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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线索最多，证据最充分，最重要的是时间最快，效果最显著的案件”，就来自微博爆料
3天，63个小时，这被称为微博反腐“秒杀式”经典案例，速度之快，令围观者振奋。“这”指的是正厅级干部雷政富的落马。
11月23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公告称：经重庆市纪委调查核实，近日互联网流传有关不雅视频中的男性确定为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重庆市委研究决定，免去雷政富同志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
至此，这起因微博而广受关注的“雷12秒”事件，在微博划上了句号。
十八大后，微博反腐提速，差不多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中枪”，纪检部门介入后，多有查实。这场非官方反腐风潮究竟能刮多久、刮多大，人们心中有着期许。
正如12月12日召开的“2012新浪政务微博交流会”上，人民舆情中心秘书长祝华新在现场提出的：“微博反腐显威力，今年是共青团微博元年，明年希望成纪检微博元年。”
开始，与反腐无关
看上去，这更像是一场蒙着眼的击鼓传花。
微博上，英雄不问出处，只设一个发言的话筒，愿意说的尽管开腔，把花传出去，接下来，会有哪些人接传，会传到哪里去，谁也不清楚。直到鼓槌落下的那刻，一切才真相大白。
一条微博，成千上万个关注，无数次转发，就构成了微博反腐的几大关键要素，在聚集的关注和人气中，普通人的话筒被无限放大。
倒在雷政富之前的，还有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深圳“猥亵女童”局长林嘉祥，聊城“艳照门”人大代表周杰忠，徐州“一夫二妻”区委书记董锋，陕西“表哥”局长杨达才等。
“其实我挺同情杨达才的。我做反腐已经一年多了，我有一个数据库，里面有几百位官员的腐败材料，无论从官职还是受贿程度而言，杨达才连个蚂蚁都不是，甚至也不是倒霉蛋，他只是被选择性攻击了。”微博名为“花总丢了金箍棒”的网友是位民间鉴表专家，作为微博反腐领域最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之一，在“表哥”杨达才的事件中，他被视为关键性人物。
这件事的起因，与反腐无关，而关乎民意。杨达才“被选择”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有一个“由头”。“处理伤亡事故面带微笑激发了网友的愤怒，如果不是这个前提，事情不会发展得那么深、那么快。”花总说，“我曾公布过90多位官员的腐败材料，任何一个都远远超过杨达才，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就没有有效的结果。”
偶然也好，必然也罢，杨达才事件，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它让人们看到了微博的强大，也对微博反腐产生了新的期待。
最近一次参与鉴表，是在兰州市长袁占亭成为新晋“表哥”后。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现任兰州市市长袁占亭曾佩戴多块名表。12月5日，甘肃省纪委相关人士称“已在核实相关情况”。12月8日，甘肃纪委回应网友，袁占亭的3块表均为本人购买，价格最高的一块市场价25100元。
对此，花总马上给出反应——贴出了袁占亭的第4张戴表照，并质询纪委，希望对方能公布完整的调查报告。“这是一场学习，政府应该学会尊重和倾听民众的意见，民众应该学会提出建设性的、理性的意见。”花总强调说。
提速！
十八大后，中央新领导层就反腐倡廉工作予以措辞严厉的表态，从座谈商议治贪之路，到制规整顿领导干部作风，“反腐”被媒体解读为新领导层工作开局的“突破口”。
而自高层掀起的这股反腐风并不是只有“声音”，近期，在备受社会关注的几起官员涉嫌违法乱纪事件中，多地政府亦出“快刀”整肃违纪违法官员。
《十八大后七名高官涉违纪落马》、《十八大后首位副省级官员落马》、《十八大后多地10余名官员落马 网络反腐作用凸显》……小周有每天早上浏览手机报的习惯，“翻开近期的头条，反腐是最热的话题，每天变的只是落马官员的数字，速度之快令人震惊”。
12月13日一早，小周登录微博，看到自己前一天“转发求证”的几条微博又被更多人转发了，这几条微博内容涉及官员艳照、包养情妇、收受回扣。“既没有被删帖，也没有被封号。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小周说。
微博上，千千万万的“小周”组成了“公民记者”队伍，未来，由网民参与的网络反腐热潮或许会改变中国的反腐格局。
这种形式上的放开，也为微博反腐的提速提供了有利条件。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处长赵安金介绍，在接收到微博举报信息后，“第一步，我们做文字舆情报告，提交给检察长；第二步，检察长批示，转给反贪局等具体的职能部门；第三步，具体职能部门展开调查。”
赵安金介绍说，常规反腐渠道一般是纪检部门先行调查，掌握线索并取证后交由检察院，“是自上而下的调查，相比之下效率不高。”而微博反腐可在接到线索后由检察院直接介入调查。
“事件一旦扩大，信息源就会迅速增多。”广东省中山市纪委一位工作人员说，“一些线索最先可能是由小号发出的，但经过上千次转发，尤其是受到众多网友和有影响力的‘大V’们的关注，就会有更多人看到，进而通过‘私信’或‘@’的方式向我们的官方微博提供线索。”
因此到目前为止，被该工作人员评价为“线索最多，证据最充分，最重要的是时间最快，效果最显著的案件”，就来自微博爆料，“这都要归功于微博平台。它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成为检举者和推动者。”
“提速主要是通过线索的提供与制度的回应和对接：民间重视它，而政府也高度重视它，那么在这两个重视之下，速度就会惊人的提高。”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锡锌说。
两重天
如今，微博反腐已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监督力量，微博反腐成员有的以行业或地域命名，如“地产反腐”、“医药反腐”、“河南反腐”、“福州反腐反贪”等；有的以反腐组织的形式命名，如“反腐三剑客”、“反腐工作室”、“反腐联盟”等。据资料显示，截至目前，仅在新浪微博上开通的以“反腐”为名或主题的微博就已超过800个。 微博如同无处不在的眼睛，促进了官员的行为规范，从传统手段反腐到网络反腐，标志着反腐技术手段的与时俱进。在群众为自己的力量空前壮大而欢呼雀跃之时，很多干部却很不适应，甚至对微博产生恐惧。
党政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对网络的关注越来越高，去年《人民论坛》以“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为主题进行了深度报道，剖析很多官员对网络不同程度存在的“恐惧”心理。
70%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排在前两位的是，60%的受调查者表示“担心工作疏漏等不良现象被曝光，影响前途”；28%的受调查者表示“担心私人信息被曝光，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
“现在的微博和过去的新闻网页是不好比的，那时候可以控制。一些领导觉得有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信息，会找关系处理掉。现在可不行了，发言权在老百姓那里，你删掉一个，别人可能又发出来了，按下葫芦起了瓢。”江苏省某县级市宣传部负责人对记者说。
那些拥有特殊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的部门官员，由于害怕上级和公众知道自己的事情，因此厌恶网络，恨不得所有新闻媒体都消失才好。这使得有人开始担忧，微博反腐会不会打草惊蛇。有玩笑称，微博反腐以来，很多官员改掉了戴表、系腰带的习惯。“现在很多官员在公开场合很注重抽烟的牌子，穿着打扮的牌子，怕一不小心就被‘人肉’，搜出麻烦来。”很多官员甚至禁止家人亲属开微博，讲究“时时低调，绝不露财”。
还有一些，则是“知识不足”型的网络恐惧症。一些不接受新鲜事物的官员，由于自己不会上网，因而本能抵触互联网。他们之所以不喜欢网络，是因为感受到了网络带来的压力，使之对网络产生内在的恐惧感。
“微博反腐已经形成规模，形成阵营，成为一股浪潮，将官方和民众都裹挟其中。”政务微博研究者张振良指出。
低成本
12月12日，北京，雪。南二环陶然亭桥北侧的地下通道里，照例睡着七八个人。破被褥、一沓材料，就是这些人的全部家当。
地下通道往东50米，是国家信访局接待处。每天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上访者涌向这里。地下通道，是很多上访者在北京的栖息之处，通道口，代写“状子”的小摊排了一溜。
上访的人中，有的是第一次来，有的来过多次，还有的是年年来。
“老百姓想要揭露腐败，往往需要长期上访，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且找不到相对应的负责部门。”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说，“微博的特性使消息一经发出就很容易引发关注，形成轰动效应和舆论攻势，促使事情得以又快又好地解决。”而人力、物力的近乎“零成本”，促使很多爆料者放弃传统渠道，转向微博舞台。
许多时候爆料者担心，如果我把这些信息提交给这些部门，是不是会石沉大海，甚至会出现所谓官官相护的情形。原有的大门，被人为的关上了，很多时候只能求助于其他的，而这个时候微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微博反腐最重要的机制其实就是公开，而且这种公开是不可逆的。（摘自中央电视台《新闻1+1》）
很多学者认为，微博反腐的红火从侧面反映了常规反腐渠道的不畅，维权无望。通过常规渠道反腐，“检举资料往往落入被举报人手中，还没有办成事，先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原来是公务员，递交反腐资料都经历了很多曲折，到各个部门去跑，现在也没有结果，更何况一般老百姓了。”自首式举报者周文彬认为。
在爆料者看来，金钱和时间的成本是有形的，而人身安全和精神压力的成本难以计算。近期受关注度极高的双城市女记者王德春，选择以微博形式“实名举报市人大代表孙德江”，在某种程度上既解决了问题，又在众多网友的关注下保护了自己。
腾讯微博事业部副总经理李方向透露，作为微博运营平台，腾讯也会受到来自企业和政府的压力，“但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规，我们都会顶住压力，公开信息。”
多条路
去年10月13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召开“积极运用微博服务社会经验交流会”，决定从正面放大微博的积极影响。微博反腐正倒逼中国反腐机制创新。
我们看到，微博的反腐作用已经越来越重要，但是微博反腐在最后关键步骤，还是要通过正规反腐程序的启动，才能真正取得成果。“微博反腐的独家性是不被倡导的，应该广开言路。”李方向表示。
有学者提出，中国的反腐任务不应该依靠“运动式反腐”来实现，微博反腐应与制度反腐协同发力，微博反腐只是多了一条途径，制度反腐仍需要发挥主力作用，包括规范公权力运作程序，以预防腐败。所以，在鼓励微博反腐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真正地激活我们已经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反腐途径。
政务微博研究者张振良指出“形式的变化并非根本性的改善，真正的问题在于纪检部门如何对待举报线索，如何落实处理，能把已知的问题和线索调查解决好。”
微博反腐的参与性、社会性、公开性，能有效补充党和国家机关内部自我监督的不足，但是如何适应、研究并用好微博监督这支“尖兵”，并使其最终形成一股重要有效的反腐力量，已成为摆在中国纪检监察部门面前的一道现实课题。
十八大之后中央高层打出的反腐“组合拳”，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开局，也收获了不错的口碑。但反腐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要想解决这个“疑难杂症”，必须注重制度和组织创新，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顶层设计，建立长效机制，落实相关制度。“我最不希望也最怕看到的是，在微博反腐领域，迫于网友人海围观的压力，一些事情能迅速解决，而传统正规途径的解决效率和比例却几乎被忽视。”小周说。
花总认为，官员财产不公开，是网民不信任情绪的根源之一。“如果不能推动官员财产公开，信任危机只会扩大，如果没有制度反腐，微博反腐也将变得毫无意义。”他说，“我认为最大的亮点是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官员公开信息，虽然这是一个拉锯的过程，但官方在多次拒绝后总要顾及民意，尊重民众的要求。”
微博只是工具。在微博技术诞生前，人类与腐败已斗争了几千年，积累下丰富的经验，在今天，我们都明白，只有把权力放在笼子里，让阳光真正照进来，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而微博的力量恰恰就体现在这里，它是一扇更透明的窗，将过去看不到的那些角落，完全曝光在众人面前。
花总曾宣布“不鉴表”，但私下，他仍有收集和鉴定官员戴表照的习惯。他的电脑硬盘里，存了一万多张戴表照，涉及1000多名官员。
花总说，他的表库如果全部曝光，将会引发一场地震，影响一大批官员的前程，但“现在还不是时机”。
责任编辑 谷胜男
3天，63个小时，这被称为微博反腐“秒杀式”经典案例，速度之快，令围观者振奋。“这”指的是正厅级干部雷政富的落马。
11月23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公告称：经重庆市纪委调查核实，近日互联网流传有关不雅视频中的男性确定为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重庆市委研究决定，免去雷政富同志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
至此，这起因微博而广受关注的“雷12秒”事件，在微博划上了句号。
十八大后，微博反腐提速，差不多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中枪”，纪检部门介入后，多有查实。这场非官方反腐风潮究竟能刮多久、刮多大，人们心中有着期许。
正如12月12日召开的“2012新浪政务微博交流会”上，人民舆情中心秘书长祝华新在现场提出的：“微博反腐显威力，今年是共青团微博元年，明年希望成纪检微博元年。”
开始，与反腐无关
看上去，这更像是一场蒙着眼的击鼓传花。
微博上，英雄不问出处，只设一个发言的话筒，愿意说的尽管开腔，把花传出去，接下来，会有哪些人接传，会传到哪里去，谁也不清楚。直到鼓槌落下的那刻，一切才真相大白。
一条微博，成千上万个关注，无数次转发，就构成了微博反腐的几大关键要素，在聚集的关注和人气中，普通人的话筒被无限放大。
倒在雷政富之前的，还有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深圳“猥亵女童”局长林嘉祥，聊城“艳照门”人大代表周杰忠，徐州“一夫二妻”区委书记董锋，陕西“表哥”局长杨达才等。
“其实我挺同情杨达才的。我做反腐已经一年多了，我有一个数据库，里面有几百位官员的腐败材料，无论从官职还是受贿程度而言，杨达才连个蚂蚁都不是，甚至也不是倒霉蛋，他只是被选择性攻击了。”微博名为“花总丢了金箍棒”的网友是位民间鉴表专家，作为微博反腐领域最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之一，在“表哥”杨达才的事件中，他被视为关键性人物。
这件事的起因，与反腐无关，而关乎民意。杨达才“被选择”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有一个“由头”。“处理伤亡事故面带微笑激发了网友的愤怒，如果不是这个前提，事情不会发展得那么深、那么快。”花总说，“我曾公布过90多位官员的腐败材料，任何一个都远远超过杨达才，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就没有有效的结果。”
偶然也好，必然也罢，杨达才事件，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它让人们看到了微博的强大，也对微博反腐产生了新的期待。
最近一次参与鉴表，是在兰州市长袁占亭成为新晋“表哥”后。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现任兰州市市长袁占亭曾佩戴多块名表。12月5日，甘肃省纪委相关人士称“已在核实相关情况”。12月8日，甘肃纪委回应网友，袁占亭的3块表均为本人购买，价格最高的一块市场价25100元。
对此，花总马上给出反应——贴出了袁占亭的第4张戴表照，并质询纪委，希望对方能公布完整的调查报告。“这是一场学习，政府应该学会尊重和倾听民众的意见，民众应该学会提出建设性的、理性的意见。”花总强调说。
提速！
十八大后，中央新领导层就反腐倡廉工作予以措辞严厉的表态，从座谈商议治贪之路，到制规整顿领导干部作风，“反腐”被媒体解读为新领导层工作开局的“突破口”。
而自高层掀起的这股反腐风并不是只有“声音”，近期，在备受社会关注的几起官员涉嫌违法乱纪事件中，多地政府亦出“快刀”整肃违纪违法官员。
《十八大后七名高官涉违纪落马》、《十八大后首位副省级官员落马》、《十八大后多地10余名官员落马 网络反腐作用凸显》……小周有每天早上浏览手机报的习惯，“翻开近期的头条，反腐是最热的话题，每天变的只是落马官员的数字，速度之快令人震惊”。
12月13日一早，小周登录微博，看到自己前一天“转发求证”的几条微博又被更多人转发了，这几条微博内容涉及官员艳照、包养情妇、收受回扣。“既没有被删帖，也没有被封号。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小周说。
微博上，千千万万的“小周”组成了“公民记者”队伍，未来，由网民参与的网络反腐热潮或许会改变中国的反腐格局。
这种形式上的放开，也为微博反腐的提速提供了有利条件。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处长赵安金介绍，在接收到微博举报信息后，“第一步，我们做文字舆情报告，提交给检察长；第二步，检察长批示，转给反贪局等具体的职能部门；第三步，具体职能部门展开调查。”
赵安金介绍说，常规反腐渠道一般是纪检部门先行调查，掌握线索并取证后交由检察院，“是自上而下的调查，相比之下效率不高。”而微博反腐可在接到线索后由检察院直接介入调查。
“事件一旦扩大，信息源就会迅速增多。”广东省中山市纪委一位工作人员说，“一些线索最先可能是由小号发出的，但经过上千次转发，尤其是受到众多网友和有影响力的‘大V’们的关注，就会有更多人看到，进而通过‘私信’或‘@’的方式向我们的官方微博提供线索。”
因此到目前为止，被该工作人员评价为“线索最多，证据最充分，最重要的是时间最快，效果最显著的案件”，就来自微博爆料，“这都要归功于微博平台。它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成为检举者和推动者。”
“提速主要是通过线索的提供与制度的回应和对接：民间重视它，而政府也高度重视它，那么在这两个重视之下，速度就会惊人的提高。”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锡锌说。
两重天
如今，微博反腐已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监督力量，微博反腐成员有的以行业或地域命名，如“地产反腐”、“医药反腐”、“河南反腐”、“福州反腐反贪”等；有的以反腐组织的形式命名，如“反腐三剑客”、“反腐工作室”、“反腐联盟”等。据资料显示，截至目前，仅在新浪微博上开通的以“反腐”为名或主题的微博就已超过800个。 微博如同无处不在的眼睛，促进了官员的行为规范，从传统手段反腐到网络反腐，标志着反腐技术手段的与时俱进。在群众为自己的力量空前壮大而欢呼雀跃之时，很多干部却很不适应，甚至对微博产生恐惧。
党政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对网络的关注越来越高，去年《人民论坛》以“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为主题进行了深度报道，剖析很多官员对网络不同程度存在的“恐惧”心理。
70%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排在前两位的是，60%的受调查者表示“担心工作疏漏等不良现象被曝光，影响前途”；28%的受调查者表示“担心私人信息被曝光，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
“现在的微博和过去的新闻网页是不好比的，那时候可以控制。一些领导觉得有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信息，会找关系处理掉。现在可不行了，发言权在老百姓那里，你删掉一个，别人可能又发出来了，按下葫芦起了瓢。”江苏省某县级市宣传部负责人对记者说。
那些拥有特殊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的部门官员，由于害怕上级和公众知道自己的事情，因此厌恶网络，恨不得所有新闻媒体都消失才好。这使得有人开始担忧，微博反腐会不会打草惊蛇。有玩笑称，微博反腐以来，很多官员改掉了戴表、系腰带的习惯。“现在很多官员在公开场合很注重抽烟的牌子，穿着打扮的牌子，怕一不小心就被‘人肉’，搜出麻烦来。”很多官员甚至禁止家人亲属开微博，讲究“时时低调，绝不露财”。
还有一些，则是“知识不足”型的网络恐惧症。一些不接受新鲜事物的官员，由于自己不会上网，因而本能抵触互联网。他们之所以不喜欢网络，是因为感受到了网络带来的压力，使之对网络产生内在的恐惧感。
“微博反腐已经形成规模，形成阵营，成为一股浪潮，将官方和民众都裹挟其中。”政务微博研究者张振良指出。
低成本
12月12日，北京，雪。南二环陶然亭桥北侧的地下通道里，照例睡着七八个人。破被褥、一沓材料，就是这些人的全部家当。
地下通道往东50米，是国家信访局接待处。每天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上访者涌向这里。地下通道，是很多上访者在北京的栖息之处，通道口，代写“状子”的小摊排了一溜。
上访的人中，有的是第一次来，有的来过多次，还有的是年年来。
“老百姓想要揭露腐败，往往需要长期上访，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且找不到相对应的负责部门。”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说，“微博的特性使消息一经发出就很容易引发关注，形成轰动效应和舆论攻势，促使事情得以又快又好地解决。”而人力、物力的近乎“零成本”，促使很多爆料者放弃传统渠道，转向微博舞台。
许多时候爆料者担心，如果我把这些信息提交给这些部门，是不是会石沉大海，甚至会出现所谓官官相护的情形。原有的大门，被人为的关上了，很多时候只能求助于其他的，而这个时候微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微博反腐最重要的机制其实就是公开，而且这种公开是不可逆的。（摘自中央电视台《新闻1+1》）
很多学者认为，微博反腐的红火从侧面反映了常规反腐渠道的不畅，维权无望。通过常规渠道反腐，“检举资料往往落入被举报人手中，还没有办成事，先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原来是公务员，递交反腐资料都经历了很多曲折，到各个部门去跑，现在也没有结果，更何况一般老百姓了。”自首式举报者周文彬认为。
在爆料者看来，金钱和时间的成本是有形的，而人身安全和精神压力的成本难以计算。近期受关注度极高的双城市女记者王德春，选择以微博形式“实名举报市人大代表孙德江”，在某种程度上既解决了问题，又在众多网友的关注下保护了自己。
腾讯微博事业部副总经理李方向透露，作为微博运营平台，腾讯也会受到来自企业和政府的压力，“但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规，我们都会顶住压力，公开信息。”
多条路
去年10月13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召开“积极运用微博服务社会经验交流会”，决定从正面放大微博的积极影响。微博反腐正倒逼中国反腐机制创新。
我们看到，微博的反腐作用已经越来越重要，但是微博反腐在最后关键步骤，还是要通过正规反腐程序的启动，才能真正取得成果。“微博反腐的独家性是不被倡导的，应该广开言路。”李方向表示。
有学者提出，中国的反腐任务不应该依靠“运动式反腐”来实现，微博反腐应与制度反腐协同发力，微博反腐只是多了一条途径，制度反腐仍需要发挥主力作用，包括规范公权力运作程序，以预防腐败。所以，在鼓励微博反腐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真正地激活我们已经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反腐途径。
政务微博研究者张振良指出“形式的变化并非根本性的改善，真正的问题在于纪检部门如何对待举报线索，如何落实处理，能把已知的问题和线索调查解决好。”
微博反腐的参与性、社会性、公开性，能有效补充党和国家机关内部自我监督的不足，但是如何适应、研究并用好微博监督这支“尖兵”，并使其最终形成一股重要有效的反腐力量，已成为摆在中国纪检监察部门面前的一道现实课题。
十八大之后中央高层打出的反腐“组合拳”，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开局，也收获了不错的口碑。但反腐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要想解决这个“疑难杂症”，必须注重制度和组织创新，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顶层设计，建立长效机制，落实相关制度。“我最不希望也最怕看到的是，在微博反腐领域，迫于网友人海围观的压力，一些事情能迅速解决，而传统正规途径的解决效率和比例却几乎被忽视。”小周说。
花总认为，官员财产不公开，是网民不信任情绪的根源之一。“如果不能推动官员财产公开，信任危机只会扩大，如果没有制度反腐，微博反腐也将变得毫无意义。”他说，“我认为最大的亮点是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官员公开信息，虽然这是一个拉锯的过程，但官方在多次拒绝后总要顾及民意，尊重民众的要求。”
微博只是工具。在微博技术诞生前，人类与腐败已斗争了几千年，积累下丰富的经验，在今天，我们都明白，只有把权力放在笼子里，让阳光真正照进来，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而微博的力量恰恰就体现在这里，它是一扇更透明的窗，将过去看不到的那些角落，完全曝光在众人面前。
花总曾宣布“不鉴表”，但私下，他仍有收集和鉴定官员戴表照的习惯。他的电脑硬盘里，存了一万多张戴表照，涉及1000多名官员。
花总说，他的表库如果全部曝光，将会引发一场地震，影响一大批官员的前程，但“现在还不是时机”。
责任编辑 谷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