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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那年，我领了一笔版税。找租房中介，在大学附近的所在看房子，看中了一处单间，租了。当时房间里，一张棕棚床，一张桌子，两张椅子，一个衣柜而已。房东走后，我躺在床上看天花板，觉得自己自由了——以前，在家里住，在宿舍住，任是与人关系多好，终究有忌惮。
这之后，天地依然宽广，但有一处地方，算是自己的了。
开始独居后，第一个按捺不住的习惯，便是熬夜。以前，每晚总有个定时，需要强制睡觉。独居之后，无忧无虑，时间倒转，经常熬夜。那年冬天，长夜孤单，经常写写字、打打游戏，不觉就天将四五点。
那时写完字了，不着急睡：冬天凌晨，凄清冷寂得很，睡也睡不着;于是坐着，带着松软的倦意看会儿闲书，慢悠悠地等到五点半，穿厚实了出门，摸黑买第一屉大包子，买还烫手的豆浆，买煎饼、鸡蛋饼、萝卜丝饼，买菜粥，消消停停吃完，天开始放亮，車水马龙逐渐响起来。回家，在饱而暖和，以及闲散无事的快感中躺下，等晨光慢慢起来，外面开始生机勃勃喧嚷起来的时段，像刚出屉的白馒头那么松软、温暖、活泛的睡意来了，于是舒展地进入梦乡。
独居没两天，周遭的饮食馆子也熟了。偶尔也一时兴起，自己做饭吃。开始想得很美，真开始做了，才明白艰难：初次单个进菜场，被叫卖声惹得前俯后仰，如进迷宫。见了菜肉贩们，也说不清自己要什么，期期艾艾，惹得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对面大爷大婶们冷脸以对，就差没喝令我“脑子理理清再来！”
但自由也意味着麻烦。
过了最初的兴奋与新鲜感后，便得处理各色琐碎事务：自己生病了，得挣扎着去医院;房间弄脏了，自己打扫;我倒不是容易寂寞的人，但起居饮食不规律，多少会影响情绪或身体状态。
独居的人，会习惯给自己找乐子;久而久之，与人交际的能力和欲望，会多少退化——我是在熬夜一段时间、身体和情绪都出了点问题之后，意识到这点的。
从此之后，我开始规律了下来。
我开始懂得善用周遭的公共资源。图书馆、公园与绿地。不时切换一下环境，会避免独居环境如沼泽吞没一棵植物般吞噬自己。
我跟超市的阿姨、茶叶店的老板、馆子的掌柜们成了朋友。未必多熟，但出来进去，能有个话说。
人是需要有点反馈的。市井之间的社交未必多么高端，但是朴实温厚。
现在想起来，我租房独居的那两年，培养了我后来作为自由撰稿人的一些基本知识。比如：
收拾家里，会让心情变好;光照与体表温度，决定你的情绪;培养强化一些不需要社交的爱好，比如阅读，比如打单机游戏;饮食与睡眠规律之后，人的生活质量会提高许多;自由独居意味着较少被他人影响，有一定的自由，但滥用自由，身体会惩罚你;最重要的，当一个人的自我管理足够规律后，理论上，就可以还原到生活最简洁的姿态。
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是出售自己的时间与劳作，换取一些生活资料和精神食粮;但一个人独居时，很容易明白，一个人需要的东西，其实没那么多。
你付出的许多努力，其实是为了社交，为了精神食粮，为了维持自己的社交地位——而减少社交，这些也就简单多了。
我并不是鼓励一个人断绝社交，不过当你有了独处的时间，你能审视自己的生活状态，明白自己其实是自由的，只是被某些社交需求牵制了太多时间。
就是因为习惯了这种“不呼朋引伴也无所谓”的生活，所以从上海到巴黎，我都没觉得有什么文化障碍——出去了是一个城市，回来了，还是过自己的日子。
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单身流浪的他乡游子。但如果已经决定独立了，其实也就无所谓了。世界很大，容得下所有的他乡游子，容得下那些并不融入当地文化，也可以好好生活下去的人们。如果并不追求“按照某种方式生活”，其实平静地独自度日，并不那么难受——做好自己平衡就行。
许多独居者，其实是主动选择了独处——而非无可奈何才独处。
他们也更有时间去通过阅读和看电影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们出入图书馆、咖啡厅等公共空间的频次也更高。很多接受独居观念的女性，已经把自己从琐碎的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不仅能掌控自己的生活，而且活得很有品质。
我和我这类人，并非性格多内向，多怕和人打交道，只是很怕麻烦——怕给自己找麻烦，怕给朋友找麻烦。我们贪图希求的，是乐趣，而非其他。
跟朋友一起吃饭玩儿，我们很开心。看见朋友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但如果这种社交开始没乐趣了，开始成为彼此的负担，那就没必要勉强继续了。比如，“哪怕我跟他们在一起相处不开心，但为了各类因素，还是得强装笑脸”的这类社交关系，我们并不喜欢。
《生活大爆炸》里，谢尔顿-库珀在给霍华德和伯妮婚礼时的祝词里说：“或许我自己太有意思，无需他人陪伴。所以我祝你们在对方身上得到的快乐，与我给自己的一样多。”
这是作为一个喜剧台词出现的，但我完全理解这句话。我估计许多人也是如此。
不是我们孤僻或内向。只是单纯地贪图简单清晰的关系，喜欢敞亮的友谊，喜欢更高质量的生活。就像22岁时的我，并不是多么拒人于千里之外，只是自己太能找乐，并不太急着到处找其他人凑份子。
（郑子默荐自《时代青年·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