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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闻学刊》因具有国际视野并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和良好声誉而“结缘”德国科隆万国报纸博览会。中国新闻界在对万国报纸博览会的报道中，会议译名非常混乱，详细报道少，图片报道渐受重视，报道流露出对中国馆的遗憾与悲愤。万国报纸博览会启迪了中国新闻界，促使国人奋起，自办世界报纸博览会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戈公振的报展实践和理想凝聚了中国报界力量，黄天鹏创办新闻学研究室则为复旦大学世界报展培养了人才，积累了初步经验，也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中国新闻界 德国科隆万国报纸博览会 新闻学刊 黄天鹏 戈公振
1928年，德国科隆举办万国报纸博览会。在报界的共同努力下，尤其是在《新闻学刊》编辑部同人的帮助下，中国馆得以建立。这是中国报业在外的第一次集体亮相，虽然未取得满意效果，但对于1935年世人瞩目的复旦大学世界报纸展览会的成功举办以及中国新闻事业的长足发展仍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和影响。
一、《新闻学刊》“结缘”万国报纸博览会
《新闻学刊》是当时国内唯一新闻学术刊物，“素以推广中国新闻学为事”①。1928年，它有幸与万国报纸博览会“结缘”，并成为中国馆的重要展品之一。
（一）怎样“结缘”——德国佛朗府中国学院委托《新闻学刊》同人代为征集展品的经过
1927年，德国科隆万国报纸博览会开始筹建，主办方对于中国参展满怀希望。6月8日，《益世报》的报道《国际报业展览会明年在德国开会·函请中国报界加入》刊载国闻通讯社的电讯称，驻京德国使馆毕参赞已致函北京外交部，邀请我国新闻界参加，并对博览会的组织者和展览物品等做了介绍。谢东发、胡国伟等旅欧人员也纷纷驰书国内告之。但因局势动荡，政府和报界都无暇顾及，社会上对新闻学研究的兴趣也不高，结果举办方始终未能收到回音。
1928年，博览会临近，鉴于中国是东方古国，缺乏中国展品不太合适，于是举办方开始另外寻找解决途径。负责筹备中国馆的德国佛朗府大学（或译为佛郎克德大学，即现在的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院长卫礼贤和该院中国教师丁文渊向国内征集。但是应征者还是寥寥无几，只有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寄来一些书画展品。同时，该会还通过在德国柏林的国际电讯社主任廖焕星帮助征集。廖焕星熟知中国报业情形，在国内又有许多新闻界朋友，他便找到了在北平主编《新闻学刊》的黄天鹏帮助搜集报纸杂志等物品。随后，德国佛朗府中国学院还专门致函《新闻学刊》。
黄天鹏在接到来函后，多方联络，在全国各地征集了300多种报纸杂志。②虽然在此之前时任日内瓦国际联盟秘书厅秘书的夏奇峰已将《新闻学刊》1-4期寄交戈公振代送展览会，但黄天鹏还是将《新闻学刊》全份，连同自己珍藏多年的木板《京报》《内阁公报》及《华字日报》等珍本送了去。加之德国当地博物馆所藏的佛像、甲骨、瓦当、铜活字以及中国学院所印的书报等，总算在万国报纸博览会中建立起了第一个中国馆。
（二）何以“结缘”——《新闻学刊》同人被委托代为征集展品的原因分析
《新闻学刊》创办于1927年，时至万国报纸博览会召开仅有一年多时间。远在德国的佛朗府中国学院之所以会委托《新闻学刊》同人帮助征集展品，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1.《新闻学刊》内容编排和学术研究上的国际视野
《新闻学刊》刊名中英文对照，从创刊起就启用英文刊名Publication of Journalism，并印于每期中文刊名下方。创刊号封面图案是“世界报纸之滥觞”，开卷之作安排的便是《威廉论新闻学》。第一期《新闻界名人传略》栏目就列有上海《时报》驻法记者李昭实。她曾游历亚欧非、南北美诸洲，参观各大报馆，并择优选录所见大小报刊150种，汇集成《世界报纸大观》一书，于1925年秋在《时报》国庆增刊上刊登。《新闻学刊》对这一创举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在其他几期中，《新闻学刊》也刊登过世界新闻界名人威廉博士以及国际新闻专家大会开幕式等照片。所登各文更是纵横中西，即使关于国内新闻界的文章，在写法上也常常中西对照。《新闻学刊》的《第二卷的新闻学刊革新计划》曾说：“国际新闻事业，此后拟多多介绍”，“横排以适合眼力及美观，并可聊排西文”，封面“题签除华文外，拟附各国种字体”，插图尤注意国际报界名人与名报馆，“期与国际同业共臻世界大同”。③
德国科隆万国报纸博览会是当时的国际盛会，《新闻学刊》如此关注国际新闻界，这就为中国学院委托《新闻学刊》同人代为征集展品提供了可能性。
2.《新闻学刊》在海內外的广泛影响和良好声誉
《新闻学刊》创刊“发行不及一年，然不胫而走，留心新闻学者，争手一编，以资研究”。④创刊号在当年10月，就已印刷发行三版。“国立北京政法大学，首期售出将近百册，以一学府，而有若许读者，足征人士对本刊之欢迎。订阅簿上著名图书馆，若北京若东方（商务印书馆）;报馆若七十二行商报，若太原日报，若海外侨报;外人若日籍，若英籍，若美籍。譬如黔桂，远至重洋，莫不预订，又征读者之遍及中外也。”⑤《新闻学刊》第4期也在1928年3月再版。后来，“以海内欢迎此刊者，常以前后各期，欠缺不完，引以为憾”，⑥《新闻学刊》又将第1—4期合订为第一卷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空。
一位四川读者致函编辑部赞曰：“贵刊出版，诚新闻界前途一线曙光。”⑦徐宝璜也称赞该刊“内容精美，斐然有声。”⑧徐彬彬在任中国大学新闻讲座教席期间，更是把《新闻学刊》作为课本使用。在国外专攻新闻学的半六允诺为该刊长期撰稿，并致信编辑部称：“贵刊在此丕塞时期光芒四射，诚新闻界之明星，记者之向导！”⑨
《新闻学刊》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和良好声誉，当德国驻华使馆通过北京外交部邀请中国报界参展未果时，中国有识之士自然会将目光转向《新闻学刊》，使之“结缘”万国报纸博览会成为必然。 二、中国新闻界对万国报纸博览会的报道特点分析
万国报纸博览会的举办时间为5月1日至10月15日。之前，国内媒体对此的报道，仅发现《益世报》的一篇电讯以及《新闻学刊》第1期增刊上刊登的胡国伟关于博览会的预告。之后，《益世报》《北洋画报》《图画时报》《民国日报》《良友画报》《国闻周报》《东方杂志》《晨报》《新闻学刊》等多家报刊参与了报道。
这些报道的内容涉及展品、人员、设备、现场等多个方面，报道的形式有消息、通信、游记、照片等。其中《新闻学刊》对博览会的报道最多。在第5期上，黄天鹏开设了《万国新闻博览会汇报》专栏，内容包括《万国新闻博览会征求出品》（信函）、《万国新闻博览会记略》（通信）、《万国新闻博览会开幕》（电讯）、《万国新闻博览会中国出品之——新闻界唯一刊物<新闻学刊>送会陈列》（信函）、《万国新闻博览会专号》（信函）、《“万国新闻博览会”译名》（补白）等。此外，这一期还登载的有王万叶的《万国新闻博览会概观》（游记）、《德国哥隆万国新闻博览会之中央巨厦及灯塔》（照片）、《哥隆万国新闻博览会总裁艾熙博士》（照片）、《德国哥隆万国新闻博览会中央巨厦临河夜景》（照片），以及《制纸花之华人》（照片）、《青白旗下购纸花者拥挤》（照片）。参与报道的人物有作为中国政府正式代表与会的戈公振、胡国伟，中国部主任丁文渊以及王万叶（即王一之）、李昭实、吴云等，他们大多为旅居海外的官员或记者。
1928年后，《报学月刊》《报学季刊》还将万国新闻博览会的有关资料作为补白使用，如《万国报纸博览会中之“神秘”》《德国报章博览会之一：万国馆》《世界报纸博览会之历史进化部的“镜厅”》等。
（一）会议译名混乱折射出中国早期新闻学的困惑
1928年德国报纸博览会的英文名称为World News Expo，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出现了万国报纸博览会、万国新闻博览会、万国报界展览会、世界报纸博览会、世界报章展览会、万国报章展览会等多种译名。
《新闻学刊》为此专门刊载《“万国新闻博览会”译名》一文对此作出说明，宣称该刊将以“万国新闻博览会”一名为准。《新闻学刊》坚持将News译为“新闻”，认为展览会的内容有12类，五花八门，仅用报纸（章）来概括，确欠妥当。但是1929年《新闻学刊》在扩大研究范围，增加报业广告等内容的时候，又改名为《报学月刊》了。
黄天鹏还曾就这一问题请教当时的几位新闻学者。徐宝璜虽然认为用报学之名未尝不可，但认为学科的命名應该以最重要的成分为主，新闻学以报告新闻为旨职，广告印刷等是其附件，并且按照约定俗称的习惯，还是称新闻学为恰当;戈公振认为学术贵在通俗化，使用报学或者新闻学都是可以的，只要把这门学说发扬光大，不必斤斤计较一名之争;但是汪英宾则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一定要有一个确定的名字，并且要扩展其意义，凡是在报馆工作的都可以称之为报人。陈布雷也赞同此说。
关于英文News以及Journalism的翻译问题，黄天鹏最后认为：“以意义言则报学较为宽当，以习惯言，则‘新闻学’已成通称……则仍‘新闻学’之名亦可也。”⑩这一时期报人的争论和反复反映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早期阶段特点。
（二）详细报道少，图片报道渐受重视
在关于博览会的报道中，只有《世界报章博览会概观》《在科恩开幕之世界报纸博览会》《纪德国世界报纸博览会》以及特约通信《世界报章展览会》较为详细。其中戈公振的《纪德国世界报纸博览会》介绍了博览会举办的背景、目的、展馆的整体布局以及中国馆的展品陈列及开馆情况。王万叶的《万国新闻博览会概观》主要介绍博览馆的巧妙布局和优美环境，配有各馆分布情况的插图，读起来情趣盎然，如临其境。胡国伟《万国新闻博览会专号》主要介绍了策划出版万国新闻博览会专号的事情。
这次博览会的报道绝大部分是照片，其中尤以戈公振拍摄的为多。戈公振认为：“要把报纸编得生动活泼，让读者能从照片上看到最新的新闻，知道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就要借助于新闻照片。”11《良友》画报和《北洋画报》正是利用戈公振拍摄的本报参展照片来开展自我形象宣传，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算作此次报道中少有的亮点。
这些报道一方面说明中国当时缺乏影响力大的国际通讯社，信息资源比较匮乏，国内读者和报界对国际新闻还不够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照相设备已经在报纸新闻报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观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三）报道流露出对中国馆的遗憾与悲愤
德国政府在科隆举办的万国报纸博览会，邀请有48个国家参加。中国仓促参展，全部展品也不过300多种，对于一个至少有1000多年报纸发展史的国家来说，真可谓是“囊中羞涩”！
展览会召开当天，中国驻德使馆甚至连几张茶几和椅子都拒绝提供，仅有丁文渊等两个中国人到场帮同陈列，参观的人寥寥无几，而别国展馆组织得有声有色，热闹非凡。戈公振感叹中国馆展品“无准备，故无系统，遂无精彩”“不免挂一漏万”，并不无伤感地说：“我国为造纸及有报纸最先之国，大可借此宣传，何国人——尤其与自身有关系之报界，漠视至于如此也。”12
当日，中国馆还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两名中国人现场表演手工制作纸花，引来不少外国人围观和购买。有报道称，两人“乃系流徙外国贫民窟暨遭驱逐之中国苦力。短衫蔽体，不着西装，中国字既不识，外国语更不能。所谓造纸，乃以壁间所悬之山蔴皮为幌子，实则乘机获大利”“此事为求利言，可谓极巧，但偌大之中国，竟令此衣衫褴褛面目黛黑之苦力为代表，何不顾面子乃尔？”13《新闻学刊》在第5期刊出照片《中国部内之售纸花者》和《青白旗下购纸花者拥挤》，并配有标题，称之为“德国哥隆万国新闻博览会盛大展览中之中国国耻”。
关于这两人的身份，有人认为是北洋政府派来应付报展的。但据戈公振说，两人是博览会托驻沪德领馆雇来制造桑皮纸的林宗岩和朱旭亭。不管实情到底如何，这场手工纸花表演秀还是深深刺痛了一些中国报人，使他们为之悲痛，为之愤怒。 三、万国报纸博览会促成国人自办世界报展愿望的实现
万国报纸博览会的盛大景象启迪了中国新闻界，万国报纸博览会的屈辱也促使国人奋起，自办一次世界报纸展览会成为很多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1935年10月7日至13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报纸展览会在复旦大学成功举办，并被誉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
（一）戈公振的报展实践和理想凝聚了中国报界力量
1928年5月，在参加德国科隆万国报纸博览会时，戈公振为中国新闻界未能利用世界报展之机，宣传本国新闻业而深表遗憾。同年底，他回国就计划举办一次报展，以便更广泛地向公众介绍考察成果，促进国际新闻界的交往。
1931年8月8日至10日，戈公振在杭州西湖罗苑主办中外报纸展览会，陈列了他在英法等国考察新闻事业时所收集的照片以及带回来的多种中外文报纸。一些新闻学家、沪杭名记者以及新闻爱好者纷纷前来参观。这次报展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却“使各地报学研究者很受启发和鼓舞。南京实业部首都国货陈列馆就派人赴杭州接洽，商借全部展品到南京去展出。”14戈公振还曾打算再次出游欧洲回国后举办一次大规模世界报展。15只是1933年3月， 他前往苏联，也就无暇顾及世界报展的事情了。
1935年9月，杭州新闻记者公会举办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报纸展览。筹备会得到大量支助，征得全国报刊1455种。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曾派盛澄世、舒宗侨、宋杭前来联系，请求将展品借给该校作为举办世界报纸展览会的基本展品。
有人把1935年称作为“中国报展年”，而这一报展热潮正是由戈公振这些新闻前辈开启的。复旦大学世界报纸展览会之所以取得成功，正如世界报展筹备委员会所编的《报展纪念刊》记载的那样：各界对复旦报展都抱着极大的热诚与希望，收到社会人士无数赞助的函件。他们有的愿意将所藏报纸借给展览，有的给会展提出了中肯意见。16
（二）黄天鹏创办复旦大学新闻研究室为世界报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万国报纸博览会向国内征集展品时，政府和报界对报展的漠视令黄天鹏十分惋惜。171931年春，黄天鹏负责组建的新闻研究室就类似新闻博览馆，设有陈列部、图书部等，负责收藏、陈列国内外报刊以及印刷出版机器设备等物件，组织师生开展学术研究。这些书籍报刊、照片等资料后来都成为世界报展展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报展召开时，设有机器展览部，陈列的也有研究室原来的一些机器设备。
黄天鹏认为：“办新闻教育最重要的，是不要离开了现实，所以对新闻事业的现状，要有精确的调查。”18新闻研究室成立后，他便注重培养学生调查研究和实践动手能力，经常安排学生对报业情况进行调查。假期他还親率学生到各地实地考察，参观《申报》《时事新报》等报馆。世界报展展览室“壁上悬挂的统计图表甚多，皆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同学所制，甚精美;其中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上海各报软硬性新闻比较表一幅，尤为观众所称誉”。19后来参加世界报展筹备和组织工作的舒宗侨、唐克明、夏仁麟、盛澄世、盛维澡等早在新闻研究室就已经历过锻炼，积累了经验。报展筹备期间，他们更是把新闻研究室作为报展的办公处所，夜以继日地忙碌，对展品进行拆阅、登记、分类，为展览会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4年前后，黄天鹏因在成都，没有参加复旦大学世界报纸展览会的工作，但世界报展的筹备和举办实际上完全是以新闻研究室为基础展开的，“这是新闻研究室工作的一部分”20。黄天鹏创办的新闻研究室集资料室、研究室、实验室和展览室于一体，为世界报展的顺利举办培养了人才，积累了初步经验，也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在德国万国报纸博览会上，中国新闻界的表现不佳。这次报展反映了早期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遇到的艰难和困顿，同时也激发了新闻前辈们为促进新闻事业发展的积极态度和进取精神，或许这正是万国报纸博览会留给后人的最为宝贵的财富。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国新闻学者的群体镜像研究（1918-1949）”（编号：18YJA8600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黄天鹏.中国第一本新闻学杂志[A].天庐论丛[C].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33-34.
②戈公振参观报展时，记载报名的有259种。另据《勤工俭学运动》载，参展的还有胡国伟的法文版《中国新闻学》。
③第二卷的新闻学刊革新计划[J].新闻学刊，1927（03）：78.
④⑥吴贯因.吴序[A].新闻学刊全集[C].上海：上海书店，1930.10-11.
⑤（航）.记往[A].新闻学刊全集[C].上海：上海书店，1930.372-373.
⑦通讯拾零[J].新闻学刊，1927（04）：176.
⑧徐宝璜.徐序[A].新闻学刊全集[C].上海：上海书店，1930.5.
⑨百家.来鸿去雁[J].新闻学刊，1927（03）：122-123.
⑩黄天鹏.新闻学乎？报学乎？[N].记者周报，1930-09-21.
11戈宝权.戈公振和新闻摄影[J].大众摄影，1981（02）：8.
12戈公振.纪德国世界报纸博览会[N].国闻周报，1928-07-01.
13吴云.报学专家不能探出之神秘[N].北洋画报，1928-09-12.
14陈镐汶.戈公振与上海报学社[J].新闻研究资料，1990（04）：148.
15钟韵玉.记杭州两次报纸展览会[A].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杭州文史资料（第2辑）[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93.
16我们的工作[A].上海复旦大学三十周年纪念世界报纸展览会筹备会编.报展纪念刊[C].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6：12-13.
17黄天鹏.万国新闻博览会汇报[J].新闻学刊，1928（01）：15.
1820黄天鹏.新闻教育四十年（上篇）[A].天庐论丛[C].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45，56-57.
19上海通社编.上海世界报纸展览会参观报告[A].上海研究资料[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430.
作者简介：曹爱民，浙江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财经新闻系副教授、博士
编辑：王洪越
【关键词】中国新闻界 德国科隆万国报纸博览会 新闻学刊 黄天鹏 戈公振
1928年，德国科隆举办万国报纸博览会。在报界的共同努力下，尤其是在《新闻学刊》编辑部同人的帮助下，中国馆得以建立。这是中国报业在外的第一次集体亮相，虽然未取得满意效果，但对于1935年世人瞩目的复旦大学世界报纸展览会的成功举办以及中国新闻事业的长足发展仍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和影响。
一、《新闻学刊》“结缘”万国报纸博览会
《新闻学刊》是当时国内唯一新闻学术刊物，“素以推广中国新闻学为事”①。1928年，它有幸与万国报纸博览会“结缘”，并成为中国馆的重要展品之一。
（一）怎样“结缘”——德国佛朗府中国学院委托《新闻学刊》同人代为征集展品的经过
1927年，德国科隆万国报纸博览会开始筹建，主办方对于中国参展满怀希望。6月8日，《益世报》的报道《国际报业展览会明年在德国开会·函请中国报界加入》刊载国闻通讯社的电讯称，驻京德国使馆毕参赞已致函北京外交部，邀请我国新闻界参加，并对博览会的组织者和展览物品等做了介绍。谢东发、胡国伟等旅欧人员也纷纷驰书国内告之。但因局势动荡，政府和报界都无暇顾及，社会上对新闻学研究的兴趣也不高，结果举办方始终未能收到回音。
1928年，博览会临近，鉴于中国是东方古国，缺乏中国展品不太合适，于是举办方开始另外寻找解决途径。负责筹备中国馆的德国佛朗府大学（或译为佛郎克德大学，即现在的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院长卫礼贤和该院中国教师丁文渊向国内征集。但是应征者还是寥寥无几，只有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寄来一些书画展品。同时，该会还通过在德国柏林的国际电讯社主任廖焕星帮助征集。廖焕星熟知中国报业情形，在国内又有许多新闻界朋友，他便找到了在北平主编《新闻学刊》的黄天鹏帮助搜集报纸杂志等物品。随后，德国佛朗府中国学院还专门致函《新闻学刊》。
黄天鹏在接到来函后，多方联络，在全国各地征集了300多种报纸杂志。②虽然在此之前时任日内瓦国际联盟秘书厅秘书的夏奇峰已将《新闻学刊》1-4期寄交戈公振代送展览会，但黄天鹏还是将《新闻学刊》全份，连同自己珍藏多年的木板《京报》《内阁公报》及《华字日报》等珍本送了去。加之德国当地博物馆所藏的佛像、甲骨、瓦当、铜活字以及中国学院所印的书报等，总算在万国报纸博览会中建立起了第一个中国馆。
（二）何以“结缘”——《新闻学刊》同人被委托代为征集展品的原因分析
《新闻学刊》创办于1927年，时至万国报纸博览会召开仅有一年多时间。远在德国的佛朗府中国学院之所以会委托《新闻学刊》同人帮助征集展品，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1.《新闻学刊》内容编排和学术研究上的国际视野
《新闻学刊》刊名中英文对照，从创刊起就启用英文刊名Publication of Journalism，并印于每期中文刊名下方。创刊号封面图案是“世界报纸之滥觞”，开卷之作安排的便是《威廉论新闻学》。第一期《新闻界名人传略》栏目就列有上海《时报》驻法记者李昭实。她曾游历亚欧非、南北美诸洲，参观各大报馆，并择优选录所见大小报刊150种，汇集成《世界报纸大观》一书，于1925年秋在《时报》国庆增刊上刊登。《新闻学刊》对这一创举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在其他几期中，《新闻学刊》也刊登过世界新闻界名人威廉博士以及国际新闻专家大会开幕式等照片。所登各文更是纵横中西，即使关于国内新闻界的文章，在写法上也常常中西对照。《新闻学刊》的《第二卷的新闻学刊革新计划》曾说：“国际新闻事业，此后拟多多介绍”，“横排以适合眼力及美观，并可聊排西文”，封面“题签除华文外，拟附各国种字体”，插图尤注意国际报界名人与名报馆，“期与国际同业共臻世界大同”。③
德国科隆万国报纸博览会是当时的国际盛会，《新闻学刊》如此关注国际新闻界，这就为中国学院委托《新闻学刊》同人代为征集展品提供了可能性。
2.《新闻学刊》在海內外的广泛影响和良好声誉
《新闻学刊》创刊“发行不及一年，然不胫而走，留心新闻学者，争手一编，以资研究”。④创刊号在当年10月，就已印刷发行三版。“国立北京政法大学，首期售出将近百册，以一学府，而有若许读者，足征人士对本刊之欢迎。订阅簿上著名图书馆，若北京若东方（商务印书馆）;报馆若七十二行商报，若太原日报，若海外侨报;外人若日籍，若英籍，若美籍。譬如黔桂，远至重洋，莫不预订，又征读者之遍及中外也。”⑤《新闻学刊》第4期也在1928年3月再版。后来，“以海内欢迎此刊者，常以前后各期，欠缺不完，引以为憾”，⑥《新闻学刊》又将第1—4期合订为第一卷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空。
一位四川读者致函编辑部赞曰：“贵刊出版，诚新闻界前途一线曙光。”⑦徐宝璜也称赞该刊“内容精美，斐然有声。”⑧徐彬彬在任中国大学新闻讲座教席期间，更是把《新闻学刊》作为课本使用。在国外专攻新闻学的半六允诺为该刊长期撰稿，并致信编辑部称：“贵刊在此丕塞时期光芒四射，诚新闻界之明星，记者之向导！”⑨
《新闻学刊》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和良好声誉，当德国驻华使馆通过北京外交部邀请中国报界参展未果时，中国有识之士自然会将目光转向《新闻学刊》，使之“结缘”万国报纸博览会成为必然。 二、中国新闻界对万国报纸博览会的报道特点分析
万国报纸博览会的举办时间为5月1日至10月15日。之前，国内媒体对此的报道，仅发现《益世报》的一篇电讯以及《新闻学刊》第1期增刊上刊登的胡国伟关于博览会的预告。之后，《益世报》《北洋画报》《图画时报》《民国日报》《良友画报》《国闻周报》《东方杂志》《晨报》《新闻学刊》等多家报刊参与了报道。
这些报道的内容涉及展品、人员、设备、现场等多个方面，报道的形式有消息、通信、游记、照片等。其中《新闻学刊》对博览会的报道最多。在第5期上，黄天鹏开设了《万国新闻博览会汇报》专栏，内容包括《万国新闻博览会征求出品》（信函）、《万国新闻博览会记略》（通信）、《万国新闻博览会开幕》（电讯）、《万国新闻博览会中国出品之——新闻界唯一刊物<新闻学刊>送会陈列》（信函）、《万国新闻博览会专号》（信函）、《“万国新闻博览会”译名》（补白）等。此外，这一期还登载的有王万叶的《万国新闻博览会概观》（游记）、《德国哥隆万国新闻博览会之中央巨厦及灯塔》（照片）、《哥隆万国新闻博览会总裁艾熙博士》（照片）、《德国哥隆万国新闻博览会中央巨厦临河夜景》（照片），以及《制纸花之华人》（照片）、《青白旗下购纸花者拥挤》（照片）。参与报道的人物有作为中国政府正式代表与会的戈公振、胡国伟，中国部主任丁文渊以及王万叶（即王一之）、李昭实、吴云等，他们大多为旅居海外的官员或记者。
1928年后，《报学月刊》《报学季刊》还将万国新闻博览会的有关资料作为补白使用，如《万国报纸博览会中之“神秘”》《德国报章博览会之一：万国馆》《世界报纸博览会之历史进化部的“镜厅”》等。
（一）会议译名混乱折射出中国早期新闻学的困惑
1928年德国报纸博览会的英文名称为World News Expo，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出现了万国报纸博览会、万国新闻博览会、万国报界展览会、世界报纸博览会、世界报章展览会、万国报章展览会等多种译名。
《新闻学刊》为此专门刊载《“万国新闻博览会”译名》一文对此作出说明，宣称该刊将以“万国新闻博览会”一名为准。《新闻学刊》坚持将News译为“新闻”，认为展览会的内容有12类，五花八门，仅用报纸（章）来概括，确欠妥当。但是1929年《新闻学刊》在扩大研究范围，增加报业广告等内容的时候，又改名为《报学月刊》了。
黄天鹏还曾就这一问题请教当时的几位新闻学者。徐宝璜虽然认为用报学之名未尝不可，但认为学科的命名應该以最重要的成分为主，新闻学以报告新闻为旨职，广告印刷等是其附件，并且按照约定俗称的习惯，还是称新闻学为恰当;戈公振认为学术贵在通俗化，使用报学或者新闻学都是可以的，只要把这门学说发扬光大，不必斤斤计较一名之争;但是汪英宾则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一定要有一个确定的名字，并且要扩展其意义，凡是在报馆工作的都可以称之为报人。陈布雷也赞同此说。
关于英文News以及Journalism的翻译问题，黄天鹏最后认为：“以意义言则报学较为宽当，以习惯言，则‘新闻学’已成通称……则仍‘新闻学’之名亦可也。”⑩这一时期报人的争论和反复反映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早期阶段特点。
（二）详细报道少，图片报道渐受重视
在关于博览会的报道中，只有《世界报章博览会概观》《在科恩开幕之世界报纸博览会》《纪德国世界报纸博览会》以及特约通信《世界报章展览会》较为详细。其中戈公振的《纪德国世界报纸博览会》介绍了博览会举办的背景、目的、展馆的整体布局以及中国馆的展品陈列及开馆情况。王万叶的《万国新闻博览会概观》主要介绍博览馆的巧妙布局和优美环境，配有各馆分布情况的插图，读起来情趣盎然，如临其境。胡国伟《万国新闻博览会专号》主要介绍了策划出版万国新闻博览会专号的事情。
这次博览会的报道绝大部分是照片，其中尤以戈公振拍摄的为多。戈公振认为：“要把报纸编得生动活泼，让读者能从照片上看到最新的新闻，知道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就要借助于新闻照片。”11《良友》画报和《北洋画报》正是利用戈公振拍摄的本报参展照片来开展自我形象宣传，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算作此次报道中少有的亮点。
这些报道一方面说明中国当时缺乏影响力大的国际通讯社，信息资源比较匮乏，国内读者和报界对国际新闻还不够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照相设备已经在报纸新闻报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观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三）报道流露出对中国馆的遗憾与悲愤
德国政府在科隆举办的万国报纸博览会，邀请有48个国家参加。中国仓促参展，全部展品也不过300多种，对于一个至少有1000多年报纸发展史的国家来说，真可谓是“囊中羞涩”！
展览会召开当天，中国驻德使馆甚至连几张茶几和椅子都拒绝提供，仅有丁文渊等两个中国人到场帮同陈列，参观的人寥寥无几，而别国展馆组织得有声有色，热闹非凡。戈公振感叹中国馆展品“无准备，故无系统，遂无精彩”“不免挂一漏万”，并不无伤感地说：“我国为造纸及有报纸最先之国，大可借此宣传，何国人——尤其与自身有关系之报界，漠视至于如此也。”12
当日，中国馆还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两名中国人现场表演手工制作纸花，引来不少外国人围观和购买。有报道称，两人“乃系流徙外国贫民窟暨遭驱逐之中国苦力。短衫蔽体，不着西装，中国字既不识，外国语更不能。所谓造纸，乃以壁间所悬之山蔴皮为幌子，实则乘机获大利”“此事为求利言，可谓极巧，但偌大之中国，竟令此衣衫褴褛面目黛黑之苦力为代表，何不顾面子乃尔？”13《新闻学刊》在第5期刊出照片《中国部内之售纸花者》和《青白旗下购纸花者拥挤》，并配有标题，称之为“德国哥隆万国新闻博览会盛大展览中之中国国耻”。
关于这两人的身份，有人认为是北洋政府派来应付报展的。但据戈公振说，两人是博览会托驻沪德领馆雇来制造桑皮纸的林宗岩和朱旭亭。不管实情到底如何，这场手工纸花表演秀还是深深刺痛了一些中国报人，使他们为之悲痛，为之愤怒。 三、万国报纸博览会促成国人自办世界报展愿望的实现
万国报纸博览会的盛大景象启迪了中国新闻界，万国报纸博览会的屈辱也促使国人奋起，自办一次世界报纸展览会成为很多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1935年10月7日至13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报纸展览会在复旦大学成功举办，并被誉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
（一）戈公振的报展实践和理想凝聚了中国报界力量
1928年5月，在参加德国科隆万国报纸博览会时，戈公振为中国新闻界未能利用世界报展之机，宣传本国新闻业而深表遗憾。同年底，他回国就计划举办一次报展，以便更广泛地向公众介绍考察成果，促进国际新闻界的交往。
1931年8月8日至10日，戈公振在杭州西湖罗苑主办中外报纸展览会，陈列了他在英法等国考察新闻事业时所收集的照片以及带回来的多种中外文报纸。一些新闻学家、沪杭名记者以及新闻爱好者纷纷前来参观。这次报展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却“使各地报学研究者很受启发和鼓舞。南京实业部首都国货陈列馆就派人赴杭州接洽，商借全部展品到南京去展出。”14戈公振还曾打算再次出游欧洲回国后举办一次大规模世界报展。15只是1933年3月， 他前往苏联，也就无暇顾及世界报展的事情了。
1935年9月，杭州新闻记者公会举办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报纸展览。筹备会得到大量支助，征得全国报刊1455种。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曾派盛澄世、舒宗侨、宋杭前来联系，请求将展品借给该校作为举办世界报纸展览会的基本展品。
有人把1935年称作为“中国报展年”，而这一报展热潮正是由戈公振这些新闻前辈开启的。复旦大学世界报纸展览会之所以取得成功，正如世界报展筹备委员会所编的《报展纪念刊》记载的那样：各界对复旦报展都抱着极大的热诚与希望，收到社会人士无数赞助的函件。他们有的愿意将所藏报纸借给展览，有的给会展提出了中肯意见。16
（二）黄天鹏创办复旦大学新闻研究室为世界报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万国报纸博览会向国内征集展品时，政府和报界对报展的漠视令黄天鹏十分惋惜。171931年春，黄天鹏负责组建的新闻研究室就类似新闻博览馆，设有陈列部、图书部等，负责收藏、陈列国内外报刊以及印刷出版机器设备等物件，组织师生开展学术研究。这些书籍报刊、照片等资料后来都成为世界报展展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报展召开时，设有机器展览部，陈列的也有研究室原来的一些机器设备。
黄天鹏认为：“办新闻教育最重要的，是不要离开了现实，所以对新闻事业的现状，要有精确的调查。”18新闻研究室成立后，他便注重培养学生调查研究和实践动手能力，经常安排学生对报业情况进行调查。假期他还親率学生到各地实地考察，参观《申报》《时事新报》等报馆。世界报展展览室“壁上悬挂的统计图表甚多，皆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同学所制，甚精美;其中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上海各报软硬性新闻比较表一幅，尤为观众所称誉”。19后来参加世界报展筹备和组织工作的舒宗侨、唐克明、夏仁麟、盛澄世、盛维澡等早在新闻研究室就已经历过锻炼，积累了经验。报展筹备期间，他们更是把新闻研究室作为报展的办公处所，夜以继日地忙碌，对展品进行拆阅、登记、分类，为展览会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4年前后，黄天鹏因在成都，没有参加复旦大学世界报纸展览会的工作，但世界报展的筹备和举办实际上完全是以新闻研究室为基础展开的，“这是新闻研究室工作的一部分”20。黄天鹏创办的新闻研究室集资料室、研究室、实验室和展览室于一体，为世界报展的顺利举办培养了人才，积累了初步经验，也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在德国万国报纸博览会上，中国新闻界的表现不佳。这次报展反映了早期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遇到的艰难和困顿，同时也激发了新闻前辈们为促进新闻事业发展的积极态度和进取精神，或许这正是万国报纸博览会留给后人的最为宝贵的财富。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国新闻学者的群体镜像研究（1918-1949）”（编号：18YJA8600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黄天鹏.中国第一本新闻学杂志[A].天庐论丛[C].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33-34.
②戈公振参观报展时，记载报名的有259种。另据《勤工俭学运动》载，参展的还有胡国伟的法文版《中国新闻学》。
③第二卷的新闻学刊革新计划[J].新闻学刊，1927（03）：78.
④⑥吴贯因.吴序[A].新闻学刊全集[C].上海：上海书店，1930.10-11.
⑤（航）.记往[A].新闻学刊全集[C].上海：上海书店，1930.372-373.
⑦通讯拾零[J].新闻学刊，1927（04）：176.
⑧徐宝璜.徐序[A].新闻学刊全集[C].上海：上海书店，1930.5.
⑨百家.来鸿去雁[J].新闻学刊，1927（03）：122-123.
⑩黄天鹏.新闻学乎？报学乎？[N].记者周报，1930-09-21.
11戈宝权.戈公振和新闻摄影[J].大众摄影，1981（02）：8.
12戈公振.纪德国世界报纸博览会[N].国闻周报，1928-07-01.
13吴云.报学专家不能探出之神秘[N].北洋画报，1928-09-12.
14陈镐汶.戈公振与上海报学社[J].新闻研究资料，1990（04）：148.
15钟韵玉.记杭州两次报纸展览会[A].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杭州文史资料（第2辑）[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93.
16我们的工作[A].上海复旦大学三十周年纪念世界报纸展览会筹备会编.报展纪念刊[C].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6：12-13.
17黄天鹏.万国新闻博览会汇报[J].新闻学刊，1928（01）：15.
1820黄天鹏.新闻教育四十年（上篇）[A].天庐论丛[C].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45，56-57.
19上海通社编.上海世界报纸展览会参观报告[A].上海研究资料[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430.
作者简介：曹爱民，浙江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财经新闻系副教授、博士
编辑：王洪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