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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哈金、裘小龙是近年来在西方主流文学界确立一席之地的华人作家，他们的小说都采用极具地域色彩的中国叙事并在叙事中大量呈现中国文化元素作为书写策略并获得成功。相比之下，裘小龙借助西方人所熟悉、热爱的侦探推理小说的文学范式，且融入富有感性的中国语言文化元素，构建了一个糅杂了东西方以及新旧价值观的开放空间，令西方读者获得独特的阅读体验。哈金则以现实主义写实的笔法，呈现给读者一个充满东北地域色彩和年代生活气息的闭合的空间环境，并通过描述这样的空间环境内人物的务实性诉求，拉近了与西方读者心理和时空距离，使他们得以进入小说提供的特定的文化空间并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从而引发读者关注。
关键词：哈金;裘小龙;中国叙事;书写策略
美籍华人作家哈金与裘小龙凭借小说创作分别摘取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第三十二届世界推理小说大奖，确立了在美国主流文学界的地位。他们的作品得到了美国读者的喜爱和评论家的高度赞赏，并在德、法、意、瑞典、挪威、丹麦等国翻译出版，被视为华裔文学在西方成功的典型。文章对比分析两位作家的小说文本，探究他们同为“中国叙事”的写作策略有何异同，以期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当下探究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可能途径
一、极具地域色彩的中国叙事
从身份上看，哈金和裘小龙是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掀起的新一轮移民浪潮中出国定居的新移民，都在中国长大并接受了高等教育，有社会生活阅历后才到美国继续接受教育并定居在美国。与汤亭亭、谭恩美、赵建秀等二、三代华人移民作家的叙事不同，哈金与裘小龙的小说创作大多数都是“亲历”的“中国叙事”，即“叙说中国人在中国发生的故事”。然而，这两位作家又由于各自人生经历、生活背景的不同，创作故事的背景取材以及叙事空间大相径庭。
哈金1956年出生于辽宁， 12岁从农村进城当了2年工人后又当了7年的兵，1977年恢复高考就读了黑龙江大学英语系，1981年到山东大学进行3年硕士研究生学习，1985年29岁时出国留学并移居美国，以教书、写作为生。可以说，哈金在出国之前的时空基本都囿于中国60-80年代初期的东北，结合其小说一贯的取材背景不难看出，文革时期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东北的农村、小城镇、工厂、军营、大学既是他的人生经历，也是他文学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裘小龙生于1953年，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曾就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国前就因诗歌创作和翻译名扬沪上文坛，1988年获福特奖学金出国深造后不久开启了他英文小说创作之路。虽然裘小龙也把故事的地理时空背景放在他生活的故土和历经的年代，但他的成长环境——上海——中国的中心城市之一，在任何一次重大社会变革中都不可避免的卷入其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成为最活跃、最先进经济的代表和象征，所以，他的小说透过上海或称H市所呈现的中国，与哈金的相对封闭的东北小镇截然不同。在裘小龙那里不仅有现代化的摩天大楼、繁华的商业区、豪华的星级宾馆、时尚的国际品牌和最西化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之匹配的名人、达官显贵，还有充满怀旧上海风情的石库门老建筑、拥挤的筒子楼、弄堂口的茶水铺、山东路上的小作坊，以及生活在其间的普通人、三教九流。
我们不妨看看两位作家在小说中充满地域色彩的景观描写：
“天亮前降了霜。.歇马亭的孩子们早上上学的时候开始戴上毡帽和围脖。到了下午，小镇上到处都能听到风箱的喘息声，家家户户都在煮做酸菜用的白菜。有几户人家已经开始腌制朝鲜辣菜，空气中有股大蒜的味道。”——哈金 《池塘》1
“人们坐在石凳上，站在岸边，看着黄浦江中翻滚的暗黄色波浪，唱着京剧选段，和树上鸟笼里鸟儿的叫声混在一起。”——Qiu Xiaolong. Death of A Red Heroine （裘小龙 《红英之死》）2
我们看到两位作家笔下的描写都极具生活气息，哈金的描写具有明显的东北地方色彩，裘小龙的这段景象描写带有鲜明的沪上特色。两位作家笔下的同一个中国呈现出两种截然不的中国形象都极具张力，构成了中国叙事的魅力。同时也不难看到，两位作家大都把中国叙事背景放在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和经历过的年代，由于作家的生活环境和经历不同，裘小龙的作品取材于一个观念变化、文化冲突、社会两极分化的开放空间，更像是一个承载各种矛盾的场所。他的侦探小说通常设置在杂糅的背景下，主人公往往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或受害者，他们的命运总是时事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受其左右，复杂的人物关系在社会变革、社会转型的沖击下矛盾激化而发生悲剧。而哈金的取材来自一个更具本乡本土气息的较闭合的空间，“松花江”、“黑土地”、“酸菜”、“烧酒”、“‘国防’牌自行车”、“工人之村”等东北地域文化符号和时代烙印时不时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小说里都是些生活在乡村、小城市的小人物，讲述的都是对普通人来说均是人生大事的爱情、婚姻或工作升迁等问题。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使得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对作品中的人物冲击并不突显，作品并不关注这些事件给人带来的直接影响、创伤和破坏，更像是温水煮青蛙，人物在漫长的岁月中煎熬。
二、文化元素的呈现方式
作家的创作深深地植根于生活。哈金和裘小龙在移居美国之前都在国内接受了高等教育，亲历了中国文化，且熟悉故乡的文化资源以及带地方色彩的传统，加上对英语的掌握程度随着在国外的继续深造而不断提高，跨文化译写能力较强，两人不约而同都选择英语作为小说创作语言，都在创作中糅入中国的方言、俗语、谚语、古诗词等文化元素，使自己的作品呈现出别样的中国叙事特色。
裘小龙是个诗人，也是个翻译家，他在小说创作中对中国诗词和西方诗歌的引用可谓信手拈来，特别是中国古诗词诗句在小说中无处不在。以他的侦探系列小说为例，主人公陈超探长会以“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排解心中的思念之情，3 当他破案遇到难题、遭受打击时，他以“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来表明自己忠于职守的心迹。4裘小龙用英语进行中国叙事时，对其中的中国古诗文以及文化典故的翻译“把原诗和译诗中不同的语言感性凸显融合在一起”，让英语读者读起来没有“隔”的感觉，可谓其作品的魅力所在。5又比如在他在《红旗袍》中描写一对感情极好的夫妻“在黑暗中倾听，听到的是蟹吐出的泡沫，用泡沫在黑暗中互相滋润。”6这段极具对中国古典文化——相濡以沫的意象描写在英文里也很好的进行了感性层面的传达，深受英文读者的喜爱。7 哈金的中国叙事中也有古诗词的翻译，在小说《疯狂》（ The Crazed，2000） 中，哈金借助疯癫中的杨教授之口大量引用唐诗，如李煜的《浪淘沙·怀旧》、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但哈金的作品最让人惊叹的是他具有极强汉语特征的英语书写，这可视为哈金作为一名非英语为母语的作家为有别于美国小说界的“正规军”而采用的技巧。
哈金小说的时空轴一般都设定在中国60-80年代初的中国北方，包含了較多体现中国年代特色文化和社会现象的词汇，他在英文写作中往往通过直译的方式使用这些词汇，如：the Red Guards（红卫兵）、the Workers' Cultural Palace（工人文化宫）、hot-water room（热水房）、child bride（童养媳）、bound feet（裹脚）等。哈金照字面意思对这些极具历史感的中国文化词汇进行对等直译，连増补性的解释也没有，不仅保留了故事在叙事上的流畅性，还把英语读者带入了那个年代原汁原味的中国。
习语是语言经过长期使用而提炼出来的固定词组或短句，如谚语、俗语、歇后语等。对于这些结构严谨、形式简练但又寓意深刻的习语，哈金在其英文写作中常常进行创作性的转译，既保留了原语形象的鲜明、生动，又给英语读者带来一定的新奇感。 如在小说Waiting （《等待》）中出现的源于中国的习语：there's no wall without a crack（没有不透风的墙）、If you had not done anything to be ashamed of， you would not be afraid of a ghost knocking at your door（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hitting a dog with a meatball——nothing will come back（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A fresh rose is planted on a cowpat（鲜花插在牛粪上）......8从表达效果上，这些习语的英语表述对英语读者具有一种陌生化效果，可是结合语境细细品来却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寓意和哲理，形成一种陌生而新奇的话语方式，从而让读者感受到浓郁的中国风味和乡土气息。
对比两位作家在中国叙事里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呈现方式，裘小龙的诗人身份以及自身的文学素养让他的非母语中国叙事侧重于语言感性的传达，“在写作中糅合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和语言感性”，9 让人领略到翻译领域一直推崇的“信”、“达”、“雅”。而哈金用英文讲述的中国故事中更带有极强的汉语特色，他跳出标准英语的局限，把汉语中一些带有中国文化特色和历史感的用语直接或创造性地译成英语。哈金采取有些异化的英语进行写作的语言策略，一方面“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文体”，“找到了自己在语言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也“丰富了英语文学”。10
三、创作范式的选择
如果说哈金、裘小龙选择用英文书写中国故事是移民作家写作时考虑到特定文化读者群的需要而采取的书写策略，那么创作范式的选择则与作家的主体性和作家的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90 年代中期开始，裘小龙多次回国开展文化交流，国内的变化给他很大的冲击，在社会变革的震撼下， 他“原想写一本关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社会的英文小说......却意外地写成了侦探小说”。11说是“意外”，其实是裘小龙在细致洞察西方读者的审美情趣、阅读习惯，以及深入分析西方文学商业模式的基础上，以西方大为畅销的悬疑推理小说为文学载体而创作的一系列通俗小说。文本借用西方侦探小说“罪案—侦查—解谜—破案" 的经典文学范式，融入中国故事与形象，从阅读习惯上，这符合西方读者的思维方式，从文化背景来看，又突破了异质文化间的认知藩篱，从而令西方读者获得独特的阅读体验。
哈金则深受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托尔斯泰、果戈里等俄国作家对他创作的影响“是灵感上的，而不只是实践上的”。12赴美留学后，结合美国文学中崇尚思辨的习惯，哈金走的是一条写实路线，一条严肃的哲理小说创作之路。他以中国的事为叙述背景，以事件发生年代的中国人为叙述主体，以平实朴素、简单直接的方式建构一个与西方读者所熟知的不一样的荒诞世界，展现了处于荒诞世界中的小人物的不同生存状态和处境。他的作品牢牢地抓住了现实的根部，带着冷静的批判，被誉为“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13哈金通过描写小人物与外部世界或是内心世界的抗争，呈现了自己对生存与困境的生命思考以及人文关怀，作品蕴含了丰富的生命意识，具有普世意义。
结语
用英文进行中国叙事必然涉及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移植，两种文化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准则方面的差异往往使得这种书写难以让读者产生共鸣，这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所面临的难题。 哈金和裘小龙却能充分利用中国背景和题材创作小说并取得成就，不得不说这得益于他们小说中极具地域特色的描写、中国文化元素的呈现方式以及创作范式的选择。他们都根据自己的素质、爱好，从传统中选择和吸取有利于自己写作发展的因素，形成自己的特色和独特文风。裘小龙的小说以极具沪上特色的描写、富有感性的中国语言的书写以及侦探推理小说的文学范式构建了一个融合了东西方以及新旧价值观的开放空间，从而获得了西方读者的关注和认可。哈金则是用极简而朴实的语言来呈现给读者一个充满东北地域风情和中国文化元素的更具本乡本土气息的闭合的空间，他以写实的风格和现实主义的创作范式抓住了人类情感上的相通性——这一文学最本质的东西来叙述人的欲望和悲欢离合，从而唤起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的认同和共鸣。
参考文献：
[1] 哈金. 池塘[M]. 金亮，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5：37.
[2] Qiu Xiaolong. Death of A Red Heroine[M].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2006： 120.
[3] Qiu Xiaolong. Don't Cry Tai Lake[M]. New York： St. Martin’s Publishing Group，2012：106.
[4] Qiu Xiaolong. Shanghai Redemption [M]. New York： St. Martin’s Publishing Group，2013：52.
[5]、[11] 裘小龙， 张智中. 裘小龙访谈录：中国诗歌英译的现状与未来[N]. 文艺报.2019-12-06.
[6] 裘小龙. 红旗袍[M]. 鲁创创，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15.
[7] 刘海婷. 裘小龙作品的中国形象研究[D]. 集美大学，2018： 31.
[8] Ha Jin. Waiting[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9： 68、122、174、186.
[9] 王 杨. 裘小龙：糅合两种文化和语言感性的写作值得尝试[N]. 文艺报.2012-03-16 （004）.
[10] 张丽莉. 论哈金《等待》的书写策略[D]. 杭州：浙江大学，2012：11.
[12] 河西. 哈金专访[J]. 华文文学， 2006（02）：22-23.
[13] Faulkner Newsletter & Yoknapatawpha Review.“Ha Jin’s Waiting Wins 20thPEN/Faulkner”， vol.20，issue.2，2000：4.
基金项目：2018年度广西职业师范学院科研项目“哈金小说‘中国叙事’比较研究”（项目号：18KYA01）
作者简介：
袁媛（1972-），女，湖南常德，广西职业师范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外国文学
关键词：哈金;裘小龙;中国叙事;书写策略
美籍华人作家哈金与裘小龙凭借小说创作分别摘取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第三十二届世界推理小说大奖，确立了在美国主流文学界的地位。他们的作品得到了美国读者的喜爱和评论家的高度赞赏，并在德、法、意、瑞典、挪威、丹麦等国翻译出版，被视为华裔文学在西方成功的典型。文章对比分析两位作家的小说文本，探究他们同为“中国叙事”的写作策略有何异同，以期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当下探究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可能途径
一、极具地域色彩的中国叙事
从身份上看，哈金和裘小龙是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掀起的新一轮移民浪潮中出国定居的新移民，都在中国长大并接受了高等教育，有社会生活阅历后才到美国继续接受教育并定居在美国。与汤亭亭、谭恩美、赵建秀等二、三代华人移民作家的叙事不同，哈金与裘小龙的小说创作大多数都是“亲历”的“中国叙事”，即“叙说中国人在中国发生的故事”。然而，这两位作家又由于各自人生经历、生活背景的不同，创作故事的背景取材以及叙事空间大相径庭。
哈金1956年出生于辽宁， 12岁从农村进城当了2年工人后又当了7年的兵，1977年恢复高考就读了黑龙江大学英语系，1981年到山东大学进行3年硕士研究生学习，1985年29岁时出国留学并移居美国，以教书、写作为生。可以说，哈金在出国之前的时空基本都囿于中国60-80年代初期的东北，结合其小说一贯的取材背景不难看出，文革时期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东北的农村、小城镇、工厂、军营、大学既是他的人生经历，也是他文学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裘小龙生于1953年，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曾就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国前就因诗歌创作和翻译名扬沪上文坛，1988年获福特奖学金出国深造后不久开启了他英文小说创作之路。虽然裘小龙也把故事的地理时空背景放在他生活的故土和历经的年代，但他的成长环境——上海——中国的中心城市之一，在任何一次重大社会变革中都不可避免的卷入其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成为最活跃、最先进经济的代表和象征，所以，他的小说透过上海或称H市所呈现的中国，与哈金的相对封闭的东北小镇截然不同。在裘小龙那里不仅有现代化的摩天大楼、繁华的商业区、豪华的星级宾馆、时尚的国际品牌和最西化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之匹配的名人、达官显贵，还有充满怀旧上海风情的石库门老建筑、拥挤的筒子楼、弄堂口的茶水铺、山东路上的小作坊，以及生活在其间的普通人、三教九流。
我们不妨看看两位作家在小说中充满地域色彩的景观描写：
“天亮前降了霜。.歇马亭的孩子们早上上学的时候开始戴上毡帽和围脖。到了下午，小镇上到处都能听到风箱的喘息声，家家户户都在煮做酸菜用的白菜。有几户人家已经开始腌制朝鲜辣菜，空气中有股大蒜的味道。”——哈金 《池塘》1
“人们坐在石凳上，站在岸边，看着黄浦江中翻滚的暗黄色波浪，唱着京剧选段，和树上鸟笼里鸟儿的叫声混在一起。”——Qiu Xiaolong. Death of A Red Heroine （裘小龙 《红英之死》）2
我们看到两位作家笔下的描写都极具生活气息，哈金的描写具有明显的东北地方色彩，裘小龙的这段景象描写带有鲜明的沪上特色。两位作家笔下的同一个中国呈现出两种截然不的中国形象都极具张力，构成了中国叙事的魅力。同时也不难看到，两位作家大都把中国叙事背景放在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和经历过的年代，由于作家的生活环境和经历不同，裘小龙的作品取材于一个观念变化、文化冲突、社会两极分化的开放空间，更像是一个承载各种矛盾的场所。他的侦探小说通常设置在杂糅的背景下，主人公往往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或受害者，他们的命运总是时事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受其左右，复杂的人物关系在社会变革、社会转型的沖击下矛盾激化而发生悲剧。而哈金的取材来自一个更具本乡本土气息的较闭合的空间，“松花江”、“黑土地”、“酸菜”、“烧酒”、“‘国防’牌自行车”、“工人之村”等东北地域文化符号和时代烙印时不时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小说里都是些生活在乡村、小城市的小人物，讲述的都是对普通人来说均是人生大事的爱情、婚姻或工作升迁等问题。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使得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对作品中的人物冲击并不突显，作品并不关注这些事件给人带来的直接影响、创伤和破坏，更像是温水煮青蛙，人物在漫长的岁月中煎熬。
二、文化元素的呈现方式
作家的创作深深地植根于生活。哈金和裘小龙在移居美国之前都在国内接受了高等教育，亲历了中国文化，且熟悉故乡的文化资源以及带地方色彩的传统，加上对英语的掌握程度随着在国外的继续深造而不断提高，跨文化译写能力较强，两人不约而同都选择英语作为小说创作语言，都在创作中糅入中国的方言、俗语、谚语、古诗词等文化元素，使自己的作品呈现出别样的中国叙事特色。
裘小龙是个诗人，也是个翻译家，他在小说创作中对中国诗词和西方诗歌的引用可谓信手拈来，特别是中国古诗词诗句在小说中无处不在。以他的侦探系列小说为例，主人公陈超探长会以“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排解心中的思念之情，3 当他破案遇到难题、遭受打击时，他以“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来表明自己忠于职守的心迹。4裘小龙用英语进行中国叙事时，对其中的中国古诗文以及文化典故的翻译“把原诗和译诗中不同的语言感性凸显融合在一起”，让英语读者读起来没有“隔”的感觉，可谓其作品的魅力所在。5又比如在他在《红旗袍》中描写一对感情极好的夫妻“在黑暗中倾听，听到的是蟹吐出的泡沫，用泡沫在黑暗中互相滋润。”6这段极具对中国古典文化——相濡以沫的意象描写在英文里也很好的进行了感性层面的传达，深受英文读者的喜爱。7 哈金的中国叙事中也有古诗词的翻译，在小说《疯狂》（ The Crazed，2000） 中，哈金借助疯癫中的杨教授之口大量引用唐诗，如李煜的《浪淘沙·怀旧》、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但哈金的作品最让人惊叹的是他具有极强汉语特征的英语书写，这可视为哈金作为一名非英语为母语的作家为有别于美国小说界的“正规军”而采用的技巧。
哈金小说的时空轴一般都设定在中国60-80年代初的中国北方，包含了較多体现中国年代特色文化和社会现象的词汇，他在英文写作中往往通过直译的方式使用这些词汇，如：the Red Guards（红卫兵）、the Workers' Cultural Palace（工人文化宫）、hot-water room（热水房）、child bride（童养媳）、bound feet（裹脚）等。哈金照字面意思对这些极具历史感的中国文化词汇进行对等直译，连増补性的解释也没有，不仅保留了故事在叙事上的流畅性，还把英语读者带入了那个年代原汁原味的中国。
习语是语言经过长期使用而提炼出来的固定词组或短句，如谚语、俗语、歇后语等。对于这些结构严谨、形式简练但又寓意深刻的习语，哈金在其英文写作中常常进行创作性的转译，既保留了原语形象的鲜明、生动，又给英语读者带来一定的新奇感。 如在小说Waiting （《等待》）中出现的源于中国的习语：there's no wall without a crack（没有不透风的墙）、If you had not done anything to be ashamed of， you would not be afraid of a ghost knocking at your door（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hitting a dog with a meatball——nothing will come back（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A fresh rose is planted on a cowpat（鲜花插在牛粪上）......8从表达效果上，这些习语的英语表述对英语读者具有一种陌生化效果，可是结合语境细细品来却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寓意和哲理，形成一种陌生而新奇的话语方式，从而让读者感受到浓郁的中国风味和乡土气息。
对比两位作家在中国叙事里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呈现方式，裘小龙的诗人身份以及自身的文学素养让他的非母语中国叙事侧重于语言感性的传达，“在写作中糅合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和语言感性”，9 让人领略到翻译领域一直推崇的“信”、“达”、“雅”。而哈金用英文讲述的中国故事中更带有极强的汉语特色，他跳出标准英语的局限，把汉语中一些带有中国文化特色和历史感的用语直接或创造性地译成英语。哈金采取有些异化的英语进行写作的语言策略，一方面“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文体”，“找到了自己在语言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也“丰富了英语文学”。10
三、创作范式的选择
如果说哈金、裘小龙选择用英文书写中国故事是移民作家写作时考虑到特定文化读者群的需要而采取的书写策略，那么创作范式的选择则与作家的主体性和作家的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90 年代中期开始，裘小龙多次回国开展文化交流，国内的变化给他很大的冲击，在社会变革的震撼下， 他“原想写一本关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社会的英文小说......却意外地写成了侦探小说”。11说是“意外”，其实是裘小龙在细致洞察西方读者的审美情趣、阅读习惯，以及深入分析西方文学商业模式的基础上，以西方大为畅销的悬疑推理小说为文学载体而创作的一系列通俗小说。文本借用西方侦探小说“罪案—侦查—解谜—破案" 的经典文学范式，融入中国故事与形象，从阅读习惯上，这符合西方读者的思维方式，从文化背景来看，又突破了异质文化间的认知藩篱，从而令西方读者获得独特的阅读体验。
哈金则深受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托尔斯泰、果戈里等俄国作家对他创作的影响“是灵感上的，而不只是实践上的”。12赴美留学后，结合美国文学中崇尚思辨的习惯，哈金走的是一条写实路线，一条严肃的哲理小说创作之路。他以中国的事为叙述背景，以事件发生年代的中国人为叙述主体，以平实朴素、简单直接的方式建构一个与西方读者所熟知的不一样的荒诞世界，展现了处于荒诞世界中的小人物的不同生存状态和处境。他的作品牢牢地抓住了现实的根部，带着冷静的批判，被誉为“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13哈金通过描写小人物与外部世界或是内心世界的抗争，呈现了自己对生存与困境的生命思考以及人文关怀，作品蕴含了丰富的生命意识，具有普世意义。
结语
用英文进行中国叙事必然涉及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移植，两种文化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准则方面的差异往往使得这种书写难以让读者产生共鸣，这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所面临的难题。 哈金和裘小龙却能充分利用中国背景和题材创作小说并取得成就，不得不说这得益于他们小说中极具地域特色的描写、中国文化元素的呈现方式以及创作范式的选择。他们都根据自己的素质、爱好，从传统中选择和吸取有利于自己写作发展的因素，形成自己的特色和独特文风。裘小龙的小说以极具沪上特色的描写、富有感性的中国语言的书写以及侦探推理小说的文学范式构建了一个融合了东西方以及新旧价值观的开放空间，从而获得了西方读者的关注和认可。哈金则是用极简而朴实的语言来呈现给读者一个充满东北地域风情和中国文化元素的更具本乡本土气息的闭合的空间，他以写实的风格和现实主义的创作范式抓住了人类情感上的相通性——这一文学最本质的东西来叙述人的欲望和悲欢离合，从而唤起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的认同和共鸣。
参考文献：
[1] 哈金. 池塘[M]. 金亮，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5：37.
[2] Qiu Xiaolong. Death of A Red Heroine[M].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2006： 120.
[3] Qiu Xiaolong. Don't Cry Tai Lake[M]. New York： St. Martin’s Publishing Group，2012：106.
[4] Qiu Xiaolong. Shanghai Redemption [M]. New York： St. Martin’s Publishing Group，2013：52.
[5]、[11] 裘小龙， 张智中. 裘小龙访谈录：中国诗歌英译的现状与未来[N]. 文艺报.2019-12-06.
[6] 裘小龙. 红旗袍[M]. 鲁创创，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15.
[7] 刘海婷. 裘小龙作品的中国形象研究[D]. 集美大学，2018： 31.
[8] Ha Jin. Waiting[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9： 68、122、174、186.
[9] 王 杨. 裘小龙：糅合两种文化和语言感性的写作值得尝试[N]. 文艺报.2012-03-16 （004）.
[10] 张丽莉. 论哈金《等待》的书写策略[D]. 杭州：浙江大学，2012：11.
[12] 河西. 哈金专访[J]. 华文文学， 2006（02）：22-23.
[13] Faulkner Newsletter & Yoknapatawpha Review.“Ha Jin’s Waiting Wins 20thPEN/Faulkner”， vol.20，issue.2，2000：4.
基金项目：2018年度广西职业师范学院科研项目“哈金小说‘中国叙事’比较研究”（项目号：18KYA01）
作者简介：
袁媛（1972-），女，湖南常德，广西职业师范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外国文学