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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荟萃的江苏,才子辈出。即就20世纪而言,才子刘天华之于音乐,才子吴祖光之于戏剧,才子林散之之于书法,才子闻捷之于诗歌,才子石言之于小说,才子徐悲鸿之于美术,他们的艺术才能是人所共知的。然而,较少有人知道,在20世纪内,江苏还出了个文艺全才型的才子石林。
石林(1920-2001),泰州人,首先是音乐家。音乐家冼星海有个《黄河颂》,唱遍全中国,但石林有个《长江颂》,唱遍江、浙、皖长江两岸。《黄河颂》以雄伟、激昂见长;《长江颂》则以优美、抒情取胜。石林创作《长江颂》时,仅20岁。他写词并作曲的《海上行》,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苏中、苏北革命根据地广泛传唱。他创作《海上行》时才21岁。1941年,我在大豫中学读书时,就学唱了《海上行》。他写词并作曲的《我们高声歌颂中国共产党》,新四军指战员、革命学校师生在开饭前、集会前常常唱这支歌。石林创作这首歌时23岁。由石林作曲的作品多达百余首,其中多数传唱于军队和地方。自1939年石林创作他第一首歌曲《保卫美丽的山河》起,至2001年6月他逝世前五个月给高二适的词作《回乡初闻子规》谱曲止,石林的作曲生涯长达62年,这在当代音乐家中也是罕见的。
石林又是书法家。《石林书法集》(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赢得书法界行家的普遍好评。书画家兼书画评论家萧平在《须教自我胸中出,笔端有力任纵横》中称赞他:“书如诗歌样清新,如音乐般跌宕。”石林的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无不风格独具,自成一家。他曾与书法家尉天池合作出版过《小学生习字帖》,被众多学校作为小学生习字的范本。1979年,我的弟弟陈抗生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深造,需要一些书法作品馈赠给他去美国后结识的师友,我便向石林同志求助。半个月内,他认真书写了各种书体的十多幅书法作品给我,由我转给了弟弟,经装裱后带到美国。这些墨宝在美国华人学者和美国学者中大受欢迎。一年后我弟弟访美归来,他对我说:石林的这些墨宝,据美国华人书画界估评,多幅作品的价值在万元美金以上,真是一字千金。
石林还是位名诗人,他的新诗、旧体诗中的不少作品是传世之作。他有诗集《履痕集》(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行世。他在抗美援朝时创作的《告别祖国》,在志愿军中引起强烈共鸣,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志愿军诗选》列为开篇之作。他的旧体诗词,平民赏,大雅知。无论是五言律诗,七言律诗,还是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以及其它旧体诗,既注重旧体诗词的格律、平仄、对仗、叶韵,又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全新的思想感情。江苏写旧体诗的能手有胡小石、吴天石、曾昭燏、陈超等诗人,石林的旧体诗和他们比较并不多让。
石林更是位文学评论家。他是我国最早论述艺术标准的评论家之一。他在《艺术标准浅谈》(《雨花》1962年第4期)中提出:“真实生动的形象”,包括“典型性格塑造的得失”;“民族化和群众化”;“艺术风格的独创性”;“艺术技巧”和“艺术形式”的“完美性”,是艺术标准的四个方面。此论一出,关于艺术标准问题,文艺界基本上有了共识。他对歌剧《芳草地》的评论:《歌剧(芳草地)观后有余情》,入选1984年《中国戏剧年鉴》。他对《歌词、歌曲创作的十字要求》(《江苏省首届声乐作品评奖优秀歌曲选及发言集》,1989年);“一、时,即时代性”;“二、民,即民族性”;“三、新,即新鲜感”;“四、深,即思想的深刻性”;“五、情,即真实的感情,丰富的感情”;“六、律,即格律化”;“七、美,即情景和旋律的优美”;“八、趣,要有风格、要生动活泼”;“九、短,即篇幅要短”;“十、通,即通俗化、群众化”。这“十字要求”,被歌词界认为是搞好歌词、歌曲创作的“不易之论”。
石林还是位剧作家。他与杨学怀合作的六场歌剧《春江飞燕》,被戏剧界视为“精品”、“力作”。
石林又是个杰出的文艺组织家。他身任文工团团长的23军文工团,是华东野战军里有名的军级文工团。石林是文艺内行,加之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演出时亲自操奏乐器,把全团同志的积极性都调动了起来。他转业到江苏后,先是任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空缺),培养了我省第一批专业文学研究者。后来成名的民间文学研究家周正良、华士明、戏剧评论家罗杰、文学评论家杭文成、都受到过石林的指点。其后,石林任江苏省音乐家协会驻会副会长,他依靠和团结老音乐家陈洪、黄友葵等人,发挥他的左膀(张仲樵)右臂(袁飞)的作用,仅仅只有三个人的江苏省音乐家协会却把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新时期到来后,石林继任江苏音乐家协会驻会副会长,省的音乐工作又有新的发展。1985年,石林向江苏省音代会所作的《音协江苏分会会务工作报告》,求实,具体,既报喜又报忧,赢得到会代表的长时间掌声。石林晚年,主持领导《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苏卷》的整理和编辑工作,历时十七载。全国民间歌曲集成总编辑吕骥同志对石林说:“祝贺江苏成功,你们功不可没。”
此外,石林的琴、棋、书、画、印蜕,也堪称一流。他的二胡、小提琴拉得出神入化;他下围棋,在老干部中很少有人能与他颉颃;他的人物素描和人物速写,人见人爱;他的印蜕,偶一为之,但也颇见神韵。
若问:石林何以如此多才多艺,创作成果何以如此多产高产?据我所知,原因有四:一是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祖父是饱学之士,父亲是书法家,父、祖对他的熏陶、教育,使他获益匪浅。二是他“悟性”高。譬如,他在全国解放前,没有接触过小提琴,全国解放后才与小提琴打交道,他仔细阅读了小提琴演奏法的书,突然有悟,就无师自通地拉小提琴。因他有二胡的功底,他拉的小提琴琴声另有一番风味,叫人侧耳倾听。三是他极其勤奋。譬如,他练习书法,除颜、柳、欧、二王之外,还临习过《张迁碑》、《曹全碑》、《石鼓文》,还有许多青铜器铭文,有的是连专业书法家都很少临习过的,如《秦诏版》、《赵鼎》、《越尊》等铭文。真是寒练三九,暑练三伏。悟性加勤奋,才是石林成功的奥秘。四是他有一位贤内助周涵英。周涵英1945年2月参加革命,俄语专家。1950年她与石林结婚后,内外一把手,相夫教子(女),悉力承担家务,照顾石林,石林乃有较多的余暇致力于创作和研究。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文艺全才型的才子,又是1939年即参加新四军的老革命,石林终其身不过是处级干部(享受副厅级待遇)。为什么?因为石林这位才子又是“傻子”。他曾写过这么一首诗——《这世界》:“这世界,我对你,还有什么说的。我为你,流过泪,流过血(按:石林在革命战争中负伤,是三等甲级残废),一个春秋,又一个春秋。然而,你却对我说‘你真傻’!”有人因此说石林是“傻子”。但他宁愿做鲁迅《聪明人、傻子和奴才》中的“傻子”,却不肯做“聪明人”,更不去做“奴才”!
石林是“傻子”的故事甚多,略举数例:反“右”前,他既没有“鸣放”,也未向领导提意见,本来,反“右派”斗争与他不搭界。但他对反“右”却有自己的看法。一次,他对人说:“现在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仅仅说了这么一句话,有关领导即将他划为“中右”,决定把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如果石林是“聪明人”,他可以在“反右”时不说话;如果是“奴才”,他可以听从主子的指挥狠打“右派”以升官;但他却做了“傻子”,讲了真话。
石林的“傻子”故事之二是,石林转业时,是师政治部副主任。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是石林的老领导;石林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曾当过后任海军副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秘书。如果石林转业前找江渭清,或者托陶勇给江渭清打个电话,按照石林师政治部副主任的职级,安排个副厅长职务,毫无问题。但石林没有这样做,甚至想都不曾想过。所以,转业后,石林担任的是副处级的文学所副所长、江苏音乐家协会的驻会副会长。即使是新时期到来后,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早以升为厅局级、省、部级,他也从不曾为个人的待遇问题找过谁。
石林的“傻子”故事之三是,1997年,是新四军成立六十周年,要编一本《新四军歌曲选集》进行纪念。《新四军歌曲选集》的编者知道石林是新四军里的著名作曲家,向石林约稿,请他提供候选歌曲,但却被石林婉言谢绝了。他对夫人周涵英说,我的作品(歌曲),“它们好比一株株梨树苗,不是每株苗都能生长起来”;“有的倒也结出了梨子,让尝者品了个新鲜,在一定季节受到过钟爱。而过了时的梨子,泥土都不如。我只能取得回忆中的温暖,它曾是我心底喷射出的激情。”明明是新四军、根据地民众当时广泛传唱过的名歌,石林却把它们视为“过了时的梨子”,而拒绝入选《新四军歌曲选集》,于是一些人又把石林叫做“傻子”。
石林的“傻子”故事之四是,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石林的书法艺术大名已经不胫而走。新时期到来,石林的书法艺术作品多次展出并在南京鼓楼高岗举行过“石林书法展”以后,石林的书法家名声竟超过了他的音乐家名声、文学家名声,向他求字的人甚多。在市场经济下,他本可以像其他书法家那样理所当然地公示润格,取得书法报酬。但石林“不!”别人向他求字,他自备宣纸、自出笔墨,分文不取地为求字者提供墨宝,变成了“倒贴”。有些不相识的外地同志向他求字,他还将自己的作品,挂号邮寄给远地求字者。当年,我向石林求字,他固然无偿奉送,就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也不曾收过别人一分钱润笔费。词作家戴晓权、丛培智在挽联中评价他:“抛名却利,淡泊人生,不失雅士风范”,完全属实。
如此文艺全才型的才子,如此光明正直憨厚的“傻子”,人们是不会忘记他的。在石林逝世六周年的前夕,他的学生兼战友吴尧(主编)、郁胜天、洪炉(副主编)在周涵英的协助下,自动编辑了一部43万字的《石林音乐、文学作品选集》,交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对石林进行最好的纪念。吴尧在《代序》中说:“石林,永远是我心目中的高人!”他说出了举凡认识、知道、熟悉石林的所有人的心里话!
石林(1920-2001),泰州人,首先是音乐家。音乐家冼星海有个《黄河颂》,唱遍全中国,但石林有个《长江颂》,唱遍江、浙、皖长江两岸。《黄河颂》以雄伟、激昂见长;《长江颂》则以优美、抒情取胜。石林创作《长江颂》时,仅20岁。他写词并作曲的《海上行》,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苏中、苏北革命根据地广泛传唱。他创作《海上行》时才21岁。1941年,我在大豫中学读书时,就学唱了《海上行》。他写词并作曲的《我们高声歌颂中国共产党》,新四军指战员、革命学校师生在开饭前、集会前常常唱这支歌。石林创作这首歌时23岁。由石林作曲的作品多达百余首,其中多数传唱于军队和地方。自1939年石林创作他第一首歌曲《保卫美丽的山河》起,至2001年6月他逝世前五个月给高二适的词作《回乡初闻子规》谱曲止,石林的作曲生涯长达62年,这在当代音乐家中也是罕见的。
石林又是书法家。《石林书法集》(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赢得书法界行家的普遍好评。书画家兼书画评论家萧平在《须教自我胸中出,笔端有力任纵横》中称赞他:“书如诗歌样清新,如音乐般跌宕。”石林的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无不风格独具,自成一家。他曾与书法家尉天池合作出版过《小学生习字帖》,被众多学校作为小学生习字的范本。1979年,我的弟弟陈抗生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深造,需要一些书法作品馈赠给他去美国后结识的师友,我便向石林同志求助。半个月内,他认真书写了各种书体的十多幅书法作品给我,由我转给了弟弟,经装裱后带到美国。这些墨宝在美国华人学者和美国学者中大受欢迎。一年后我弟弟访美归来,他对我说:石林的这些墨宝,据美国华人书画界估评,多幅作品的价值在万元美金以上,真是一字千金。
石林还是位名诗人,他的新诗、旧体诗中的不少作品是传世之作。他有诗集《履痕集》(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行世。他在抗美援朝时创作的《告别祖国》,在志愿军中引起强烈共鸣,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志愿军诗选》列为开篇之作。他的旧体诗词,平民赏,大雅知。无论是五言律诗,七言律诗,还是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以及其它旧体诗,既注重旧体诗词的格律、平仄、对仗、叶韵,又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全新的思想感情。江苏写旧体诗的能手有胡小石、吴天石、曾昭燏、陈超等诗人,石林的旧体诗和他们比较并不多让。
石林更是位文学评论家。他是我国最早论述艺术标准的评论家之一。他在《艺术标准浅谈》(《雨花》1962年第4期)中提出:“真实生动的形象”,包括“典型性格塑造的得失”;“民族化和群众化”;“艺术风格的独创性”;“艺术技巧”和“艺术形式”的“完美性”,是艺术标准的四个方面。此论一出,关于艺术标准问题,文艺界基本上有了共识。他对歌剧《芳草地》的评论:《歌剧(芳草地)观后有余情》,入选1984年《中国戏剧年鉴》。他对《歌词、歌曲创作的十字要求》(《江苏省首届声乐作品评奖优秀歌曲选及发言集》,1989年);“一、时,即时代性”;“二、民,即民族性”;“三、新,即新鲜感”;“四、深,即思想的深刻性”;“五、情,即真实的感情,丰富的感情”;“六、律,即格律化”;“七、美,即情景和旋律的优美”;“八、趣,要有风格、要生动活泼”;“九、短,即篇幅要短”;“十、通,即通俗化、群众化”。这“十字要求”,被歌词界认为是搞好歌词、歌曲创作的“不易之论”。
石林还是位剧作家。他与杨学怀合作的六场歌剧《春江飞燕》,被戏剧界视为“精品”、“力作”。
石林又是个杰出的文艺组织家。他身任文工团团长的23军文工团,是华东野战军里有名的军级文工团。石林是文艺内行,加之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演出时亲自操奏乐器,把全团同志的积极性都调动了起来。他转业到江苏后,先是任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空缺),培养了我省第一批专业文学研究者。后来成名的民间文学研究家周正良、华士明、戏剧评论家罗杰、文学评论家杭文成、都受到过石林的指点。其后,石林任江苏省音乐家协会驻会副会长,他依靠和团结老音乐家陈洪、黄友葵等人,发挥他的左膀(张仲樵)右臂(袁飞)的作用,仅仅只有三个人的江苏省音乐家协会却把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新时期到来后,石林继任江苏音乐家协会驻会副会长,省的音乐工作又有新的发展。1985年,石林向江苏省音代会所作的《音协江苏分会会务工作报告》,求实,具体,既报喜又报忧,赢得到会代表的长时间掌声。石林晚年,主持领导《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苏卷》的整理和编辑工作,历时十七载。全国民间歌曲集成总编辑吕骥同志对石林说:“祝贺江苏成功,你们功不可没。”
此外,石林的琴、棋、书、画、印蜕,也堪称一流。他的二胡、小提琴拉得出神入化;他下围棋,在老干部中很少有人能与他颉颃;他的人物素描和人物速写,人见人爱;他的印蜕,偶一为之,但也颇见神韵。
若问:石林何以如此多才多艺,创作成果何以如此多产高产?据我所知,原因有四:一是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祖父是饱学之士,父亲是书法家,父、祖对他的熏陶、教育,使他获益匪浅。二是他“悟性”高。譬如,他在全国解放前,没有接触过小提琴,全国解放后才与小提琴打交道,他仔细阅读了小提琴演奏法的书,突然有悟,就无师自通地拉小提琴。因他有二胡的功底,他拉的小提琴琴声另有一番风味,叫人侧耳倾听。三是他极其勤奋。譬如,他练习书法,除颜、柳、欧、二王之外,还临习过《张迁碑》、《曹全碑》、《石鼓文》,还有许多青铜器铭文,有的是连专业书法家都很少临习过的,如《秦诏版》、《赵鼎》、《越尊》等铭文。真是寒练三九,暑练三伏。悟性加勤奋,才是石林成功的奥秘。四是他有一位贤内助周涵英。周涵英1945年2月参加革命,俄语专家。1950年她与石林结婚后,内外一把手,相夫教子(女),悉力承担家务,照顾石林,石林乃有较多的余暇致力于创作和研究。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文艺全才型的才子,又是1939年即参加新四军的老革命,石林终其身不过是处级干部(享受副厅级待遇)。为什么?因为石林这位才子又是“傻子”。他曾写过这么一首诗——《这世界》:“这世界,我对你,还有什么说的。我为你,流过泪,流过血(按:石林在革命战争中负伤,是三等甲级残废),一个春秋,又一个春秋。然而,你却对我说‘你真傻’!”有人因此说石林是“傻子”。但他宁愿做鲁迅《聪明人、傻子和奴才》中的“傻子”,却不肯做“聪明人”,更不去做“奴才”!
石林是“傻子”的故事甚多,略举数例:反“右”前,他既没有“鸣放”,也未向领导提意见,本来,反“右派”斗争与他不搭界。但他对反“右”却有自己的看法。一次,他对人说:“现在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仅仅说了这么一句话,有关领导即将他划为“中右”,决定把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如果石林是“聪明人”,他可以在“反右”时不说话;如果是“奴才”,他可以听从主子的指挥狠打“右派”以升官;但他却做了“傻子”,讲了真话。
石林的“傻子”故事之二是,石林转业时,是师政治部副主任。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是石林的老领导;石林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曾当过后任海军副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秘书。如果石林转业前找江渭清,或者托陶勇给江渭清打个电话,按照石林师政治部副主任的职级,安排个副厅长职务,毫无问题。但石林没有这样做,甚至想都不曾想过。所以,转业后,石林担任的是副处级的文学所副所长、江苏音乐家协会的驻会副会长。即使是新时期到来后,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早以升为厅局级、省、部级,他也从不曾为个人的待遇问题找过谁。
石林的“傻子”故事之三是,1997年,是新四军成立六十周年,要编一本《新四军歌曲选集》进行纪念。《新四军歌曲选集》的编者知道石林是新四军里的著名作曲家,向石林约稿,请他提供候选歌曲,但却被石林婉言谢绝了。他对夫人周涵英说,我的作品(歌曲),“它们好比一株株梨树苗,不是每株苗都能生长起来”;“有的倒也结出了梨子,让尝者品了个新鲜,在一定季节受到过钟爱。而过了时的梨子,泥土都不如。我只能取得回忆中的温暖,它曾是我心底喷射出的激情。”明明是新四军、根据地民众当时广泛传唱过的名歌,石林却把它们视为“过了时的梨子”,而拒绝入选《新四军歌曲选集》,于是一些人又把石林叫做“傻子”。
石林的“傻子”故事之四是,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石林的书法艺术大名已经不胫而走。新时期到来,石林的书法艺术作品多次展出并在南京鼓楼高岗举行过“石林书法展”以后,石林的书法家名声竟超过了他的音乐家名声、文学家名声,向他求字的人甚多。在市场经济下,他本可以像其他书法家那样理所当然地公示润格,取得书法报酬。但石林“不!”别人向他求字,他自备宣纸、自出笔墨,分文不取地为求字者提供墨宝,变成了“倒贴”。有些不相识的外地同志向他求字,他还将自己的作品,挂号邮寄给远地求字者。当年,我向石林求字,他固然无偿奉送,就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也不曾收过别人一分钱润笔费。词作家戴晓权、丛培智在挽联中评价他:“抛名却利,淡泊人生,不失雅士风范”,完全属实。
如此文艺全才型的才子,如此光明正直憨厚的“傻子”,人们是不会忘记他的。在石林逝世六周年的前夕,他的学生兼战友吴尧(主编)、郁胜天、洪炉(副主编)在周涵英的协助下,自动编辑了一部43万字的《石林音乐、文学作品选集》,交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对石林进行最好的纪念。吴尧在《代序》中说:“石林,永远是我心目中的高人!”他说出了举凡认识、知道、熟悉石林的所有人的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