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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毛泽东在受阶级斗争对比论历史观的影响，根据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所做出的一项政治策略。当这个策略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时，自然也就该终结了。
关键词：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根本原因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9-0223-03
学术界对于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有过激烈的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见纷呈。有的学者把根本原因归结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自身缺陷，有的学者则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以及中共领导人对苏联模式的认同上找答案，还有学者认为工业化战略选择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根本原因，我认为这些因素都是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
任何一个历史现象都不是孤立的，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纷杂的各种联系中，必然有一种联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那把打开历史真相之门的钥匙。在这个问题上，那把钥匙是什么呢？我认为必须搞清楚毛泽东最初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动机。换句话来说，要分析出毛泽东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观支配下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文字层面来看，这一理论符合生产力决定论历史观，也创造性解决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如何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但是，当我们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态度进行梳理时，发现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每一次的变动都与当时阶级斗争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作出这么一个判断，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毛泽东在阶级力量对比论历史观下，为适应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种政治策略而已。后来，这种阶级斗争的环境和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后，这一理论自然就终结了。这也就是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
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调整了对内政策，由联共抗日转变为积极反共。以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为标志，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一股反共高潮。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队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制造事端。在思想上，《三民主义半月刊》、《中央周刊》、《抗战与文化》、《民意》、《前卫》、《血路》等到国民党刊物连续登载反共文章。反共的小册子纷纷抛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甚器尘上。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共产党进行了“有礼、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军事上，坚决反击敌人的进攻。在思想上，从1939年6月到年底，一批批驳国民党顽固派反动理论的重要文章相继发表，其中有张闻天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艾思奇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主义》、陈伯达的《论共产主义者对三民主义关系的几个问题》等。
为了斗争的需要，毛泽东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1月，相继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我认为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驳斥国民党的反共理论，反对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讲过，“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个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20世纪40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1] 二是有破就有立，与国民党针锋相对，提出自己的建国纲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毛泽东的智慧之所在。很明显，共产党是不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应该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但从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情况来看，共产党不宜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建国纲领，否则会使自己陷入一个被动的局面。毛泽东讲过，“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1]因此，在阶级力量对比决定论历史观下，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社会形态既不是国民党所要建立的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前途是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共产党赢得了更多阶层的支持，国民党则走向了更加孤独的地位。这不是政治欺骗，而是一种必要的政治策略，这一策略的实施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并不是没有理论依据，而这一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历史观，也是毛泽东思想中最有创造性、最有价值、最有思想、最精彩的一笔。令人惋惜的是毛泽东只是把这一理论当做阶级斗争的策略而已，也许他本人就根本没有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这为他放弃这一理论埋下了伏笔。
二
历史的发展是瞬息万变的。1945年和1946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有抗战胜利、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等。在这个过程中人民革命力量日益壮大。毛泽东也开始重新审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并作了修改。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间表。毛泽东在刘少奇发言中有过一次插话，对于资本主义“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2] 。在会议作结论时毛泽东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中国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3] 我们知道，在最初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中，虽然很明确讲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没有讲具体过渡的时间。毛泽东的讲话标明，到1948年时他已经开始思考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具体问题，也意味着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已经做出了重大改变。为什么会在这时候发生改变呢？194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转入战略进攻一年多之后，在东北、西北、华北、中原和华东等各个战场取得重大胜利，促使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重要变化，战略决战的时机日趋成熟；在解放区的工作中，中共中央集中解决了党在各个方面的政策和策略问题，纠正了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巩固并发展了解放区；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民主运动空前高涨，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国民党统治集团内分崩离析，蒋介石政权已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已经具有在政治上、军事上夺取全国胜利的工作任务，中共中央召开了这次会议。这充分表明，毛泽东此时修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中一些观点，正是出于对阶级斗争力量对比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考虑。
1948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看刘少奇修改的一份报告时，在第29页上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 [4] 。1949年1月底到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时，毛泽东对他解释采取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原因时讲，“这是由中国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革命条件、群众条件，诸因素决定。”[4] 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我们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根据就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的论述和他最近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5]我们知道，斯大林在1927年曾经根据列宁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级参加领导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单独领导的革命，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5] 。斯大林“最近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也是认为中国已经到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即已到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时期[5]。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政权的性质问题上，毛泽东对米高扬说，“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的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5]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体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1949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又讲：“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进入社会主义。”[6] 这些历史史料表明，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因此，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又作了修改，他的关注点不在于建国后如何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是更多的关注什么时候才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然而这却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国纲领，没有写进社会主义前途。这与毛泽东前一段时期的观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让人产生了不解。毛泽东对此的解释是“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得远一点就变空洞了。就是说，纲领是带有时间性，有变动的。”[4] 这句话表明，当时毛泽东并不是要在中国真正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只是一种政治策略。一方面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诺言的一种承诺。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考虑。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国内城乡交通未通，物资进出不畅，特别是解放军渡江部队即将向华南、西南进军，财政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为此，1949年7月22日至8月15日，在陈云的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了财经会议，专门来研究财政困难问题。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解放一个国家很难，而要管理好一个国家更难。毛泽东意识到，要在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上建设一个国家，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提出“不要四面出击”。他讲过，“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7]后来，周恩来也讲过，“不写入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因为今天的条件还不成熟，今天的民族资本主义还有它的历史任务，过早提出会乱了资产阶级的阵脚。”[4]在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建国前后，刘少奇曾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这一思想在理论上与《共同纲领》的精神是一致的，却遭到毛泽东的批评。从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在建国前后，毛泽东已经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是时机没有成熟。“时机不成熟”主要不是出于对当时中国落后生产力状况的考虑，而是出于当时国内外政治斗争形势的思考。
三
新成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努力，我们在国家建设的各项事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在经济上，国民经济得到恢复，据统计，1953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3.8%[8]。在政治上，我们成功进行“三反”、“五反”运动，打赢了朝鲜战争，政权得到巩固。这时，毛泽东又迫不及待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主席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现在就要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4] 这表明毛泽东又一次修改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实践上加快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开始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内容作了比较完整表述。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8]这点恰恰与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思想是一致的，他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他心里，新中国就根本没有建立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即使有也是政治策略层面的新民主主义社会。195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过渡进期的总路线。随着1956年底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便成了一个彻底的历史名词。
我们通过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分析，验证了本文以开始所提出的那个判断。有什么样的开始，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束。虽然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的理论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独创性思考，但它的命运依然没有摆脱阶级斗争决定论历史观的圈子，当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已具备足够的实力牢牢掌握政权时，新民主主义社会就该结束了，那怕当时我们还不具备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状况。
四
纵观毛泽东一生理论发展的轨迹，我们发现他有许多重要理论发生了相当频繁的变动，这种变动超出了人们所熟知的理论认识、理论逻辑的常规演进，让人变得费解。究其原因，我觉得在于其身上有两种历史观交织地发挥着作用。当然，这里面有个主次的问题，毛泽东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历史观，他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就是在这一历史观下形成的，然而影响他一生的却主要是阶级斗争决定论历史观。导致这种情形出现的深层社会原因及其所派生的深层的主观原因是，主要在于中国当时现代化进程的有限性和毛泽东本人长期生活在农村环境的落后性，在于这种客观环境的制约致使其始终未能真正地理解和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生产力决定论和社会物质基础论，在于他这种理解中虽然也认识到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并因此而对生产力标准给予过相当透彻的理论论述，却又始终不能理解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何以只能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生产关系，因而也就在事实上始终认为在同一性质生产力基础上也完全能够形成性质截然不同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始终认为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不是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而是取决于政治、思想等等上层建筑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取决于当前阶级力量、政治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5]。加之毛泽东长期处于艰苦的阶级斗争中，他已经习惯于从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出发思考问题、处理问题，而且运用的非常自如。因此，基于这种脱离了生产力决定论的阶级斗争力量对比论的思维模式，决定了毛泽东一生许多重要理论发生了非逻辑性的变动。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我认为毛泽东一生最伟大的思想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而最大的失误在于过早地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说明社会主义事业每前进一步，都是在艰难曲折中实现的。历史环境的局限性和思想认识的局限性，是任何人都难以跨越的。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被提前放弃也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45-683.
[2] 自武力.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总结的历史分析[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3）:28.
[3] 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53.
[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修订本）: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3-220.
[5] 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种新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79-327.
[6] 毛泽东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525.
[7]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5-76.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1952年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131.
[责任编辑 王晓燕]
关键词：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根本原因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9-0223-03
学术界对于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有过激烈的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见纷呈。有的学者把根本原因归结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自身缺陷，有的学者则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以及中共领导人对苏联模式的认同上找答案，还有学者认为工业化战略选择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根本原因，我认为这些因素都是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
任何一个历史现象都不是孤立的，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纷杂的各种联系中，必然有一种联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那把打开历史真相之门的钥匙。在这个问题上，那把钥匙是什么呢？我认为必须搞清楚毛泽东最初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动机。换句话来说，要分析出毛泽东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观支配下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文字层面来看，这一理论符合生产力决定论历史观，也创造性解决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如何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但是，当我们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态度进行梳理时，发现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每一次的变动都与当时阶级斗争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作出这么一个判断，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毛泽东在阶级力量对比论历史观下，为适应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种政治策略而已。后来，这种阶级斗争的环境和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后，这一理论自然就终结了。这也就是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
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调整了对内政策，由联共抗日转变为积极反共。以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为标志，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一股反共高潮。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队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制造事端。在思想上，《三民主义半月刊》、《中央周刊》、《抗战与文化》、《民意》、《前卫》、《血路》等到国民党刊物连续登载反共文章。反共的小册子纷纷抛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甚器尘上。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共产党进行了“有礼、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军事上，坚决反击敌人的进攻。在思想上，从1939年6月到年底，一批批驳国民党顽固派反动理论的重要文章相继发表，其中有张闻天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艾思奇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主义》、陈伯达的《论共产主义者对三民主义关系的几个问题》等。
为了斗争的需要，毛泽东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1月，相继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我认为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驳斥国民党的反共理论，反对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讲过，“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个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20世纪40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1] 二是有破就有立，与国民党针锋相对，提出自己的建国纲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毛泽东的智慧之所在。很明显，共产党是不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应该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但从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情况来看，共产党不宜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建国纲领，否则会使自己陷入一个被动的局面。毛泽东讲过，“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1]因此，在阶级力量对比决定论历史观下，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社会形态既不是国民党所要建立的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前途是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共产党赢得了更多阶层的支持，国民党则走向了更加孤独的地位。这不是政治欺骗，而是一种必要的政治策略，这一策略的实施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并不是没有理论依据，而这一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历史观，也是毛泽东思想中最有创造性、最有价值、最有思想、最精彩的一笔。令人惋惜的是毛泽东只是把这一理论当做阶级斗争的策略而已，也许他本人就根本没有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这为他放弃这一理论埋下了伏笔。
二
历史的发展是瞬息万变的。1945年和1946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有抗战胜利、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等。在这个过程中人民革命力量日益壮大。毛泽东也开始重新审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并作了修改。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间表。毛泽东在刘少奇发言中有过一次插话，对于资本主义“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2] 。在会议作结论时毛泽东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中国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3] 我们知道，在最初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中，虽然很明确讲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没有讲具体过渡的时间。毛泽东的讲话标明，到1948年时他已经开始思考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具体问题，也意味着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已经做出了重大改变。为什么会在这时候发生改变呢？194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转入战略进攻一年多之后，在东北、西北、华北、中原和华东等各个战场取得重大胜利，促使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重要变化，战略决战的时机日趋成熟；在解放区的工作中，中共中央集中解决了党在各个方面的政策和策略问题，纠正了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巩固并发展了解放区；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民主运动空前高涨，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国民党统治集团内分崩离析，蒋介石政权已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已经具有在政治上、军事上夺取全国胜利的工作任务，中共中央召开了这次会议。这充分表明，毛泽东此时修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中一些观点，正是出于对阶级斗争力量对比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考虑。
1948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看刘少奇修改的一份报告时，在第29页上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 [4] 。1949年1月底到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时，毛泽东对他解释采取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原因时讲，“这是由中国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革命条件、群众条件，诸因素决定。”[4] 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我们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根据就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的论述和他最近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5]我们知道，斯大林在1927年曾经根据列宁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级参加领导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单独领导的革命，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5] 。斯大林“最近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也是认为中国已经到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即已到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时期[5]。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政权的性质问题上，毛泽东对米高扬说，“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的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5]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体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1949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又讲：“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进入社会主义。”[6] 这些历史史料表明，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因此，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又作了修改，他的关注点不在于建国后如何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是更多的关注什么时候才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然而这却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国纲领，没有写进社会主义前途。这与毛泽东前一段时期的观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让人产生了不解。毛泽东对此的解释是“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得远一点就变空洞了。就是说，纲领是带有时间性，有变动的。”[4] 这句话表明，当时毛泽东并不是要在中国真正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只是一种政治策略。一方面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诺言的一种承诺。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考虑。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国内城乡交通未通，物资进出不畅，特别是解放军渡江部队即将向华南、西南进军，财政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为此，1949年7月22日至8月15日，在陈云的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了财经会议，专门来研究财政困难问题。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解放一个国家很难，而要管理好一个国家更难。毛泽东意识到，要在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上建设一个国家，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提出“不要四面出击”。他讲过，“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7]后来，周恩来也讲过，“不写入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因为今天的条件还不成熟，今天的民族资本主义还有它的历史任务，过早提出会乱了资产阶级的阵脚。”[4]在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建国前后，刘少奇曾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这一思想在理论上与《共同纲领》的精神是一致的，却遭到毛泽东的批评。从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在建国前后，毛泽东已经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是时机没有成熟。“时机不成熟”主要不是出于对当时中国落后生产力状况的考虑，而是出于当时国内外政治斗争形势的思考。
三
新成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努力，我们在国家建设的各项事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在经济上，国民经济得到恢复，据统计，1953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3.8%[8]。在政治上，我们成功进行“三反”、“五反”运动，打赢了朝鲜战争，政权得到巩固。这时，毛泽东又迫不及待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主席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现在就要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4] 这表明毛泽东又一次修改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实践上加快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开始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内容作了比较完整表述。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8]这点恰恰与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思想是一致的，他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他心里，新中国就根本没有建立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即使有也是政治策略层面的新民主主义社会。195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过渡进期的总路线。随着1956年底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便成了一个彻底的历史名词。
我们通过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分析，验证了本文以开始所提出的那个判断。有什么样的开始，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束。虽然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的理论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独创性思考，但它的命运依然没有摆脱阶级斗争决定论历史观的圈子，当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已具备足够的实力牢牢掌握政权时，新民主主义社会就该结束了，那怕当时我们还不具备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状况。
四
纵观毛泽东一生理论发展的轨迹，我们发现他有许多重要理论发生了相当频繁的变动，这种变动超出了人们所熟知的理论认识、理论逻辑的常规演进，让人变得费解。究其原因，我觉得在于其身上有两种历史观交织地发挥着作用。当然，这里面有个主次的问题，毛泽东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历史观，他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就是在这一历史观下形成的，然而影响他一生的却主要是阶级斗争决定论历史观。导致这种情形出现的深层社会原因及其所派生的深层的主观原因是，主要在于中国当时现代化进程的有限性和毛泽东本人长期生活在农村环境的落后性，在于这种客观环境的制约致使其始终未能真正地理解和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生产力决定论和社会物质基础论，在于他这种理解中虽然也认识到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并因此而对生产力标准给予过相当透彻的理论论述，却又始终不能理解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何以只能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生产关系，因而也就在事实上始终认为在同一性质生产力基础上也完全能够形成性质截然不同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始终认为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不是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而是取决于政治、思想等等上层建筑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取决于当前阶级力量、政治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5]。加之毛泽东长期处于艰苦的阶级斗争中，他已经习惯于从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出发思考问题、处理问题，而且运用的非常自如。因此，基于这种脱离了生产力决定论的阶级斗争力量对比论的思维模式，决定了毛泽东一生许多重要理论发生了非逻辑性的变动。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我认为毛泽东一生最伟大的思想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而最大的失误在于过早地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说明社会主义事业每前进一步，都是在艰难曲折中实现的。历史环境的局限性和思想认识的局限性，是任何人都难以跨越的。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被提前放弃也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45-683.
[2] 自武力.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总结的历史分析[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3）:28.
[3] 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53.
[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修订本）: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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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