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个时代，一面沉浸在思想革命的沐浴与洗礼中，一面在科学技术的激流里开拓勇进。
　　曾有那么一拨人，在孤独的黑夜中坚定求索，在民族苦难的阴霾下负重前行。
　　科技兴国是一条不流血的革命之路，没有硝烟弥漫，也没那么适合被文艺作品刻入银 幕，在拨云见日那天到来之前，充斥它的是黑暗与孤独，质疑和阻挠。筚路蓝缕，李四光一步步走，每一步都精确到“0.85米”，将它留在肌肉记忆里。他对学生说，搞地质要到野外考察，脚步就是测量土地、计算岩石的尺子，因此，“每一步的长度都要相等”。
　　“中国石油之光”李四光的一生，政治革命与科学革命相辅相成，引领大半个世纪文明进步征途的，唯心中的理想之光。

“蔚为国用”

　　1894甲午年，盛夏8月，硝烟弥漫黄海海域。
　　有着“亚洲第一”之称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溃败在耻辱之海中，《马关条约》进一步昭告了国运的殇失，整个东亚格局与秩序被重塑。
　　经此一役，中国知识分子、各个领域具有革故鼎新思想的人们，开始痛定思痛：海战决定胜负，海权就是主导权。然而，彼时朝廷腐败，清军“专守防御”“避战保船”，海权意识薄弱，海军的精神力量从根本上是站不起来的，“纸糊的破屋”，一次次泡在注满血与汗的海水里。
　　但“造船”的理想，已经在一个年仅5岁的湖北少年心里悄然生根。
　　李仲揆，出生于湖北黄州（今黄冈）张家湾，与后来著名的共产党将领林彪的老家仅一路之隔。李四光的父亲是私塾先生，一家人温饱艰难，他常常引以为歉地慨叹：“满腹经纶，又有何用！”
　　14岁那年，湖北开始大量兴建新式的中小学堂，除了教授传统的经书，还新增了许多科学技术知识课程。在“科学”二字的吸引下，李仲揆只身一人去武昌求学。
　　填报名信息时，他把“名字”误看成了“年龄”，便填上了“十四”，反应过来后，却没钱再买一张表格了，于是索性把“十”字加了一撇一捺和一个“子”字，遂成了“李”。但“李四”这个名字太俗气了，这时，李仲揆忽然看到了头顶上的牌匾—“光被四表”，于是随手在“李四”后面又加上了一个“光”字。“四光，四面光明，前途是有希望的。”
　　入学堂还未满两年，“李四光”便凭借第一名的成绩保送到日本公费留学，学习造船机械。
　　身在中国的仁人志士投身反帝爱国运动，而远在东洋的不少革命志士，正在思考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强兵富国。
　　在这样的氛围下，李四光相继结实了宋教仁、马君武等一批民主革命思想家，父亲言传身教的“救国”使命感，也无数次回荡在他心头。
　　1905年，李四光参与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亲口勉励：“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这8个字，后来也成为李四光求学与创新征程上的核心信念。
　　某种程度上，对科学的热望，与对革命的激情是相斥的，一个需要太平宁静的环境，一个需要热血与冲动。但在年仅16岁的李四光身上，它们不仅共存，且互相加强，甚至互为因果。
　　不过，在当时那个少年心中，救国道路还未能与科学紧密联系，理想更接近“军事救国”。1911年冬天，李四光回国后不到一年，辛亥炮响，李四光毅然参加了革命，随后，湖北军政府将年仅22岁的他推举为实业部部长。
　　然而，袁世凯很快上台篡夺了革命果实，李四光眼见实业兴国的蓝图一时间化为泡影，便以“鄂中财政奇绌，办事棘手”为由辞了职。
　　40多年后，李四光在《穿越地平线》一书中的一篇杂文里忆述：“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的统治不存在了，名义上的共和国也建立起来了。但是旧势力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并通过依附它的新兴官僚活动，和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我也和一部分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一样，认为革命要继续下去是肯定的。”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去了日本，李四光愈发感到“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秽气，计算年龄还不太大，不如读书十年”。他看见“科学报国”的时机尚不成熟，真正的革命，或不在一兵一卒。正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同年夏天，李四光第二次离开祖国，前往英国伯明翰大学求学。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少留学生在战火与硝烟的夹缝中生存，李四光在学业方向上的志向，也开始悄然发生转变。

1905年，李四光参与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亲口勉励：“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之前从日本回来后，李四光看到，当时的中国连一个像样的铁矿都没有，没有铁，就炼不出钢，就造不出坚船利炮。因此，他决心学习采矿专业。
　　但在采矿专业学习一年后，他又发现，中国的采矿业其实缺乏地质学的指导，就像打仗没有兵法，即便地下有矿，也不知往哪里挖。
　　“光会采矿是不行的。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科学落后。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找矿，将来也不过是给洋人当矿工。”
　　1919年，李四光获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导师包尔敦教授劝他在英国继续深造几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但时逢“五四运动”爆发，祖国的革命热潮深深吸引着李四光。
　　同年秋末，他放弃了高薪工程师一职的邀请，途径欧洲，辗转回国，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请到北京大学当教授。
　　科技报国的种子一直深植在李四光心中，但革命之火亦永不灭，二者并行不悖。

“我对大地构造有些不同看法”

　　1928年盛夏，罗家山，東湖边。
　　一头毛驴，一套中山装，一位骑者，来到山下一片乱坟岗，坐下休息，目眺远望，烟波浩渺，景色宜人。他忍不住拿出地图，顺手绕罗家山画了一个圈，足有8000亩，即成了今天的武汉大学。 　　毛驴上的人，便是39岁的李四光。秉承着某种独属于地质人的浪漫，他一面用租来的直升机低空盘旋察看，一面骑着毛驴带着干粮深入山间勘察地形、地质，终于实现了“在有山有水的地方建一所现代化大学”的夙愿。
　　在李四光眼里，地质学的功用超出想象，美学与科学，尽收其中。
　　早在北大的日子里，为了弄清楚中国煤矿资源的分布情况，除教学外，李四光数年如一日地持续研究一种叫“蜓科”的化石。
　　地质学的重大突破，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蜓科”是李四光自己命名的，这种最初出现于中石炭纪的微体古生物，历来作为划分地质年代的一种重要化石。李四光通过研究化石发现，距今300万年至230万年前的石炭二疊纪时期，中国南北方古地理环境就大不一样，从华北到华南，越往南海洋沉积物越厚。这说明中国的地势自古就是北高南低。
　　提出了假设还远远不够，科学的本质是质疑与求真。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李四光花了十数载走遍我国山川河海，根据对大同盆地、太行山麓及庐山等地的长期考察，最终确认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
　　1926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上第一次对石油地质史的铁律提出了质疑：找油的关键不在于是海相地层还是陆相底层，而在于有没有生油和储油的条件。
　　“我国有大面积的沉降带，这就有良好的土壤条件，一定能找到石油。”
　　但以美国地质学家维理士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中国人研究地质理论问题，摆出一副极其轻视和鄙薄的样子，认为李四光“态度十分傲慢”。自奥地利地质学家苏士以来，西方地质学界对于东亚构造的研究，几乎集中在要么认为这块大陆发育不良，要么语焉不详。
　　李四光却反而愈加坚定，“从一开始地壳运动和地质力学的研究，就不愿意在观点和方法上跟着外国人走”。
　　对地质学的钻研，为今后的矿油勘察推断铺就了基础，但那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事了。
　　在此之前，革命尚未胜利。
　　北伐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教学一度中断。1928 年 1 月，南京政府成立地质研究所，李四光担任所长，同时兼任北大地质系教授。
　　然而，由于战乱，地质研究所不仅物资不到位，地址也不得不多次搬迁，李四光一行人常常扛着“地质研究所”的牌子在上海大马路上跑来跑去，直到1932年迁到南京后鸡鸣寺办公楼建成，才最终安定下来。

　　1929年5月4日，一个笔名为“醉梦人”的读者向上海《生活》周刊投稿，提出“吾国何时可稻产自丰、谷产自足，不忧饥馑？吾国何时可自产水笔、灯罩、自行车、人工车等物什，供国人生存之需？吾国何时可产巨量之钢铁、枪炮、舰船，供给吾国之边防军？吾国何时可行义务之初级教育、兴十万之中级学堂、育百万之高级学子？”等十问。文尾，作者自问自答：“私以为，能实现十之五六者，则国家幸甚，国人幸甚！”

“光会采矿是不行的。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科学落后。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找矿，将来也不过是给洋人当矿工。”

　　整个中国近代史，对科学与革命的求索常常是同时进行的，二者的内在脉络，始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44年8月，桂林沦陷，李四光逃往重庆避难。蒋介石正在重庆，一直很欣赏李四光，遂邀请他加入国民党，并担任中央大学的校长。
　　但李四光一口回绝：自己是搞科学研究的，不会当校长。
　　后来几年，蒋介石多次宴请科技界名流，其右手边总是空着一个席位为李四光而留，李四光一次也没去过。
　　拒绝了蒋介石后，李四光却主动到最得意的学生朱森执教的重庆大学去讲课，并开设了全国第一个石油专业。
　　一次课堂上，李四光拿出一块考察时发现的变形砾石给学生们传看，一边解说：“你说它是石头，其实它是一块麦芽糖，石头弯过来，要有压力，在人们心中会说，石头不会变成麦芽糖的。不！会变，你们亲眼看到这块麦芽糖是变得，不是不变，非变不可。”

辗转归国，行路难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英国伦敦。一个深夜，李四光将一些文章手稿、几本地质书、护照、几件换洗衣服及五英镑的旅行支票郑重地塞进一个小公文箱，然后嘱咐夫人许漱彬把原来买的船票退掉，先搬到剑桥和女儿一起住，等待他的消息。
　　普利茅斯港是一个货运港，从那里乘船去法国，不容易引起注意。
　　彼时，战火刚息，开往远东的船只非常稀少，一旦错过，就至少要再等半年才有机会回国。
　　一年半以前，李四光代表中国地质学会到英国去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会后就留在英国做地质考察工作。
　　次年5月，时任世界维护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的郭沫若写了一封信给李四光，请他早日归国，且为他留出了第一届政协委员里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位置。然而，还没来得及打点安排，身处伦敦的朋友，作家凌淑华就告诉李四光，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正在密令驻英大使郑天锡立即找到李四光，且要求李四光发表公开声明，拒绝新中国提供的职位，否则便将他扣留送往台湾。
　　李四光当即给郑天锡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拒绝发表声明的立场，随即与夫人许漱彬商量后，只身秘密乘火车，绕道前往法国。
　　李四光走后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他，还带来5000美金。许漱彬代表李四光拒绝了。
　　10月，李四光到达瑞士边境城市巴塞尔城后，秘密通知夫人前往会合，夫妻俩终于在法国相见，再共同回国。
　　40年前的秋天，也是从英国回国，路过巴黎时，他在随身携带的一张五线谱稿纸上写了几句小提琴乐谱，共5行19小节。他将自己的英文名（J.S.Lee）写在上面，还在眉端工整地写下三个字：“行路难”。 　　这份乐稿一直保存在好友萧友梅那里，直到李四光去世的20年后，上海音乐学院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陈聆群在萧的遗物中找到它。
　　后人大多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乐曲《行路难》，竟出自石油开拓先驱李四光之手。袁隆平先生也曾深情演奏它：“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这与李四光本人在革命动荡时期远渡重洋求学的境遇恰相吻合。

“我国有大面积的沉降带，这就有良好的土壤条件，一定能找到石油。”

　　第二次回国后的李四光见到的新中国，至少有两处“新”：欣欣向荣与百废待兴。
　　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原本主导全球石油产出的中东地区逐步对外国石油公司采取行动。苏伊士运河的运输要道被沉船切断了，国际石油贸易格局紧张加剧。

　　抗日战争爆发不到一年，境内沿海各港口就相继被日军占领，石油进口通道几近断绝，抗战大后方一度发生严重的油荒，没有石油，军事机器就很难运转。
　　国际国内的现实与教训，都时刻提醒着新中国领导人石油的重要性。共和国建立初期，工业化起步，也亟待“血液”的支持。解放初，全国只有甘肃老君庙、新疆独山子、陕西延长三个小型油田，年产原油仅仅10万吨左右。加上帝国主义纷纷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从外部购买石油十分艰难，各项事业与建设受到了严重桎梏。
　　新中国仍然是个“贫油”大国。
　　实际上，我国是世界上认识石油最早的国家。早在3000年前，《易经》中就发现了“泽中有火”；《汉书》则记载“高奴县有洧水可燃”，记录了石油的性能和产地。宋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正式提出“石油”一词，“生于地中无穷”，且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
　　虽然很早就了解了石油的属性，但受制于社会文化观念与技术局限，直到近代，开发利用基本无从谈起，外国地质学家一致认为中国是一个“贫油国”。
　　早在1914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在陕北地区进行石油地质勘察，钻井7口，耗资白银800余万两，却一无所获。1929年，“九一八”前夕，日本也曾前往我国东北东清铁路—牡丹江一带找油田，2个月后亦无功而返。
　　根据长期以来占据石油界的主流理论“海相生油”论，西方相关领域专家坚定地认为：中国土地大都属于陆相地层，不可能产出良好的石油资源。
　　这时，李四光则从自己多年来的实地调查中剖出一个大胆推测：东北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的地质结构跟中亚的亚细亚平原相似，都是沉降带地质结构。亚细亚平原蕴藏着大量的石油，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也应该蕴藏着大量的石油。

要自强，先破茧

　　1955年1月，寒冬中的东北松辽平原，白天酷热如火焰山，夜晚气温骤降至零下。一支考察队正在进行地质勘探，他们穿越沼泽纵横的黑土，白天测量数据，晚上就核对地图与资料，像在荒野中疾走的猎人。
　　这支队伍的带领者，就是年已66岁的李四光。那时，我国已经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但“工业血液”石油依然十分短缺。一年前，李四光在《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报告里指出，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是最可能含油的。
　　据李四光分析，松辽平原属于沉降带，从2亿3000万年前的中生代以来，这里就长期接受着旁边隆起地倾泻下来的大量有机物质，经过漫长的岁月和地壳的不断下沉，早就形成了封闭性良好的厚厚的沉积层，在这样的条件下，是有机会把原始有机物质转变成石油的。
　　可惜，东北地广人稀，自然气候条件复杂，三年过去，漫长的勘探还是没有取得实质成效。
　　通宵达旦的研究与不舍昼夜的勘察，李四光由于过度劳累患上了肾病，中央决定暂时将他调离，到杭州疗养。
　　可就在李四光出发的前一晚，中央忽然接到石油勘探前线报告。一些勘探队的同志准备把普查队伍拉到外省，但与此同时，另一些队员依然坚持李四光的推断，坚守东北平原。

大名鼎鼎的乐曲《行路难》，竟出自石油开拓先驱李四光之手。袁隆平先生也曾深情演奏它：“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李四光当即推掉了去杭州的计划，回到他的勘探队。这支队伍的长期驻扎，带动了越来越多地方干部青年的加入，广阔的东北大地上形成了我国第一支石油探测尖兵。终于，1959年国庆前夕，石油部和地质部偶然在一口名叫“松基三井”的井口发现了棕褐色油龙，第一口“工业血脉”直冲蓝天，挺起了共和国的油脉脊梁。
　　在那段被石油点燃的激情岁月里，李四光接连受到松辽平原勘察队传来的战报：1958年2月，吉林扶余、前郭旗石油钻井首次发现含油砂岩层；6月，长春附近的公主岭西北场大城子镇钻进发现3米以上砂岩层；9月，黑龙江肇州高台子；2天后，扶余县雅达红构造块……
　　李四光从理論上彻底击碎了“中国贫油论”，并且运用自己的理论预测，精准判断了中国的石油分布，这是一种历史性的预见和突破。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兴国，这条路是走不完的。直到后来发现新中国第一块铀矿石、开创铀矿，再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的能源自信从无到有，5年时间，颠覆了过去5000年的贫瘠与匮乏。
　　数年后，当中东地区硝火频繁的时候，当能源危机的势头与言论屡屡被提起，李四光那句慨叹仍然声声在耳：“作了茧的蚕，是不会看到茧壳以外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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