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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竞技体育的后备人才培养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之一。近年来频频爆出的比赛黑幕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竞技体育未来发展的激烈讨论。本文从我国竞技体育培养模式、体育资源分配、专业运动员社会保障三方面入手，对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短缺的问题进行分析，旨在理清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短缺面临的根本原因，进而促使我国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原因分析
2017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以下简称全运会）将于在天津市举行。近年来，全运会丑闻不断被披露，积分规则、兴奋剂、篡改年龄、地方交易等使得更多人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实际意义产生了质疑。建国初期，我国集合全国优质的物力、财力和人力，集中发展竞技体育，将竞技体育作为通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也就是后人所熟知的“举国体制”。如今的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上，都与之前的环境有着巨大的变化，举国体制运用于当下有着其时代的局限性，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体育资源分配上的不均、社会体制保障的缺失等问题逐渐凸显出来，致使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短缺。本文以艺术体操为例，从培养模式、资源分配、社会体制保障三方面进行讨论，旨在理清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短缺面临的根本原因，进而促使我国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
一、培养模式上的不足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以体校为基础的三级网运动员训练培养体制，即通常所说的“金字塔式”三级训练网人才培养模式。在这一体制中，以国家队、省优秀运动队（职业技术学院、运动技术学院）为主要代表的在训单位承担着一线队伍的培养任务，即为国争光的优秀运动员高级训练阶段；体育运动学校、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校承担着二线队伍的培养任务，即为优秀运动队等高级训练单位输送人才的中级训练阶段；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业余体校则承担着三线队伍的培养任务，即后备人才选材与启蒙的初级训练阶段。以四川省艺术体操队为例，艺术体操比赛分为成年个人项目、少年个人项目、成年集体项目、少年集体项目四大比赛项目，在培养模式上主要是按照年龄及个人能力两方面进行划分。三线队伍的建设主要是从各地方业余体校或是俱乐部中挑选出身体素质条件较好的、符合下一周期比赛年龄的小队员进行集中培训，这一阶段的人数较多，但由于伤病、耽误学业、与家庭分离、自制力不强等原因，导致了最终能够留下的人数较少；二线队伍主要是以少年個人项目、少年集体项目的队员构成，这一阶段的队员经过了前期三至四年的训练，有的通过全国性的比赛被选拔进入国家青训队进行更高一级的训练，未被选上的则留在原队成为主力军；一线队伍的主要任务是代表四川省在全运会中取得好成绩，所以阵容上均为实力最强的成年、少年组的队员。
从三线队员成长为一线队员，需要数十年的过程。在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不乏许多优秀的有天赋的运动员，但由于需要牺牲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训练过程中很伤病的机率较大，所以很多家庭（包括体育家庭）都不愿让子女参加竞技体育训练，造成了人才的埋没。从时间成本和选拔方式上可以体现出现有的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高投入，低产出，高淘汰率的，牺牲掉大量青少年学业、健康、家庭、未来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模式。
二、体育资源分配上的不均
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举国体制”使得地方财政需要对竞技体育提供经济支持。受制于地方经济的发展，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地域分布呈现不平衡状态。我国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主要集中在山东、福建、四川、辽宁（20000人以上/省）；其次是河南、河北、江苏、云南（15000人以上/省）；再其次是湖南、浙江、黑龙江、广西、陕西、安徽、上海（10000人以上省市）。以艺术体操为例，在21世纪初期，传统强队是由更加接近俄罗斯的东三省所垄断，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越来越多的优秀教练员选择了经济更加发达的地区进行执教。在2017年全运会艺术体操项目预选赛上，获得大团体前五名的队伍分别是四川队、浙江“伊思佳”队、河北队、上海队和山西队。高水平教练不愿意选择低收入或地理条件差的地方执教，致使一方面在一些省市长期缺少高水平教练出不了成绩，后备人才慢慢流失；另一方面，教练员人员过剩，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
另外，项目结构不合理也是造成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缺失的原因。各地项目设置分布不均，发展不均衡是影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断层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影响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我国后备人才的培养始终是围绕“奥运争光计划”展开的，具体表现在奥运基础大项和社会开展普遍、群众基础较多的项目，如篮球、足球、乒乓球、游泳等，这些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层次分明，一二三线队伍人数充足；而群众基础较薄弱的项目或是非奥运项目在普及程度上就相对落后，后备人才数量自然较少，梯队建设不明显，如棒球、手球等。
最后，场馆资源也是使体育后备人才储备不足的原因之一。由于运动项目的不同，往往需要特定的体育场馆资源。在北京奥运会之后，许多大型场馆由于运营成本太高或是专业性太强，导致了很多资源的浪费；而各省由于资源有限，竞技体育项目发展的多样性受到了局限。在没有完善的场馆资源条件下，体育人才的缺失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社会体制保障的缺失
由于长期封闭式训练，大多数运动员在文化、健康、社会经历上与同龄人有着不小的差距，当他们离开专业队走进社会时，给予他们的社会保障不足，致使许多人对从事体育事业之后的前途担忧。在文化方面，大部分专业运动员是挂靠在当地的竞技体校中，虽然也是进行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学习，但在学习的时间和内容上完全不能与普通学校相比较。特别是在有比赛任务时，牺牲掉学习时间进行长时间大量的训练已是常态，保证运动成绩而不注重文化学习的方式，导致了专业运动员“有技术，无文化”的现象。在运动员身体健康方面，由于训练强度极大，大多数专业运动员在训练期间带有伤病，严重的伤病甚至可以提前结束其运动生涯。目前，我国运动员通过3种保险理赔途径获得意外伤亡保障，包括运动队购买的“意外保险”、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提供的“伤残保险”以及各级比赛主办方购买的“意外保险”，缺少适应青少年运动员训练、比赛要求的险种，而基层青少年运动员受伤后，无法得到利益保障。在梯队的培养过程中，由于积累了太多伤病而导致体育生涯终结的例子不计其数，在日常训练或是比赛中发生意外事故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体育项目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危险性，再没有训练意外伤残的保险保障，使得更多人放弃了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在退役后的工作选择方面，目前由于专业队并不能够提供充足的就业保障，大多数运动员在退役后面对求职工作时，不具有竞争力，而原本项目对教练员的需求在一定时期是饱和的，退役运动员能够继续留在原项目中担任教练或裁判的运动员近年来少之又少。大部份运动员退役后没有保障的现实也是制约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因素之一。
我国的“举国体制”以及“奥运争光计划”在一定方面限制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在面对“唯金牌论”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地方体育部门为了政绩而发展体育的现象、体育人才在退役后的生存发展等问题时，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任务艰巨且繁重，改革进行时仍面临诸多的问题和挑战。但在国家政策环境和社会整体改革的指引下，一个培养模式合理、多方协调发展、充分社会保障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完善，一个健康、高效、可持续的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机制正在建成。
【参考文献】
[1]阳艺武，吕万刚，郑伟涛.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与发展评价[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5（03）：44-49+74.
[2]曾藕元.我国部分竞技体育项目后备人才断层的原因分析[J].当代体育科技，2015（06）：220-221.
[3]冯骏杰，刘江南，黄德敏，许静.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创新理论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3（04）：1-7.
[4]蔡振峰.我国大体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模式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15（29）：206+208.
[5]張洪振，张瑞林，梁枢.我国青少年体育发展的困境及对策[J].体育学刊，2015（03）：59-62.
作者简介：罗美慧秭（1995—），女，汉族，四川省乐山市人，成都体育学院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产业与管理。
关键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原因分析
2017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以下简称全运会）将于在天津市举行。近年来，全运会丑闻不断被披露，积分规则、兴奋剂、篡改年龄、地方交易等使得更多人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实际意义产生了质疑。建国初期，我国集合全国优质的物力、财力和人力，集中发展竞技体育，将竞技体育作为通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也就是后人所熟知的“举国体制”。如今的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上，都与之前的环境有着巨大的变化，举国体制运用于当下有着其时代的局限性，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体育资源分配上的不均、社会体制保障的缺失等问题逐渐凸显出来，致使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短缺。本文以艺术体操为例，从培养模式、资源分配、社会体制保障三方面进行讨论，旨在理清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短缺面临的根本原因，进而促使我国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
一、培养模式上的不足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以体校为基础的三级网运动员训练培养体制，即通常所说的“金字塔式”三级训练网人才培养模式。在这一体制中，以国家队、省优秀运动队（职业技术学院、运动技术学院）为主要代表的在训单位承担着一线队伍的培养任务，即为国争光的优秀运动员高级训练阶段；体育运动学校、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校承担着二线队伍的培养任务，即为优秀运动队等高级训练单位输送人才的中级训练阶段；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业余体校则承担着三线队伍的培养任务，即后备人才选材与启蒙的初级训练阶段。以四川省艺术体操队为例，艺术体操比赛分为成年个人项目、少年个人项目、成年集体项目、少年集体项目四大比赛项目，在培养模式上主要是按照年龄及个人能力两方面进行划分。三线队伍的建设主要是从各地方业余体校或是俱乐部中挑选出身体素质条件较好的、符合下一周期比赛年龄的小队员进行集中培训，这一阶段的人数较多，但由于伤病、耽误学业、与家庭分离、自制力不强等原因，导致了最终能够留下的人数较少；二线队伍主要是以少年個人项目、少年集体项目的队员构成，这一阶段的队员经过了前期三至四年的训练，有的通过全国性的比赛被选拔进入国家青训队进行更高一级的训练，未被选上的则留在原队成为主力军；一线队伍的主要任务是代表四川省在全运会中取得好成绩，所以阵容上均为实力最强的成年、少年组的队员。
从三线队员成长为一线队员，需要数十年的过程。在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不乏许多优秀的有天赋的运动员，但由于需要牺牲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训练过程中很伤病的机率较大，所以很多家庭（包括体育家庭）都不愿让子女参加竞技体育训练，造成了人才的埋没。从时间成本和选拔方式上可以体现出现有的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高投入，低产出，高淘汰率的，牺牲掉大量青少年学业、健康、家庭、未来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模式。
二、体育资源分配上的不均
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举国体制”使得地方财政需要对竞技体育提供经济支持。受制于地方经济的发展，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地域分布呈现不平衡状态。我国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主要集中在山东、福建、四川、辽宁（20000人以上/省）；其次是河南、河北、江苏、云南（15000人以上/省）；再其次是湖南、浙江、黑龙江、广西、陕西、安徽、上海（10000人以上省市）。以艺术体操为例，在21世纪初期，传统强队是由更加接近俄罗斯的东三省所垄断，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越来越多的优秀教练员选择了经济更加发达的地区进行执教。在2017年全运会艺术体操项目预选赛上，获得大团体前五名的队伍分别是四川队、浙江“伊思佳”队、河北队、上海队和山西队。高水平教练不愿意选择低收入或地理条件差的地方执教，致使一方面在一些省市长期缺少高水平教练出不了成绩，后备人才慢慢流失；另一方面，教练员人员过剩，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
另外，项目结构不合理也是造成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缺失的原因。各地项目设置分布不均，发展不均衡是影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断层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影响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我国后备人才的培养始终是围绕“奥运争光计划”展开的，具体表现在奥运基础大项和社会开展普遍、群众基础较多的项目，如篮球、足球、乒乓球、游泳等，这些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层次分明，一二三线队伍人数充足；而群众基础较薄弱的项目或是非奥运项目在普及程度上就相对落后，后备人才数量自然较少，梯队建设不明显，如棒球、手球等。
最后，场馆资源也是使体育后备人才储备不足的原因之一。由于运动项目的不同，往往需要特定的体育场馆资源。在北京奥运会之后，许多大型场馆由于运营成本太高或是专业性太强，导致了很多资源的浪费；而各省由于资源有限，竞技体育项目发展的多样性受到了局限。在没有完善的场馆资源条件下，体育人才的缺失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社会体制保障的缺失
由于长期封闭式训练，大多数运动员在文化、健康、社会经历上与同龄人有着不小的差距，当他们离开专业队走进社会时，给予他们的社会保障不足，致使许多人对从事体育事业之后的前途担忧。在文化方面，大部分专业运动员是挂靠在当地的竞技体校中，虽然也是进行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学习，但在学习的时间和内容上完全不能与普通学校相比较。特别是在有比赛任务时，牺牲掉学习时间进行长时间大量的训练已是常态，保证运动成绩而不注重文化学习的方式，导致了专业运动员“有技术，无文化”的现象。在运动员身体健康方面，由于训练强度极大，大多数专业运动员在训练期间带有伤病，严重的伤病甚至可以提前结束其运动生涯。目前，我国运动员通过3种保险理赔途径获得意外伤亡保障，包括运动队购买的“意外保险”、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提供的“伤残保险”以及各级比赛主办方购买的“意外保险”，缺少适应青少年运动员训练、比赛要求的险种，而基层青少年运动员受伤后，无法得到利益保障。在梯队的培养过程中，由于积累了太多伤病而导致体育生涯终结的例子不计其数，在日常训练或是比赛中发生意外事故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体育项目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危险性，再没有训练意外伤残的保险保障，使得更多人放弃了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在退役后的工作选择方面，目前由于专业队并不能够提供充足的就业保障，大多数运动员在退役后面对求职工作时，不具有竞争力，而原本项目对教练员的需求在一定时期是饱和的，退役运动员能够继续留在原项目中担任教练或裁判的运动员近年来少之又少。大部份运动员退役后没有保障的现实也是制约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因素之一。
我国的“举国体制”以及“奥运争光计划”在一定方面限制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在面对“唯金牌论”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地方体育部门为了政绩而发展体育的现象、体育人才在退役后的生存发展等问题时，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任务艰巨且繁重，改革进行时仍面临诸多的问题和挑战。但在国家政策环境和社会整体改革的指引下，一个培养模式合理、多方协调发展、充分社会保障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完善，一个健康、高效、可持续的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机制正在建成。
【参考文献】
[1]阳艺武，吕万刚，郑伟涛.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与发展评价[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5（03）：44-49+74.
[2]曾藕元.我国部分竞技体育项目后备人才断层的原因分析[J].当代体育科技，2015（06）：220-221.
[3]冯骏杰，刘江南，黄德敏，许静.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创新理论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3（04）：1-7.
[4]蔡振峰.我国大体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模式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15（29）：206+208.
[5]張洪振，张瑞林，梁枢.我国青少年体育发展的困境及对策[J].体育学刊，2015（03）：59-62.
作者简介：罗美慧秭（1995—），女，汉族，四川省乐山市人，成都体育学院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产业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