即使是平时待人处事，也应静中蓄锐，以便有精神应付一切。
　　朱熹深知静的重要性，所以他反复多次教导弟子时强调说：“看文字罢，且常静坐”，“亦不必终日读书，或静坐存养亦是。”
　　二、晚年崇尚佛道气功
　　朱熹虽然以维护儒家正统而名闻古今，人称“朱子”，俨然是孔子、孟子的一代传人。但由于他自幼即受佛道影响，念念不忘静坐养生和练气功。
　　他曾对黄子耕说：“病中不宜思虑，凡事可且一切放下，专心存心养气为务。但伽趺静坐，目视鼻端，注心脐腹之下，久自温暖，即渐见功效矣。”他劝人有病要放下一切去养气，要像佛家那样盘腿坐，要像道家那样意守丹田，看来他对佛道两家气功是很有研究。
　　朱熹晚年一改儒家立场，一反常态，坦然归依佛道了。他劝其弟子兼挚友蔡季通说：“《春秋》无理会处，不须枉费心力。吾人晚年只合爱养精神，做有益身心工夫，如此等事便可一笔勾断，不须起念。尽教它是鲁史旧文，圣人笔削，又干我何事耶？”他公然表示对孔子的《春秋》可以“一笔勾断”，“干我何事”，“不须枉费心力”，而要“爱养精神”，“做有益身心工夫”。
　　他还说：“古人一去心不传，举世谁复知其天。奔趋嗜欲名利境，浩荡势若飘风旋，嗟予慨此其已久，矧复痼疾霾云烟。禅关夜扣手剥啄，丹经书诵心精专。十年齐楚得失里，醉醒梦觉今超然。”此诗明确坦露了他的人生哲理已不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了，而是忏悔自己一生奔忙于名利场，回首要在夜间盘腿静坐，采用佛家手印，白天专心诵道家的“丹经”，十年一梦，已“超然”于世了。
　　朱熹为了深入研究道家的《周易参同契》和为了窥探道家气功的奥秘，曾与他的弟子蔡季通“相与订正《参同契》，终夕不寐”。他还著有《调息箴》，介绍了他练功的经验和功法。例如在《调息箴》里说：“鼻端有白，我其观之。随时随处，容与猗移。静极而虑，如春沼鱼。动极而翕，如百虫蛰。氤氲开辟，其妙无穷。孰其尸之，不宰之功。云卧天行，非予敢议。守一处和，千二百岁。”此文不仅具体介绍了功法，而且讲述了他练功入静的绝妙快感。“守一”指精神专一，一呼一吸，真气流动犹如春鱼秋虫蠕动，其妙无穷，充分说明他的功力已经不浅。
　　从朱熹一生对气功静坐的认识和实践经验来看，他早年主张学生要练静坐，增益脑力，以利求学。这从现代生理学来看是正确的。但他晚年为成仙得道而练气功，则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