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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文艺现代性品格的历史生成与现实主义的开启直接相关。1940年代，郑君里设计并推动中国演剧现实主义体系的建立，其有关的思与言，细化了影、戏文学现实主义同演剧现实主义的关系，倡议影、戏文学现实主义向演剧现实主义转换，讨论了转换具体的操作流程，对演剧活动中的文学要素给予了价值重估。郑君里由此为现实主义拓展了演剧活动这一新的生存空间，从历史和理论之双重维度建构了中国近现代电影和戏剧艺术的现代性品格。
关键词：郑君里;现实主义;演剧体系;影戏文学
本文所说的“影、戏文学现实主义”指电影文学和戏剧文学之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方法，所说的“演剧现实主义”指戏剧、电影在艺术制作和表演环节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方法。前一种现实主义在本质上属于文学，后一种现实主义在本质上属于影、戏艺术。这两种现实主义既各自分立，又相互关联，且具有一定的从属关系。如戏剧文学之现实主义，因为戏剧文学不必是戏剧舞台艺术的内容，实际上可以作为文学的一种特定现实主义形式而独立存在。当戏剧剧本或电影文学文本发表在杂志上作为读者的文学读本存在时，此文本所显现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创作方法是与演剧无关的文学现实主义。但在艺术的框架里，由于此文本只是属于影、戏艺术诸多要素中的一种，且影、戏中的文本部分必须无条件服务于影、戏的艺术法则，从而使得影、戏文本的现实主义在独立成文的同时，又是一种文学现实主义同演剧现实主义的混合体。在这一混合体中，演剧现实主义占据着主宰、中心的地位，即便影、戏文本仍具有文学现实主义的独立存在意义和特征，它在本质上也已经属于影、戏艺术，而不再专属于文学。
郑君里在1939到1942年间，设计并推动中国演剧现实主义体系的建立，并集中论述了他对戏剧文学现实主义和演剧现实主义的看法，这些看法成为他的影、戏文学理论和影、戏艺术理论的重要内容。而郑君里提出这个主张的历史背景为何？主张何以是创新的？在哪些方面不仅具有创新性，而且是中国影、戏现实主义极重要的历史形态？在其主张中影、戏文学现实主义何以必须转换为演剧现实主义体系？转换的路径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一 关于建立中国演剧现实主义体系的倡导与设计
郑君里倡导建立中国演剧现实主义体系始于1939年，在这一年他出版了《论抗战戏剧运动》，首次用到了“现实主义”这个词语。在此之前，他在文章中虽然已经碰触到现实主义的思想内容，但是，他并没有用“现实主义”来提炼概括。他论及：“建立戏剧艺术的完善的体系和创造独立的民族风格，是一件事的两面。戏剧运动要在抗战的实践中完全消化了外来的剧艺的成果，‘弃取’传统剧丰富的遗产，并在新的现实摄取新的元素，才能完成这两种的任务——才能建立以中国社会现状为根据的现实主义的体系，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①这段话强调中国抗战戏剧在创作上应坚持现实主义的精神、态度与方法，现实主义的现实必须是“中国社会现状”，并且，中国抗战戏剧的现实主义应该属于戏剧演艺的体系，这一体系必须是现实主义在演剧活动中的中国化形式，在体系中，中外古今的影、戲艺术经验及技艺被打通成一片。
郑君里之所以会在1939年提出建立中国抗战戏剧的现实主义体系这个主张，原因有三：1.抗战发生之前，从20世纪初叶到1930年代，中国的电影、戏剧界一方面在实践领域步入现代化进程，多种西方戏剧形式和电影被陆续引入中国，引进的电影和新的戏剧形式在西方往往已经得到现实主义理论的言说，萧伯纳的戏剧在西方就被人们视为是现实主义的戏剧杰作。郑君里生活在这样的中国影、戏场域里，自然会对影、戏现实主义有所认知，使他具有了设计、推动中国演剧现实主义体系的思想意识、理论素养。2.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抑中扬西的影响，西方多种文学、艺术理论得到译介。这两方面的合力使得这二十多年时间里，创作精神和创作方法的杂语共生成为这个时期中国影、戏理论的一大特色，在种种标示创作方法之“主义”林立的时代，现实主义作为其中的一个主义，并不占据时代的中心地位，演剧领域的现实主义要么未见踪影，要么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正如郑君里所说的：“由于辛亥革命之未贯彻而引起了‘文明戏’的变质，由于‘五四运动’所介绍的写实主义戏剧的不能彻底……”②使得现实主义在那时对中国文艺界的启蒙无法完成。其所说“写实主义”乃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别称，写实主义之“不能彻底”，既可以理解为当时中国戏剧表演艺术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半途而废，又可以理解为当时中国戏剧现实主义发展得很不成熟。3.1937年，救亡成为中国举国上下的民族意志，受此影响，中国影、戏此前的现状被完全打破，不复有多种创作方法并驾齐驱之态势，电影、戏剧不再主要地作为城市娱乐、审美的活动，除租界地区外，影、戏原本较为市场化、多元化的主题和题材变更为集中演出抗战宣传内容。抗战生活在当时成为戏剧、电影艺术家面对的最大、最悲壮、最残酷也是最迫近的社会现实生活，影、戏工作者自觉将影、戏艺术视为鼓舞民族抗战意志和唤醒人民血性的最好工具，戏剧的宣传功能、救亡的教育功能在当时比电影、戏剧的艺术功能更为重要，所以，创作和演出抗战电影和戏剧最合适的，也是最好的方法显然不会是形式主义、象征主义或先锋艺术，因为，这类唯美的、为形式而形式的影、戏创作和表演方法所制作出的作品更为适合社会上层人物欣赏，却不为中下层国民所喜闻乐见。大众喜闻乐见的只能是由直接贴近生活本身的现实主义所创作和演出的影、戏作品。在20世纪西方新的现实主义形态中，尤其是苏联的戏剧现实主义特别强调戏剧的人民性和政治宣传功能，③郑君里对苏联的戏剧现实主义有着亲切感，这使得他所设计和推动的中国演剧现实主义体系里有着苏联戏剧现实主义的浓郁味道。
郑君里把影、戏文学现实主义和演剧现实主义放到一起来讨论，发生在1941年到1942年间。在这两年间，中国抗日战争迎来最为艰苦卓绝的阶段，戏剧和电影对现实主义的需要更甚于之前，在抗战戏剧运动自1937年兴起之后，戏剧的创作和演出虽然已经实际地在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是，人们在1941年开始认识到中国戏剧不仅需要现实主义的实践，同时，为了让人们更好地掌握、运用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与方法，还急切地需要艺术工作者具有现实主义的理论自觉，需要拓展戏剧现实主义运用的范围。也许正是为了应对这些针对现实主义的时代需求，《戏剧岗位》杂志在1941年发起了关于建立中国的现实主义演剧体系的讨论，这次讨论的主持人虽然是阳翰笙，但实际的设计者与发起者应该归功于郑君里。郑君里把讨论的发言纪要整理出来，以《如何建立现实主义的演剧体系座谈会》为标题，发表在1942年5月出版的《戏剧岗位》第3卷第5、6期之上。阳翰笙的发言主要有四点内容：1.讨论的主题是建立现实主义演剧体系;2.体系的建立是急待解决的问题;3.建立体系的意义在于它关系到当时抗战演剧运动的方向和路线问题;4.体系建立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讨论其操作性。由此可见，讨论涉及的几部分内容，明显是郑君里1939年在《论抗战运动》小册子中所说的建立体系论的细化。 讨论会上，陈鲤庭说：“我觉得现实主义目前在戏剧文学上是有相当的成就，但在演出上……什么主义都谈不上。”④陈鲤庭的发言讲到了建立体系的一种必要性，即戏剧文学先于演剧艺术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行走，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因此，演剧艺术要急起直追，所以有必要建立演剧艺术的现实主义体系。但郑君里强调，建立中国演剧现实主义体系之所以必要，不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演剧艺术没有创作方法，而是因为此前的中国戏剧表演是由多种创作方法支撑的，始终没能用一种统一的创作方法来整合演剧艺术各要素之间的协同创作。郑君里所说的建立中国演剧现实主义体系的实质，就是要在演剧活动中，用现实主义来终结此前在制作和表演两个层面上“主义”林立的演剧创作方法格局，该动议的提出，则是受到戏剧文学现实主义所取得成就的启发与驱动。
二
关键词：郑君里;现实主义;演剧体系;影戏文学
本文所说的“影、戏文学现实主义”指电影文学和戏剧文学之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方法，所说的“演剧现实主义”指戏剧、电影在艺术制作和表演环节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方法。前一种现实主义在本质上属于文学，后一种现实主义在本质上属于影、戏艺术。这两种现实主义既各自分立，又相互关联，且具有一定的从属关系。如戏剧文学之现实主义，因为戏剧文学不必是戏剧舞台艺术的内容，实际上可以作为文学的一种特定现实主义形式而独立存在。当戏剧剧本或电影文学文本发表在杂志上作为读者的文学读本存在时，此文本所显现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创作方法是与演剧无关的文学现实主义。但在艺术的框架里，由于此文本只是属于影、戏艺术诸多要素中的一种，且影、戏中的文本部分必须无条件服务于影、戏的艺术法则，从而使得影、戏文本的现实主义在独立成文的同时，又是一种文学现实主义同演剧现实主义的混合体。在这一混合体中，演剧现实主义占据着主宰、中心的地位，即便影、戏文本仍具有文学现实主义的独立存在意义和特征，它在本质上也已经属于影、戏艺术，而不再专属于文学。
郑君里在1939到1942年间，设计并推动中国演剧现实主义体系的建立，并集中论述了他对戏剧文学现实主义和演剧现实主义的看法，这些看法成为他的影、戏文学理论和影、戏艺术理论的重要内容。而郑君里提出这个主张的历史背景为何？主张何以是创新的？在哪些方面不仅具有创新性，而且是中国影、戏现实主义极重要的历史形态？在其主张中影、戏文学现实主义何以必须转换为演剧现实主义体系？转换的路径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一 关于建立中国演剧现实主义体系的倡导与设计
郑君里倡导建立中国演剧现实主义体系始于1939年，在这一年他出版了《论抗战戏剧运动》，首次用到了“现实主义”这个词语。在此之前，他在文章中虽然已经碰触到现实主义的思想内容，但是，他并没有用“现实主义”来提炼概括。他论及：“建立戏剧艺术的完善的体系和创造独立的民族风格，是一件事的两面。戏剧运动要在抗战的实践中完全消化了外来的剧艺的成果，‘弃取’传统剧丰富的遗产，并在新的现实摄取新的元素，才能完成这两种的任务——才能建立以中国社会现状为根据的现实主义的体系，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①这段话强调中国抗战戏剧在创作上应坚持现实主义的精神、态度与方法，现实主义的现实必须是“中国社会现状”，并且，中国抗战戏剧的现实主义应该属于戏剧演艺的体系，这一体系必须是现实主义在演剧活动中的中国化形式，在体系中，中外古今的影、戲艺术经验及技艺被打通成一片。
郑君里之所以会在1939年提出建立中国抗战戏剧的现实主义体系这个主张，原因有三：1.抗战发生之前，从20世纪初叶到1930年代，中国的电影、戏剧界一方面在实践领域步入现代化进程，多种西方戏剧形式和电影被陆续引入中国，引进的电影和新的戏剧形式在西方往往已经得到现实主义理论的言说，萧伯纳的戏剧在西方就被人们视为是现实主义的戏剧杰作。郑君里生活在这样的中国影、戏场域里，自然会对影、戏现实主义有所认知，使他具有了设计、推动中国演剧现实主义体系的思想意识、理论素养。2.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抑中扬西的影响，西方多种文学、艺术理论得到译介。这两方面的合力使得这二十多年时间里，创作精神和创作方法的杂语共生成为这个时期中国影、戏理论的一大特色，在种种标示创作方法之“主义”林立的时代，现实主义作为其中的一个主义，并不占据时代的中心地位，演剧领域的现实主义要么未见踪影，要么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正如郑君里所说的：“由于辛亥革命之未贯彻而引起了‘文明戏’的变质，由于‘五四运动’所介绍的写实主义戏剧的不能彻底……”②使得现实主义在那时对中国文艺界的启蒙无法完成。其所说“写实主义”乃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别称，写实主义之“不能彻底”，既可以理解为当时中国戏剧表演艺术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半途而废，又可以理解为当时中国戏剧现实主义发展得很不成熟。3.1937年，救亡成为中国举国上下的民族意志，受此影响，中国影、戏此前的现状被完全打破，不复有多种创作方法并驾齐驱之态势，电影、戏剧不再主要地作为城市娱乐、审美的活动，除租界地区外，影、戏原本较为市场化、多元化的主题和题材变更为集中演出抗战宣传内容。抗战生活在当时成为戏剧、电影艺术家面对的最大、最悲壮、最残酷也是最迫近的社会现实生活，影、戏工作者自觉将影、戏艺术视为鼓舞民族抗战意志和唤醒人民血性的最好工具，戏剧的宣传功能、救亡的教育功能在当时比电影、戏剧的艺术功能更为重要，所以，创作和演出抗战电影和戏剧最合适的，也是最好的方法显然不会是形式主义、象征主义或先锋艺术，因为，这类唯美的、为形式而形式的影、戏创作和表演方法所制作出的作品更为适合社会上层人物欣赏，却不为中下层国民所喜闻乐见。大众喜闻乐见的只能是由直接贴近生活本身的现实主义所创作和演出的影、戏作品。在20世纪西方新的现实主义形态中，尤其是苏联的戏剧现实主义特别强调戏剧的人民性和政治宣传功能，③郑君里对苏联的戏剧现实主义有着亲切感，这使得他所设计和推动的中国演剧现实主义体系里有着苏联戏剧现实主义的浓郁味道。
郑君里把影、戏文学现实主义和演剧现实主义放到一起来讨论，发生在1941年到1942年间。在这两年间，中国抗日战争迎来最为艰苦卓绝的阶段，戏剧和电影对现实主义的需要更甚于之前，在抗战戏剧运动自1937年兴起之后，戏剧的创作和演出虽然已经实际地在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是，人们在1941年开始认识到中国戏剧不仅需要现实主义的实践，同时，为了让人们更好地掌握、运用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与方法，还急切地需要艺术工作者具有现实主义的理论自觉，需要拓展戏剧现实主义运用的范围。也许正是为了应对这些针对现实主义的时代需求，《戏剧岗位》杂志在1941年发起了关于建立中国的现实主义演剧体系的讨论，这次讨论的主持人虽然是阳翰笙，但实际的设计者与发起者应该归功于郑君里。郑君里把讨论的发言纪要整理出来，以《如何建立现实主义的演剧体系座谈会》为标题，发表在1942年5月出版的《戏剧岗位》第3卷第5、6期之上。阳翰笙的发言主要有四点内容：1.讨论的主题是建立现实主义演剧体系;2.体系的建立是急待解决的问题;3.建立体系的意义在于它关系到当时抗战演剧运动的方向和路线问题;4.体系建立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讨论其操作性。由此可见，讨论涉及的几部分内容，明显是郑君里1939年在《论抗战运动》小册子中所说的建立体系论的细化。 讨论会上，陈鲤庭说：“我觉得现实主义目前在戏剧文学上是有相当的成就，但在演出上……什么主义都谈不上。”④陈鲤庭的发言讲到了建立体系的一种必要性，即戏剧文学先于演剧艺术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行走，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因此，演剧艺术要急起直追，所以有必要建立演剧艺术的现实主义体系。但郑君里强调，建立中国演剧现实主义体系之所以必要，不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演剧艺术没有创作方法，而是因为此前的中国戏剧表演是由多种创作方法支撑的，始终没能用一种统一的创作方法来整合演剧艺术各要素之间的协同创作。郑君里所说的建立中国演剧现实主义体系的实质，就是要在演剧活动中，用现实主义来终结此前在制作和表演两个层面上“主义”林立的演剧创作方法格局，该动议的提出，则是受到戏剧文学现实主义所取得成就的启发与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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