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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传统思想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纵览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观点，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人的国民性，更好地开展国民教育。
关键词： 天人合一 仁义礼智 求实入世 重义轻利 居间中庸
几千年的农业文明铸就了矛盾而复杂的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思想。客观公正而辩证地认识中国传统思想的内涵，审视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观念，对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现代人主流认识的重新确立，明确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一、“天人合一”的和谐观
“天人合一”是古代儒家确立的一条审美标准，意为天地间最美的东西就是和谐，孔子认为“文质彬彬”是君子的和谐之美。《周传》提出了“与天地合德”的审美思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奏天时。”人是自然的产物，人应该按自然规律办事；人是自然的中心，人的行为对自然有重要的影响，所以人应该遵循自然规律，达到人与天的相互和谐统一。儒家和道家思想中都把“人”看做是天地自然并存共荣的重要实体。人作为“天地之心”的说法多见于著作和名言名句当中。《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汉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人合一”成为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
“天人合一”、“和谐”是中国先哲对于人的生存方式的极其重要的思想，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思想的最高价值原则，这一原则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仁义礼智”的情感观
“仁义礼智”是中华文明美丽的情感目标。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人都有同情、羞耻、推让、是非的心理倾向，这四种心理倾向一开始是处在萌芽状态的“善端”，它有可能发展为“仁义礼智”的情感品质。教育的全部作用就在于引导人扩充其固有的善端，使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使汩汩泉水，汇集成滔滔江河。孟子认为，一个人的善端得到扩充，就为推行仁政奠定了思想感情基础，就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否则，连侍奉父母都不能做到。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仁义礼智是与生俱来的善端，教育的价值就在于保护它、发展它，使其成长为战胜邪恶的情感力量。
三、求实入世的价值观
中国传统思想中则注重现实的人生，宗教色彩淡薄，有着浓厚的伦理道德观念。伦理道德中的“五伦”，即古人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反映的就是中国社会上最习見的几种人际关系。这些关系用忠、孝、悌、忍、善作为关系准则，这些关系和准则都是典型的“入世”思想。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使人们懂得“几分耕耘，几分收获”的道理，因此儒家思想强调立德、立功、立言，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从自我做起，从实际做起，“重实际而黜玄想”。所以在中国社会，既有安贫乐道、勤俭节约、知足常乐的人生境界，又有“自扫门前雪”的实用主义生活态度。
四、“重义轻利”的价值观
“义”与“利”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论的问题。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各个学派的义利价值境界是不同的，但“重义轻利”、“贵义贱利”发展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境界取向。“利者，义之和也。”（《易·乾·文言》），墨子认为义和利是统一的，一定的道德行为会给人带来利益。墨子说：“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墨子·天志上》）认为只有合义的行为才能给人带来得益。但韩非子看重功利，“正直之道可以利义”（《韩非子·奸劫杀君》），他认为人与人首先是利害关系，有共同利益才能合作。“重义轻利”论则主要是以儒家为代表。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孟子把义与利严格区分开来，认为道义的价值高于一切物质利益。后来，董仲舒提出“身之养莫重于义”的观点，认为有道德是人贵于物的根本，道德的价值高于物质利益。宋朱熹认为“仁义根于人心，利心生于物。”（《四书章句集注》）认为道德是第一位的。《论语》中，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即道德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儒家重视道德境界和人的精神生活的思想，对中国传统价值境界观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认为，生命固然重要，但人的道德上的操守和义节更重要。如若二者发生矛盾，他们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根本价值认识上，明显的“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的倾向，也是中国传统审美思想的一个基本特点。
五、居间中庸的品行观
中国传统思想重视人的行为和品质上的“中庸”的性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大力提倡“中庸之道”。孔子认为道德是第一位的，同时将中庸视为道德的最高层面，倡导以仁义为先，讲孝道，循忠义，同时注重修身养性与人际关系和谐。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以后的儒家继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专门编写了《中庸》一书。《中庸》中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适中点，在这个适中限度内就能达到和谐的境地；一个社会也是一样的，若要想达到和谐、安定，就必须把人的欲望、行为都保持在适当限度内。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积极宣传中庸之道，对于中国传统影响很大。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中庸，既是一种方法论，又是一种思想境界。它主要是要通过折中调和的方法，达到一种平衡，以期实现最合理的状态。中庸的观点在认识论上，反映了一定的辩证法思想。但是，同时也存在着回避矛盾、否认斗争的形而上学倾向，遇事就讲“君子中庸”，不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国传统思想的中庸性质，对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心理定势、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想的综合性特点，表明中国传统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同时又是精华与糟粕共存的，要使传统思想的精华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不仅要批判地继承，更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多汲取传统思想中的精华，从传统思想中寻找资源，以期实现观念的创新与个人价值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9.
[2]靳健.当代语文课程与国学教育实践活动[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2（5）.
[3]田学良.论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境界观[J].理论探讨，2010（9）.
关键词： 天人合一 仁义礼智 求实入世 重义轻利 居间中庸
几千年的农业文明铸就了矛盾而复杂的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思想。客观公正而辩证地认识中国传统思想的内涵，审视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观念，对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现代人主流认识的重新确立，明确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一、“天人合一”的和谐观
“天人合一”是古代儒家确立的一条审美标准，意为天地间最美的东西就是和谐，孔子认为“文质彬彬”是君子的和谐之美。《周传》提出了“与天地合德”的审美思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奏天时。”人是自然的产物，人应该按自然规律办事；人是自然的中心，人的行为对自然有重要的影响，所以人应该遵循自然规律，达到人与天的相互和谐统一。儒家和道家思想中都把“人”看做是天地自然并存共荣的重要实体。人作为“天地之心”的说法多见于著作和名言名句当中。《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汉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人合一”成为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
“天人合一”、“和谐”是中国先哲对于人的生存方式的极其重要的思想，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思想的最高价值原则，这一原则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仁义礼智”的情感观
“仁义礼智”是中华文明美丽的情感目标。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人都有同情、羞耻、推让、是非的心理倾向，这四种心理倾向一开始是处在萌芽状态的“善端”，它有可能发展为“仁义礼智”的情感品质。教育的全部作用就在于引导人扩充其固有的善端，使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使汩汩泉水，汇集成滔滔江河。孟子认为，一个人的善端得到扩充，就为推行仁政奠定了思想感情基础，就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否则，连侍奉父母都不能做到。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仁义礼智是与生俱来的善端，教育的价值就在于保护它、发展它，使其成长为战胜邪恶的情感力量。
三、求实入世的价值观
中国传统思想中则注重现实的人生，宗教色彩淡薄，有着浓厚的伦理道德观念。伦理道德中的“五伦”，即古人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反映的就是中国社会上最习見的几种人际关系。这些关系用忠、孝、悌、忍、善作为关系准则，这些关系和准则都是典型的“入世”思想。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使人们懂得“几分耕耘，几分收获”的道理，因此儒家思想强调立德、立功、立言，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从自我做起，从实际做起，“重实际而黜玄想”。所以在中国社会，既有安贫乐道、勤俭节约、知足常乐的人生境界，又有“自扫门前雪”的实用主义生活态度。
四、“重义轻利”的价值观
“义”与“利”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论的问题。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各个学派的义利价值境界是不同的，但“重义轻利”、“贵义贱利”发展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境界取向。“利者，义之和也。”（《易·乾·文言》），墨子认为义和利是统一的，一定的道德行为会给人带来利益。墨子说：“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墨子·天志上》）认为只有合义的行为才能给人带来得益。但韩非子看重功利，“正直之道可以利义”（《韩非子·奸劫杀君》），他认为人与人首先是利害关系，有共同利益才能合作。“重义轻利”论则主要是以儒家为代表。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孟子把义与利严格区分开来，认为道义的价值高于一切物质利益。后来，董仲舒提出“身之养莫重于义”的观点，认为有道德是人贵于物的根本，道德的价值高于物质利益。宋朱熹认为“仁义根于人心，利心生于物。”（《四书章句集注》）认为道德是第一位的。《论语》中，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即道德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儒家重视道德境界和人的精神生活的思想，对中国传统价值境界观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认为，生命固然重要，但人的道德上的操守和义节更重要。如若二者发生矛盾，他们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根本价值认识上，明显的“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的倾向，也是中国传统审美思想的一个基本特点。
五、居间中庸的品行观
中国传统思想重视人的行为和品质上的“中庸”的性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大力提倡“中庸之道”。孔子认为道德是第一位的，同时将中庸视为道德的最高层面，倡导以仁义为先，讲孝道，循忠义，同时注重修身养性与人际关系和谐。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以后的儒家继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专门编写了《中庸》一书。《中庸》中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适中点，在这个适中限度内就能达到和谐的境地；一个社会也是一样的，若要想达到和谐、安定，就必须把人的欲望、行为都保持在适当限度内。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积极宣传中庸之道，对于中国传统影响很大。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中庸，既是一种方法论，又是一种思想境界。它主要是要通过折中调和的方法，达到一种平衡，以期实现最合理的状态。中庸的观点在认识论上，反映了一定的辩证法思想。但是，同时也存在着回避矛盾、否认斗争的形而上学倾向，遇事就讲“君子中庸”，不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国传统思想的中庸性质，对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心理定势、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想的综合性特点，表明中国传统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同时又是精华与糟粕共存的，要使传统思想的精华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不仅要批判地继承，更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多汲取传统思想中的精华，从传统思想中寻找资源，以期实现观念的创新与个人价值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9.
[2]靳健.当代语文课程与国学教育实践活动[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2（5）.
[3]田学良.论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境界观[J].理论探讨，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