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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认识李荣先生是在1957年初。那年2月，湖北省教育厅派我省几名高校教师与中学教师赴北京，在教育部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办的普通话语言研究班第三期学习。丁声树先生教汉语音韵学，李荣先生教方言调查基本知识，周殿福先生教国际音标，徐世荣先生教普通话。从第一期到第三期因为有这几位名师系统地传道、授业、解惑，所以常被语言学界称为“黄埔三期”。
1959年到1960年李荣先生带领熊正辉先生到湖北等地指导方言普查工作时，曾到武汉，邀詹伯慧、朱建颂和我去开座谈会。
1980年10月，中国语言学会在武汉举行成立大会和第一届学术讨论会，王力、吕叔湘、朱德熙、李荣等先生和全国各地的语言学家云集武汉，我是大会的工作人员之一，而且又分到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组作联络工作，因而有机会几次与李先生面谈。
20世纪80年代我加入汉语方言学会并招收、培养方言学研究生后，跟李荣先生的交往日益增多，也得到先生更多的教诲。下面就谈谈我所知道的李先生的学术思想。
一、严谨、求实的学风
1957年上半年，李先生给我们讲方言调查基本知识时，几次讲到方言调查要认真，要反映方言的实际情况。1959年李先生带领熊正辉先生来武汉指导方言普查工作时，又一再强调调查方言要实地调查，他听说我们在对湖北方言进行大面积普查时，还深入到宜昌、宜都、当阳、嘉鱼、蒲圻、浠水等地进行实地调查，热情地给以肯定。
1981年1月5日李荣先生在山西省语言学会与山西大学中文系举办的讲演会上讲到“方言的研究”问题时说：“研究工作总要收集材料”“收集材料可以‘反躬自问’，可以由近及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1981年11月23日，李先生在汉语方言学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说：“说到我们这个学会的目的，这无非是调查方言，推动语言学进步，为提高祖国的文化水平做一些工作。”他明确指出：“研究方言首先就得调查，不能用印象替代调查。”他强调“方言调查就得讲实地调查，实地纪录，认真分析、认真研究。调查要反映实际，研究要打开思路。不能拿自己的印象去替代调查研究。”1988年初，李荣先生在广州参加中国语言学会年会后，应邀来到武汉，他在给华中师大汉语专业教师和研究生讲课和与我们座谈时，再次强调要注重方言调查。李先生多次论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十分重视方言学科的学风建设，他反复强调要“实地调查，实地纪录，认真分析，认真研究”，真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
李荣先生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多年以来始终是这样做的。例如1959年春，李荣先生和丁声树先生一起主持了对河北昌黎的方言调查工作，这次调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重点调查，共调查了五个点，每个点记录了3000多个单字音，五六千条词和词组，一百多条语法例句；第二阶段是简单调查，共调查了193个点。在调查期间，他和丁先生一起带领中青年语言工作者对昌黎方言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日夜辛劳，拥有了十分翔实丰富的方言材料，后来编写、出版了有36万多字的《昌黎方言志》，这本著作被方言学界公认为我国方言调查报告的精品和范本。
李荣先生一生倡导的并且始终身体力行的严谨、求实的学风，不仅对我们这些在20世纪50年代直接受过他的教诲的语音研究班的学员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我们所培养的研究生树立良好的学风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优良的学风是丁声树、李荣等著名学者留给众多学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应该永远成为我们汉语方言学会的“传家宝”，成为整个学术界的“传家宝”。
二、积极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
从1956年初到1957年夏天，李荣先生在给语音研究班讲方言调查课时，编写了油印讲义，内容比较简略。后来李先生在总结给语音研究班讲课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汉语方言调查手册》，于1957年12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补充了“怎样记词汇和语法例句”、“怎样写方言调查报告”等，内容更为丰富、完备，表现了李先生在治学方面积极进取、精益求精的精神。
李荣先生在教学方面如此，在科学研究方面更是如此。他从来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从来不安于现状。例如在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不久，他积极筹划，四处奔走，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79年创办了《方言》杂志，这个杂志培养了许多中青年学者，有力地促进了方言学的发展，为开创我国方言研究的新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又如通过对汉语方言分区问题的多年思考，李先生在汉语方言学史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对汉语方言区的“层次划分法”，就是对汉语方言区的划分最多可分为下列五个层次：
大区——区——片——小片——点
其中区、片和点是最基本的。区底下一般分成若干片，片有时分成若干小片，有些区可以总括为一个大区。例如：东北官话区、北京官话区、冀鲁官话区等8个官话区可以叫做总括为一个“官话大区”。
1987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联合编绘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将现代汉语方言分成十区，即官话区、晋语区、吴语区、徽语区、赣语区、湘语区、闽语区、粤语区、平话区、客家话区。20世纪前半期对全国汉语方言分区的著作较重要的，如赵元任1939年的《语言区域图》将汉语方言分为北方官话、上江官话、下江官话、吴方言、皖方言、闽方言、潮汕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等9种，赵元任1948年的《语言区域图》将汉语方言分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南语、闽北语、徽州方言等11种。由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三位先生主持编绘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对汉语方言区的划分和命名，较20世纪前半期的《语言区域图》更具有明确性和科学性。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李荣先生根据古入声字的今调类，将汉语官话分为江淮官话、西南官话、中原官话、冀鲁官话、兰银官话、北京官话、胶辽官话等7种，后来又从北京官话区中分出东北官话区，也就是将官话大区分为8种官话；同时，将晋语从北方官话中分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大方言，这些崭新的见解鲜明地表现出了李先生努力创新的精神。
人们常说，科学研究的任务是不断地探求新现象，提出新观点，运用新方法，创建新理论。李荣先生作为当代中国方言学界“闪亮的人物”，他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断地探求汉语言的新事实、新现象，不失时机地提出“按古入声字的今调类”为官话方言分区的新观点，经常提倡运用比较法这类新的研究方法，并创造性地提出“层次划分法”划分汉语方言区的新理论。李先生深厚的学术积累、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勇于创新的精神，给我国的汉语方言工作者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三、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在20世纪90年代，李荣先生早已是在方言学、音韵学、词典学等领域有显著成就、享誉国内外的著名语言学家了，可他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语言研究所；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到外地参加学术会议，他总是抓紧时间，孜孜不倦地读书、写作、审阅、修改文章。从1990年6月到1995年9月，我到李先生家去过三次，每次都见到他坐在写字台前专心致志地读书、写文章。他不仅十分关注方言研究和方言学的发展，而且对于方言学以外其他领域的学术问题也很关注。1995年2月27日李先生给我写了封信，信中说：
奉上复印件一纸。
请托人打听，1993年10月14日出土于荆门市四方铺乡的郭店一号楚墓的《老子》等竹简，当地曾经出版否？或在他处出版，能否取得印本或相片？
复印件提到荆门市、荆州两博物馆，荆州市博物馆长刘祖信等三人（复印件上用红笔示出），我都不认识，只好麻烦你了。
印本或复印本或相片，如能得到，我只是用来研究文字形体，押韵，不会拿来重印。
当然我愿意付适当代价或报酬。
李先生随信寄给我的复印件上方空白处有他用蓝色圆珠笔写的“报刊文摘1995年1月23日第892期第3版”，复印件印的是《报刊文摘》上一篇题为《中国出土了最早的〈书〉——国宝竹简〈老子〉发掘始末》的文章。我收到李先生这封信后，立即给我熟悉的校友、荆门大学刘海章教授和我不熟悉的荆门市博物馆刘祖信馆长分别写了信，在先后收到他们的回函后，我两次给李先生回信，并同时寄出刘海章、刘祖信复信的复印件。现在回想起来，李先生1995年已经75岁了，还急于搜集荆门市郭店出土文物的复印件“来研究文字形体、押韵”等问题，他的这种学而不厌、活到老、学到老和对语言科学研究的执着精神，是值得我们老中青年语言工作者好好学习的。
1995年10月下旬，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八届学术讨论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10月24日大会组织代表游览东湖，不去游览的则自行活动。那天李荣、熊正辉、张振兴、钱曾怡、张惠英等先生应邀到我家作客。可李先生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刚坐下来，就要我将《集韵》、《广韵》等书拿出来，并立即在茶几前埋头查阅材料。过了一会儿，又回答我的研究生王求是、吴凤华提出的方言学方面的问题。李先生就是这样，到我们家作客，也抓紧时间学习、工作，直到吃午饭时才跟大家拉起家常来。
记得是1990年6月初，我因参加全国普通话与方言学术讨论会从武汉到了北京。6月3日晚我到南小街干面胡同内东罗圈11号去看望李先生，同时将我的《宜昌方言研究》目录和大部分已完成的书稿带给李先生看，李先生说10天以后可以与我面谈。6月4日，我和许多代表一起赴怀柔参加普通话与方言学术讨论会；会议结束后，又留在怀柔开《北方话基本词汇调查》（后更名为《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审稿会，回到北京那天就到语言研究所去，李荣先生在他的办公室先从大的方面同我谈了对《宜昌方言研究》书稿的看法，接着指出：“双生子”中的“双”、“吃妈妈儿”中的“妈妈儿”、“光脑壳”中的“光”、“伸手”的“伸”、“哈痒”的“哈”、“拆字先生”的“拆”等字，在西南官话中的读音往往有变化，应注意它们的特别读音；关于“分类词表”，他说：“姨妈”和“小姨”只指明是“母亲的姐妹”、“母亲的妹妹”还不够，还要说明是否有“已婚的”和“未婚的”区别，“滚水”与“开水”在宜昌话中并存，它们在意义上有无区别？“把把年”一词在宜昌方言中有什么特别的读音和意义，等等。听了他的这些具体而中肯的意见，我受到了许多启发；看到他在我的书稿上用铅笔写的评语或提出的疑问，一股热流立即涌向我的心头。我知道，李先生一年四季总有做不完的事情，我将书稿送给他看，心里就感到惴惴不安。但他不仅爽快地答应看书稿，而且还看得那么认真、细致，这是我完全没有料想到的。他对学生真诚的帮助令我感动不已。
从1991年春到1993年秋天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在教学任务、社会工作较多的情况下，仍挤出时间于1992年再次到宜昌对宜昌方言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补充调查，并根据李先生的指点对《宜昌方言研究》书稿进行了认真的、反复的修改、加工。1993年10月，我奉国家语委之命到东北一些高校检查、评估语言文字工作前，曾在北京停留了几天。10月20日下午，我到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去看望朋友们，谈到想请李荣先生再次审阅《宜昌方言研究》并为该书写序的事。贺巍先生说：“你是李先生的学生，我想李先生会同意给你写序的。”熊正辉先生说：“李先生对语音研究班的学生是乐意帮助的；但他很忙，家中又有病人，你还是先打个电话问一问今天去找他行不行。”于是我在正辉兄的工作室里给李先生家打了电话。李先生说可以到他家去面谈。那时已到下班时间，平时骑自行车上下班的熊正辉先生推着自行车与我一起走到东罗圈胡同11号大门口才回家去，我带着从武汉捎来的微薄礼物和《宜昌方言研究》全部书稿走进了李老师的家。李老师放下手头的工作，让我坐在他的写字台旁，他一边翻阅书稿，一边谈对书稿的看法。他从总体上肯定了这部书稿的内容，同时也提了些具体意见。我一边听，一边记下了这些意见。例如：重要的结论可在各章节开头先说，后面再详细地讲，这不算重复；表格要减少，可以不用表格的就不要用表格，因为表格排版很费力，要多为印刷厂排字人员着想，必须用表格的，也应力求简明；方言词汇部分，要补充有地方特色的词语和外地人难以理解的词语，并加以适当的注释，等等。根据他的意见，后来我又对书稿作了认真的修改。关于序言，他当时答应挤时间写。1994年1月，我收到李先生从北京寄来的序言。他在序言的第一自然段说到调查研究方言必须达到的要求；第二自然段肯定我在调查、分析宜昌方言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本书的功用；第三自然段则说：“近年来我国的方言研究工作有所发展。不过方言著作的出版还是不够多。……现在刘兴策的《宜昌方言研究》又要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了，实在是可喜的事。是为序。”从1990年6月到1994年1月三年多的时间里，李先生两次为我审读书稿，两次为我当面指点，还为这本书写序言，一直到1994年12月这本书问世，其中凝聚了先生的多少心血，蕴含了他对学生多么真挚的情意！每次想起这些事情，我对李先生就充满了感激之情。过去我也曾耳闻和目睹李先生对学生和后辈学者要求严格、态度严厉、甚至言辞激烈的情景，但我认为这只是他思想性格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侧面看，李先生对于真诚向他求教的方言工作者，特别是对“黄埔三期”的学生一直是深切关心、积极扶持和热情帮助的。这种热诚帮助学生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可以说是李先生思想性格最基本的一个侧面。
1997年2月在汕头开年会期间，到会的一些代表曾与方言室的同志谈到1999年下半年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举行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届学术讨论会时，要为我们的老师和会长庆祝八十华诞；但是李先生由于健康的原因未能到桂林去开会。没有想到，1997年2月在汕头大学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汉语方言学会的学术讨论会。桂林会议后，听说李先生因病经常住院，我在2000年春节前给他寄去了贺年片，也不知他收到没有。2000年7月底，我和妻子到北京探亲，听说李先生在协和医院住院，我们俩便于7月30日上午带着一个花篮、一些营养品和我不久前刚出版的一本《语言规范精要》到医院去看望他。他坐在病床旁边的单人沙发上，我坐在沙发边的一张凳子上，用双手握着他的右手，同他谈家常。我感到他的手臂与手掌比以前见到他时瘦了一些，他的精神却较好，讲话声音清晰，反应较快。当我将《语言规范精要》递给他时，他将眼睛靠近书本，看我题赠的话，并翻阅书的目录、正文，表现出高兴的神情。这时妻子黄赛勤说：我今天与刘兴策一起来看您，1995年您到武汉开会时曾到我们家去过……李先生连忙说：是啊，你那天做了好多菜，我们的口福好。我们谈了一会儿，赛勤给我和李先生照了几张合影。这时护士给李先生送午餐来了，为了不影响李先生进餐，我们与他紧紧地握了手，祝福他早日恢复健康便告辞了。但我没有料到，这次分别竟是和李先生的永别。
李荣先生优良的学风、不断创新的精神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是留给我们方言学会的宝贵的财富。
李荣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培养之恩，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1959年到1960年李荣先生带领熊正辉先生到湖北等地指导方言普查工作时，曾到武汉，邀詹伯慧、朱建颂和我去开座谈会。
1980年10月，中国语言学会在武汉举行成立大会和第一届学术讨论会，王力、吕叔湘、朱德熙、李荣等先生和全国各地的语言学家云集武汉，我是大会的工作人员之一，而且又分到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组作联络工作，因而有机会几次与李先生面谈。
20世纪80年代我加入汉语方言学会并招收、培养方言学研究生后，跟李荣先生的交往日益增多，也得到先生更多的教诲。下面就谈谈我所知道的李先生的学术思想。
一、严谨、求实的学风
1957年上半年，李先生给我们讲方言调查基本知识时，几次讲到方言调查要认真，要反映方言的实际情况。1959年李先生带领熊正辉先生来武汉指导方言普查工作时，又一再强调调查方言要实地调查，他听说我们在对湖北方言进行大面积普查时，还深入到宜昌、宜都、当阳、嘉鱼、蒲圻、浠水等地进行实地调查，热情地给以肯定。
1981年1月5日李荣先生在山西省语言学会与山西大学中文系举办的讲演会上讲到“方言的研究”问题时说：“研究工作总要收集材料”“收集材料可以‘反躬自问’，可以由近及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1981年11月23日，李先生在汉语方言学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说：“说到我们这个学会的目的，这无非是调查方言，推动语言学进步，为提高祖国的文化水平做一些工作。”他明确指出：“研究方言首先就得调查，不能用印象替代调查。”他强调“方言调查就得讲实地调查，实地纪录，认真分析、认真研究。调查要反映实际，研究要打开思路。不能拿自己的印象去替代调查研究。”1988年初，李荣先生在广州参加中国语言学会年会后，应邀来到武汉，他在给华中师大汉语专业教师和研究生讲课和与我们座谈时，再次强调要注重方言调查。李先生多次论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十分重视方言学科的学风建设，他反复强调要“实地调查，实地纪录，认真分析，认真研究”，真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
李荣先生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多年以来始终是这样做的。例如1959年春，李荣先生和丁声树先生一起主持了对河北昌黎的方言调查工作，这次调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重点调查，共调查了五个点，每个点记录了3000多个单字音，五六千条词和词组，一百多条语法例句；第二阶段是简单调查，共调查了193个点。在调查期间，他和丁先生一起带领中青年语言工作者对昌黎方言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日夜辛劳，拥有了十分翔实丰富的方言材料，后来编写、出版了有36万多字的《昌黎方言志》，这本著作被方言学界公认为我国方言调查报告的精品和范本。
李荣先生一生倡导的并且始终身体力行的严谨、求实的学风，不仅对我们这些在20世纪50年代直接受过他的教诲的语音研究班的学员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我们所培养的研究生树立良好的学风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优良的学风是丁声树、李荣等著名学者留给众多学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应该永远成为我们汉语方言学会的“传家宝”，成为整个学术界的“传家宝”。
二、积极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
从1956年初到1957年夏天，李荣先生在给语音研究班讲方言调查课时，编写了油印讲义，内容比较简略。后来李先生在总结给语音研究班讲课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汉语方言调查手册》，于1957年12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补充了“怎样记词汇和语法例句”、“怎样写方言调查报告”等，内容更为丰富、完备，表现了李先生在治学方面积极进取、精益求精的精神。
李荣先生在教学方面如此，在科学研究方面更是如此。他从来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从来不安于现状。例如在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不久，他积极筹划，四处奔走，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79年创办了《方言》杂志，这个杂志培养了许多中青年学者，有力地促进了方言学的发展，为开创我国方言研究的新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又如通过对汉语方言分区问题的多年思考，李先生在汉语方言学史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对汉语方言区的“层次划分法”，就是对汉语方言区的划分最多可分为下列五个层次：
大区——区——片——小片——点
其中区、片和点是最基本的。区底下一般分成若干片，片有时分成若干小片，有些区可以总括为一个大区。例如：东北官话区、北京官话区、冀鲁官话区等8个官话区可以叫做总括为一个“官话大区”。
1987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联合编绘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将现代汉语方言分成十区，即官话区、晋语区、吴语区、徽语区、赣语区、湘语区、闽语区、粤语区、平话区、客家话区。20世纪前半期对全国汉语方言分区的著作较重要的，如赵元任1939年的《语言区域图》将汉语方言分为北方官话、上江官话、下江官话、吴方言、皖方言、闽方言、潮汕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等9种，赵元任1948年的《语言区域图》将汉语方言分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南语、闽北语、徽州方言等11种。由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三位先生主持编绘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对汉语方言区的划分和命名，较20世纪前半期的《语言区域图》更具有明确性和科学性。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李荣先生根据古入声字的今调类，将汉语官话分为江淮官话、西南官话、中原官话、冀鲁官话、兰银官话、北京官话、胶辽官话等7种，后来又从北京官话区中分出东北官话区，也就是将官话大区分为8种官话；同时，将晋语从北方官话中分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大方言，这些崭新的见解鲜明地表现出了李先生努力创新的精神。
人们常说，科学研究的任务是不断地探求新现象，提出新观点，运用新方法，创建新理论。李荣先生作为当代中国方言学界“闪亮的人物”，他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断地探求汉语言的新事实、新现象，不失时机地提出“按古入声字的今调类”为官话方言分区的新观点，经常提倡运用比较法这类新的研究方法，并创造性地提出“层次划分法”划分汉语方言区的新理论。李先生深厚的学术积累、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勇于创新的精神，给我国的汉语方言工作者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三、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在20世纪90年代，李荣先生早已是在方言学、音韵学、词典学等领域有显著成就、享誉国内外的著名语言学家了，可他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语言研究所；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到外地参加学术会议，他总是抓紧时间，孜孜不倦地读书、写作、审阅、修改文章。从1990年6月到1995年9月，我到李先生家去过三次，每次都见到他坐在写字台前专心致志地读书、写文章。他不仅十分关注方言研究和方言学的发展，而且对于方言学以外其他领域的学术问题也很关注。1995年2月27日李先生给我写了封信，信中说：
奉上复印件一纸。
请托人打听，1993年10月14日出土于荆门市四方铺乡的郭店一号楚墓的《老子》等竹简，当地曾经出版否？或在他处出版，能否取得印本或相片？
复印件提到荆门市、荆州两博物馆，荆州市博物馆长刘祖信等三人（复印件上用红笔示出），我都不认识，只好麻烦你了。
印本或复印本或相片，如能得到，我只是用来研究文字形体，押韵，不会拿来重印。
当然我愿意付适当代价或报酬。
李先生随信寄给我的复印件上方空白处有他用蓝色圆珠笔写的“报刊文摘1995年1月23日第892期第3版”，复印件印的是《报刊文摘》上一篇题为《中国出土了最早的〈书〉——国宝竹简〈老子〉发掘始末》的文章。我收到李先生这封信后，立即给我熟悉的校友、荆门大学刘海章教授和我不熟悉的荆门市博物馆刘祖信馆长分别写了信，在先后收到他们的回函后，我两次给李先生回信，并同时寄出刘海章、刘祖信复信的复印件。现在回想起来，李先生1995年已经75岁了，还急于搜集荆门市郭店出土文物的复印件“来研究文字形体、押韵”等问题，他的这种学而不厌、活到老、学到老和对语言科学研究的执着精神，是值得我们老中青年语言工作者好好学习的。
1995年10月下旬，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八届学术讨论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10月24日大会组织代表游览东湖，不去游览的则自行活动。那天李荣、熊正辉、张振兴、钱曾怡、张惠英等先生应邀到我家作客。可李先生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刚坐下来，就要我将《集韵》、《广韵》等书拿出来，并立即在茶几前埋头查阅材料。过了一会儿，又回答我的研究生王求是、吴凤华提出的方言学方面的问题。李先生就是这样，到我们家作客，也抓紧时间学习、工作，直到吃午饭时才跟大家拉起家常来。
记得是1990年6月初，我因参加全国普通话与方言学术讨论会从武汉到了北京。6月3日晚我到南小街干面胡同内东罗圈11号去看望李先生，同时将我的《宜昌方言研究》目录和大部分已完成的书稿带给李先生看，李先生说10天以后可以与我面谈。6月4日，我和许多代表一起赴怀柔参加普通话与方言学术讨论会；会议结束后，又留在怀柔开《北方话基本词汇调查》（后更名为《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审稿会，回到北京那天就到语言研究所去，李荣先生在他的办公室先从大的方面同我谈了对《宜昌方言研究》书稿的看法，接着指出：“双生子”中的“双”、“吃妈妈儿”中的“妈妈儿”、“光脑壳”中的“光”、“伸手”的“伸”、“哈痒”的“哈”、“拆字先生”的“拆”等字，在西南官话中的读音往往有变化，应注意它们的特别读音；关于“分类词表”，他说：“姨妈”和“小姨”只指明是“母亲的姐妹”、“母亲的妹妹”还不够，还要说明是否有“已婚的”和“未婚的”区别，“滚水”与“开水”在宜昌话中并存，它们在意义上有无区别？“把把年”一词在宜昌方言中有什么特别的读音和意义，等等。听了他的这些具体而中肯的意见，我受到了许多启发；看到他在我的书稿上用铅笔写的评语或提出的疑问，一股热流立即涌向我的心头。我知道，李先生一年四季总有做不完的事情，我将书稿送给他看，心里就感到惴惴不安。但他不仅爽快地答应看书稿，而且还看得那么认真、细致，这是我完全没有料想到的。他对学生真诚的帮助令我感动不已。
从1991年春到1993年秋天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在教学任务、社会工作较多的情况下，仍挤出时间于1992年再次到宜昌对宜昌方言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补充调查，并根据李先生的指点对《宜昌方言研究》书稿进行了认真的、反复的修改、加工。1993年10月，我奉国家语委之命到东北一些高校检查、评估语言文字工作前，曾在北京停留了几天。10月20日下午，我到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去看望朋友们，谈到想请李荣先生再次审阅《宜昌方言研究》并为该书写序的事。贺巍先生说：“你是李先生的学生，我想李先生会同意给你写序的。”熊正辉先生说：“李先生对语音研究班的学生是乐意帮助的；但他很忙，家中又有病人，你还是先打个电话问一问今天去找他行不行。”于是我在正辉兄的工作室里给李先生家打了电话。李先生说可以到他家去面谈。那时已到下班时间，平时骑自行车上下班的熊正辉先生推着自行车与我一起走到东罗圈胡同11号大门口才回家去，我带着从武汉捎来的微薄礼物和《宜昌方言研究》全部书稿走进了李老师的家。李老师放下手头的工作，让我坐在他的写字台旁，他一边翻阅书稿，一边谈对书稿的看法。他从总体上肯定了这部书稿的内容，同时也提了些具体意见。我一边听，一边记下了这些意见。例如：重要的结论可在各章节开头先说，后面再详细地讲，这不算重复；表格要减少，可以不用表格的就不要用表格，因为表格排版很费力，要多为印刷厂排字人员着想，必须用表格的，也应力求简明；方言词汇部分，要补充有地方特色的词语和外地人难以理解的词语，并加以适当的注释，等等。根据他的意见，后来我又对书稿作了认真的修改。关于序言，他当时答应挤时间写。1994年1月，我收到李先生从北京寄来的序言。他在序言的第一自然段说到调查研究方言必须达到的要求；第二自然段肯定我在调查、分析宜昌方言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本书的功用；第三自然段则说：“近年来我国的方言研究工作有所发展。不过方言著作的出版还是不够多。……现在刘兴策的《宜昌方言研究》又要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了，实在是可喜的事。是为序。”从1990年6月到1994年1月三年多的时间里，李先生两次为我审读书稿，两次为我当面指点，还为这本书写序言，一直到1994年12月这本书问世，其中凝聚了先生的多少心血，蕴含了他对学生多么真挚的情意！每次想起这些事情，我对李先生就充满了感激之情。过去我也曾耳闻和目睹李先生对学生和后辈学者要求严格、态度严厉、甚至言辞激烈的情景，但我认为这只是他思想性格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侧面看，李先生对于真诚向他求教的方言工作者，特别是对“黄埔三期”的学生一直是深切关心、积极扶持和热情帮助的。这种热诚帮助学生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可以说是李先生思想性格最基本的一个侧面。
1997年2月在汕头开年会期间，到会的一些代表曾与方言室的同志谈到1999年下半年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举行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届学术讨论会时，要为我们的老师和会长庆祝八十华诞；但是李先生由于健康的原因未能到桂林去开会。没有想到，1997年2月在汕头大学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汉语方言学会的学术讨论会。桂林会议后，听说李先生因病经常住院，我在2000年春节前给他寄去了贺年片，也不知他收到没有。2000年7月底，我和妻子到北京探亲，听说李先生在协和医院住院，我们俩便于7月30日上午带着一个花篮、一些营养品和我不久前刚出版的一本《语言规范精要》到医院去看望他。他坐在病床旁边的单人沙发上，我坐在沙发边的一张凳子上，用双手握着他的右手，同他谈家常。我感到他的手臂与手掌比以前见到他时瘦了一些，他的精神却较好，讲话声音清晰，反应较快。当我将《语言规范精要》递给他时，他将眼睛靠近书本，看我题赠的话，并翻阅书的目录、正文，表现出高兴的神情。这时妻子黄赛勤说：我今天与刘兴策一起来看您，1995年您到武汉开会时曾到我们家去过……李先生连忙说：是啊，你那天做了好多菜，我们的口福好。我们谈了一会儿，赛勤给我和李先生照了几张合影。这时护士给李先生送午餐来了，为了不影响李先生进餐，我们与他紧紧地握了手，祝福他早日恢复健康便告辞了。但我没有料到，这次分别竟是和李先生的永别。
李荣先生优良的学风、不断创新的精神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是留给我们方言学会的宝贵的财富。
李荣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培养之恩，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