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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据时期，日本殖民当局推行所谓“战时体制”，军国主义话语权占主导。在必须罩上“皇民化”外衣的背景下，台湾作家创作小说的境遇十分艰难。台湾作家吕赫若使用了隐喻的写作方法，刻画出在殖民统治下台湾诸多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将对殖民的强烈反抗隐喻在了冷静客观的叙事之中。小说《玉兰花》的文本命名和叙事结构是其隐喻功能的具体展示。
关键词：日据时期 吕赫若 《玉兰花》 隐喻功能
台湾现代文学史阶段（1923 —1949），恰恰是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与国民党统治初期，这一时期的老百姓处于双峰并峙的统治下。两种不同性质的统治，都是黑暗、腐败的，然而，即便是在如此时世多艰的时期，台湾文坛仍涌现出了大批反抗殖民意识的作家，杨守愚、杨逵、赖和、杨华、吴浊流等都是典型代表。吕赫若（1914—1950）就是这个群体中的杰出代表。吕赫若始终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追求台湾重返光明、回归祖国。其小说26篇，创作于日据台湾时期的有22篇，是被迫用日文创作的作品，创作于台湾光复以后的有4篇中文小说。吕赫若的日文小说反映了台湾民众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挣扎和反抗，但吕赫若在创作时，正处在殖民当局所谓的“战时体制”，不仅没有军国主义话语，还要给作品罩上“皇民化”的外衣，因而吕赫若使用了文化隐喻这种写作方法进行创作，因为只有这样的方法，才最适合在严苛的背景下进行“战斗”。通过隐喻，使语言无限地扩展，使现实在这样的语义中得到最大地扩展，进一步使作者的思想感情也得到无限地扩展，从而也使得社会现实的题材得以隐性化。吕赫若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法，才使得在“皇民化”运动最猖獗的1942年至1943年，他反而能刻画出在殖民统治和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诸多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能够将对殖民的强烈反抗隐喻在冷静客观的叙事中。如此看来，吕赫若无愧于“台湾第一大才子”的赞誉。
一、小说《玉兰花》文本命名的隐喻功能
小说文本的命名几乎都烙下了作者独特的思想内涵和深刻意蕴。小说文本的命名在其所指和能指之间是有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会在叙述者与读者之间造成了一定的模糊性、多义性、指代性与暗示性，而这样的模糊和暗示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着接受者准确把握作者的真实意图。所指的符号往往呈现出单纯、明晰的表层含义，而能指则需要作者在创作中借助一定的手法，比如隐喻，来架起一座桥梁，使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尽可能地去拉近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多元性、潜隐性、内指性。因此，深入挖掘文本命名这类特殊的符号在小说文本叙事中的隐喻功能，有助于读者从多角度、多侧面阐释小说文本的主题内涵、形象意义及审美技巧。只有这样，作为客体的接受者才能深层次体味小说文本跌宕起伏的叙事过程中蕴含着作者怎样的立场态度与思想感情，从而拉近作者、叙述者与接受者相互之间的审美距离，进一步更加精准地去把握文本的深刻意蕴。
吕赫若创作于1943年的《玉兰花》，是在殖民统治下被迫用日文完成的一篇小说。小说主人公铃木善兵卫是一位随“我”的叔父从日本来台湾并客居在“我”家的一个照相师，是来自日本下层的具有温柔善良品性的知识青年，而并非日本统治阶层，小说刻画了台湾农村儿童们与铃木善兵卫的纯真情谊。在台湾，玉兰花又叫白兰花，即大陆的缅桂花，是木兰科的落叶灌木，花香浓郁，花色洁白，一尘不染，寓意“洁白无瑕”，是小乘佛教六花之一，隐喻着纯洁、无等级观念的中日人民的民间友情。两国人民是友好的，殖民统治与战争是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者的罪恶。作者在日本殖民统治严酷推行“皇民化运动”的时期，在为了应付日本殖民当局而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在迁就规定的题材之余，尽可能地去保持这种艺术自主性和作為一个台湾人的尊严，是难能可贵的。因此，通过隐喻的功能，使得作者的艺术自主性得以巧妙地存在于其创作中，而文本命名为“玉兰花”的隐喻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二、小说《玉兰花》叙事结构中的隐喻功能
（一）叙述视角的隐喻
《玉兰花》全文采用第一人称“我”展开叙述。“我”作为叙述者，也是故事发生的见证者，而“我”在文中是一个只有7岁的孩子。
“……听到日本人，我的眼睛立刻睁得很大，胸口喘不过气来。平常我们哭泣不止时，祖母或母亲经常对我们说，‘你看，日本人来了’，为的是阻止我们哭，从小被恐吓，我们对日本人因而非常畏惧……想要偷偷瞧可怕的日本人的好奇心，冲击着我小小的胸口……由于期待落空，有点失望。又听得阿兄‘他在哦，他在哦’，我的心脏于是又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不由得抓紧阿兄的衣服，终于要真正看见可怕的日本人之不安的心情，又涌上心头……”[1]
上段文字描写的是小说主人公邻木善兵卫出场的情境，作为叙述者“我”矛盾的心理状态。尽管日本殖民下台湾民众的心里已经没有了真正的精神自由，“日本人”在台湾人，尤其是小孩子的心里，几乎等同于恐怖。文中表现出小孩子对未知的人事物的好奇心在心里不停地纠结矛盾着，这种纠结与矛盾放在小孩子身上，既合情又合理，如果是放在一个大人的身上，那就很难了。第一，它不符合军国主义下战时体制对中日亲善的苛刻要求；第二，把叙述者放在一个只有七岁的小孩子身上，他口中说出的话也符合孩子童言无忌的特点，言成人之不敢言和不便言的话，从客观上来说，比成人多了更大的空间。这种空间成就了作者在文中抒发更多的隐喻的内涵，不得不说，这是作者叙述切入的独到之处。随着情节的推进，“我”对铃木善兵卫的情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小孩子的视角来看，更符合一种人与人之间心灵最本真的善。作者的情感思想也由此得以体现出来：“哪里有丑哪里同样有美，哪里有恶哪里也一定会有善，即使很小很微弱，总还是有的！”[2]这正如当代作家迟子建所言：“作家其实是逃不出自己的小说的，小说总会有自己的情感。他的情感就是他的立场。”所以吕赫若在《玉兰花》中的立场就通过叙述者“我”这样一个7岁的孩子的情感中表现出来了，免去了在当时日本殖民下战时体制扭曲人性的军国主义话语权中潜藏着的人身危机。 （二）叙事情节的隐喻
小说《玉兰花》故事情节的结尾，通过叙述者“我”，表达了作者深切而隐喻的思想情感。如作者写到：
“让我看！阿兄！”“傻瓜！爬上来。”从风吹过玉兰花树叶的沙沙声中，传来阿兄的声音。我如何能再爬上去呢？单是现在的高度，只要风一吹稍微动摇，我就会手脚发抖，只能紧紧抓住树干。“啊！铃木先生回过头来了！”“和他一起谈话的是叔父。”“再见！”我听到堂兄弟们愉快的声音。“让我看！让我看！”我于是抱紧树干，哭了起来。”[1]
铃木善兵卫出场，在美丽的玉兰花树下；走，也将背影留在了玉兰花树下，更留下一个留恋不舍的“我”遥望着铃木善兵卫远去的背影，一如遥望远方的殖民母国，情感却深深寄托在了梦里的祖国，殖民母国不是真正的国，大陆母亲又是如此地遥远不可及，所有的忧伤无奈与苦痛隐藏在了看似波澜不惊的文字里，烙在了“我”的灵魂深处，挥之不去。结合社会背景及其隐喻特性，读者不难理解和触摸到“我”的悲伤和无奈。“在吕赫若的小说里，情节与作者意图往往构成一种互文性，而这种互文性恰恰成为小说文本隐喻机制中的一个环节。”[3]就《玉兰花》文本来看，殖民地弱小被从精神上强迫隔离与祖国血脉的痛楚，就是通过文中一个个鲜活的情节与作者意图的互文性影射出来的，这种互文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隐喻的桥梁与功能的作用。
（三）叙述事件的隐喻
事件是小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说作家的思想精神是一个作品的精气神的话，那么文章的事件就是作品的血肉。作家运用文字符号进行编码，将事件具体化，文本接受者通过物化的事件解读，和叙述者进行对话，与作者进行间接地沟通，达成作者思想意图与接受者的沟通与碰撞。对于虚构文本小说这种文体来说，作者永远不会把自己的思想观点直接陈述出来，而是通过事件的叙述，通过事件中涉及的人物之口间接地表现出来。尤其对于一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创作的小说，作者还必须借助隐喻、象征、意指、错位等手法才可能把不便说、不能说、说不了的思想观点或是情感态度婉曲地表达出来。当然，这样的虚构文本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阅读者准确把握叙述者和作者的深层思想内蕴。这时，文本接受者就有必要还要借助隐喻的手法和功能，才能深入到叙述者和作者的心灵深处，从解读事件入手探出隐喻在背后的深层内涵。
吕赫创作于皇民化运动猖獗的1943年的虚构性作品《玉兰花》则是以回忆的笔触，透过叙述者“我”——一个只有7岁的懵懂小孩的视角，观察着发生在这个家族中点点滴滴的生活琐事。而这些事件也不外乎是围绕叙述者“我”和主角铃木善兵卫之间的情感变化来呈现的小事件。比如铃木善兵卫给我们讲故事的欢快，铃木善兵卫带我去钓鱼的美好，铃木善兵卫得了重病时“我”的担忧以及年轻祖母为他招魂的事件，最后离别的不舍与悲伤等，这些看似是生活琐事，毫不起眼，看不出有什么波澜，也看不到百姓生活的艰难多舛，反倒是一个外来者——日本人铃木善兵卫对生活艺术化的追求，甚或将美融入到了生活当中。如他是个照相师，喜欢照相，胸前总挂一个相机。在当时照相机很稀奇的年代，“我”们家虽然位于僻地，但却在一年间照了这么多相片，还有了10多张全家福；他喜欢讲故事，于是“我”和阿兄们几乎每晚都流连于他的房间不肯离去；他喜欢钓鱼，“我”便死死粘住他，寸步不离，以至于现在“我”所残留的快乐记忆，几乎都是属于与铃木善兵卫亲近以后的事！难怪《玉兰花》会被人解读为“殖民地暧昧美学”，甚至有的学者这样评述：“在日据时期的最后两三年里，即日本殖民统治推行‘皇民化运动’的严峻年代里，吕赫若也写了几篇可以称之为鼓吹日台亲善、或广义‘皇民文学’的小说，即《玉兰花》《邻居》《清秋》《风头水尾》《山川草木》等。”[4]其实，这样的解读只不过仅仅看到其表，而未理解其内在的真实意图罢了！用事件去说话，这样的话是最直接的，这样的话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作者想表达的一切真善美的情感，都蕴含在事件中而无需多言了！
三、吕赫若《玉兰花》隐喻功能的深层意义
吕赫若通过朴素的文本命名及看似平淡的抒写，是想透过不同类型的普通的人、大量平凡的生活琐事，隐喻出一种特殊的内涵来，而这种内涵却是在当时的战时体制下不便直接言说的话语。这样的特殊内涵，需要读者借助更多创作背景和作者创作隐喻的特点，才能更好地来解读。台湾人有自己的祖国，有自己的归属，有自己的生活，当然理应有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之权利，不需要你日本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肆意入侵与践踏而强加给老百姓的生活。不论你日本殖民统治以怎样的幌子强迫台湾人民接受你们的意志，一切都将是枉然，台湾人民想要的生活，其实很简单，就是与山川草木相互依伴的衣食住行中最普通而简单的安宁与平静。日本殖民统治下只有军国主义话语权，老百姓只能被迫被动地继续他们从内心上极其反感和愤怒的日子。但即便如此，吕赫若依然始终坚持内心对美好的向往。在他的意识框架里，一切美的、善的、真的东西，都是值得心怀坦诚地去对待、去热爱、去追的。吕赫若在《玉兰花》中，不仅不是在表现“殖民地暧昧美学”，不是在鼓吹“中日亲善”，而恰恰说明吕赫若当时在“皇民化文学”的时代背景下，抒写真情的举重若轻，驾驭文字的高妙的技巧与智慧。吕赫若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世人：环境可以被践踏，霸权或许能在强迫下野蛮推行，甚至生命也能被日本殖民者随意剥夺，但永远根除不掉的，就是那颗高贵头颅下对真善美的追求的意志！
参考文献：
[1]吕赫若.吕赫若小说全集：台湾第一才子[M].林至洁，译.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5.
[2]张雪梅.试析台湾殖民时期的小说《玉兰花》中的人性之美[J].科学导报，2014（03）.
[3]李诠林.吕赫若小说文本的文化隐喻功能[J].福建師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3）.
[4]朱双一.吕赫若小说创作的中国性[J].台湾研究集刊，1998（01）.
关键词：日据时期 吕赫若 《玉兰花》 隐喻功能
台湾现代文学史阶段（1923 —1949），恰恰是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与国民党统治初期，这一时期的老百姓处于双峰并峙的统治下。两种不同性质的统治，都是黑暗、腐败的，然而，即便是在如此时世多艰的时期，台湾文坛仍涌现出了大批反抗殖民意识的作家，杨守愚、杨逵、赖和、杨华、吴浊流等都是典型代表。吕赫若（1914—1950）就是这个群体中的杰出代表。吕赫若始终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追求台湾重返光明、回归祖国。其小说26篇，创作于日据台湾时期的有22篇，是被迫用日文创作的作品，创作于台湾光复以后的有4篇中文小说。吕赫若的日文小说反映了台湾民众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挣扎和反抗，但吕赫若在创作时，正处在殖民当局所谓的“战时体制”，不仅没有军国主义话语，还要给作品罩上“皇民化”的外衣，因而吕赫若使用了文化隐喻这种写作方法进行创作，因为只有这样的方法，才最适合在严苛的背景下进行“战斗”。通过隐喻，使语言无限地扩展，使现实在这样的语义中得到最大地扩展，进一步使作者的思想感情也得到无限地扩展，从而也使得社会现实的题材得以隐性化。吕赫若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法，才使得在“皇民化”运动最猖獗的1942年至1943年，他反而能刻画出在殖民统治和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诸多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能够将对殖民的强烈反抗隐喻在冷静客观的叙事中。如此看来，吕赫若无愧于“台湾第一大才子”的赞誉。
一、小说《玉兰花》文本命名的隐喻功能
小说文本的命名几乎都烙下了作者独特的思想内涵和深刻意蕴。小说文本的命名在其所指和能指之间是有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会在叙述者与读者之间造成了一定的模糊性、多义性、指代性与暗示性，而这样的模糊和暗示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着接受者准确把握作者的真实意图。所指的符号往往呈现出单纯、明晰的表层含义，而能指则需要作者在创作中借助一定的手法，比如隐喻，来架起一座桥梁，使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尽可能地去拉近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多元性、潜隐性、内指性。因此，深入挖掘文本命名这类特殊的符号在小说文本叙事中的隐喻功能，有助于读者从多角度、多侧面阐释小说文本的主题内涵、形象意义及审美技巧。只有这样，作为客体的接受者才能深层次体味小说文本跌宕起伏的叙事过程中蕴含着作者怎样的立场态度与思想感情，从而拉近作者、叙述者与接受者相互之间的审美距离，进一步更加精准地去把握文本的深刻意蕴。
吕赫若创作于1943年的《玉兰花》，是在殖民统治下被迫用日文完成的一篇小说。小说主人公铃木善兵卫是一位随“我”的叔父从日本来台湾并客居在“我”家的一个照相师，是来自日本下层的具有温柔善良品性的知识青年，而并非日本统治阶层，小说刻画了台湾农村儿童们与铃木善兵卫的纯真情谊。在台湾，玉兰花又叫白兰花，即大陆的缅桂花，是木兰科的落叶灌木，花香浓郁，花色洁白，一尘不染，寓意“洁白无瑕”，是小乘佛教六花之一，隐喻着纯洁、无等级观念的中日人民的民间友情。两国人民是友好的，殖民统治与战争是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者的罪恶。作者在日本殖民统治严酷推行“皇民化运动”的时期，在为了应付日本殖民当局而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在迁就规定的题材之余，尽可能地去保持这种艺术自主性和作為一个台湾人的尊严，是难能可贵的。因此，通过隐喻的功能，使得作者的艺术自主性得以巧妙地存在于其创作中，而文本命名为“玉兰花”的隐喻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二、小说《玉兰花》叙事结构中的隐喻功能
（一）叙述视角的隐喻
《玉兰花》全文采用第一人称“我”展开叙述。“我”作为叙述者，也是故事发生的见证者，而“我”在文中是一个只有7岁的孩子。
“……听到日本人，我的眼睛立刻睁得很大，胸口喘不过气来。平常我们哭泣不止时，祖母或母亲经常对我们说，‘你看，日本人来了’，为的是阻止我们哭，从小被恐吓，我们对日本人因而非常畏惧……想要偷偷瞧可怕的日本人的好奇心，冲击着我小小的胸口……由于期待落空，有点失望。又听得阿兄‘他在哦，他在哦’，我的心脏于是又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不由得抓紧阿兄的衣服，终于要真正看见可怕的日本人之不安的心情，又涌上心头……”[1]
上段文字描写的是小说主人公邻木善兵卫出场的情境，作为叙述者“我”矛盾的心理状态。尽管日本殖民下台湾民众的心里已经没有了真正的精神自由，“日本人”在台湾人，尤其是小孩子的心里，几乎等同于恐怖。文中表现出小孩子对未知的人事物的好奇心在心里不停地纠结矛盾着，这种纠结与矛盾放在小孩子身上，既合情又合理，如果是放在一个大人的身上，那就很难了。第一，它不符合军国主义下战时体制对中日亲善的苛刻要求；第二，把叙述者放在一个只有七岁的小孩子身上，他口中说出的话也符合孩子童言无忌的特点，言成人之不敢言和不便言的话，从客观上来说，比成人多了更大的空间。这种空间成就了作者在文中抒发更多的隐喻的内涵，不得不说，这是作者叙述切入的独到之处。随着情节的推进，“我”对铃木善兵卫的情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小孩子的视角来看，更符合一种人与人之间心灵最本真的善。作者的情感思想也由此得以体现出来：“哪里有丑哪里同样有美，哪里有恶哪里也一定会有善，即使很小很微弱，总还是有的！”[2]这正如当代作家迟子建所言：“作家其实是逃不出自己的小说的，小说总会有自己的情感。他的情感就是他的立场。”所以吕赫若在《玉兰花》中的立场就通过叙述者“我”这样一个7岁的孩子的情感中表现出来了，免去了在当时日本殖民下战时体制扭曲人性的军国主义话语权中潜藏着的人身危机。 （二）叙事情节的隐喻
小说《玉兰花》故事情节的结尾，通过叙述者“我”，表达了作者深切而隐喻的思想情感。如作者写到：
“让我看！阿兄！”“傻瓜！爬上来。”从风吹过玉兰花树叶的沙沙声中，传来阿兄的声音。我如何能再爬上去呢？单是现在的高度，只要风一吹稍微动摇，我就会手脚发抖，只能紧紧抓住树干。“啊！铃木先生回过头来了！”“和他一起谈话的是叔父。”“再见！”我听到堂兄弟们愉快的声音。“让我看！让我看！”我于是抱紧树干，哭了起来。”[1]
铃木善兵卫出场，在美丽的玉兰花树下；走，也将背影留在了玉兰花树下，更留下一个留恋不舍的“我”遥望着铃木善兵卫远去的背影，一如遥望远方的殖民母国，情感却深深寄托在了梦里的祖国，殖民母国不是真正的国，大陆母亲又是如此地遥远不可及，所有的忧伤无奈与苦痛隐藏在了看似波澜不惊的文字里，烙在了“我”的灵魂深处，挥之不去。结合社会背景及其隐喻特性，读者不难理解和触摸到“我”的悲伤和无奈。“在吕赫若的小说里，情节与作者意图往往构成一种互文性，而这种互文性恰恰成为小说文本隐喻机制中的一个环节。”[3]就《玉兰花》文本来看，殖民地弱小被从精神上强迫隔离与祖国血脉的痛楚，就是通过文中一个个鲜活的情节与作者意图的互文性影射出来的，这种互文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隐喻的桥梁与功能的作用。
（三）叙述事件的隐喻
事件是小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说作家的思想精神是一个作品的精气神的话，那么文章的事件就是作品的血肉。作家运用文字符号进行编码，将事件具体化，文本接受者通过物化的事件解读，和叙述者进行对话，与作者进行间接地沟通，达成作者思想意图与接受者的沟通与碰撞。对于虚构文本小说这种文体来说，作者永远不会把自己的思想观点直接陈述出来，而是通过事件的叙述，通过事件中涉及的人物之口间接地表现出来。尤其对于一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创作的小说，作者还必须借助隐喻、象征、意指、错位等手法才可能把不便说、不能说、说不了的思想观点或是情感态度婉曲地表达出来。当然，这样的虚构文本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阅读者准确把握叙述者和作者的深层思想内蕴。这时，文本接受者就有必要还要借助隐喻的手法和功能，才能深入到叙述者和作者的心灵深处，从解读事件入手探出隐喻在背后的深层内涵。
吕赫创作于皇民化运动猖獗的1943年的虚构性作品《玉兰花》则是以回忆的笔触，透过叙述者“我”——一个只有7岁的懵懂小孩的视角，观察着发生在这个家族中点点滴滴的生活琐事。而这些事件也不外乎是围绕叙述者“我”和主角铃木善兵卫之间的情感变化来呈现的小事件。比如铃木善兵卫给我们讲故事的欢快，铃木善兵卫带我去钓鱼的美好，铃木善兵卫得了重病时“我”的担忧以及年轻祖母为他招魂的事件，最后离别的不舍与悲伤等，这些看似是生活琐事，毫不起眼，看不出有什么波澜，也看不到百姓生活的艰难多舛，反倒是一个外来者——日本人铃木善兵卫对生活艺术化的追求，甚或将美融入到了生活当中。如他是个照相师，喜欢照相，胸前总挂一个相机。在当时照相机很稀奇的年代，“我”们家虽然位于僻地，但却在一年间照了这么多相片，还有了10多张全家福；他喜欢讲故事，于是“我”和阿兄们几乎每晚都流连于他的房间不肯离去；他喜欢钓鱼，“我”便死死粘住他，寸步不离，以至于现在“我”所残留的快乐记忆，几乎都是属于与铃木善兵卫亲近以后的事！难怪《玉兰花》会被人解读为“殖民地暧昧美学”，甚至有的学者这样评述：“在日据时期的最后两三年里，即日本殖民统治推行‘皇民化运动’的严峻年代里，吕赫若也写了几篇可以称之为鼓吹日台亲善、或广义‘皇民文学’的小说，即《玉兰花》《邻居》《清秋》《风头水尾》《山川草木》等。”[4]其实，这样的解读只不过仅仅看到其表，而未理解其内在的真实意图罢了！用事件去说话，这样的话是最直接的，这样的话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作者想表达的一切真善美的情感，都蕴含在事件中而无需多言了！
三、吕赫若《玉兰花》隐喻功能的深层意义
吕赫若通过朴素的文本命名及看似平淡的抒写，是想透过不同类型的普通的人、大量平凡的生活琐事，隐喻出一种特殊的内涵来，而这种内涵却是在当时的战时体制下不便直接言说的话语。这样的特殊内涵，需要读者借助更多创作背景和作者创作隐喻的特点，才能更好地来解读。台湾人有自己的祖国，有自己的归属，有自己的生活，当然理应有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之权利，不需要你日本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肆意入侵与践踏而强加给老百姓的生活。不论你日本殖民统治以怎样的幌子强迫台湾人民接受你们的意志，一切都将是枉然，台湾人民想要的生活，其实很简单，就是与山川草木相互依伴的衣食住行中最普通而简单的安宁与平静。日本殖民统治下只有军国主义话语权，老百姓只能被迫被动地继续他们从内心上极其反感和愤怒的日子。但即便如此，吕赫若依然始终坚持内心对美好的向往。在他的意识框架里，一切美的、善的、真的东西，都是值得心怀坦诚地去对待、去热爱、去追的。吕赫若在《玉兰花》中，不仅不是在表现“殖民地暧昧美学”，不是在鼓吹“中日亲善”，而恰恰说明吕赫若当时在“皇民化文学”的时代背景下，抒写真情的举重若轻，驾驭文字的高妙的技巧与智慧。吕赫若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世人：环境可以被践踏，霸权或许能在强迫下野蛮推行，甚至生命也能被日本殖民者随意剥夺，但永远根除不掉的，就是那颗高贵头颅下对真善美的追求的意志！
参考文献：
[1]吕赫若.吕赫若小说全集：台湾第一才子[M].林至洁，译.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5.
[2]张雪梅.试析台湾殖民时期的小说《玉兰花》中的人性之美[J].科学导报，2014（03）.
[3]李诠林.吕赫若小说文本的文化隐喻功能[J].福建師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3）.
[4]朱双一.吕赫若小说创作的中国性[J].台湾研究集刊，199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