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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舒飞廉是一位创作形态多样的青年作家。本期特辑将讨论他的短篇新作《行人》，四位青年评论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看取这个特属于舒飞廉的“田园梦”，在他笔下的“婉转光阴”里，照见一位青年写作者的创作历程和特质。下期特辑拟以祁媛作品为议题。
婉转的光阴
黄德海
每每听到“进行曲”的乐声，我心里就有一丝莫名的紧张，走路都要快起来，仿若有无限迢递的远景，等着去看，去走，去征服。这曲子已经催促了几代人，人往往刚从大起大落的潮汐里起身，即刻又被投到另一个巨变里，慌张张紧一紧心神，又匆匆忙忙去赶路。笼在这心急火燎的氛围里，大部分小说，早就慌了手脚，忙不迭地随着昂扬的节奏越转越快，几乎忘记了文字像春生夏长的植物，有风雨雷电也影响不了的、不疾不徐的内在节律。
舒飞廉的文字，让人时时想到这内在节律。他的随笔，写得真是耐心。举凡村庄的节气时令，草木虫鱼，手艺匠作，玩物吃食，家长里短，都能品咂出一番味道。人，便是在这时序变化里存身，村庄里的种种，也就与荒蛮中的飞潜动植不同，有着人的温熙，算得上草木有思，因人赋形。转而写小说，人悄悄来到前景，却因为早知道万物有其情实，人便不是置身在布景里，急匆匆在情节里起伏，而必然是在万事万物里行住坐卧，一行一动，便也带动着叶摇犬吠，水起涟漪。
“绿林记”系列，取材传奇与话本，写的是绿林，说的是豪侠，妖精也时或闪现其中，有点突发奇想，有些怪力乱神，却并不激烈。情节进进退退，遇到什么人间景致、海外奇观，就逗留着写上几笔，似乎随时要停下来，却又不断绵延过去，“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它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漾徊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它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
掉头写平常人间，那支惯于描摹村庄上下四旁的笔，更加从容周致。《翠鸟》写小儿女的情感萌动，起笔却是村庄的点点滴滴，人们的热闹快活。堪堪写到主题了，却只是写看翠鸟，写一夜的安眠——“他迷迷糊糊地记得，麒麟老爹转过身后，他摸到翠莲的赤脚，又光滑，又结实，翠莲往后挪了两下，就不动了。昨天晚上，宝伟是听着隔壁的麻将声，对面李家姑婆的鼾声，像握着一个红薯一样，握着翠莲的脚睡着的”。对，看完这个，我想起了汪曾祺的《受戒》，这和缓而安稳的人世情致，不闻久矣。
宝伟长大了，就有了这篇《行人》。时间来到了现在，村里年轻人出外打工，剩下的人手少，也懒，空闲了打麻将，荒草吞没了乡间小路。宝伟在哈尔滨刷墙，娶的也不是翠莲，春娥和他的孩子，已长得白白胖胖。清明已经过完，他要出去挣钱了。似乎是老套的题材，年轻人向往着城市，一心在外打拚，便硬起心肠，把荒颓的乡村抛给老弱妇幼。
《行人》的重点，不是这个。那个荒草侵路的乡村，虽田园将芜，却依然杂花生于田垄，蜂飞鱼跃，鸡鸣狗吠——“青草的草腥气与油菜花的花腥气混合在一起，让人一闻，就知道清明节到了。蜜蜂成群结队游行，狗子阵，黄的，白的，黑的，钻入油菜地里更细的田埂间嬉闹”。宝伟呢，一副哈姆雷特心肠，恋着春娥和这个家，犹犹疑疑，不情不愿。犹疑也没有办法，行李还在收拾，驶向打工地的列车，下午就要进站了。
小说开始的时候，已经是早晨。宝伟父亲正牵着牛往小河堤上走，不知为什么，“面容严峻，一边甩起鞭子来，将他当作小儿子养的黄牯，抽得莫名其妙”。宝伟娘嘱咐宝伟去上坟，春娥却起床了，看着漂亮的媳妇，宝伟“心里便是没来由地，像被针扎了好几下”，又想起昨天幸福得荒唐……一路这样迤迤逦逦写来，故事和情感，都不是直线的，曲曲折折，蔓蔓延延，牵丝攀藤，现实里生出新的现实，记忆里长出新的记忆，没有斩截的中断，就像阳光下绵长的人世，像丝丝缕缕的光阴。
瞎子来了，二胡叔拉着到宝伟家吃饭，就手用春娥的奶水治治蜂毒，给宝伟起个“行人”签，看看出门的前途。路上，二胡叔作了弊：“解签时就讲，今年他们家的男人不宜远行。宝伟那小子恋着媳妇，不想走。村里都走得没一个青年人，像什么样子！你给我把宝伟留下来！”签起了，是需卦，“利涉大川，往有功也！”瞎子背叛二胡叔，解开了签：“就是说，宝伟爬大山，蹚大水，逢山有洞，遇水有桥，他耐大劳，吃大苦，就能闷声发大财回来过年！”二胡叔抱怨瞎子，瞎子却心里有数，因为春娥让他劝宝伟出去，怕他心思慈、心肠软，硬要留在家里。对着宝伟，春娥说，她和孩子，“以后都要搬到城里去，住你盖起来的房子，我们不该每天坐在一起看电视打麻将”。
不管什么原因，该走的还是要走，该发生的还是要发生，人们改变不了世界的运行轨迹，也不知道世界的发展究竟是好是坏，无限的向往和激烈的反对，都会让文字跟着这世界飞驰，紊乱内在的节律。那么，何如舒飞廉的这小说，细细感受尚未湮没的好景致和好心思，把生硬的时间，变成婉转的光阴。
密如锦衣，也下自成蹊
李伟长
读舒飞廉需要耐心，面对《行人》这样意象密集、短句串联、时空跳跃交叉的小说，倘若没有足够的耐心，怕是难以进入如此密集的文字迷阵。小说意象密，人物对话密，叙述节奏密，叙事时间也密，似有密不透风之势。
故事还没开始，《行人》就先抛出一堆名字。小说第一段，三百多个字，就有五个人名，有男人宝伟、他老婆春娥、他儿子家洛、他爹申如、他娘云英婶，以及一头他爹当作小儿子养的黄牯牛，除了随后准备出场的二胡叔和算命的魏瞎子，一家子人都介绍齐了。如果说名字的密集亮相给阅读制造了一定的困难，那第一段中关于乡村生活意象的密集铺陈则真正考验着读者的耐心。从阳雀扎堆叫，到布谷鸟接着叫，再有东南风迎面吹来，塘东新叶如簇的楝树顶，如火如荼的霞光，还有小河堤里新生的青草的腥味。
如此工笔式的开篇，倒是刚猛直接。舒飞廉似乎并不担心，这样密集的写法可能会降低小说的叙事速度。他就像初闯江湖的少侠，上来就摆开了硬碰硬的架势，功夫全敞开了给人看。勇气虽是可嘉，却不免显得有些老实。小说家还是悠着一些好。短篇小说得渐渐打开，精气神慢慢往外放，扯面条一般，带着韧劲，精彩一分一分地出。如此一股脑儿式的隆重报幕，如果后面没有埋伏着更密集的炸点，对读者来说负担比较重。 我跳过第一段，尝试着从第二段往下读，看看能否读得通，谁料竟有意料之外的顺畅。如果小说第一句就是“‘你行李收拾好啦？’云英婶问蹲在门口发呆的宝伟”，小说节奏的速率感明显就起来了，人物的内在冲突悄然就摆到了眼前。这样看似突然的进入方式，正是短篇小说所欢迎的。短篇小说篇幅实在有限，得直奔人物的困境而去，容不下多余的铺铺垫垫。密集与粘滞拖沓有时候也就一线之隔。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第一段，而在于舒飞廉选择的密集意象的小说形式，要求他规规整整地从头交代，要求他停下来说清楚。
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意象的密集化才能产生奇妙的文字效果。小说中宝伟想起和老婆春娥在油菜地里享受性爱的情景，有这样的文字：“吹过他们身体的春风，在耳边呢喃的蜜蜂，哗啦哗啦地跳高的鱼，那满头满脑的油菜花香、泥土的气味、春娥身体的肉香，奇异地混杂在一起。”借助丰富的乡村意象，这段文字将性爱体验描述得很美好。由春风、鱼、蜜蜂、油菜花香、泥土和女人肉体香等意象密集而成的性爱记忆，显然比单纯的肉体感受更加立体和饱满。这是文字独具的魅力，有着巨大的想像空间。与其说是性爱记忆让宝伟无比想念，不如说真正让他刻骨铭心的还是曾经的乡村生活。如果这场性爱不是发生在油菜地里，而是像平常的夫妻生活一样，宝伟恐怕也未必能够想得起当时的春风和蜜蜂。
一种近乎虔诚的乡村风物情结，在舒飞廉身上蔓延流淌。他不自觉地在小说细节即乡村意象上下了浓墨，甚至沉迷于此。这些意象赋予小说更为明晰的乡村气质，也让小说背上了一些赘肉。丰满与赘肉的比例真是太难调了。舒飞廉这样做，不是没有来由，他写过一系列村庄主题的散文，出过一本书《飞廉的村庄》，雕刻着、保存着他对乡村风物的记忆。那种融热烈情感于云淡风轻的文字，像牧歌一样美，不仅展示出了他对文字的把控能力，更透露出他对过去生活记忆的一种态度。绵密，作为一种写作特点被描述，在时间速度相对缓慢的文学时期，曾经是一种赞誉修辞。但在时间加速的今日，绵密是否还能承载昨日的功能，碎片式的生活也已越过了乡村宁静生活的逻辑与速率，何况，绵密本身也有有效期。
越是把过去写得美好，越发不忍观看现在。始于记忆，也终于记忆。这种被描述出来的美好记忆显然与原始底片无法等同。描述本身就是一种修辞，甚至是一种修正。这种写作不止于怀念过去，而是基于过去的生活经验，重建一种理想的合乎过往生活逻辑的又隐然指向当下的记忆体。在随笔写作中很有效，但在小说创作中，浸染着写作者情怀的风物气味一旦密集起来，就像在没有岔路的路上，摆了几个装饰性的引路牌，常常将人引迷了路。
与密集的乡村意象相比，小说主题处理得就很疏朗。在要出发的半天里，舒飞廉并不着急讲述进程的前缘后果，而是选择了起床到出发的这半天时间，横拉竖描，上下回溯，捎带一笔写了爷爷抗战胜利后一心要回乡的往事，而今他却要离乡而去。村里的青年人都已离开，宝伟是最后一个。宝伟被母亲唠叨说，“村里，可只剩你一个青头后生。”宝伟离开村庄去城里又会遇到怎样的尴尬，他没有着墨去写，只是借二胡的嘴，对着算命的魏瞎子骂了一句，“你这不听话的瞎子，我恨不得将你推到油菜花里，再捉条菜花蛇爬进裤管咬你的卵子，你瞎鸡巴算！你晓不晓得宝伟他们的工程队，去年摔瘫了柳树林的张建国！”就这一句骂，就够了。即便可能成为下一个张建国，宝伟还是得走，他老婆春娥还想像着“以后都要搬到城里去，住你盖起来的房子，我们不该每天坐在一起看电视打麻将”。春蛾说的“每天看电视打麻将”大概是农村普遍的日常生活。不该这样过日子，是春娥的“觉悟”。
至于该怎样生活，去到夜幕下的哈尔滨是否就是理想生活？就现实中的农民工生活而言，春蛾和宝伟未来的城里生活多半毫无浪漫可言。在村里他们还可以在油菜地里自在地翻滚一次，一旦去到城里刷墙，还会有这样的兴致，还会有这样的空间？隐于乡村意象密集中的小说主题，若隐若现，点到为止，用心机巧。
一草一木栖神明
项 静
舒飞廉写了大量关于农村的风物小品，家乡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每一种生物，其生命的活力，与微茫的宇宙抗拒的毅力与勇气，都在他满含着感情的笔触中呈现出来，一草一木栖神明。舒飞廉的故乡世界和他叙述的声口，让人想起沈从文、汪曾祺、萧红等前辈作家，一个感情丰赡体物缘情的世界，一个在注视中繁茂生长温情热语的世界。舒飞廉说不愿意写美丽的家乡，想写的是“真”的家乡，文学的真各式各样，每个真背后的沟沟坎坎、细枝末节都是它应该具有的领受和颠扑冲撞。
礼失求诸野，草木虫鱼失求诸乡野，舒飞廉的小说《行人》走的是潜入乡野的路子，小说没有特别大的波折和戏剧化，行人外出，眷恋家园和女人，把一个准备外出打工的人对家园的缱绻之爱描述出来，比如他看着妻子春娥在朝阳里微笑的模样，心里便没有来由地像被针扎了好几下。小说的主角是人物波动的情绪，它们几乎都不是明确地行诸于人际之间，而是借由中介缓缓而来，人与人之间含蓄内敛保持着距离，也抵抗着粗粝。父亲生气后面容严峻，中了邪一样抽打平时宠爱的黄牯，在送儿子的宴席上，硬生生拉魏瞎子进来吃饭，他对自己儿子舍不得离家不满意、又不直接表达的寡默借着出格的行为来掩饰、拖延。小说有一段描写宝伟与春娥的温情，他们之间一言一行，都融化在田园风光里，跟乡村的动植物连成一个整体。两个人在油菜地里亲热，不时要交代那条被搁在一旁活蹦乱跳的鲫鱼，要跟在油菜地里的狗子阵联想在一起。对宝伟来说让他恋恋不舍的家园是什么？吹过身体的春风，在耳边呢喃的蜜蜂，哗啦哗啦跳高的鱼，满头满脑的油菜花香、泥土的气味、春娥身体的肉香，奇异地混杂在一起。
除此之外，还有满满的人情，是这篇小说的根。宝伟之所以迈不开离家的脚步，是因为他的心思慈、心肠软，挂碍让他踟蹰，也正是牵绊才让家园有温暖的底色，才有人间的味道。小说中的二胡叔，一心想维护着村庄的热闹和生气，看出宝伟的心事，想借着魏瞎子的签筒留下一个年轻人。魏瞎子又有自己的为难，师傅跟他说过，“需卦”行人有利，一方面是需，云上乎天，君子以饮食宴乐；另一方面是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既可以劝人出门，又可以劝人在家。魏瞎子折中之道，先悄悄问了春娥，才给出了劝人出门的卦辞。这个出门牵涉到春娥对未来的想像，春娥不喜欢将来整天坐一起看电视打麻将，她向往的是与宝伟团聚，一起到城里买房子。二胡叔、宝伟和春娥的心事是家园的忧郁和叵测。 家园故乡的另一端是宝伟去东北刷墙，小说里提到了三次，但每一次都是略一涉及，并不细讲。一次是看到春娥想到东北的浓眉大眼高个子东北女人，一次是跟春娥亲热后想到在东北一个人的夜里可能会想念此时身边混杂的气味，第三次是二胡叔跟算命的魏瞎子说工程队摔瘫了柳树林的张建国。刷墙是生存之需，是为了未来一对儿女能够到城里去住；刷墙也有残酷的一面，死亡和亲情的分离等等。这些都隐微地出现在角落里，仿佛不忍心遮挡如诗如画的家乡图景和浓郁易折的人情。
《行人》有一种难得的古意、素朴，人都像从山林间自然生长起来的，没有经受戾气的侵染，以冲淡的语气去讲一个伤感的推行人的时刻。它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种仪式，在此天地自然人畜都平等，万千美好如琉璃般清澈，但这些如何美好和诗意都留不住行人的脚步。这样的小说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它恢复着对人情和日渐陌生之物的叙述能力，好像在叫魂。一种声调就是一种感情，在哀悼、批判、揭露的粗暴之下，涵养一些脆弱和复杂，让人看到事物的另一面总是可贵的尝试。此类写作最大的忌讳可能就是隔和刻意，而消除这些可能比建立这种风格还要困难。
“慢腾腾”的生机勃勃
来颖燕
初读舒飞廉的《行人》，犹如望向一幅田园牧歌式的油画，恬淡宁静的乡村远景中充盈着丰饶的细节，近景处，宝伟一家和村舍邻里们的身影跃动着，却并不游离于周遭的情境——他们更像是剪影，被这片土地包裹着。
《行人》的故事围绕着宝伟要出远门一事展开，待到掩卷，沉淀下来的并非情节主干而是种种琐碎：宝伟内心的纠结、家人和邻人的反应、村庄里的各色景致……仿佛这剪影和风景千百年来就是这么不可分割地共处着，碎拆不得，而其中氤氲出一种“慢腾腾”的气质，虽鲜有起伏和波澜，故事及其讲述方式却都是贴近大地的，让人嗅到袅袅炊烟的味道。
“慢腾腾”并非意味着叙事节奏的迟缓，其背后潜藏的是鲜活的生命能量。这奠定了小说虽淡化情节却依然生动抓人的格调——它注重对于整个小说情绪的审视，语词间互相磕碰，活泼灵动，但用词又是朴实别致的。作者有一种自信，自信于只要忠实地追溯自己的感官，就能够引领读者感同身受地进入他笔下的世界——魏瞎子的签筒就在我们的耳边哗哗作响，让人“又惊惶，又沉醉”；坟地里那又冰又滑的青蛙和蚱蜢让人心里猛一惊，像真的触到了它们的湿冷……舒飞廉自信的根底在于他深谙只有不为了讨好读者而去做半调子的想像才能真的让叙述诱人，所以虽然通篇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却有着生机勃勃的热忱；虽然没有动用方言，但那融汇着口语和文言、古老和现代的文风，是特属于舒飞廉的，蕴藉着他对于乡土世界的独特理解。正因此，舒飞廉的焦点虽常在于细节上的摩挲，流露出的却是一种不经意的真诚，他努力地还原着自己真实的经验，虔诚地将自己的生命与自然万物融汇。
不过努力有时会因为太用力而露出刻意的痕迹，舒飞廉偶尔还是禁不住要让自己“出场”去诠释人物的心理，小说的整体感也会被一些“出戏”的描述打断，譬如形容被蜂子蜇了的魏瞎子是“中了欧阳锋蛇毒的绿林豪客”。作者丰沛的生命能量在此处旁逸出来，尽管他另一更为大家熟知的创作领域是武侠小说，但这样的窜入还是会惊醒沉浸在小说中的读者。埃科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必先创造一个世界，“随后千言万语便会自然涌现”。小说独特的韵致与作者特有的语言风格是互为依傍的循环，舒飞廉意识到了这点，但还未发展成更为自如的语言风格、达到让他笔下的世界更为混融的“段位”。
独特的韵致需要的是“打磨”，而非直接的“写生”，就如许多看似是现实摹本的田园风景画，常常出自于画家积累的诸多乡村景色的“副本”。自幼生活在乡间的舒飞廉与这片土地建立起的情感中有着独一无二的密码，所以他积累了大量的“副本”——创作了诸多乡土题材的散文。比起他同一题材的小说，这些散文才更像真正的田园牧歌式的风景画。或许是因为那些作品更为明确的纪实性，舒飞廉在其中尽情地沉溺：在回忆中重温往事，再造纯净而不可侵犯的“田园梦”，因而让人读来会陷入一种单纯的愉悦，但回头又觉得散文中的那些风物被定格在特殊的光晕之中，反倒有些“隔”。
当他开始用这些“副本”来创作乡土题材的小说时，在整体风格的把握上当然是驾轻就熟的。但重要的不同点在于，小说中，他开始抬头面对更广阔的世界。比如《行人》讲述的是一个村民要走出村庄的故事，我几乎觉得这个情节是作者自身的影射。他让小说中的风物开始与现实情境有了互动，而非只是被“摆拍”的风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行人》缩短了再现记忆与感知现实世界的距离，有了些许风俗画的意味。
但是这样看起来充满时代气息的情节依然不能破坏这个唯美的乡土世界，因为他并没有致力于将社会图景揽入自己的田园画，好让小说显得波澜壮阔——他有自己坚守的文学立场，始终清晰地明白，这个村庄并非是要表现社会变动的舞台，它的根底始终还是文学性的。这才是导致这个短篇拥有“慢腾腾”的韵致的深层缘由。他的这种不妥协，让人想起李欧梵评价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既带有自传性色彩，又有与文学之地的想像性纽带”。
乡土世界对于舒飞廉而言，也是这样一个具有“文化意味”的所在，所以乡村在他的小说中绝非背景，而是与所有的人物和情节纠缠在一起的主体。尽管小说中依然处处可见作者对于过往的记忆和眷恋，但已不再局限于对“乡愁”的表达上——在虚构的世界中，作者更为自由地将现实和过往并置，从而到达了一种更高层面的真实。
婉转的光阴
黄德海
每每听到“进行曲”的乐声，我心里就有一丝莫名的紧张，走路都要快起来，仿若有无限迢递的远景，等着去看，去走，去征服。这曲子已经催促了几代人，人往往刚从大起大落的潮汐里起身，即刻又被投到另一个巨变里，慌张张紧一紧心神，又匆匆忙忙去赶路。笼在这心急火燎的氛围里，大部分小说，早就慌了手脚，忙不迭地随着昂扬的节奏越转越快，几乎忘记了文字像春生夏长的植物，有风雨雷电也影响不了的、不疾不徐的内在节律。
舒飞廉的文字，让人时时想到这内在节律。他的随笔，写得真是耐心。举凡村庄的节气时令，草木虫鱼，手艺匠作，玩物吃食，家长里短，都能品咂出一番味道。人，便是在这时序变化里存身，村庄里的种种，也就与荒蛮中的飞潜动植不同，有着人的温熙，算得上草木有思，因人赋形。转而写小说，人悄悄来到前景，却因为早知道万物有其情实，人便不是置身在布景里，急匆匆在情节里起伏，而必然是在万事万物里行住坐卧，一行一动，便也带动着叶摇犬吠，水起涟漪。
“绿林记”系列，取材传奇与话本，写的是绿林，说的是豪侠，妖精也时或闪现其中，有点突发奇想，有些怪力乱神，却并不激烈。情节进进退退，遇到什么人间景致、海外奇观，就逗留着写上几笔，似乎随时要停下来，却又不断绵延过去，“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它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漾徊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它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
掉头写平常人间，那支惯于描摹村庄上下四旁的笔，更加从容周致。《翠鸟》写小儿女的情感萌动，起笔却是村庄的点点滴滴，人们的热闹快活。堪堪写到主题了，却只是写看翠鸟，写一夜的安眠——“他迷迷糊糊地记得，麒麟老爹转过身后，他摸到翠莲的赤脚，又光滑，又结实，翠莲往后挪了两下，就不动了。昨天晚上，宝伟是听着隔壁的麻将声，对面李家姑婆的鼾声，像握着一个红薯一样，握着翠莲的脚睡着的”。对，看完这个，我想起了汪曾祺的《受戒》，这和缓而安稳的人世情致，不闻久矣。
宝伟长大了，就有了这篇《行人》。时间来到了现在，村里年轻人出外打工，剩下的人手少，也懒，空闲了打麻将，荒草吞没了乡间小路。宝伟在哈尔滨刷墙，娶的也不是翠莲，春娥和他的孩子，已长得白白胖胖。清明已经过完，他要出去挣钱了。似乎是老套的题材，年轻人向往着城市，一心在外打拚，便硬起心肠，把荒颓的乡村抛给老弱妇幼。
《行人》的重点，不是这个。那个荒草侵路的乡村，虽田园将芜，却依然杂花生于田垄，蜂飞鱼跃，鸡鸣狗吠——“青草的草腥气与油菜花的花腥气混合在一起，让人一闻，就知道清明节到了。蜜蜂成群结队游行，狗子阵，黄的，白的，黑的，钻入油菜地里更细的田埂间嬉闹”。宝伟呢，一副哈姆雷特心肠，恋着春娥和这个家，犹犹疑疑，不情不愿。犹疑也没有办法，行李还在收拾，驶向打工地的列车，下午就要进站了。
小说开始的时候，已经是早晨。宝伟父亲正牵着牛往小河堤上走，不知为什么，“面容严峻，一边甩起鞭子来，将他当作小儿子养的黄牯，抽得莫名其妙”。宝伟娘嘱咐宝伟去上坟，春娥却起床了，看着漂亮的媳妇，宝伟“心里便是没来由地，像被针扎了好几下”，又想起昨天幸福得荒唐……一路这样迤迤逦逦写来，故事和情感，都不是直线的，曲曲折折，蔓蔓延延，牵丝攀藤，现实里生出新的现实，记忆里长出新的记忆，没有斩截的中断，就像阳光下绵长的人世，像丝丝缕缕的光阴。
瞎子来了，二胡叔拉着到宝伟家吃饭，就手用春娥的奶水治治蜂毒，给宝伟起个“行人”签，看看出门的前途。路上，二胡叔作了弊：“解签时就讲，今年他们家的男人不宜远行。宝伟那小子恋着媳妇，不想走。村里都走得没一个青年人，像什么样子！你给我把宝伟留下来！”签起了，是需卦，“利涉大川，往有功也！”瞎子背叛二胡叔，解开了签：“就是说，宝伟爬大山，蹚大水，逢山有洞，遇水有桥，他耐大劳，吃大苦，就能闷声发大财回来过年！”二胡叔抱怨瞎子，瞎子却心里有数，因为春娥让他劝宝伟出去，怕他心思慈、心肠软，硬要留在家里。对着宝伟，春娥说，她和孩子，“以后都要搬到城里去，住你盖起来的房子，我们不该每天坐在一起看电视打麻将”。
不管什么原因，该走的还是要走，该发生的还是要发生，人们改变不了世界的运行轨迹，也不知道世界的发展究竟是好是坏，无限的向往和激烈的反对，都会让文字跟着这世界飞驰，紊乱内在的节律。那么，何如舒飞廉的这小说，细细感受尚未湮没的好景致和好心思，把生硬的时间，变成婉转的光阴。
密如锦衣，也下自成蹊
李伟长
读舒飞廉需要耐心，面对《行人》这样意象密集、短句串联、时空跳跃交叉的小说，倘若没有足够的耐心，怕是难以进入如此密集的文字迷阵。小说意象密，人物对话密，叙述节奏密，叙事时间也密，似有密不透风之势。
故事还没开始，《行人》就先抛出一堆名字。小说第一段，三百多个字，就有五个人名，有男人宝伟、他老婆春娥、他儿子家洛、他爹申如、他娘云英婶，以及一头他爹当作小儿子养的黄牯牛，除了随后准备出场的二胡叔和算命的魏瞎子，一家子人都介绍齐了。如果说名字的密集亮相给阅读制造了一定的困难，那第一段中关于乡村生活意象的密集铺陈则真正考验着读者的耐心。从阳雀扎堆叫，到布谷鸟接着叫，再有东南风迎面吹来，塘东新叶如簇的楝树顶，如火如荼的霞光，还有小河堤里新生的青草的腥味。
如此工笔式的开篇，倒是刚猛直接。舒飞廉似乎并不担心，这样密集的写法可能会降低小说的叙事速度。他就像初闯江湖的少侠，上来就摆开了硬碰硬的架势，功夫全敞开了给人看。勇气虽是可嘉，却不免显得有些老实。小说家还是悠着一些好。短篇小说得渐渐打开，精气神慢慢往外放，扯面条一般，带着韧劲，精彩一分一分地出。如此一股脑儿式的隆重报幕，如果后面没有埋伏着更密集的炸点，对读者来说负担比较重。 我跳过第一段，尝试着从第二段往下读，看看能否读得通，谁料竟有意料之外的顺畅。如果小说第一句就是“‘你行李收拾好啦？’云英婶问蹲在门口发呆的宝伟”，小说节奏的速率感明显就起来了，人物的内在冲突悄然就摆到了眼前。这样看似突然的进入方式，正是短篇小说所欢迎的。短篇小说篇幅实在有限，得直奔人物的困境而去，容不下多余的铺铺垫垫。密集与粘滞拖沓有时候也就一线之隔。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第一段，而在于舒飞廉选择的密集意象的小说形式，要求他规规整整地从头交代，要求他停下来说清楚。
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意象的密集化才能产生奇妙的文字效果。小说中宝伟想起和老婆春娥在油菜地里享受性爱的情景，有这样的文字：“吹过他们身体的春风，在耳边呢喃的蜜蜂，哗啦哗啦地跳高的鱼，那满头满脑的油菜花香、泥土的气味、春娥身体的肉香，奇异地混杂在一起。”借助丰富的乡村意象，这段文字将性爱体验描述得很美好。由春风、鱼、蜜蜂、油菜花香、泥土和女人肉体香等意象密集而成的性爱记忆，显然比单纯的肉体感受更加立体和饱满。这是文字独具的魅力，有着巨大的想像空间。与其说是性爱记忆让宝伟无比想念，不如说真正让他刻骨铭心的还是曾经的乡村生活。如果这场性爱不是发生在油菜地里，而是像平常的夫妻生活一样，宝伟恐怕也未必能够想得起当时的春风和蜜蜂。
一种近乎虔诚的乡村风物情结，在舒飞廉身上蔓延流淌。他不自觉地在小说细节即乡村意象上下了浓墨，甚至沉迷于此。这些意象赋予小说更为明晰的乡村气质，也让小说背上了一些赘肉。丰满与赘肉的比例真是太难调了。舒飞廉这样做，不是没有来由，他写过一系列村庄主题的散文，出过一本书《飞廉的村庄》，雕刻着、保存着他对乡村风物的记忆。那种融热烈情感于云淡风轻的文字，像牧歌一样美，不仅展示出了他对文字的把控能力，更透露出他对过去生活记忆的一种态度。绵密，作为一种写作特点被描述，在时间速度相对缓慢的文学时期，曾经是一种赞誉修辞。但在时间加速的今日，绵密是否还能承载昨日的功能，碎片式的生活也已越过了乡村宁静生活的逻辑与速率，何况，绵密本身也有有效期。
越是把过去写得美好，越发不忍观看现在。始于记忆，也终于记忆。这种被描述出来的美好记忆显然与原始底片无法等同。描述本身就是一种修辞，甚至是一种修正。这种写作不止于怀念过去，而是基于过去的生活经验，重建一种理想的合乎过往生活逻辑的又隐然指向当下的记忆体。在随笔写作中很有效，但在小说创作中，浸染着写作者情怀的风物气味一旦密集起来，就像在没有岔路的路上，摆了几个装饰性的引路牌，常常将人引迷了路。
与密集的乡村意象相比，小说主题处理得就很疏朗。在要出发的半天里，舒飞廉并不着急讲述进程的前缘后果，而是选择了起床到出发的这半天时间，横拉竖描，上下回溯，捎带一笔写了爷爷抗战胜利后一心要回乡的往事，而今他却要离乡而去。村里的青年人都已离开，宝伟是最后一个。宝伟被母亲唠叨说，“村里，可只剩你一个青头后生。”宝伟离开村庄去城里又会遇到怎样的尴尬，他没有着墨去写，只是借二胡的嘴，对着算命的魏瞎子骂了一句，“你这不听话的瞎子，我恨不得将你推到油菜花里，再捉条菜花蛇爬进裤管咬你的卵子，你瞎鸡巴算！你晓不晓得宝伟他们的工程队，去年摔瘫了柳树林的张建国！”就这一句骂，就够了。即便可能成为下一个张建国，宝伟还是得走，他老婆春娥还想像着“以后都要搬到城里去，住你盖起来的房子，我们不该每天坐在一起看电视打麻将”。春蛾说的“每天看电视打麻将”大概是农村普遍的日常生活。不该这样过日子，是春娥的“觉悟”。
至于该怎样生活，去到夜幕下的哈尔滨是否就是理想生活？就现实中的农民工生活而言，春蛾和宝伟未来的城里生活多半毫无浪漫可言。在村里他们还可以在油菜地里自在地翻滚一次，一旦去到城里刷墙，还会有这样的兴致，还会有这样的空间？隐于乡村意象密集中的小说主题，若隐若现，点到为止，用心机巧。
一草一木栖神明
项 静
舒飞廉写了大量关于农村的风物小品，家乡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每一种生物，其生命的活力，与微茫的宇宙抗拒的毅力与勇气，都在他满含着感情的笔触中呈现出来，一草一木栖神明。舒飞廉的故乡世界和他叙述的声口，让人想起沈从文、汪曾祺、萧红等前辈作家，一个感情丰赡体物缘情的世界，一个在注视中繁茂生长温情热语的世界。舒飞廉说不愿意写美丽的家乡，想写的是“真”的家乡，文学的真各式各样，每个真背后的沟沟坎坎、细枝末节都是它应该具有的领受和颠扑冲撞。
礼失求诸野，草木虫鱼失求诸乡野，舒飞廉的小说《行人》走的是潜入乡野的路子，小说没有特别大的波折和戏剧化，行人外出，眷恋家园和女人，把一个准备外出打工的人对家园的缱绻之爱描述出来，比如他看着妻子春娥在朝阳里微笑的模样，心里便没有来由地像被针扎了好几下。小说的主角是人物波动的情绪，它们几乎都不是明确地行诸于人际之间，而是借由中介缓缓而来，人与人之间含蓄内敛保持着距离，也抵抗着粗粝。父亲生气后面容严峻，中了邪一样抽打平时宠爱的黄牯，在送儿子的宴席上，硬生生拉魏瞎子进来吃饭，他对自己儿子舍不得离家不满意、又不直接表达的寡默借着出格的行为来掩饰、拖延。小说有一段描写宝伟与春娥的温情，他们之间一言一行，都融化在田园风光里，跟乡村的动植物连成一个整体。两个人在油菜地里亲热，不时要交代那条被搁在一旁活蹦乱跳的鲫鱼，要跟在油菜地里的狗子阵联想在一起。对宝伟来说让他恋恋不舍的家园是什么？吹过身体的春风，在耳边呢喃的蜜蜂，哗啦哗啦跳高的鱼，满头满脑的油菜花香、泥土的气味、春娥身体的肉香，奇异地混杂在一起。
除此之外，还有满满的人情，是这篇小说的根。宝伟之所以迈不开离家的脚步，是因为他的心思慈、心肠软，挂碍让他踟蹰，也正是牵绊才让家园有温暖的底色，才有人间的味道。小说中的二胡叔，一心想维护着村庄的热闹和生气，看出宝伟的心事，想借着魏瞎子的签筒留下一个年轻人。魏瞎子又有自己的为难，师傅跟他说过，“需卦”行人有利，一方面是需，云上乎天，君子以饮食宴乐；另一方面是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既可以劝人出门，又可以劝人在家。魏瞎子折中之道，先悄悄问了春娥，才给出了劝人出门的卦辞。这个出门牵涉到春娥对未来的想像，春娥不喜欢将来整天坐一起看电视打麻将，她向往的是与宝伟团聚，一起到城里买房子。二胡叔、宝伟和春娥的心事是家园的忧郁和叵测。 家园故乡的另一端是宝伟去东北刷墙，小说里提到了三次，但每一次都是略一涉及，并不细讲。一次是看到春娥想到东北的浓眉大眼高个子东北女人，一次是跟春娥亲热后想到在东北一个人的夜里可能会想念此时身边混杂的气味，第三次是二胡叔跟算命的魏瞎子说工程队摔瘫了柳树林的张建国。刷墙是生存之需，是为了未来一对儿女能够到城里去住；刷墙也有残酷的一面，死亡和亲情的分离等等。这些都隐微地出现在角落里，仿佛不忍心遮挡如诗如画的家乡图景和浓郁易折的人情。
《行人》有一种难得的古意、素朴，人都像从山林间自然生长起来的，没有经受戾气的侵染，以冲淡的语气去讲一个伤感的推行人的时刻。它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种仪式，在此天地自然人畜都平等，万千美好如琉璃般清澈，但这些如何美好和诗意都留不住行人的脚步。这样的小说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它恢复着对人情和日渐陌生之物的叙述能力，好像在叫魂。一种声调就是一种感情，在哀悼、批判、揭露的粗暴之下，涵养一些脆弱和复杂，让人看到事物的另一面总是可贵的尝试。此类写作最大的忌讳可能就是隔和刻意，而消除这些可能比建立这种风格还要困难。
“慢腾腾”的生机勃勃
来颖燕
初读舒飞廉的《行人》，犹如望向一幅田园牧歌式的油画，恬淡宁静的乡村远景中充盈着丰饶的细节，近景处，宝伟一家和村舍邻里们的身影跃动着，却并不游离于周遭的情境——他们更像是剪影，被这片土地包裹着。
《行人》的故事围绕着宝伟要出远门一事展开，待到掩卷，沉淀下来的并非情节主干而是种种琐碎：宝伟内心的纠结、家人和邻人的反应、村庄里的各色景致……仿佛这剪影和风景千百年来就是这么不可分割地共处着，碎拆不得，而其中氤氲出一种“慢腾腾”的气质，虽鲜有起伏和波澜，故事及其讲述方式却都是贴近大地的，让人嗅到袅袅炊烟的味道。
“慢腾腾”并非意味着叙事节奏的迟缓，其背后潜藏的是鲜活的生命能量。这奠定了小说虽淡化情节却依然生动抓人的格调——它注重对于整个小说情绪的审视，语词间互相磕碰，活泼灵动，但用词又是朴实别致的。作者有一种自信，自信于只要忠实地追溯自己的感官，就能够引领读者感同身受地进入他笔下的世界——魏瞎子的签筒就在我们的耳边哗哗作响，让人“又惊惶，又沉醉”；坟地里那又冰又滑的青蛙和蚱蜢让人心里猛一惊，像真的触到了它们的湿冷……舒飞廉自信的根底在于他深谙只有不为了讨好读者而去做半调子的想像才能真的让叙述诱人，所以虽然通篇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却有着生机勃勃的热忱；虽然没有动用方言，但那融汇着口语和文言、古老和现代的文风，是特属于舒飞廉的，蕴藉着他对于乡土世界的独特理解。正因此，舒飞廉的焦点虽常在于细节上的摩挲，流露出的却是一种不经意的真诚，他努力地还原着自己真实的经验，虔诚地将自己的生命与自然万物融汇。
不过努力有时会因为太用力而露出刻意的痕迹，舒飞廉偶尔还是禁不住要让自己“出场”去诠释人物的心理，小说的整体感也会被一些“出戏”的描述打断，譬如形容被蜂子蜇了的魏瞎子是“中了欧阳锋蛇毒的绿林豪客”。作者丰沛的生命能量在此处旁逸出来，尽管他另一更为大家熟知的创作领域是武侠小说，但这样的窜入还是会惊醒沉浸在小说中的读者。埃科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必先创造一个世界，“随后千言万语便会自然涌现”。小说独特的韵致与作者特有的语言风格是互为依傍的循环，舒飞廉意识到了这点，但还未发展成更为自如的语言风格、达到让他笔下的世界更为混融的“段位”。
独特的韵致需要的是“打磨”，而非直接的“写生”，就如许多看似是现实摹本的田园风景画，常常出自于画家积累的诸多乡村景色的“副本”。自幼生活在乡间的舒飞廉与这片土地建立起的情感中有着独一无二的密码，所以他积累了大量的“副本”——创作了诸多乡土题材的散文。比起他同一题材的小说，这些散文才更像真正的田园牧歌式的风景画。或许是因为那些作品更为明确的纪实性，舒飞廉在其中尽情地沉溺：在回忆中重温往事，再造纯净而不可侵犯的“田园梦”，因而让人读来会陷入一种单纯的愉悦，但回头又觉得散文中的那些风物被定格在特殊的光晕之中，反倒有些“隔”。
当他开始用这些“副本”来创作乡土题材的小说时，在整体风格的把握上当然是驾轻就熟的。但重要的不同点在于，小说中，他开始抬头面对更广阔的世界。比如《行人》讲述的是一个村民要走出村庄的故事，我几乎觉得这个情节是作者自身的影射。他让小说中的风物开始与现实情境有了互动，而非只是被“摆拍”的风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行人》缩短了再现记忆与感知现实世界的距离，有了些许风俗画的意味。
但是这样看起来充满时代气息的情节依然不能破坏这个唯美的乡土世界，因为他并没有致力于将社会图景揽入自己的田园画，好让小说显得波澜壮阔——他有自己坚守的文学立场，始终清晰地明白，这个村庄并非是要表现社会变动的舞台，它的根底始终还是文学性的。这才是导致这个短篇拥有“慢腾腾”的韵致的深层缘由。他的这种不妥协，让人想起李欧梵评价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既带有自传性色彩，又有与文学之地的想像性纽带”。
乡土世界对于舒飞廉而言，也是这样一个具有“文化意味”的所在，所以乡村在他的小说中绝非背景，而是与所有的人物和情节纠缠在一起的主体。尽管小说中依然处处可见作者对于过往的记忆和眷恋，但已不再局限于对“乡愁”的表达上——在虚构的世界中，作者更为自由地将现实和过往并置，从而到达了一种更高层面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