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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同属于“80后”，却因为生在农村而要比城市同龄人付出更多的“成长代价”。他们有一颗火热激情的心，他们在希望与迷惘的矛盾中，在敏感与脆弱的交织中，守望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
共青团安徽省委提供的数字显示，在淮北地区每年输出的近20万外出务工大军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青年已逐渐占据主流，约为10万人左右。尽管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走向城市，但依然有无数的留守者在沿袭、开拓甚至叛逆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农耕之路。而他们中，因出生年龄所出现的“代际分化”又让他们各自形成较为鲜明的特点。
老“80”后：梦是昨天的，日子是今天的
这是生于1980年~1982年的一代人。
1981年出生的安徽省泗县农民孙权安，这样看待他们这些人：“像我们这个年龄在农村算不上中年，至少也是大龄青年，一般很早就不上学了，大多是初中以下文化，早早就结婚生子过日子了。也许我们比其他的‘80后’更接近纯粹的农民，也更现实。对我们来说，理想和追求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出去打工然后一夜之间暴富的梦想也早醒了。我现在只想平平安安地种好那几亩地、做个小本生意，养家糊口。”
虽然如此，但提起曾经的梦想，孙权安仍然惆怅不已：“我上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跑步，每次学校组织的比赛我都能拿第一，当时就想有一天能成为一个专业的运动员。可后来考高中的时候差了3分，家里穷，兄弟姐妹又多，父母年龄也大了，就退学了。县田径队的王老师看过我的比赛，想破格录取我，但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每月50元的生活费，只能放弃。”26岁的孙权安，因为长年辛苦劳作，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和憔悴，“现在我想通了，做农民我也能发家致富。”
孙权安出生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最穷乡的最穷村子”——泗县小梁乡大黄村，靠天吃饭的单一劳作，让贫穷成为难以甩掉的“帽子”。孙权安说：“现在村里很多人家都把地租给别人，携家带口地进城谋生去了。可我不想走。现在国家对农业的政策很好，留在农村会有前途的，我正在寻找合适的项目准备干一场。”
尽管“孙权安们”倾心创业，但他们欠缺经验，缺少启动资金，加之自身文化水平低、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又不能及时、全面了解市场信息，干一番事业的想法并不是那么容易就付诸实施。
“淮北地区盛产红薯，是全国闻名的淀粉生产区，但一直没有先进的技术，各家各户又是单干，也没有对产品进行更深加工，一斤红薯本地卖两毛，但做成淀粉就可以卖5毛，再做成粉条价格又翻好几倍，农民大多只做到生产淀粉这个环节。我想开一家淀粉加工厂，专门生产粉条、粉丝。”孙权安雄心勃勃的想法不久就因为需要两万元的启动资金而激情冷却。
孙权安对他的本家二叔孙庆奎很有意见，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他二叔是村支书。“都当了20年的村支书了，还不退位让贤，让年轻人上，思维保守僵化怎么带领村民致富。”提起二叔，孙权安一脸的不满，“财务混乱，政务缺乏民主，每次选举村干部都拉票成风，有本事的选不上，选上的又什么都干不出来，都十几年了我们村都没什么变化，让人痛心啊。”去年冬天，村里选举会计，很多人都提名孙权安，因为全村只有他曾自学过专业的会计课程，可是村支书孙庆奎却“一票否决”了，其理由是：“这小子（孙权安）整天胡思乱想，不知天高地厚，太鲁莽！”此事让孙权安一直耿耿于怀。
孙权安叹口气说：“现在我经常告诉自己，我只是个农民。”
中间一代：今天的坚守，是为明天的希望
1983年~1985年出生的被称为中间一代。
泗县大黄村小汤庄有一家名为“鹏程”的书店，老板汤文是一个高考落榜生。1983年出生的汤文看上去文质彬彬，皮肤白皙，身材单薄瘦弱，再加上一副近视镜，俨然是一个农村知识分子。“我从小就爱读书，成绩很好。但2002年高考落榜了，复读一年后还差了几分，我一赌气就放弃了。”汤文差点成为他们村历史上的第一位大学生。
汤文说：“1983年到1985年出生的农村青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压力，父母仍有能力供养我们，他们望子成龙，只要有一天孩子能跳出农门、光耀门楣，他们会全力支持。”刚离开校门的汤文无法适应农活的繁重和辛苦，喜欢看书看报的他注意到在临近的集市上连个报摊都没有，于是决定开一个书店。
来光顾鹏程书店的大多是汤文的同龄人。汤文说：“其实我们这一代求知欲特别强，也都有自己的想法，有的人虽然没有考取大学，但也不愿意做个只能出卖劳力的人。很多人在家长的支持下都学了技术，像木工、纺织、理发，还有无线电、家电维修，他们经常来我的书店买或借这些专业方面的书看。”
汤文的初中好友张乐也经常光顾书店，张乐说，以前上学的时候有老师、同学，经常会有一些集体活动，还可以读书、看报，很充实。回到农村以后，除了干活、看电视没什么可做，很无聊也很空虚，想买张报纸都要走上10多里路去镇上的邮局，现在有了书店会好一点。
提起书店的经营，汤文不好意思地说，他也卖过一些“带色”的书和光碟，因为村里一些无所事事的小青年喜欢。记者发现，农村一部分留守青年普遍有着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求知欲望也很强，却因为缺乏学习的环境、场所、条件，以及相应的基层青年组织的引导、教育、关怀，常使他们陷入“没书看、没事干、没话说、没人理解”的孤独与迷惘中。
泗县文化局的一位主任说，现在农村的文化生活太贫乏了，送技术下乡、送文化下乡、普法宣传大多只是走走过场。
淮北农村一直有早婚、早育的“传统”，汤文的姐姐不到20岁就成了“准妈妈”。出生于1983年~1985年的农村女青年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而比她们大几岁的姐姐们大多已经结婚生子。她们出去打工的很少，平常忙时干活、闲时串门、打牌，认为出去打工挣钱是“老爷们”该干的事。汤文对此很看不惯。
汤文的姐姐最近正给他物色对象，可是汤文并不领情：“我最讨厌农村的早婚早育，很多女孩子一结婚一辈子就算完了，我可不想早婚。”但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自己这样的态度能够坚持到哪一天。
新生代：潇洒过今天，明天还很远
1986年以后出生的人，准确地说还只是个“大孩子”。
最近，36岁的大黄村农民黄金石被一群不到20岁的半大小子给打了。“他们还是一群孩子，不上学了，父母又不在身边，没人管。”面对记者，他有些感慨。据派出所的民警小吴说，这是“鲨鱼帮”干的，这个所谓的帮派中都是些不到20岁的孩子。他们大多父母在外地打工，缺乏管束，初中没毕业就因为拉帮结派、打架斗殴被学校开除了。
“鲨鱼帮”的“老大”叫小军，1986年出生，身材不高但很结实，一脸稚气却又带着故作的狠劲，穿一身红蓝交错的“斑马服”，染一头“五颜六色”的头发，说话的间隙会偶尔晃动一下刻着“忍杀”刺青的手腕，顺便吸一口“红黄山”。
“我们从不和1985年以前生的人交往，他们都老土，过时了，不懂什么叫酷。我有老大，镇里最大的饭店的经理，我带小弟去吃饭他们都不要钱。打黄金石就是因为他得罪了我们老大，我看着不爽。”当记者问及他的家人，“大鲨鱼”颇为“不爽”：“我父母在深圳做生意，家里就我自己，我可不花他们的钱，我自己挣钱，小弟会给我保护费。”
据了解，1986年以后出生的农村青年很多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正值壮年，是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第二次民工潮的代表，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比第一代农民工有知识，也有头脑。经历过贫穷的他们不想“穷”了子女的教育，他们竭尽所能宠爱孩子，满足他们的需求。但因为长年在外，他们又对孩子疏于管教。
1986年后出生的这一代农村青年更独立、更自由，他们冲动、敏感，而又情感脆弱，受不得委屈和约束。小军说，整个“鲨鱼帮”成员全是因为厌学、不服老师管教，觉得学校约束自己不自由、不舒服而退学的。
小军的女朋友小芳，1988年出生，父母都在外打工，并于两年前离异各自组建了家庭，现在小芳与体弱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或许是因为父母在外打工而离异，小芳对“打工”一词充满仇视，她说，打工会让人变坏。奶奶说，平日里小芳是个沉默的孩子，很少说话，父母离异后就更加沉默了，还不能说她一句不是，因为奶奶说她，她已经怄气离家出走好几次了。现在小芳已经退学，她说：“学习成绩不好让老师骂，就退学了。我恨父母，恨这个社会。”一脸单纯的小芳左手腕上赫然刻着一个“恨”字。
当地中学的初三班主任李亚说，社会的教化功能在农村退化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一些孩子不知生活的艰辛，没受过挫折，意志脆弱，禁不住鼓动与诱惑，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成型，他们更需要教育、管理和引导。
共青团安徽省委提供的数字显示，在淮北地区每年输出的近20万外出务工大军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青年已逐渐占据主流，约为10万人左右。尽管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走向城市，但依然有无数的留守者在沿袭、开拓甚至叛逆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农耕之路。而他们中，因出生年龄所出现的“代际分化”又让他们各自形成较为鲜明的特点。
老“80”后：梦是昨天的，日子是今天的
这是生于1980年~1982年的一代人。
1981年出生的安徽省泗县农民孙权安，这样看待他们这些人：“像我们这个年龄在农村算不上中年，至少也是大龄青年，一般很早就不上学了，大多是初中以下文化，早早就结婚生子过日子了。也许我们比其他的‘80后’更接近纯粹的农民，也更现实。对我们来说，理想和追求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出去打工然后一夜之间暴富的梦想也早醒了。我现在只想平平安安地种好那几亩地、做个小本生意，养家糊口。”
虽然如此，但提起曾经的梦想，孙权安仍然惆怅不已：“我上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跑步，每次学校组织的比赛我都能拿第一，当时就想有一天能成为一个专业的运动员。可后来考高中的时候差了3分，家里穷，兄弟姐妹又多，父母年龄也大了，就退学了。县田径队的王老师看过我的比赛，想破格录取我，但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每月50元的生活费，只能放弃。”26岁的孙权安，因为长年辛苦劳作，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和憔悴，“现在我想通了，做农民我也能发家致富。”
孙权安出生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最穷乡的最穷村子”——泗县小梁乡大黄村，靠天吃饭的单一劳作，让贫穷成为难以甩掉的“帽子”。孙权安说：“现在村里很多人家都把地租给别人，携家带口地进城谋生去了。可我不想走。现在国家对农业的政策很好，留在农村会有前途的，我正在寻找合适的项目准备干一场。”
尽管“孙权安们”倾心创业，但他们欠缺经验，缺少启动资金，加之自身文化水平低、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又不能及时、全面了解市场信息，干一番事业的想法并不是那么容易就付诸实施。
“淮北地区盛产红薯，是全国闻名的淀粉生产区，但一直没有先进的技术，各家各户又是单干，也没有对产品进行更深加工，一斤红薯本地卖两毛，但做成淀粉就可以卖5毛，再做成粉条价格又翻好几倍，农民大多只做到生产淀粉这个环节。我想开一家淀粉加工厂，专门生产粉条、粉丝。”孙权安雄心勃勃的想法不久就因为需要两万元的启动资金而激情冷却。
孙权安对他的本家二叔孙庆奎很有意见，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他二叔是村支书。“都当了20年的村支书了，还不退位让贤，让年轻人上，思维保守僵化怎么带领村民致富。”提起二叔，孙权安一脸的不满，“财务混乱，政务缺乏民主，每次选举村干部都拉票成风，有本事的选不上，选上的又什么都干不出来，都十几年了我们村都没什么变化，让人痛心啊。”去年冬天，村里选举会计，很多人都提名孙权安，因为全村只有他曾自学过专业的会计课程，可是村支书孙庆奎却“一票否决”了，其理由是：“这小子（孙权安）整天胡思乱想，不知天高地厚，太鲁莽！”此事让孙权安一直耿耿于怀。
孙权安叹口气说：“现在我经常告诉自己，我只是个农民。”
中间一代：今天的坚守，是为明天的希望
1983年~1985年出生的被称为中间一代。
泗县大黄村小汤庄有一家名为“鹏程”的书店，老板汤文是一个高考落榜生。1983年出生的汤文看上去文质彬彬，皮肤白皙，身材单薄瘦弱，再加上一副近视镜，俨然是一个农村知识分子。“我从小就爱读书，成绩很好。但2002年高考落榜了，复读一年后还差了几分，我一赌气就放弃了。”汤文差点成为他们村历史上的第一位大学生。
汤文说：“1983年到1985年出生的农村青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压力，父母仍有能力供养我们，他们望子成龙，只要有一天孩子能跳出农门、光耀门楣，他们会全力支持。”刚离开校门的汤文无法适应农活的繁重和辛苦，喜欢看书看报的他注意到在临近的集市上连个报摊都没有，于是决定开一个书店。
来光顾鹏程书店的大多是汤文的同龄人。汤文说：“其实我们这一代求知欲特别强，也都有自己的想法，有的人虽然没有考取大学，但也不愿意做个只能出卖劳力的人。很多人在家长的支持下都学了技术，像木工、纺织、理发，还有无线电、家电维修，他们经常来我的书店买或借这些专业方面的书看。”
汤文的初中好友张乐也经常光顾书店，张乐说，以前上学的时候有老师、同学，经常会有一些集体活动，还可以读书、看报，很充实。回到农村以后，除了干活、看电视没什么可做，很无聊也很空虚，想买张报纸都要走上10多里路去镇上的邮局，现在有了书店会好一点。
提起书店的经营，汤文不好意思地说，他也卖过一些“带色”的书和光碟，因为村里一些无所事事的小青年喜欢。记者发现，农村一部分留守青年普遍有着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求知欲望也很强，却因为缺乏学习的环境、场所、条件，以及相应的基层青年组织的引导、教育、关怀，常使他们陷入“没书看、没事干、没话说、没人理解”的孤独与迷惘中。
泗县文化局的一位主任说，现在农村的文化生活太贫乏了，送技术下乡、送文化下乡、普法宣传大多只是走走过场。
淮北农村一直有早婚、早育的“传统”，汤文的姐姐不到20岁就成了“准妈妈”。出生于1983年~1985年的农村女青年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而比她们大几岁的姐姐们大多已经结婚生子。她们出去打工的很少，平常忙时干活、闲时串门、打牌，认为出去打工挣钱是“老爷们”该干的事。汤文对此很看不惯。
汤文的姐姐最近正给他物色对象，可是汤文并不领情：“我最讨厌农村的早婚早育，很多女孩子一结婚一辈子就算完了，我可不想早婚。”但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自己这样的态度能够坚持到哪一天。
新生代：潇洒过今天，明天还很远
1986年以后出生的人，准确地说还只是个“大孩子”。
最近，36岁的大黄村农民黄金石被一群不到20岁的半大小子给打了。“他们还是一群孩子，不上学了，父母又不在身边，没人管。”面对记者，他有些感慨。据派出所的民警小吴说，这是“鲨鱼帮”干的，这个所谓的帮派中都是些不到20岁的孩子。他们大多父母在外地打工，缺乏管束，初中没毕业就因为拉帮结派、打架斗殴被学校开除了。
“鲨鱼帮”的“老大”叫小军，1986年出生，身材不高但很结实，一脸稚气却又带着故作的狠劲，穿一身红蓝交错的“斑马服”，染一头“五颜六色”的头发，说话的间隙会偶尔晃动一下刻着“忍杀”刺青的手腕，顺便吸一口“红黄山”。
“我们从不和1985年以前生的人交往，他们都老土，过时了，不懂什么叫酷。我有老大，镇里最大的饭店的经理，我带小弟去吃饭他们都不要钱。打黄金石就是因为他得罪了我们老大，我看着不爽。”当记者问及他的家人，“大鲨鱼”颇为“不爽”：“我父母在深圳做生意，家里就我自己，我可不花他们的钱，我自己挣钱，小弟会给我保护费。”
据了解，1986年以后出生的农村青年很多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正值壮年，是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第二次民工潮的代表，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比第一代农民工有知识，也有头脑。经历过贫穷的他们不想“穷”了子女的教育，他们竭尽所能宠爱孩子，满足他们的需求。但因为长年在外，他们又对孩子疏于管教。
1986年后出生的这一代农村青年更独立、更自由，他们冲动、敏感，而又情感脆弱，受不得委屈和约束。小军说，整个“鲨鱼帮”成员全是因为厌学、不服老师管教，觉得学校约束自己不自由、不舒服而退学的。
小军的女朋友小芳，1988年出生，父母都在外打工，并于两年前离异各自组建了家庭，现在小芳与体弱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或许是因为父母在外打工而离异，小芳对“打工”一词充满仇视，她说，打工会让人变坏。奶奶说，平日里小芳是个沉默的孩子，很少说话，父母离异后就更加沉默了，还不能说她一句不是，因为奶奶说她，她已经怄气离家出走好几次了。现在小芳已经退学，她说：“学习成绩不好让老师骂，就退学了。我恨父母，恨这个社会。”一脸单纯的小芳左手腕上赫然刻着一个“恨”字。
当地中学的初三班主任李亚说，社会的教化功能在农村退化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一些孩子不知生活的艰辛，没受过挫折，意志脆弱，禁不住鼓动与诱惑，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成型，他们更需要教育、管理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